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二戰的兩個迷思

作者：韓連潮

珍珠港的美國海軍軍人觀看美國驅逐艦在日本偷襲下爆炸（1941年12月7日）

二戰結束70年以來，關於太平洋戰爭起因和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根本原因一直存在爭議。筆者認為這些爭議中有兩個重要迷思應當釐清，以便我們能夠實事求是地反思歷史，把握未來，維護和平。

迷思之一是羅斯福總統在日美關係上玩弄計謀，為了參加二戰，不惜犧牲數千美軍官兵生命和整個太平洋艦隊，誘使日本偷襲珍珠港，因而引發太平洋戰爭。

迷思之二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決定因素是蘇聯對日宣戰，出兵滿洲里.與美國投擲原子彈無關。這一迷思在國內反美憤青中頗有市場。

澄清第一個迷思

這個迷思的最初形成是美國兩黨政治爭鬥的結果。194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紐約州長杜威挑戰希望第四次連任總統的羅斯福。一些軍中人士找到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舉報羅斯福對日本偷襲珍珠港知情，因為美國破譯了日本密碼，掌握其秘密通訊內容，然而羅斯福不採取防範措施，使美軍蒙受重大損失，而讓太平洋艦隊司令和夏威夷基地司令做了替罪羊。杜威擬利用這一材料作為競選議題，公開發表演說抨擊羅斯福，但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出面要求杜威不要披露，因為會嚴重影響對日戰事，增加美軍傷亡。杜威接受了馬的意見，最後其問鼎白宮的努力以失敗告終。

戰後，美國國會立即設立了珍珠港事件聯合調查委員會，分別由6名民主黨、4名共和党參、眾議員擔任。經過近一年的調查，得出結論認為，偷襲珍珠港的最終責任者是日本，羅斯福及其高級幕僚並未“欺騙、挑釁、煽動、引誘或脅迫日本”偷襲珍珠港。委員會兩名成員不同意大多數成員的結論，提交了自己的報告，繼續質疑羅斯福總統的行為。

此後，許多陰謀論人士和歷史修正主義學者紛紛著書立說，提出自己的觀點、看法和考證，試圖將羅斯福總統說成戰爭販子，要其承擔戰爭責任。他們提出的比較有殺傷力的證據包括：珍珠港事件前幾天和當天破譯的日本外交電報，特別是第902號電報，美國戰爭部長日記上記載的羅斯福談話，以及麥克科勒姆備忘錄（the McCollum Memo）。下面讓我們一一剖析這些證據。

不錯，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前就破譯了日本的外交密碼（美國稱“紫色”密碼），掌握了日本的外交和間諜活動，但並沒有能破譯日本海軍的密碼，所以並不知道日本軍事活動，特別是偷襲珍珠港的作戰計劃，美國只能從日本外交部與其世界各地使領館的電報往來中推斷日本可能的軍事行動。而日本人從蘇聯駐美大使處知道其外交密碼已被破譯，但不相信這是事實。

1941年12月1日，日本電報指示倫敦、香港、新加坡、馬尼拉使館銷毀“紫色”密碼機，2日又指示華盛頓使館除留一台解碼機之外，銷毀所有秘密文件和密碼機。情報人員判斷東南亞和南太平洋戰事在即，並通知了有關單位，包括夏威夷。美國駐東京、北平、上海和曼谷的武官處開始銷毀密件。但是卻沒有人想到日本會進攻珍珠港。

羅斯福的批評者們聲稱美國12月6日破譯的第902號電報已經暴露了日本的戰略意圖，但被他有意忽略。其實，這份電文是一項備忘錄，共14部分，是針對美國的最後通諜，擬在偷襲珍珠港之前遞送。其基本內容是為日本東亞政策辯護，指責美國的種種不是，第13部分結尾聲稱日本不能接受赫爾11月26日提出的包括必須從中國撤軍在內的四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

據羅斯福看該電報時唯一在場的海軍軍官舒爾茨在國會作證的證詞，羅斯福讀完電文後對在旁邊的霍布金斯說，“這恐怕意味著戰爭。”霍表示同意，然後二人討論日軍部署問題，分析日軍下一步行動，他們提到東南亞，但沒有提及珍珠港，未有任何暗示明天就是偷襲日，也未通知要部隊警惕。霍布金斯當時說，可惜我們不能首先打擊日本，防止突然襲擊。羅斯福點頭說，對，我們不能那樣做，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是愛好和平的，而且我們有良好的記錄。舒爾茨認為羅斯福的後一句話是暗示美國必須保持不先開戰的記錄，不首先動手攻擊別國，只能等別人先來犯。

很顯然，從二人的對話中，很難得出羅斯福對日本的偷襲計劃知情。至於霍布金斯提到防止日軍突然襲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德軍就是使用閃電戰侵略了歐洲好幾個國家，日軍又是德軍訓練出來的，戰略戰術比較相近，想到日軍突襲是很自然的事。

羅斯福接下來又告訴霍布金斯，他給天皇發了一份電報，不是通過正常渠道由東條英機轉，而是直接給天皇的，電報對日本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表示關切，希望日本從東南亞撤軍，羅斯福特彆強調說他這樣做是將天皇當國家元首來對待。舒爾茨揣摸羅的意思是，如果天皇沒有給出滿意的答覆，總統可以向國會有所交待。這份通過美國駐日大使轉交的電報再次呼籲天皇履行神聖職責，恢復美日傳統友好關係，防止戰爭造成更多的人喪生和破壞。可惜這封電報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才送達。如果羅斯福知情，他這樣做無疑是畫蛇添足。

由於第902號電文第14部分當天未譯出，7日上午10時羅斯福總統才讀到了第14部分內容，該部分指責美國利用野村和赫爾的談判阻礙日本通過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來維護和平，因此日本政府認為日美進一步談判不會達成協議。僅此而已，電文並沒有宣戰，也未表示中斷外交關係，只是宣布終止美日之間的外交談判。因此，也不能由此得出羅斯福知道日軍要偷襲珍珠港的結論。

2011年，研究人員又從聯邦調查局羅斯福檔案資料中，找到了另一份新解密的備忘錄，其中海軍情報部門1941年12月4日警告羅斯福日本正在動員所有情治力量在美國西海岸、巴拿馬運河以及夏威夷加緊收集軍事經濟情報，為其海軍所用。但是，這份報告同時點了三個地方的名，還是不能證明羅斯福知情。

另一項常常被引用的所謂證據是時任戰爭部長的史汀生11月26日的一篇日記，其中稱，羅斯福對史汀生表示，“美國可能在下個星期一（12月1日）受到日本攻擊，因為日本人在不事先警告就發動襲擊方面是臭名昭著的。問題是我們應當怎麼辦？我們如何巧妙地讓他們打第一槍，而自己又不遭受重大損失。”

首先，這不是羅斯福的原話，而是史汀生的轉述。我們並不知史的轉述和記憶是否準確，或他的秘書在轉錄抄寫中是否有誤。其次，如果羅斯福知情，就不會將自己的戰爭部長蒙在鼓裡，而且他們共享很多情報。第三，羅斯福所說的進攻時間也不對，顯然他只是打個比方，他的後一句話證明了這一點。第四，珍珠港遭受的損失巨大，不符合羅斯福自己的講話精神。“巧妙地”一詞（maneuver）有操縱的意思，最受歷史修正主義者詬病．但是，羅斯福的意思可能是我們不能打第一槍，要等日本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先動手，我們才能師出有名。

更為重要的是，在史汀生記下這些話的三個星期之前，山本五十六已於11月5日下達了偷襲珍珠港的作戰命令，而日本外相也已指示野村，日本不能在談判中取得理想的解決方案，必須在11月29日中斷與美國的談判，“此後，事情將自動發生。”至於在哪裡發生，美國決策者只能猜測。

而且，羅斯福的總的戰略思路是先歐後亞，所以他並不希望當時在太平洋發生戰爭，分散支援歐洲的資源。這一點，他反覆在很多場合強調過。在日本侵佔東南亞之前，一些內閣成員要求對日採取更嚴厲的措施，包括完全停止石油輸出，羅斯福表示反對，他認為日本正在東進進攻蘇聯遠東還是南進佔領南太平洋地區問題上猶豫不決，如果禁運，日本一定南進。美國沒有足夠的海軍，很難應對太平洋發生的事件，所以維持太平洋和平至關重要。

美國軍方馬歇爾和斯塔克將軍也都反對與日本在太平洋直接發生武裝衝突。直到7月日本決定南進，佔領了法屬印度支那之後，羅斯福才改變態度，對日實行全面禁運和凍結資產。顯然，美國的措施是羅斯福對日本的侵略行徑的被動反應，而不是主動挑起或引誘日本發動侵略戰爭。

同理，歷史修正主義學者利用麥克科勒姆備忘錄來說事，也是經不起推敲的。麥克科勒姆是海軍負責遠東的一名情報少校，他於1940年10月7日為其上級納克斯上校寫了一份備忘錄，建議採取8項行動，挑起日本公開發動戰爭。8項行動包括全面援助蔣介石政府，對日全面禁運，利用英國、荷蘭在太平洋的基地，派遣巡洋艦等。沒有證據證明羅斯福看到過這份報告，麥克科勒姆自己否認接觸到羅斯福，後來在講述自己的海軍生涯的訪談中也未涉及此事。備忘錄雖然提到利用日本公然的戰爭行動使美國公眾支持戰爭，但是其主旨是防止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此外，如前所述，羅斯福反對對日全面禁運、希望維持太平洋和平。日本的帝國主義本性決定了它一步步走向侵略，而羅斯福一直是被動應對，最後不得已被捲入戰爭。

此外，我們知道赫爾11月26日的照會雖然堅持日本從中國撤軍，但並沒有規定時限，為進一步談判提供了空間。並不是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是美國向日本發出的最後通牒，將日本逼到了牆角，故鋌而走險。

雖然羅斯福總統收到不同渠道的警告，但是沒有一條情報準確地指出日本會在何時何地攻擊美國目標。這種情形很像美國911事件之前，柯林頓和布希政府均錯過許多信號，未能及時判斷出恐怖分子的行動計劃一樣。這是從上到下整體系統運轉失靈的人為錯誤，而不是人為陰謀造成的。

美國的代號為“奇蹟”的破譯項目，人手嚴重短缺，常常不能及時翻譯、分析和發送破譯的電文，導致各級情報和決策部門錯過了日本偷襲的信息。有些完全可以判斷出日本偷襲計劃的重要電文，由於翻譯的延誤，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才譯出。

羅斯福總統及其幕僚無疑應對誤判日本負有一定責任。其最親密的朋友、幕僚霍布金斯稱，羅斯福當時的確判斷日本不會攻擊夏威夷和菲律賓，而會向中國縱深發展，或者佔領泰國、法屬東南亞和馬來西亞等地，時機成熟時，也會進攻蘇聯。這樣的誤判使美國損失慘重，羅斯福難辭其咎。

但無論如何，日本的侵略計劃是其推行軍國主義、與德意法西斯結盟、爭奪戰略資源的必然結果，1941年1月開始制訂的偷襲珍珠港只是其總體侵略計劃中的一部分，日本同時還進攻了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其他地區。即使沒有偷襲珍珠港，美國國會也會因日本侵佔菲律賓而對日宣戰。所以，羅斯福引誘日本偷襲診珠港為其參與二戰製造借口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關於日本無條件投降根本原因的迷思

這個迷思最早是由戰後一批左派學者和反核人士創造的，其中包括美國歷史學家加爾·阿爾佩羅維茨、馬丁·舍爾溫和理查德·羅茲等人。

然而，他們的影響遠遠沒有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日裔歷史教授長谷川毅那麼大。二戰勝利60周年時，長谷川出版了一本名為《與敵人賽跑》的書，用自己的所謂研究成果聲稱，美國的核爆對日投降幾乎沒有影響，而決定因素是蘇聯紅軍出兵滿洲里。該書使這一迷思廣為流傳，到目前為止仍有眾多的信徒。

長谷川毅後來又對其觀點做了一些修正，基本上有如下幾點：（1）日本投降最重要的因素是天皇終戰的“神聖決定”；（2）長崎核爆對日本投降影響甚小；（3）比起美國的核爆，蘇聯出兵滿洲里對日本決定投降影響更大；（4）核爆和蘇聯出兵均沒有對日本投降產生直接的、決定性的、立即的影響；（5）不使用原子彈，僅依賴蘇軍參戰，日本最終也會投降。

因為本文篇幅的關係，筆者不擬逐一反駁長谷川的觀點，而將重點放在是什麼關鍵因素促使裕仁天皇作出終戰決定，是蘇聯出兵東北，還是美軍的原子彈？

僅就日本投降本身而言，裕仁天皇的決定毫無疑問佔有舉重足輕的作用。天皇在德國1945年5月8日崩潰之後，即有意願早日結束戰爭，實現和平。但希望通過蘇聯斡旋體面投降。但其背後的推手是什麼呢？下面讓我們看看核爆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

8月6日，美國在日本軍事重鎮廣島投放了第一顆原子彈之後，日本政府和大本營直到7日上午才從英美電台廣播中了解到真相，隨後軍方收到核爆破壞的直接報告，日本當局異常震驚，因為日本對核研究並不陌生，其海軍和陸軍都有自己的高度機密的核研究項目，1945年初才因開支太大，成功機率太小而放棄。

當天上午，內閣開會，東鄉外相報告了從外台彙集的信息，建議應當接受《波茨坦公告》，但軍方人士認為核爆可能是美國瞎編出來的，因此內閣決定在進一步弄清情況之前先不作判斷。

8日，在未收到調查委員會報告之前，鈴木和東鄉認為廣島核爆事關重大，應當馬上進宮報告天皇，建議及時接受《波茨坦公告》。當天下午東鄉晉見天皇，告訴天皇外交部彙集的有關核爆信息：原子武器將給現代戰爭帶來革命性變化，如果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宣言，美國將對更多的日本城市進行核爆。天皇雖然對蘇聯斡旋和平仍存一線希望，但明確表示因為這樣的新武器的出現，使戰爭越來越不可能繼續下去，日本不應繼續拖延終戰決定。天皇要求東鄉轉告鈴木首相他的旨意，儘快做出終戰安排。鈴木當即召集最高戰時委員會會議，但因一些成員不在而未開成。

天皇側近內大臣木戶幸一中午得知核爆的消息，立即在下午告訴了天皇。木戶在其日記中記載了天皇和他的談話，其中天皇說道：“事情現在已經陷入了如此的僵局，我們應當屈從於不可避免的命運。無論對我的安全有何影響，我們應當不失時機地終止戰爭，以免再發生類似悲劇。”

天皇決心終戰時，蘇聯尚未出兵滿洲。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一直拒見日本大使佐藤尚武，直到8月8日晚11點才與之會面。莫洛托夫通知佐藤，蘇聯決定廢止《蘇日中立條約》，並擬在9日對日宣戰。一個小時內，蘇軍對日關東軍發起全線進攻。日本政府9日4時才從塔斯社的廣播中知情，直到10日11點蘇聯大使才正式知會東鄉外相蘇聯對日宣戰。

9日，被稱為“核心內閣”的六人最高軍事指導委員會開會商討天皇終戰的要求。鈴木，東鄉、海軍大臣米內光政主張在“護持國體”的條件下馬上接受《波茨坦公告》，而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以及海軍參謀總長豐田副武則要求附加自主撤兵複員、處罰戰犯以及保障不予佔領日本本土的條件。天皇當即“聖斷”在維持天皇體制下投降。

10日，日本向同盟國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國代表同盟國回復稱，天皇體制應由人民意願來決定。13日，天皇再次排除軍方干擾，聖斷接受同盟國立場。15日，天皇頌布投降昭書。詔書中特別提到核爆為終戰理由，其中稱：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無辜，慘害之所及，真至不可測。而尚繼續交戰，終招來我民族之滅亡，延而人類文明破卻。

1945年9月9日，日本正式投降一個星期之後，天皇寫了一封信給年僅11歲的皇太子。他在信中總結了日本戰敗的四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日本過高地估計了自己，過度輕視了美英兩國實力；第二個原因是，日本軍隊過份強調（戰鬥）精神的作用，而忘卻了科學；第三個原因是，他作為日本的最高統帥卻未能像其祖父明治天皇手下擁有眾多遠見卓識的軍事領導人。最後一個原因是，軍人相互爭鬥稱雄，看問題未有更廣闊的視野，知進而不知退。他之所以選擇投降是為了保全日本皇室的三神器（八咫鏡、天叢雲劍、八尺瓊勾玉），以及人民的生命。

很明顯，裕仁談及的“忘卻科學”實際上是指核武器。日軍只依仗武士道精神作戰，未能重視科學技術在現代戰爭的作用，故而戰敗。可見核爆在天皇心目中的位置。

蘇軍出兵東北顯然加快了日本投降的進程，但不是決定性因素。日軍方在蘇聯出兵前和出兵後都一直堅持或者有條件投降，或者戰鬥到底的立場。是天皇的聖斷，迫使軍方讓步；而天皇的決定在蘇軍出兵前即已形成。

我們知道，日本和蘇聯1941年4月簽訂蘇日中立條約，其中雙方保證互不侵犯，如第三方侵犯，另一方須保持中立，同時蘇聯承認滿洲國，日本承認蒙古。條約為期5年（有意思的是，中共當時大力讚揚這一條約，稱其對外蒙有利，對全中國解放有利）。

正是因為蘇聯在戰爭中的中立地位，日本最高戰爭指導委員會1945年5月中旬決定請蘇聯出面斡旋來結束戰爭。6月初，天皇也採納了木戶的和平方案，通過蘇聯斡旋日本向同盟國有條件投降事宜。6月22日，天皇在御前會議上再次表示他擔心由於美國空襲造成更大困難，希望不要局限在本土防禦，同時應通過外交途徑結束戰爭。軍方在天皇面前承諾支持這一方針。

6月29日，日方向蘇聯提出締結長期互助、互不侵犯條約，以此換取蘇聯斡旋。但蘇方一直拒絕回答。

7月7日，天皇十分焦慮日蘇談判無進展，召首相進宮質詢，並下令馬上派出特使訪蘇，請求蘇聯斡旋。日本政府決定派近衛文麿作為特使赴蘇。

7月11日，日本駐蘇大使終於見到莫洛托夫，但莫聲稱蘇需要時間仔細研究日本方案。此後，日本大使又進一步得到指示，明確告知蘇聯，日本天皇終戰的意願和接受近衛特使赴蘇的請求。但莫洛托夫以參加波茨坦會議為理由拒絕與之會面。

7月18日，蘇聯照會日本，由於天皇的信件中沒有具體提議，所以蘇聯政府不能給予確切的答覆。

日本政府25日回照稱，日本希望蘇聯斡旋實現和平，只要不是無條件投降，一切都可以談，並表示可以充分考慮蘇聯在東亞的要求。

26日《波茨坦公告》發表，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

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認為如果蘇聯最終同意斡旋，波茨坦公告的條款可以作出有利於日本的解讀。所以決定在知道蘇聯態度之前不對公告表態。

30日，日本大使進一步告知蘇聯政府，只要日本的榮譽和生存得到保障，日本願意接受條件投降，並要求將這一信息轉告在波茨坦的蘇聯領導人。

然而，日本人萬萬沒有想到其苦苦等待的蘇聯斡旋永遠不會到來，而得到的卻是8月6日美國的新式炸彈。

上述資料顯示，日本對蘇聯斡旋終戰寄於了太大的希望，儘管明知成功渺茫，但死死不願放棄。蘇聯對日宣戰的震撼是日本對斡旋和平期望的徹底毀滅，而不是蘇聯軍事打擊的結果。日軍情報機構十分清楚蘇軍在遠東集結，軍隊一直預期蘇軍的進攻。其時日軍目標已轉為本土防守，而不是保衛滿洲和朝鮮了。據日本報紙報道，當時鈴木首相聽到蘇聯出兵的消息後，非常平靜地說道，“不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

日本歷史專家Edward J. Drea分析得對，日軍有足夠的經驗和實力應對蘇軍的常規戰爭，然而對於美國核武器卻沒有軍事應對措施，只有選擇投降。

那麼，為什麼長谷川毅一類的歷史修正主義學者堅持蘇軍參戰才是日本投降的決定因素呢？筆者認為，長谷川實際上是試圖通過證明軍事上完全沒有必要使用核彈來進而挑戰美國核爆的道德性，從而得出他在其著作最後所下的結論：“這場戰爭既沒有英雄，也沒有惡棍－－大家都是人。”

問問成百上千萬慘死在日軍屠刀下的無辜冤魂，我們就知道這個結論是多麼的荒謬。

來源：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