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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立憲」是如何流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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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能假設,歷史只是曾經發生過的事實。1906年9月1日,一道「仿行憲政」的上諭彷彿從天而降,民間社會一片歡呼聲,各種憲政團體應運而生,新興報刊上的輿論冒著熱氣,學界、商界、報界,在精英階層當中這道上諭曾點燃了他們心中的希望,華夏的天空曙光隱現,百年前的那些日子,他們激動過、亢奮過、徹夜難眠過。今天我們很難想像那個顢頇的慈禧太后,是如何經過反覆的權衡、斟酌、算計,才作出了這個大膽的決定,無論如何,蹣跚而行的晚清新政進入了「預備立憲」的階段。在充滿危機和屈辱的轉型期中,當時的社會也涌動著一種求新、求變的浪潮,以張謇、湯壽潛等為代表,大江南北,多年來奔走、遊說、推動立憲,這股社會力量是不可忽視的,被迫尋求應變之道的清廷不能不作出回應,此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背後就有他們閃現的身影,自上而下的「預備立憲」與他們為主角的「立憲運動」是平行的,後者正是前者重要的原動力。專制皇權的老樹上從此能抽出別樣的新芽嗎?中國能由此順利完成轉型嗎?

有人說,清廷對「立憲」並無誠意,完全是騙人的鬼把戲。有人說,清廷只是借「立憲」來為自己延年益壽,對進入古稀之年的慈禧而言,「立憲」不過是「預備」,只要「預備」期設置得長一點,她身後哪管它洪水滔天。確實,包括慈禧太后在內的統治者,之所以在一百年前幽暗的夜晚選擇了「預備立憲」,要在帝國的脖子上套一塊金燦燦的「憲政牌」,並不是自願的、主動的、積極的,更多的是被動、無奈的應對之策,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要肯定他們在百年前的這一選擇,選擇「仿行憲政」,就是選擇一種更進步的政治文明,至少表明他們並不排斥先進國家嘗試過的制度模式、治國理念。與垂拱而治的絕對王權相比,君主立憲畢竟是個進步,它承認代議制,承認司法的相對獨立性,承認民眾的基本權利,承認地方自治,即社會的自主性,等等,這一切都是難以估量的巨大進步。遠在新疆,也出現了具有地方議會性質的諮議局,英國著名的《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1910年拍下一幅「新疆諮議局」照片,雖然房子看上去那麼不起眼,像個普通的北方農家院落,光禿禿的枝椏,一片冬天的荒涼,但諮議局乃至資政院畢竟都是新生事物啊。在廣西桂林,一次官方集會上,高懸著「立憲萬歲」的匾額,會場上不同的服裝就是一個新舊交替時代的風景,一邊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員,一邊是穿著新式校服的小學和師範學堂學生。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開始從古代開始向近代轉型。

1908年8月27日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當然有許多問題,它試圖以憲法的形式確立君上大權,「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但它所附《臣民權利義務》首次承認「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臣民之財產及居住,無故不加侵擾。」等等。將「君上大權」和「臣民權利」都納入法律框架,這畢竟是前所未有的。

「預備立憲」最終淹沒在革命的吶喊中,完全出乎立憲派的意料之外,他們曾那麼真誠地支持君主立憲,極力推動立憲進程,他們是腳踏實地的實業家,或者有聲望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本土的社會影響無疑遠在革命派之上。他們滿懷信心,要在清帝國的老樹上嫁接出新憲政的新枝,他們並不想把這棵蛀蟲蠶食、狂風摧折的老樹連根拔起,他們在政治上主張溫和、漸進的改革,而不是激風暴雨式的革命,他們希望以最小的代價、最低的成本實現社會轉型。在危機四伏的晚清,他們實際上是社會穩定最堅定的支持者,他們有可能順利將舊體制帶入新社會,清廷與他們之間一度有過良性互動,從派五大臣出國到頒布「仿行憲政」上諭,到《欽定憲法大綱》,都可以看出這一點。他們借「預備立憲」的東風,在全國各地成立了許許多多立憲團體,有些已具有近代政黨的雛形,新興的報刊到處是他們的聲音,然而,腐敗透頂的權勢集團為既得利益的繩索所捆縛,私心至上,在關鍵處止步不前,對民間社會的和平推動轉型的迫切意願沒能作出積極的回應,把這些溫和派也都推到了革命的一邊,1911年春天是清廷最後的機會,當第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只得到把9年預備立憲改為6年的結局時,這個王朝的命運便已決定。1911年10月30日,在武昌槍響之後,南方各省紛紛呼應,宣布獨立,連京師附近的新軍第20鎮統制張紹曾發出通電,作出兵臨城下的威脅,也就是清廷在喪失了立憲的主動權,完全處於被動時,才對立憲派多年的呼籲作出回應,匆忙頒布《實行憲政諭》,接著,在11月3日宣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承認「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承認「憲法改正提案權在國會。」承認「本年度預算,未經國會者,不得照前年度預算開支。……」等等。然而,這一回應來得太晚了,一切都已來不及了。旨在讓一個王朝萬年永固的「預備立憲」只能流產。

2009-07-09

華夏新聞 | 時事與歷史:「預備立憲」是如何流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