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陳納德、拉鐵摩爾、蔣介石，1941年2月，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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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底中國內戰以民國政府全面失敗退守台灣而結束。這對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以人、財、物鼎力相助的盟友來說，美國不僅面對圍堵共產主義這一戰略挫敗，同時還承受着情感上、道義上的責難。然而就在中共宣布在大陸建立紅色政權的前兩個月，國務院在“中美關係白皮書”中就已經公開批評蔣介石，認為國民政府的失敗完全是蔣介石的責任，與美國對華政策無關。《白皮書》是在國務卿艾奇遜主持下由當時國務院第三號人物傑賽普擔任主筆。
進入1950年後，國務院開始制定方案，準備一旦中共進攻台灣，第七艦隊應該撤離台灣海峽。這種看似非常現實的對外政策讓堅持以意識形態作為取捨標準的反共陣營極為反感。1950年1月11日，俄亥俄州參議員塔夫特（Robert Taft，1889-1953。第27任美國總統之子）發表一個對外關係的演講，他指出：國務院受親共集團的影響，他們打算拋棄蔣介石，至少已經拱手把中國大陸交給了共產黨。《R》P. 93塔夫特的矛頭直指艾奇遜。49年後艾奇遜在誰來承擔丟失中國責任的爭辯中首當其衝。我們承認國共內戰的勝敗確實有它自己的原因，但是艾奇遜的親共立場也是十分明顯，比如就在法庭作出對希斯有罪判決后，艾奇遜說希斯案子“是一個悲劇”，“我不會因此而拋棄他。”《R》P. 94
時間到了1950年2月9日——林肯紀念日，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州威林鎮（Wheeling，West Virginia）作了一個著名的演講。他說他手裡有一份205名仍然是國務院僱員的美國共產黨員以及共產主義同情者的名單，比如謝偉思。麥卡錫這具有爆炸性的演講讓他這個當時很多人都還叫不出名字的議員一下子成為諸多報紙的頭條新聞，而這一天也給這個自由世界多年來持續不懈的反抗、抵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深遠影響——更多的是負面影響。
如果深入探討它的形成和發展，我們不難將麥卡錫主義從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去分析。廣義上的麥卡錫主義可以是自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之後美國社會持久不懈的反共態勢，這背後反映的是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經濟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而狹義上的麥卡錫主義則是從1950年2月的這一天開始，面對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上升階段並取得了局部地區勝利這樣的社會背景，麥卡錫混淆個人信仰、推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同他們實際執行、操作顛覆政府活動這兩者的區別——雖然這兩者在共產專制國家裡往往就是同一件事——而實行的追查共產黨的調查活動。
狹義的麥卡錫主義錯在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她信奉言論自由、信仰無罪。在美國，共產黨是合法組織，任何人不能因為加入其中而遭受國家權力的迫害和打擊。此外，雖然顛覆、奪取國家政權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初衷，而且它對世界自由、民主社會的滲透、破壞也從來沒有停止，但是反共仍然要以事實和法律作為依據，不能隨心所欲，為追求轟動效應而捕風捉影、誇大其辭。所以狹義上的麥卡錫主義從一開始就受到抵制和反對。最後以失敗而告結束也就不足為奇了。
1949年第81屆國會，民主黨又奪回了多數黨的地位。當麥卡錫在威林鎮發表了對杜魯門政府的指控后，他實際上“單槍匹馬發起了反共十字軍東征”《R》P. 96。那時，麥卡錫面臨了美共成員的抵抗、國會共和黨同僚的不信任及民主黨議員的反對。在三面包圍和主客觀雙重不利因素下，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要求麥卡錫提供證據。2月20日麥卡錫又在國會做了一個長達6小時的報告，這次他把國務院共產黨人數改成81人，但是沒有給出具體名單。民主黨認為這樣不解決問題，遂通過決議，在外交關係委員會下設立了一個臨時“國務院僱員忠誠調查小組委員會”、或者叫泰定斯委員會，（The sub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Loyalty of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s. Or Tydings Committee）由馬里蘭州民主党參議員泰定斯（Millard Tydings，1890-1961）出任主席。在多黨體制下，黨派之間從來不缺相互爭鬥的議題，反共也不一樣。泰定斯委員會很快就演變成在反共議題下的黨派之爭。
設立泰定斯委員會的目的不是根據麥卡錫的指控，國會去核實國務院是否有那麼些共產黨員。而是以誰指控誰舉證的原則，把麥卡錫當作證人的對待，由他提供他的證據，讓參議員去驗證和核實。麥卡錫希望泰定斯委員會關起門來聽證，而委員會則堅持聽證會向民眾公開。這樣，麥卡錫公布了一份9人的名單，其中有謝偉思、拉鐵摩爾和傑賽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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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賽普，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教授，太平洋關係學會成員並於1939-1940年期間出任學會主席。艾奇遜擔任國務卿時被任命為巡迴大使，同時主持編纂了旨在解脫國務院“丟失中國”責任的《對華關係白皮書》。另外，戰後他作為專家，同希斯共事，代表國務院參與制定《聯合國憲章》。因為這層關係，傑賽普覺得他有資格在希斯偽證罪案出具證言，為希斯的人品和清白背書，雖然對希斯隱蔽的個人經歷並不了解。自1961年開始，傑賽普出任國際法院法官。
傑賽普成為麥卡錫的目標不是因為他的學者、官員雙重職業背景，而是“他同共產主義事業有非同一般的共識”。《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AFC）》P. 541麥卡錫的根據是，傑賽普認為：“美蘇之間的冷戰主要是因為雙方誤解而不是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而這些誤解可以通過外交方式來解決。”《R》P.130 “就像美國人生活在民主黨、共和黨黨派政治體制下那樣，蘇聯、美國這兩種不同政府形式也能共存。”顯然，傑賽普這樣詮釋不管是從當時還是現在的國際政治關係來看都是錯誤的。把民主社會的多黨制同民主和專制兩種政治制度放在一起比較的錯誤在於，多黨制度下兩黨之間有一個相同的目標，而專制則視民主為死敵。
事實是，除了在二戰期間出於雙方利益需要短暫結為“盟友”，美蘇之間不管是冷戰，還是在第三國進行的“熱戰”；不管是情報戰還是間諜戰以及發展到如今利用網絡駭客執意左右美國大選，它們都來源於意識形態上的敵意和對抗。今天，在那些前（后）共產主義國家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許已經淡化，但是他們從馬、列老祖宗那裡繼承來的基因讓俄國、中國不可能與自由、民主調和共處——不管那裡使用什麼樣的“選舉”方式。傑賽普只看到事物表面上的相似之處而忽略了後面實質的錯誤也反映在他對中共的認識上。傑賽普認為：49年前“毛澤東領導的馬克思主義游擊隊代表了中國土生土長的民主運動”。（同上P.130）我們知道毛澤東一生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內涵可以是任何東西，唯獨和民主無關。
不過不管怎樣不能接受他的觀點，這都不足以將傑賽普划入不忠誠（disloyal）甚至說成是共產分子。麥卡錫指責傑賽普未能看清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質，可他自己也在犯混淆事物本質和現象的認識錯誤。正因為如此，麥卡錫簡單地將他人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親共、擁共的立場無限延伸，所以他推導出的結論常常站不住腳，比如拉鐵摩爾。
拉鐵摩爾出生在中國，在瑞士、英國讀完了小學和中學。19歲時回到中國，在一個英國人的貿易公司幹活，這讓他有機會在中國北方、蒙古、新疆以及亞洲內陸地區旅行。他的旅途見聞、隨筆、日記是他十多本書的素材，使他成為美國人蒙古問題的專家。1928年後，拉鐵摩爾在哈佛大學註冊，在接受哈佛燕京學社等研究團體多項資助后又回到中國。1934年在中國接受《太平洋事務》雜誌的邀約出任主編。1937年他第一次到延安，為《美亞》編輯採訪毛、周擔任翻譯。1944年陪同華萊士副總統訪問中國、蒙古、西伯利亞遠東地區。後來在為《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雜誌寫的文稿中，拉鐵摩爾把他和副總統一行訪問的蘇聯在遠東另一個勞改集中營（Magadan labor camp）說成就像是大蕭條后美國政府經營的“田納西山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一樣，他這種粉飾蘇聯的傾向同傑賽普有異曲同工之妙。
1948年，一個曾經擔任過駐希臘大使館“臨時代辦”的蘇聯人向聯邦調查局指控，說一個克格勃官員告訴他，拉鐵摩爾是蘇聯間諜。（見維基）
1950年3月22日，麥卡錫泰定斯聽證會上用“蘇聯頭號間諜”的罪名指控拉鐵摩爾，他說國務院和聯邦調查局檔案能夠證明拉鐵摩爾是希斯那個間諜網的頭兒。他還發誓，說他願意把自己全部信譽都壓在這一指控上面。這無疑比一個月前的演講更進了一步，全美有影響的報紙都用頭版報道了這一指控。
同傑賽普、希斯這些學者和政府高級官員相比，拉鐵摩爾以他早年在東亞生活和工作經歷確立了他遠東研究的權威地位。雖然他從來沒有在華盛頓坐過辦公室，也沒有直接參与國務院制定對外政策，但這不等於他對美國政府沒有影響。尤其是日本侵華及珍珠港事件使美國外交重心朝亞洲傾斜，這讓拉鐵摩爾角色變得舉足輕重。因此羅斯福任命他擔任蔣介石的顧問。不幸的是，拉鐵摩爾並不看好民國政府，因為他早已把個人情感投射到共產主義運動上去了。那時他同他太平洋關係學會的同事以及40年代美國親共群體“中國通”中大部分人，比如哈佛歷史教授費正清等一樣，都認為毛澤東在中國搞的只是一場土地改革運動，中國共產黨是一群平均地權論者（agrarian）。
40年代美國的“中國通”（China Hand）是如此地熱衷推銷此道，他們實際是在淡化中共意識形態色彩，因為這樣就可以把延安同莫斯科區別開來，從而達到迴避中共同美國利益潛在的矛盾和衝突的效果。然後再理直氣壯地建議將對華政策調整為不偏袒國共任何一方而實際上是提升中共的地位。1948年拉鐵摩爾出席由國務卿馬歇爾主持的一個重要會議，商量是否應該縮減對民國政府的援助。拉鐵摩爾用“現實主義”作為理由，不贊成繼續無條件地支援蔣介石，他說過去這樣做已經損害了美國的形象。《R》P.122他還提出美國應該撤出朝鮮、日本，讓他們自己直接同亞洲的鄰居打交道。不難看出，那時拉鐵摩爾並不贊成美國亞洲外交政策，他蔣介石顧問一職的影響也是消極的。
在泰定斯聽證會上，麥卡錫的證人是卜登茲，不過他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拉鐵摩爾是間諜，他的證言來自於道聽途說。FBI的檔案里也沒有直接證據，如果有的話，胡佛一定會在那關鍵時刻支持麥卡錫。“如果拉鐵摩爾真的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導致毛勝蔣敗，而且他同時正好又是美共黨員，那麼給他帶上共產黨的代理人的帽子可能比蘇聯間諜更靠譜。”《R》P.123
確實，麥卡錫不難從拉鐵摩爾寫的書和他編輯的《太平洋事務》雜誌文章里找出他認同蘇聯共產主義那套理論的觀點，但是那和蘇聯間諜沒有直接關係。麥卡錫的錯誤太明顯了，以至於失去了黨內同僚的信任。參議員塔夫特說他（把拉鐵摩爾說成是蘇聯間諜）“完全是輕舉妄動”。《AFC》P. 543）共和黨其他同事也表示，他們支持麥卡錫更多的由於私下關係和共同利益，而不是因為覺得他的指控站得住腳。《R》P. 56倒是拉鐵摩爾在聽證會上的自我辯護顯得十分充分，有力。如果不是金日成發動了朝鮮戰爭，麥卡錫主義很可能就會失去它的動力。
朝鮮戰爭讓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威脅又一次現實化了，在擔憂第三次世界隨時可能爆發的情況下，美國社會對“丟失中國”的思考有了具體和現實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