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天賬」這個詞的出處不得而知，我第一次聽說是一個名為《槐樹庄》的電影。電影上映於1964年，反映的是上個世紀40年代土地改革至50年代合作化等重要歷史時期，華北農村所經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槐樹庄地主崔老昆被貧民團平分了土地和財產，老地主記了一本賬，誰分走了他家的哪塊土地，誰分走了牲口，誰分走了大車都記得清清楚楚。直到人民公社化後，崔老昆死後這本變天賬才被發現。
這部電影影響極大，幾乎人人必看，成了進行階級鬥爭教育的極好教材。從此「變天賬」就成了「階級敵人亡我之心不死」的罪證和象徵。
王賢聲是二龍路學校的教導主任，文革中被批鬥，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王的家庭成分是富農兼資本家，王賢聲的老家是膠東黃縣，他父親的階級成分是富農，因為開了一家油坊所以又加了資本家的頭銜。
文革初期批鬥當權派是很正常的事，得知王賢聲的父母正巧從老家來到王賢聲家住。批鬥會的對象以王賢聲為主，王的妻子和王的父母成了陪斗。批鬥會是在學校操場開的，王賢聲和他的父母都在前面跪著，王的妻子孫志筠是西城區委的一般幹部，家庭出身是下中農，所以被允許站著。
批鬥的主要內容，是圍繞王賢聲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及四清中的一些事，積極分子們逐個發言，群情激奮呼口號等，和一般的批鬥會沒什麼兩樣。
批鬥會之後，我到存車棚取自行車，自行車棚位於後勤樓後面的小夾道。我看到了驚恐的場面。一群學生圍著王賢聲的父親和母親在打，有的用椅子腿，用皮帶，有的用長木棍。老太太被剃了陰陽頭，頭上被澆上漿糊、墨汁，還流著紅紅的液體，初看以為是血，仔細看是紅墨水。
老太太在哭，老頭被脫光了上衣，兩個老人都跪著。學生逼問變天賬在哪裡，老人一臉茫然，說哪裡有什麼變天賬。兩個大個子的男學生張小群和白傑手裡拿著胳膊粗的長木棍，一邊問有沒有變天賬，回答沒有就掄起棍子打。
老太太瘦小枯乾，白傑一棍子下去老太太就趴在地上起不來了，老兩口在棍棒之下鬼哭狼嚎，苦苦哀求「饒了我吧，饒了我吧」。得到答覆是「不交出變天賬就打死你」，老太太后來哭著說，我家座鐘下面有個存摺，濃重的膠東口音學生一時聽不懂，說了好幾遍。
張小群雙手掄起棍子重重地打在老頭的後背上，隨著一聲慘叫，棍子斷成兩截。這群學生中高二一班的張小群和高一一班的白傑是準確無誤的，其他大部分是初中的，我叫不上名字，可能有肖英，還有幾個初中女生，手裡還拿著墨汁瓶。
第二天聽到消息，老兩口當晚就上弔死了。
半個世紀過去了，世事大變，如今虐殺一隻貓也被人們所不容。當時是什麼使得這些中學生如此殘忍？他們根據什麼逼問子虛烏有的「變天賬」？這不能不歸「功」於社會的大環境。「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這樣的語言充斥整個社會。加之《槐樹庄》這樣的電影等文藝作品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是地主富農就有變天賬，也許學生們就是這樣認為的。
張小群的父親是著名電影導演水華，導演過《白毛女》《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以階級鬥爭為題材的電影，可以想見，在張小群眼裡，眼前的這個老頭就是黃世仁吧，一定是滿懷階級仇恨，所以才下手那麼狠，以致把胳膊粗的木棍都打斷了。
那些年我們接受的就是充滿血腥的階級鬥爭教育，最缺少的是人性教育。雷鋒不是說了嗎，「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也說了，「好人打死壞人，活該」。主導輿論的教化作用，不要說對於青少年，對於整個社會都是極其惡劣的。
後來我隨著上山下鄉的大潮去山西插隊，學校里的這些事也就無從知道。王賢聲父母被打的事後來怎麼處理的，打人的同學有沒有反思和懺悔，都不得而知。王賢聲和他的妻子都已過世，據說王賢聲還有一個弟弟在北京。
二龍路學校是我的母校，出過不少名人，我最敬重的有兩位。第一位是根本算不上名人的李雪麗，初中三年級的一位女同學，敢於向處於絕境的張放老師伸出援救之手，在風雨如晦的年代，使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她是二龍路學校的驕傲。可惜李雪麗50多歲就去世了。第二位是著名作家王小波，面對黑暗嬉笑怒罵，在看似粗俗猥瑣的語言中卻鞭辟入裡。遺憾的是王小波也是英年早逝。
人上了年紀常常睡眠不好。偶爾會想起自行車棚里發生的事，老太太頭上漿糊加上紅墨水，就像腦漿和鮮血；尖利凄慘的叫聲，苦苦哀求聲，尤其是那絕望無助的眼神……想到這些愈加沒有睡意。既然睡不著，索性起床拿起筆來。
是為此記。
華夏新聞 | 時事與歷史：王宗禹：我目睹了學生毒打老師父母的野蠻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