從念小學開始，大凡有重要的表格要填寫，每次都會有「出身」或者類似的一欄。我從小就被告知是要填上「貧農」的；事實上我的父親是鎮里的初中教師，母親是家庭婦女，我於是似乎還不是根正苗紅的「貧農」，但為什麼要填上「貧農」，則是我說不清楚的，而且為什麼要讓人家知道我到底是什麼出身，也不是我所能夠理解的。只是小時候被告知怎樣填寫就怎樣填寫了，長大了又照著小時候的路子填，因此竟也覺得習慣――任何東西一旦成為習慣，便不會有人再去追究其合理性與歷史來源，一任這習慣往前沿續下去。直到打開一本《遇羅克遺作與回憶》，我才知道，「出身」這名目，原來也有歷史，而且「源遠流長」著呢。
我必須承認，當我讀著這本書的時候，眼前時常模糊起來。一方面是心在絞痛，一個與現在的我同齡的思想青年，竟因為幾篇影響較大的文章，便活生生地被虐殺了。另一方面則是迷惘，「黑七類」、「紅五類」各類人的具體對象指的是什麼，「聯動」等術語到底是什麼意思有什麼背景，書中沒有編輯的注釋，我們「文革」後出生的這一代，對此已經完全陌生了。這對我們來說既是幸事也是不幸，所幸的是我們的忘卻證明我們已經不再有遇羅克時代的那種因出身不好而遭受的痛苦，出身如何，對我們的生活已經基本沒有多大影響；不幸的是，我們的忘卻意味著歷史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梳理，歷史的教訓沒有被汲取。來自遇羅克的時代，站在遇羅克的鮮血灑過的土地上發言的時代，對遇羅克已經十分隔膜，我們幾乎完全忘卻了曾經有這樣的一位英雄，為我們今天所享有的出身平等而吶喊、鬥爭、流血過，直至獻出他最寶貴的生命。
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的序言中，徐友漁先生說：「思想家可以分為兩類，一種人提出複雜、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澀的理論，另一種人則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蒙昧和謊言時代道出常識般的真理。」遇羅克正是第二種的典型。如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出身論》一系列文章，裡面所講的其實都是常識。無論在那個時代以前，還是在那個時代以後，資本家已經可以加入共產黨的今天，《出身論》所追求的，都只是常識層面的平等。然而，當我們把這篇文章還原到當時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出身論》的鋒芒，一下子如錐置囊中，其銳畢現。
那是一個令人無法理解的時代。在短短的數十年中，發生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醜陋的一幕，接著就像噩夢一樣消失，不留一點記憶的痕迹。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一流的學者聽從一個政治權威的指揮棒咬住他們的恩師、朋友胡適一個勁地往這個名字上吐口水？為什麼會有人理直氣壯地論證中國古代的清官比貪官還要壞？為什麼大學生、中學生寫起文章來那麼惡狠狠血淋淋，做起事來那麼慘無人道？更不可思議的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樣荒謬絕倫的觀念，居然像瘟疫一樣傳遍中華大地，把「出身不好」的人們當作魚肉放到刀俎上。那是一個仇恨的時代，每一種發言都是那麼咬牙切齒，不把對方置於死地絕不罷休。清華附中「紅衛兵」寫宣揚血統論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便有這樣的話：「我們要正告你們：如果你們死不悔改，反動到底，那我們就不客氣了！我們就要像父兄一樣，把刻骨的階級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們的五臟六腑，那你們就活該倒霉！」這群「紅衛兵」不但這樣說了，而且也確實這樣做了。遇羅克在《「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一文中為我們保存了一筆珍貴的史料，其中記載了北京六中學生如何殺死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十九歲學生王光華。這群學生持各種凶器，群毆王光華三十分鐘，一個邊踢打王的頭部和頸部，邊惡狠狠地叫：「觸及觸及你的靈魂。」王光華第一次被打個半死，不久又再一次被毒打，終於活活被打死了。今天的人們，很難相信這樣殘忍的暴徒居然僅僅是中學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遇羅克以一篇《出身論》，開始向「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發出猛烈的一炮。
對比遇羅克的文章與對手的相關文章，我不得不嘆服遇羅克的理性與深邃。批評《出身論》的文章，一味地用謾罵代替邏輯，以狂熱代替理性，而那種置之死地而後快的語氣，完全發揮了漢語下流的一面。遇羅克並沒有採用那種下流、卑劣的語言，沒有用辱罵、恐嚇的態度，而是以激情充沛而又穩重有力的筆調展開他富有邏輯的論述。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平等精神始終像一條紅線一樣貫穿了這些文章的中心。在這一系列文章中，遇羅克還是把自己掩護在政治權威、政治路線之下，以此為自己的發言尋找依據。
而如果我們閱讀他僅存的數千字的日記，一個富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思想者的形象頓時躍然紙上。在1966年4月30日的日記中，他寫下讀《人是機器》的後感：「哲學是只承認揚棄而不承認拋棄的。歷史註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覆，而反覆的過程是痛苦的。」這與當時人們對「資產階級哲學」的唾棄形成鮮明的對比。在20世紀90年代，我還聽說大學生提出這樣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是哲學的最高峰了，我們還要其他哲學幹什麼。
在5月2日的日記中，遇羅克抄錄了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中的一句話：「對於宗教事業發展的熱心，並不等於對宗教本身的愛戴，而且熱愛宗教，遵奉宗教，絕沒有必要因此而憎恨與迫害不遵奉的人。」遇羅克接著說，「可把『宗教』改為『思想』或『馬列主義』。」我們不得不佩服，遇羅克在那樣瘋狂的個人崇拜的時代中，還保存著如此深刻的洞察力與懷疑精神。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中，凡是與正統教會思想不一致的思想都被教會以上帝的名義打成異端思想，思想家也成為異端分子遭到迫害。遇羅克面對的是一個在「人民」的名義下大搞個人崇拜與思想專制的時代，他的清醒來自於他的廣泛閱讀與懷疑精神，這種清醒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價值。
由於懷疑精神，遇羅克必然反對那種違反常識、把人當作神來看待來崇拜的思想。在5月3日的日記中，遇羅克記載道：「×××××號召，對毛無限崇拜、無限信仰，把真理當成宗教。任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所謂無限是毫無道理的。」這種表達是典型的《皇帝的新裝》中那個誠實的小孩說的「皇帝什麼也沒有穿呀」的常識表達。在不把常識當常識看待的時代，常識的表達具有極大的摧毀力，同時，常識的表達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遇羅克應該可以預見，作為一個追求平等的鬥士，在不平等的社會、不平等的時代中爭取平等，是何等的危險！他在1968年8月26號的日記中就寫下：「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這幾乎是他對自己的激勵，同時也成為他未來生命的寫照。他踐履了自己的諾言，在真理的祭壇上，他獻上了熱淚、熱血，乃至生命。
真正的英雄，絕不是那些把功名建立在萬千朽骨之上的大將，也不是一時呼風喚雨的舵手，也不是那些在故紙堆與新紙堆里窮經皓首，好像不食人間煙火的大師，而是那些在個人與社會、異端與正統的對抗中，被徹底打倒，甚至被送上斷頭台，而終於至死不渝地堅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以最寶責的生命去祭奠他們的理想、信念，從而最大限度地凸現其悲壯的主體價值，最大程度地提升他的主體精神的人。遇羅克正是這樣的英雄人物。英雄永遠以精神意義為標準而與世俗成敗標準無關。在沒有人的時代，遇羅克在追求做一個真正的人的路上被打倒了，他以個體生命去換取做一個大寫的人的資格，於是他成了時代的英雄！
然而在今天，這樣的英雄，連同那段血跡未乾的歷史，卻早已湮沒在塵囂日上之中，湮沒在歌舞昇平之中。批判《出身論》與受過《出身論》的鼓舞的人們，至今不過五六十歲的年紀，然而我們都把《出身論》和它的作者忘卻了。在「文革」中折磨人、批鬥人的與被折磨、被批鬥的人們都還活著，但是我們都把這段歷史忽略了。彷彿那只是誤吃了某種癲狂藥物的發作，藥性過後就一切太平了。對我們這些「文革」後出身的人，我們彷彿生活在另一個歷史譜系之中，與被稱為「文革」的那個歷史譜系完全脫節了——不要說研究那段歷史，解決我們有限地閱讀那段歷史所產生的困惑，就是連對那段歷史的記憶也沒有。是的，假使現在向大中學生調查「遇羅克」這樣一個怪名字，肯定至少有八九成的人聞所未聞。連回憶都沒有，因而一切困惑、痛苦便在遺忘中輕鬆化解，更不要說什麼研究、反思，乃至懺悔！
一個歷史事件如果沒有被描述、書寫、梳理、評價，沒有被吸收成為民族精神寶庫的一個部分，它便不能成為歷史。歷史只有被記憶、借鑒，只有與我們當下的現實發生關係，才能彰顯其意義；否則，一個事件的發生，只是任時間的水，去洗滌人們頭腦中的記憶，一旦麻木，或者簡單的時過境遷之後，歷史就消失了，從意義層面消失了。一些能夠充分體現一個國家、民族的時代特徵與社會狀況的歷史事件，往往包含了極其豐富的歷史信息，承載了極其豐富的歷史能量，如果後人沒有予以重視，如果後人的態度不是回憶、認識、借鑒，而是遺忘、抹煞、麻木，那麼，歷史的悲劇必然以另外的形式降臨到人們頭上。「文革」恰恰就是這種含量極其豐富的歷史，而且恰恰就是被遺忘的歷史。
在所謂「歷史」中，人們常常關注於那些彷彿舉手投足就可以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人物，而忽視「小人物」及其思想。但一個民族的構成，明顯的不僅是那些一將功成萬骨朽的人物，而且真正的思想亮色，往往沒有表現在偉人身上，而更表現在那些以個人意志對抗權威、社會而被壓倒的失敗英雄身上。思想史從來就是那些看起來高深莫測的思想家的學說史，誰的思想體系構建得更精緻，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就更高。但是在不把人當人看的瘋狂時代里，爭取做一個「人」的那種思想以及行動，比任何高深的學問更加寶貴，更加推動歷史的前進與發展。在這樣的時代，常識的陳述往往包含著極其樸素而又極易消失、遺忘的真理，常識面對現實就是一種寶貴的思想，常識的陳述足可產生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如遇羅克的《出身論》一樣。當我們回望那個墨黑的瘋狂時代，正是顧准、遇羅克、王申酉、張志新這些悲壯的英雄人物，在歷史的黑夜裡發出虛弱的光，正是這光，讓我們不至於陷入徹底的絕望而找不到時代的參照系，這些虛弱的光芒終於被黑暗徹底吞沒，但是正因其存在，使我們更加認識時代的真相。
我們這一代是貧乏的――精神的貧乏。精神的貧乏主要緣於歷史感的喪失。歷史最基本最簡單的功能，應該是記憶，就是「拒絕遺忘」。然而，對腳下這片土地數十年前發生過的事情流過的血淚，我們便已經忘卻了。看顧頡剛的《古史辨》，竟能知道大禹原來是條蟲。神話一還原為歷史，便顯出它的真面目來，並且結論也可以理解，因為有現成的記錄著的文獻。而屬於現在正活著，正春風得意著或者顛沛流離著的我的父輩們的歷史，在我們這一代眼裡卻已經如遠去的神話了。遇羅克、王申酉、張志新、林昭、李九蓮，還有太多太多被歷史敲碎了夢想，因理想而獻祭了生命的人，他們是平凡的人們中的一員，他們並沒有宏文大論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他們甚至連姓名都沒有留下，而他們所要的，就只是做一個真正的「人」，與別人平等的人，可以說出自己想說的話的人，就被無聲地虐殺了。這歷史究竟是怎樣的歷史？我們的腳下，是否還踏著三十多年前遇羅克們的血與淚，這青色的綠草下面，是否覆蓋著三十多年前的骸骨，與三十多年不肯散去的冤魂？我們該如何面對歷史？
面對「文革」那一段歷史，我們確實應該懺悔，然而，沒有回憶的懺悔是可笑的。首先必須是回憶，只有回憶，才有歷史。忘卻歷史，歷史的悲劇還會以另外一種方式重演。在那個瘋狂的時代里，一定還有一批像遇羅克、王申酉這樣清醒、獨立地思考著我們民族的命運，追求著自由、平等，而後在那個魑魅魍魎的時代里被折磨、迫害，以至被歷史忘卻的人。這些民間思想必須得到發掘和打撈。顧准、遇羅克這些終於浮出水面的英雄們的思想，是我們今天思考的堅實起點。這個民族遭遇了太多歷史的懲罰，為遺忘歷史付出過太大的代價。今天，不要忘卻「文革」，不要忘卻遇羅克們，但願這不是一個過於茫遠的希望。
（選自《溫故》（之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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