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議員麥卡錫（右），1954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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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太平洋關係學會在夏威夷成立。它的成員國最初由太平洋沿岸的9個國家如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中國等組成，1935年總部遷到紐約后，英國和蘇聯也加了進來。這是一個非盈利的民間學術組織。學會活動資金主要來源於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兩個基金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確立了美國作為世界政治、經濟大國的地位，同時還形成一種共識，就是美國應該負起在全世界推廣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制度的責任。肩負那樣的使命，學會會員中以關心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問題的自由派人士為主也就不奇怪了。中國分會的成員都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具有獨立、自由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如胡適、丁文江、張伯苓等。不過這些自由派人士49年前、后同毛共卻格格不入，互不看好。但是美國這裡的情況正好相反。像斯諾、史沫特萊、費正清等這些在三、四十年代思想左傾、自由激進的知識分子幾乎也都聚集在太平洋關係學會裡面，但是他們卻被毛澤東稱作為“中國人民老朋友”在中國大陸奉為座上客。
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為什麼在同一個學術團體里，來自中、美兩國的成員都以信奉自由主義立場而著名，或者說他們在各自國家政治文化中都被視作自由派，可是其政治屬性在用共產主義作為坐標時卻被分割到左右兩端？在我看來這可以說明兩個問題：1，自由派不等於左派；2，在中、美政治背景下，尤其不能把“左”或者“右”、“自由”還是“保守”來回混用。
另外，美國分會還囊括了四十年國務院內那批制定和執行對華外交政策的官員以及外交人員，如傑賽普，（Philip Jessup，1897-1986），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1900-1989）等。而這部分美國人同時又交叉構成另外一個反蔣親共、被叫作“中國通”的鬆散群體，49年後他們因為“丟失中國”而遭受責難。此外，中共秘密黨員冀朝鼎也是美國分會非常活躍的會員。
基於學會的親共立場，它的會刊《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1934-1942 拉鐵摩爾擔任主編，）通過編輯、刊發文章而影響美國遠東政策的活動受到了人們的重視。1950年9月，國會通過了《麥卡倫法案》（McCarran Act），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Interal Security）由內華達州民主党參議員麥卡倫（Pat McCarran，1876-1954）領銜。這個委員會第一個調查對象就是太平洋關係學會。國會希望通過聽證調查來解決該學會是否被國際共產主義滲透，操縱，控制，並誤導了美國民眾，進而影響美國政府東亞政策。
經過一年時間，（1951年7月-1952年6月）麥卡倫委員會查閱了20000份文件，傳喚了66位證人，其中28人和學會有直接聯繫。最後形成了5000頁的報告。其結論是：自1941至45年，太平洋關係學會的部分成員試圖改變美國政府對外政策，以此適應共產主義目標，為蘇聯利益搭建平台。（詳細可查閱網絡檔案庫《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Report》P. 178）
1955年，國稅局以太平洋關係學會參與了黨派宣傳和其他有爭議的活動、並試圖影響政府的政策或意見為由取消了學會原先以教育機構享受的免稅資格。不過4年後法院推翻了該項決定。1960年太平洋關係學會最終還是停止了活動，但是決定它命運的最直接原因是《美亞》雜誌案。
1945年美亞案件向美國社會敲響了警鐘，從那時開始人們開始警覺政府部門內間諜和通共問題。這距離出現麥卡錫主義還有整整7年的時間。而這7年裡，美國社會發生了很多起調查共產主義滲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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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1日，麥卡錫帶着一位助手坐火車來到了華盛頓。在當時，哥倫比亞特區的黑人還只能使用專門供他們使用的旅館、飯店、電影院和出租車等公共設施。從北方人眼裡，那時的華盛頓還只能算是南方的一個鎮。但是對那些出生在墨西哥灣沿岸的美國人來說，這裡就像是一個外國的城市。
在國會大廳里，安裝不久的中央空調改善了議員們的工作條件。尤其是在夏天，涼爽的室溫讓議員在發言、辯論時不那麼容易煩躁、激動了，國會議事日程也因此從過去3月到7月改成從1月份到8月份。不過國會仍然有很多規矩並未改變，像論資排輩。國會裡的論資排輩是公開的，比如像座位排列和發言順序，那永遠是根據議員的資歷而分配的。職務也是。各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主席永遠在資深議員之間輪換。只有等老議員退休或者落選后，資歷淺的才能向上移動。這點可能比其他工作場所還要嚴重。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則是，新晉議員被希望首先成為工作狂而不是想怎樣爭取儘早博得個人的名聲。
新議員進入哪個專門委員會也是非常關鍵，有點類似過去中國過去畢業后被分配去哪一個城市，或者進入機關後到哪個處室那樣。一個人通過一層一層競選最後進入聯邦議會，他們大多都具有強烈的個人意志，或者說都有雄心和抱負。議員大多都是法律專業出身，他們當然希望在司法、外交、撥款等影響比較大的委員會裡有一官半職，至少有一席之地，日後可以發展，麥卡錫也不例外。但是國會工作的性質和特色對麥卡錫這麼一個既沒有行政也沒有立法工作經驗的人都非常陌生。競選公職的過程是怎麼誇大對手的弱點和缺點。它既不需要有同他人合作的姿態，也不需要有任何妥協的必要。但是一旦贏了進入國會，大家都是贏手，又都是辯才，整個遊戲規則也不一樣，這時就需要有不一樣的個人技藝和技能了。而麥卡錫“從來沒有真正理解參議院那些規則的內涵”（《R》P47）
1947年1月3日，第80屆國會開始議事，麥卡錫被分配在參議院“常設性調查小組委員會”。（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 ）在當時該委員會主要職能是監督、調查政府部門內腐敗，低效和管理不善等問題。從表面上去理解，這個委員會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工作對象。但是如果換一種思維方式，它的權力卻可以大而無邊。因為任何涉及法律、法則、法規的政府行為都可以成為目標。事實上，當1952年麥卡錫贏得再選后出任PSI的主席，他把該委員會的權力擴大到無所不至的範圍。
1月4日，也就是麥卡錫宣誓成為參議員的第二天，他脫開其職能委員會的角色，以個人名義召集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他發表了對北美礦工聯盟（United Mine Workers）罷工的一個聲明。讓他感到吃驚又欣慰的是，隔天《紐約時報》引用了他的聲明。在那個平面媒體佔主導地位的年代，上紐約時報的沒有無意義的文字。這讓麥卡錫意識到那是議員個人製造新聞、左右輿論的捷徑后樂此不疲。（這個手法也一直被國會議員們使用到今天。）但麥卡錫因此破了傳統讓同事側目，讓他後來一直沒有能在參議院同事間形成良好有效的工作關係。可以這麼說，麥卡錫從一開始就沒有打下根基，也沒有結成同盟，而且他一直沒有機會涉足那幾個重要的委員會裡，更沒有擔任過領袖職務。
到了麥卡錫任期就要過半的49年，參院共和黨對各委員會人員做重新安排，麥卡錫從“銀行委員會”里調出換到“華盛頓特區委員會”里去。為此麥卡錫寫信給參院領袖抱怨道：“共和黨只有我一個參議員沒有在主要委員會裡任職，這讓我在家鄉選民面前很沒有面子。”不過共和黨領袖沒把麥卡錫的抱怨當回事，他的同事也沒有一個人表示出同情和幫助。在他“出名”前，麥卡錫在議會裡的政治身價是很低的。《R》P. 52
同麥卡錫相比，從加州來的眾議員尼克松的運氣就好很多，因為他直接分進了“非美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眾議院“非美委員會”設立於1938年5月，它是戰後以來影響最大的國會調查機構。值得指出的是，當時美國立法、行政都在民主黨控制底下。
非美委員會最初是用來調查那些被指控同共產主義、法西斯有聯繫的公民、個人，政府僱員以及社團組織的顛覆和背叛行為，1945年，根據79屆國會通過的“601《公法》”（Public Law 601）授權改成常設機構，由新澤西民主黨眾議員哈特（Edward Hart）擔任主席。“601公法”賦予非美委員會極大的權力，它調查範圍可以包括一切意圖摧毀、破壞這個受憲法保護的國家政權形式的任何可疑的顛覆或宣傳行為。也就是說，非美委員會的調查可以是在行為發生之前而不是之後，這同一般的刑事調查完全不同。也和法律保護言論自由有衝突，這是讓受到衝擊的那部分民眾產生懷疑和不滿情緒的來由。然而在戰後蘇聯間諜活動讓其原子彈研製提前獲得成功等大背景下，美國民眾給非美委員會反共調查給予了道義上的支持。（具體條款請參閱“Public Law 601，79th Congrass”）
1947年共和黨在眾議院掌握了多數席位，這是他們在少數黨位置上等了14年後的一次翻身機會，上台後立即加大對共產主義滲透調查的力度，以作為對民主黨多年來控制白宮的反彈和反制。在多黨制政體下，議會在野黨在立什麼法、調查誰這些問題前完全無所作為，儘管先前民主、共和兩黨在反共這個議題一直多有合作。1947年3月，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在非美委員會作證，他解釋道：不能因為美國共產黨成員人數還佔不到註冊選民的百分之一時而忽略他們，他們的成功在於“滲透能力”上。《R》P.57
胡佛是麥卡錫主義背後的推手，也是麥卡錫指控材料的直接來源。在FBI檔案里當時有這麼幾個前美共投誠黨員：本特莉，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和卜登茲（Louis Budenz，1891-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