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紅衛兵隨意掠奪、破壞文物，令人心痛。（網路資料圖片）
口述：高誦芬（1918－2005），女，浙江杭州人。書香門第出身，自幼在家延師授讀。年十八，嫁給同鄉徐定戡（詩人、法學家），相夫教子，克盡厥職。
整理：徐家禎（1942－），高誦芬之子，語言學家、散文作家，曾任澳洲華文作家協會副秘書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理事等。
我家是共高祖以下幾房住在一個大牆門內的。直到日寇侵杭，各房人家都避居外地，從此分散，不再在同一個牆門裡住了。
我小時候聽父親說，不知哪一房做官的長輩觸怒了清朝皇帝，聽說要來抄家，於是其他幾房人家為了自保，就在每房大門口都貼上“某房”的紙條，意思是大家已經分開，以免殃及池魚。後來，風平浪靜，並沒來抄家，大家才放了心。
到我十二三歲時看了《紅樓夢》，才知道抄家是怎麼一回事。我想，賈府倚仗皇親國戚的地位，做了許多喪天害理之事，罪有應得。誰知道過了三四十年，我自己竟也親身嘗到抄家的滋味了！
鑼鼓聲中，等待紅衛兵上門
一九六五年年末，我丈夫中風了，從醫院出來以後就在家裡休養。那時，每天都有幾個私人醫生上門來為他看病。為了服侍我丈夫方便一點，我們雇傭了一個男佣老李，每天早出晚歸，來照顧我丈夫。那時，我們每天忙於照顧病人，對外面社會上“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勢竟然毫無所知，簡直好像住在與世隔絕的桃花源里。
到了六六年八月下旬的某一天早上，老李照例按照我的吩咐打電話去約各位醫生來診治，可是他來告訴我，每位醫生都對他說：“老李，請你轉告徐先生，上海今天開始，全市所有的私人醫生都不許開業了。”
不一會兒，兩位護士也來電說不能再來上班了。我們這才意識到外面的局勢已經如此緊張。幸虧老李不屬於任何單位，他可以照樣來照顧我丈夫；我家原來雇傭的女僕也仍在，所以家務暫時沒有問題。
從這天開始，我即使待在屋裡，也可以聽見街上不時傳來口號聲和鑼鼓聲，日夜不停。又聽見傳說，愚園路上大隆機器廠的老闆嚴慶祥家已經抄了家，牆上貼滿了大字報；另一家楊氏藥廠的資本家楊樹勛也抄了家，家裡的衣服都掛在陽台上展覽呢。
楊家離我家很近，我知道楊先生的填房太太一星期前剛生了孩子，還在醫院呢，現在抄了家，叫她怎麼辦呢？就好奇地去看看究竟怎樣。到楊家門口，果然只見沿馬路的陽台上掛滿了皮貨和五彩的綢緞、衣料之類，像商店的大拍賣一樣。我心裡一驚，想，怎麼政府又變起臉來了？難道又要來一次整資本家的運動了？但轉而一想，嚴慶祥和楊樹勛都是上海有名的大資本家，而且他們在五十年代初的“五反運動”中都被評為過“嚴重違法戶”，可能現在查出來又有什麼違法亂紀的事，所以紅衛兵才去抄他們家的吧。
當時，我的四個孩子中，中間的兩個都已經去外地讀大學了，不住在上海。家裡只有大孩子大學畢業后在教書，小兒子還在高中念書。那天小兒子回來說，他的一個同學家也被抄了，而且還逼他有病的母親在前園挖掘草地、花圃，懷疑他們在地下埋了金銀財寶。那同學的家長我也認識，她家是開一家有名的肥皂廠的，祖父在抗戰時因為愛國而被日本兵槍殺，所以她家一直被政府列為“愛國資本家”，連後代都被看做“烈士子女”；那同學的母親一向十分積極，在工商界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怎麼現在政府竟可以如此翻臉不認人呢？
不一會兒，我大兒子也從學校回來了。他說，今天他帶學生下廠勞動，回家時看見紅衛兵在路上剪路人的褲腳管，說是“小褲腳”；也脫路人的皮鞋，說是“尖頭皮鞋”，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有的女孩子的褲腿被剪破了，只能在路上哭；脫了皮鞋的人只能赤了腳回去。他說，明天開始他不穿皮鞋上班了，要我找一雙布鞋出來。我聽了更加覺得大惑不解了，但總不相信我們自己也會遭到如此厄運。
再過了一兩天的一個晚上，忽然鑼鼓聲敲到我們弄堂來了。原來是我們自己廠里的紅衛兵來抄在我家隔壁住着的三叔公的家了。我們嚇得連忙把整幢房子的燈全都熄滅，天真得以為紅衛兵看見隔壁沒有燈火就以為沒有人在，就可以逃脫臨頭大禍了！
我們當然也不放心三叔公，就全家都聚在我小兒子二樓的房裡，從窗口看隔壁的動靜。我們只看見三叔公家上下三層樓全部燈火通明，屋裡人影瞳瞳，但看不見他們在做什麼。大約一個小時以後，忽然紅衛兵都到他們屋前的草地上去了，正把東西從屋裡搬出來，然後就點起熊熊大火燒了起來！火光到很晚才熄滅。我們正在等紅衛兵的鑼鼓敲到我們這兒來，不料只聽見人聲倒漸漸遠去了。
徐家的企業一向是由二位叔公經管的，他們從來奉公守法，這我很清楚，怎麼也會被抄呢？我真越想越糊塗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從我們院子通三叔公院子的那扇小門走過去慰問三叔公一家。他們說，昨天廠里的紅衛兵來，主要是“掃四舊”，把一些他們認為是“封、資、修”的文物、書畫、器皿砸的砸，燒的燒了。金銀財寶都封存起來，說不許動，但沒有拿走；至於存摺、現金則沒有拿，所以生活還不至於有問題。而且，三叔公告訴我，同一天夜裡，住在跟我們同一條街上的二叔公家也被廠里的紅衛兵抄了。至於我們家沒有來，可能是時間不夠了；也可能因為我丈夫從來不參與廠里的經管，所以紅衛兵不知道我們就住在隔壁；也可能還有別的原因，就不知道了。
我回來把情況一說，全家才知道可能真的要事到臨頭了，應該想個對策。大兒子堅決主張把家裡值錢的東西全部藏起來，堅壁清野，一樣都不讓紅衛兵拿去。他還年少氣盛地說：“如果紅衛兵來，我們就對他們說：‘我們家一樣東西都沒有，你們不信就抄吧！’他們找得着，算他們運氣；他們找不着，算我們運氣！”
他還說，他知道我們房子二、三樓有四間大卧室的壁櫥頂上都有密室，外面看上去像是木頭的天花板，但推上去卻又有一層，好放很多東西。
我卻猶豫不決，覺得如果紅衛兵來，發現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話，一定不會相信。如果他們找不到東西，惱羞成怒起來還會動手打人。不是最近傳來過很多紅衛兵打死人的消息嗎？這樣做太危險了。
但大兒子和小兒子都主張把東西藏起來，我無法阻止他們，結果他們花了一個上午，把家裡的金銀財寶、現款、存摺、手錶、照相機、皮貨、文物……反正可以搬得動，放得下的東西都塞進幾個密室里去了！
剛做好準備，嚴陣以待紅衛兵的抄家，誰知當天晚上大兒子卻回來對我們說：“好了！好了！上海市委發表了十條通知，說紅衛兵抄家是不對的，以後不允許再這樣做了！”
我一聽很是高興，想，大概我們家可以保住了，於是叫兒子們把藏着的東西都拿出來。不料，第二天，《人民日報》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說紅衛兵“把地主、資本家藏在黑暗角落裡的變天賬、金銀財寶抄出來，亮在光天化日之下，好得很”。那就等於給紅衛兵的抄家行動撐了腰。我的兒子還來不及重新把東西藏回密室，當天晚上我們家就著了吧！
兩路紅衛兵，一夜光
那天晚上八時許，鑼鼓終於敲到我們後門口了。後門敲得“嘭嘭”響，我知道一定是紅衛兵上門來了，就由兒子們去開門。進來的是我們自己廠里來的十幾個戴着紅臂章的紅衛兵。領隊的看樣子是幹部，說是“掃四舊”來的。我迎上去說：“我丈夫中風了，躺在床上，不能起床，請你們多照顧。”
他們說：“我們知道！”就要我們一間間房讓他們檢查，還要我們把金銀財寶都拿出來給他們看。我知道這時候再躲躲藏藏也沒有意思了，反正前幾天藏東西時都已理好，就叫我的兒子把箱子間的門打開，把裝我結婚時陪嫁的一大福建漆皮箱的銀器和兩個裝首飾的鐵箱都抬到二樓大兒子的房裡去。幾十年來，那套銀器幾乎從來沒有動用過，聯手環上扎着的紅綠絲線都還在呢！鐵箱里盛的則是我結婚時三朝那天娘家送來的首飾、我婆婆遺下的首飾、我丈夫出生時、我孩子出生時親友送的金銀瑣片，以及我丈夫買給我的首飾，等等，還有我結婚時親友送的見面禮幾百塊銀元也在裡面，有幾塊上面還貼著“喜”字呢！想不到那些東西竟落了這樣一個下場！
紅衛兵又讓我把存單和現金也拿出來，他們一一點清，還叫我大兒子再核實一遍。在一部分紅衛兵清點金銀財寶和存款、現金的同時，另一部分紅衛兵則已拿了我的鑰匙從樓下到四樓平台一間間房打開來檢查了。他們把我們的衣服、照相機、收音機、答錄機、手錶、衣料、綉貨、皮貨、文物、洋酒、成套的瓷器等等，等等，凡是起一點眼的東西全都搬到二樓和三樓的大房間，一件件檢查；要拿去的東西就登記下來。
正在忙亂時，後門又“嘭嘭嘭”地敲打起來。我兒子去一看，原來大兒子學校的紅衛兵也來了。他們一進門就知道廠里的紅衛兵已經捷足先登。學生到底鬥不過工人。兩方面商量了一下，大概達成了協定：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讓工廠的紅衛兵拿去，學校的紅衛兵就拿他們剩下的“四舊”。
學校的紅衛兵和工廠的紅衛兵一共總有三四十人，他們分散在我們三層樓十多間房間里：有的清點，有的搬運，有的查抄，有的撕、砸，有的看守我們不讓我們“串通”，有的卻在書房裡借檢查書籍之名欣賞起來了。他們看到二樓書房裡有一套日本出版的《世界美術全集》，共精裝幾十冊，一邊指着人體畫說：“看，有黃色畫片！”一邊卻看得津津有味。學校的紅衛兵還拿我們餅乾箱里的餅乾、糖果大嚼起來。整棟大房子里裡外外、上上下下燈火通明，亮得像水晶宮一樣。
這時，老實說，我們倒真正已經把身外之物置之身外了。反正事情已經到了這一田地，我們還能做什麼阻止事情的發展呢？他們要怎麼就怎麼吧。我和兒子偷偷對我丈夫說：“你躺在床上裝作不會動的樣子。一切由我們來應付。”
其實，經過半年多的療養和醫治，那時我丈夫的手腳基本上能活動，也能自己起床行動了。但我們既然這麼說，他就躺在床上裝死。紅衛兵以為他中了風，已經半死，倒也沒有怎麼難為他。
時間已經過了半夜，紅衛兵還在查抄、清點、欣賞得起勁。他們把我們一家四人都分隔在不同的房間里，怕我們串通一氣，把財物隱藏起來；還盤問我們：有什麼東西藏起來了。我暗暗好笑：我們的東西全都交了出來，你們再抄也找不出東西來了。但他們仍不相信，連枕頭、被子都一件件摸過，當然一無結果。我的兩個兒子都躺在椅子上睡著了，好像這個家已經不是我們的，隨那班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拿什麼就拿什麼吧。這樣一想，我也有了睡意，竟然在燈火通明、人聲嘈雜的房裡坐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朦朦朧朧中，還聽見看守我的女紅衛兵在對別人說：“看她倒放心，還睡得着覺！”
我想，是你們做強盜、幹壞事，來抄我們的家，搶我們的東西；我不做壞事，心不虛，有什麼睡不着的！
天亮了，紅衛兵們想要的東西都拿得差不多了。廠里的紅衛兵把拿走的東西都開了清單，要我大兒子在清單上簽字。當然，我們是無法核對拿走的跟清單上的是不是一致的，但有清單總比一筆糊塗賬要“文明”得多。
早晨八點多鐘，廠里開來兩輛大卡車，裝得滿滿的，滿載而歸了。本來，他們說還要把傢俱也車走的，特別是我們客堂里那套把地板都壓沉的紫檀木古董傢俱，但是兩輛卡車已經裝滿，他們懶得再開第二趟，說了一聲：“下次再來拿！”就揚長而去了。
因為他們把我們的存款和現金也全部一抄而空，我不知今後怎麼生活，於是就問那紅衛兵頭頭，能不能留一點生活費給我們。他們商量了一下，留下五百元，並說：“你們放心，過三個月會解決的！”那時，我們當然不理解那“三個月會解決”的真實含義：是三個月後財產會還給我們，還是三個月後財產會正式沒收呢？其實，我看，說這句話的頭頭也不會知道他自己這句話的可靠性有多大。但是，不管他的意思是什麼，我想在當時，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不是三個月而是會延續整整十年才解決！
廠里來的紅衛兵走了，學校的紅衛兵只能拿廠里紅衛兵留下的“殘羹剩飯”。他們來了幾輛“黃魚車”（上海把三輪貨車叫做“黃魚車”），在我丈夫的書房裡揀了幾千本書，再拿了些廠里看不上眼的財物，就也揚長而去了。當然，拿書時他們是不會漏掉那套“黃色”的、日本出版的《世界美術全集》的。至於是去大批判還是大欣賞的，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兩批紅衛兵都走了。男佣老李倒按時來上班了。我丈夫站在樓梯口大聲對他說：“我們已經一夜光了！一夜光了！你不用來了！”老李驚得目瞪口呆，進退不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把老李請到樓下，對他說了昨夜抄家的經過，並說：“以後我們再也用不起傭人了。請你不用再來了。”
老李連連搖頭嘆息，說了幾句安慰話，只好也走了。
這時，我們的整棟房子從上到下就像剛遭過戰火的洗劫或強盜的搶劫，每一間房間的地上、桌上、床上、櫥上都是東西；樓梯下一塊十多平方米大小的方磚地上被紅衛兵撕碎的書畫竟有丈把高，差不多堆到二樓。有幾間專門放箱子、雜物的房間給廠里紅衛兵封了起來，不許我們動用。我們既沒有力氣打掃、整理，也不感到餓，只感到疲倦。
北京紅衛兵來掃“四舊”，我被掛“大臭蟲”牌子去掃街
中午草草吃了一點東西剛想休息，後門又“嘭嘭嘭”敲響起來。我兒子去一開門，來了一批不認識的紅衛兵，說一口標準的北京話，都穿着解放軍的黃軍裝，腰裡還系著四指寬的大皮帶，有男也有女。他們說是北京來的，到上海來掃“四舊”。我兒子對他們說：“昨天已有紅衛兵來掃過了。你們不相信可到居民委員會去問。”
我們的意思當然是希望居民委員會為我們講幾句好話，至少為我們作個證，阻止北京紅衛兵再來抄家。誰知過了幾分鐘，助紂為虐的居民委員會幹部竟親自帶着這批北京紅衛兵來了。
北京紅衛兵沒有見過上海的世面，一進門看見我們的房子就對我兒子說：“你們是上海最大的資本家吧！這棟房子應該開展覽會。”
我兒子說：“上海大資本家多的是呢，我們根本算不上最大！”
他們樓上樓下一間間房又查抄了一遍。真正值錢的東西早就給前兩批紅衛兵拿光，大件的傢俱他們又無法搬走，只好把我兒子收集的幾十本郵票簿的郵票都一張張揭下來，扔在地下；又把我丈夫幾十年拍的照片都用幾個大盒子裝了，說要帶到北京去開展覽會，展覽“資本家的腐朽生活方式”。他們還看見我家有很多五彩的塑膠吹氣動物，原來那是當時流行的玩具，我丈夫看見覺得顏色好看就買回來掛在房裡，準備有小孩來送給他們做禮物的。紅衛兵看見說：“老資本家還要玩玩具！”就拿了一個塑膠鸚鵡，套在躺在床上的我丈夫頭頸上！
在紅衛兵進門前，我們早關照我丈夫躺在床上裝作不會動彈的樣子，所以北京紅衛兵以為他已病得快死，倒沒有怎麼注意他，於是所有的怒氣就都出在我身上了。在揭照片時，他們看見我結婚第二年跟丈夫游黃山時坐在轎子上拍的照片，對我大怒道：“你竟敢坐在轎子上，叫勞動人民抬你！你是騎在勞動人民的頭上，吸勞動人民的血汗！”
於是拿來一把剪刀，要剪我頭髮！我起初以為他們見我燙髮，所以要剪去我燙的部分，不想他們竟亂七八糟地把我的頭髮都剪光了。然後，再在我的襯衣背後用毛筆寫了“大臭蟲”三個字，又寫了一塊“大臭蟲”的牌子掛在我身上，給我一把掃帚，要我馬上到路上去掃馬路！
被紅衛兵簇擁著走出家門，我看見我們隔壁的三叔公和三叔婆也剪了頭髮，拿了掃帚，掛了牌子，被幾個紅衛兵推著出來掃街了。再過一會兒，住在十號的孫家老奶奶也被剪了頭髮擁出來了，她的衣領上還插著一個大被拍。後來，我們才知道，因為那批北京紅衛兵抄孫家時發現孫奶奶有一張拿着被拍子在拍被子上的灰塵的照片，於是說她：“臭要美！拍被子還要拍照！”當場剪了她的頭髮，插上被拍，掛上牌子，勒令掃街。孫家奶奶已經七十多歲了，平時身體不錯，但這樣受了一次驚嚇及侮辱，不久就去世了！
我們被紅衛兵和圍觀的孩子們簇擁著在街上掃了一圈。小孩們還要我用手把垃圾放到垃圾桶里去，我只能忍着怒氣照做了，心裡想：我的頭髮給剪了，以後怎麼上街？不明真相的人見了，總以為我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壞事，怎麼說得清呢？
掃了一圈地，回到家門口，紅衛兵不讓我們休息，叫我們分別站在自己家門口的凳子上，要批鬥我們。這時，弄堂里已擠滿了看熱鬧的群眾。紅衛兵大聲“揭發”我們的“罪行”，還要我的大兒子也揭發我們。我大兒子是做教師的，他事後對我說：“要我做戲有什麼難！我才不會吃眼前虧呢。”於是他理直氣壯地大聲演說了一番，紅衛兵也無話可說，只能就此下場了。我經過這些磨難已經難以支持了，站在凳子上竟不能自禁地發起抖來。
天早黑了，紅衛兵臨走，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我家門口，揭發我們的“罪行”，說我們一向吸人民血汗，現在從我家抄出了多少多少金銀財寶云云。他們也沒有忘了“解放”我們的女僕，還要我向女僕三鞠躬，並問我們的女僕要多少解散費。按照上海的規矩，一般解僱一個女僕是給一兩個月的工資；但那時有紅衛兵撐腰，她要三個月我們也只好給了，於是早上工廠紅衛兵留下的五百元生活費一下子就去掉了六分之一！紅衛兵還氣勢洶洶地勒令我：明天開始，每天早上六點鐘就要掛上“大臭蟲”的牌子去掃街！勒令我丈夫：掛在頭頸上的塑膠鸚鵡不許拿掉！明天他們要來檢查！
他們走了。我累得坐在床上發獃。那時，我已經麻木不仁、呆若木雞了。大兒子看見我這樣，連忙過來對我說：“你要忍耐呀！千萬不要想不開！就當做戲一樣吧。”
但我想：以後怎麼出門？怎麼做人呢？！
破船上的四個魯賓遜
第二天，早上六點鐘，我臉也不洗，早飯也不吃，就掛上“大臭蟲”的牌子去掃街了。看見隔壁的三叔公夫婦和十號的老太也出來了，大家默默無語。掃完地回去，見我丈夫早已躺在床上裝死，頭頸里的塑膠鸚鵡當然沒有忘了套上，而且鸚鵡嘴正對着他的鼻子呢！我看得真是哭笑不得！
我丈夫脖子上的鸚鵡就這麼套了三天，除了吃飯、睡覺除下，平時就這麼套著，以防紅衛兵突然闖進來。然而北京紅衛兵竟沒有再來，他們一定去別的地方造反去了，早已忘了我們。但我的掃地卻持續了幾個月，因為那時我們已成“壞人”，任何人都可以勒令我們去掃街了！
自從北京紅衛兵來抄家以後，幾乎每天都有紅衛兵上門來騷擾我們。開始幾天，每次紅衛兵走了，素愛整潔的大兒子還要整理一下“戰場”。後來，連他也厭煩了，紅衛兵走了索性就讓東西都橫七豎八地堆在地上，要什麼就在地上翻找。大兒子說，我們的房子像一條擱淺的船，而我們則像魯濱遜一樣，缺什麼東西就去沉船上找！
每天晚上，我們都要坐着等到九、十點鐘沒有紅衛兵上門來才去睡覺，早睡了怕聽見打門聲要再起床開門。大兒子學校的紅衛兵簡直把我們家當做了倉庫，缺什麼就來拿什麼。晚上來了就呆到半夜甚至第二天早晨。他們在樓下談話、拿我們廚房的食品煮夜宵，有時還要我的兩個兒子也去吃呢——因為他們也是革命群眾。我們就在樓上睡覺，好像樓下已經不是我們的家一樣。他們走時常不鎖門，我們也不起來關門，反正家裡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可偷；再說，即使防了小偷也防不了強盜，何必厚此薄彼呢？
小兒子學校的紅衛兵也來了，抄去了廠里紅衛兵留給我們的清單，說這是“變天賬”，還把廠里紅衛兵封著的房間打開，再查抄一遍。我和大兒子只能去廠里報告，以免他們以為是我們打開的。廠里說：“知道了。我們會通知你們居民委員會，讓他們阻止別的紅衛兵再來抄你們家。”
我以為這下子大概不會再有紅衛兵來騷擾了。誰知當天下午就又來了一班延安中學紅衛兵，把我們全家都趕到二樓一間房裡，在其他房間又亂翻了一通，我們放在床前櫃里的幾十塊錢和幾百斤全國糧票也就不翼而飛了。他們走時，將上下十幾間房全都封了起來，只留二樓一個卧室給我們四個人睡覺，底樓一間客堂給我們吃飯。我們的日常衣物都給他們封進了房間，天氣日冷，怎麼過日子呢？我們只好再去向廠里報告，希望他們來開封，但他們說：“紅衛兵封的房間，我們不能動！”
我的兩個兒子見他們都那麼蠻不講理，就動腦筋自己想辦法。他們發現我們有的房間的房門外還有紗門，那是防蚊子用的，而紅衛兵的封條就貼在紗門上。紗門的另一頭是用螺絲和絞鏈連在門框上的。於是，我兒子就找來一把螺絲啟子，把絞鏈拆下，把門從另一頭打開，而這一頭貼著的封條卻可以原封不動，等進屋拿好東西再把門裝上去，別人一點看不出我們已經開過門了！有的門，這批紅衛兵來封了，另一批紅衛兵打開再封，誰都弄不清楚是誰弄壞的封條，兒子們索性就小心地揭開封條進去拿東西，然後再封上，只要不把封條弄得太破就好了。
就這樣，我們四個魯濱遜在這條即將沉沒的破船上住了兩個月，直到“掃地出門”。在這六十多天之中，不知來了多少批紅衛兵，房間的每個角落幾乎都找遍了；有的房間，連地板都橇開來看，想找我們“藏”著的“財物”，可是，竟然沒有一批紅衛兵發現過我們起先藏過東西的那幾個密室！我常常想：當時是否真應聽兒子的話，把所有的東西都藏在裡面呢？但是，如果真這樣做，說不定我們全家都早就被紅衛兵逼死了呢！再說，後來我們全家都被趕出了那棟房子，在別處住了十多年，那麼即使東西還藏在密室里，又有什麼用呢？
（選自高誦芬、徐家禎著《山居雜憶》，南海出版公司，19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