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張允和夫婦
“我到日本那時候思想‘左’傾，希望去跟河上肇”。語言學家周有光如是回憶。這位百歲老人於2017年1月14日去世，公眾隨之對這位“漢語拼音之父”（周對稱號曾有否認）掀起追憶高潮。其實，周有光不僅有從經濟學轉向語言學的第二次道路選擇，他三十年代初期也曾經有一次重要的道路選擇，而他最終決定去日本留學甚至回國，最大原因都在於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
按照周有光的記憶，河上肇當時已經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非常有名”。周有光甚至為了河上肇放棄東京帝國大學而選擇京都帝國大學，然而等他考到了到京都，河上肇已經被捕了。周有光根本沒有看到河上肇本人，期待學習的經濟學專業也喪失了對象，所以留學學習經濟學目的沒有達到，留學主要是學日文了。隨着妻子張允和懷孕，他呆了不到兩年，就回上海了。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上海和日本非常方便，不僅來往並不需要護照，從大阪到上海坐船一天就到，而且不少人選擇留學日本，原因也在於日本比上海生活便宜。
河上肇何許人也？河上肇出生於1879年，其家鄉是山口縣玖珂郡岩國町，屬於以往幕府時代赫赫長州藩，出過吉田松陰、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明治維新重要人物。根據河上年譜以及自傳，他出生於一個低級武士家庭，青年時代就和同學辦過同學雜誌，寫過提倡日本發展工業的《日本工業論》等文章。
河上肇成年之後，來到東京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畢業之後一段時間擔任東京帝國大學農科講師等職，后投身報界，在《讀賣新聞》以化名連續撰寫《社會主義評論》引發關注，后加入京都帝國大學擔任教授，創辦個人雜誌《社會問題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
1928被迫從京都帝國大學辭職后，河上與大山郁夫等人組織新勞工黨，隨後他提議解散，1932年9月9日年過半百而正式加入日本共產黨；1933年8月，河上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罪名受到審判，當年8月8日一審判處5年，9月放棄上訴，1937年因為皇太子誕生減刑出獄，1941年得以回到京都，1945年2月因為“寒冷以及營養不足”病倒，1946年初在京都舊宅病逝，享年67歲。
事實上，不只周有光，河上肇對於中國知識界的影響甚大，被認為啟發了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等人，而且影響不僅僅限於馬克思主義者，當年魯迅的書賬上也有河上肇的書，據內山完造回憶，河上所著《貧乏物語》簡直如同小說一樣的暢銷。
李大釗1919年的名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更是被認為受到河上肇個人雜誌《社會問題研究》系列文章影響；郭沫若不僅伏案艱辛翻譯河上《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更是表示“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個轉換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里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甚至河上被認為他一生除了魯迅之外寫詩紀念最多的人。而周恩來據說是因為日語不過關才沒有投身京都大學河上肇門下，其詩作《雨中二次游嵐山》“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着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也被認為是表示受到河上著作啟發感悟馬克思主義的欣喜。
自稱受到河上肇影響的人不知凡幾，但是直接受業於他的並不多，日本學者三田剛史統計京都大學與河上肇交往有約為17人。今天談到外界河上肇影響的人，多數是政界聞人，而他的學生中，也有一位著名中國經濟學人，那就是中國銀行業泰斗資耀華。
資耀華1900年出生於湖南，17歲不到就留學日本，26歲他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院，後來受到“民國摩根”陳光甫賞識在銀行界任職，出版不少重要著作。當時16歲的資耀華帶着30多塊銀元就去了日本，他的感受和後面的周有光差不多，那就是方便便宜，去日本比去北京天津還方便，而且日本政府還有不少官費獎學金。
資耀華到了日本不久，決定學習經濟，偶然得到日後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指點，告訴“經濟可不是會計，它是一門科學，是研究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學問”，並且介紹日本經濟學界分為旗鼓相當的東西兩大派別，“東京是慶應大學的福田德三博士為首，他以富國論為基礎，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學說；西京（即京都）是京都帝國大學河上肇博士為首，以資本論為基礎，專門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學說。”
李達建議，資耀華本科畢業后可以進京都帝國大學師從河上肇。資耀華本意也如此，李達一席話讓他覺得“頓開茅塞勝讀十年書”。於是他未來的道路就按照李達提示，預科畢業就申請京都第三高等本科，目的方便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英文之外的外語也從德語改成法文。
當時京都大學經濟學部經濟學原理（經濟原論）是由河上肇與田島教授輪流講授，每人擔任一年，資耀華順利進入京都大學經濟學部時，剛好那年還是河上講授經濟學原理，如願以償地，河上肇成為資耀華指導教授。河上上課的時候不僅不同學科的人會來，校外也有人來聽。如李達所言，河上肇講學時沒有講義也沒有稿子，資耀華記錄得非常認真，並且加以自己的理解，回國積累幾大冊筆記準備出版，但是一直沒有找到的好機會，甚至在全國政協代表大會時候也不忘與進度大學同學杜國庠討論。誰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因為紅衛兵抄家，這些筆記連同其他文稿統統付之一炬，資耀華甚至為之暗中飲泣。至於為資耀華謀划人生道路步步為營的李達，也在文革中死在武漢大學。
對比周有光未能受教於河上肇，資耀華得償所願，但是對比兩人日後命運，其實也很難說更好，尤其對比河上肇的跌宕一生，得失或許只有上帝知道。
河上肇少年得志，多年在在日本公共領域備受關注，一生褒貶無數。
不過他耿耿於懷的評論，來自他入獄之後，1933年《文藝春秋》刊發的杉山平助撰寫的一篇文章，批判完河上“無論從哪一點看，他絕不是具有站在頂峰、支配時代的能力的人”、“不過是東倒西歪的人物而已”之後，這篇文章也指出河上具有“純情的人”、“專心一意的求道者的臉相”。雖然河上對於這篇很不滿，但他在自傳也花不少篇幅提到這篇文章，可見儘管存在誤解甚至歪曲，這篇文章點出河上肇的一些特質。一方面是他一生追求變化，無論年輕時候受到伊藤證信影響追求“絕對的非利己主義”還是隨後對於馬克思主義逐步理解；另一方面在這些追求中，河上肇認為自己一生是變化多端的的同時有不變的本質，即追求真理的至柔的心。
誠然，河上肇的一生經歷很多轉變，他曾經表示從1924年前後開始從研究經濟學進而研究哲學，翻譯《資本論》也是比較晚才開始，“非到1930年前後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至於早年論述“連一點馬克思經濟學的影子也看不到”、“絕對找不出馬克思經濟學的影響”。這一敘述其實也與資耀華的感受一致，雖然中國《辭海》講河上肇介紹為“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先驅者，社會主義運動”，但他上學時，只覺得他是一位很有造詣的經濟學者。直到晚年，他尚且記得河上肇博士的臨別贈言時的珍重期望，對比別的老師應酬客氣，河上教授則誠誠懇懇語重心長，“你將來還要走很長很長的路，得下最大的功夫，要好自為之！”
正是對於真理的堅持，使得河上風骨以及精神超越絕大多數人，迄今仍舊帶有殉道者的精神感召力。在審判之前，他為了爭取緩刑寫了退隱書齋的《獄中獨語》，但也堅持“在隱退於書齋后，余將依舊為信奉馬克思主義之一學者”。此外，在監獄之中，雖然體力精神備受折磨，但是仍舊不願意以轉向換得釋放，即使面對很多曾經日本共產黨黨魁的轉向也不為所動。
在1937年出獄之後，河上肇活動基本局限於書齋，他在陸遊的詩作中找到共鳴或者說慰藉，在自傳開篇就引用了陸遊的“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認為此刻陸遊詩性勃發，激動如“春潮”“汩汩流動”。這看似偶然，其實也是一種回歸。少年的河上本來報考了文科，因為同鄉先賢吉田松陰的影響，又毅然改變志向報考法學院，當時他的德文老師就力勸“你是詩人的才具，不是學法律的人”。某種程度意義而言，河上的精神氣質確實是一位詩人，難怪郭沫若對他的心有靈犀。
河上肇自傳從1943年開始秘密寫作，本來沒有計劃出版，但隨着1945年8月15日天皇的“玉音放送”，日本戰敗時刻到來，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當自傳第一部分在《世界評論》雜誌刊出之際，河上肇的生命也接近盡頭，“卧床不起，生命垂危，據說連那本雜誌都拉不動，只能撫摸一下封面而已。”
西風東漸之中，日本是一個重要關口，馬克思主義理念從日本傳向中國的路徑也在情理之中，直到1960年代，毛澤東尚且對日本來客表示“河上肇寫的書，現在還是我們的參考書。河上肇在《政治經濟學》那本書中寫有怎樣從舊的政治經濟學發展到新的政治經濟學，河上先生說新的政治經濟學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因此每年都再版發行”。根據日本學者三田剛史研究，中國關於河上肇各類翻譯眾多，單行本為19種，如包括各種版本則有37中，論文為60種。
河上的自傳中，對於書齋生活充滿懷念，其實他一生幾乎都是在書齋里渡過，也自認的確是個讀書人。某種程度而言，他進入偏向實際的經濟研究已經略有偏題，當從書齋捲入社會運動更是突兀。他曾經回憶二十年代的變化如何導致他個人的道路變化，首先是日本共產黨在1927年選舉中露面，導致1928年針對共產黨的逮捕事件，這一變化可謂日本學術界重大事件，不僅左翼刊物逐漸絕跡，也使得大學經濟學領域沒有有研究和發表的自由，河上本人也因此被迫離開學校，“要是永遠待在能夠隨便說話、隨便寫作的太平環境里，想我這樣愚鈍的人，是絕不可能把自己鍛煉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隨着戰後盟軍的佔領，日本陷入“一億總懺悔”的口號之中，曾經被禁止的一度重新獲得新生，河上肇時候出版的自傳迎來對他的懷念高峰。根據《擁抱戰敗》一書記錄，河上肇在公共視野中本來已經消失多年，但自傳的流行帶來新的“河上肇熱”，如同傳奇人物的“死後復活”。無獨有偶，和河上肇一起進入1947年暢銷榜的日本作家，還有死在獄中的三木清以及被間諜罪處死的尾崎秀實，儘管這三個背景不同，但是他們都不同程度與馬克思主義有所聯繫，他們獨立思考的共性對於過去的多數人的狂熱形成對比，他們的吸引力也在於他們的犧牲者身份，“即使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正是現在發現他們有魅力的同一批人的犧牲品”——暢銷書與死去的英雄回歸，共同構成戰後短暫文化危機中的殉道者形象。
經濟學的歷史並不長，在亞洲更算新興學科，而俄國革命的爆發，其實也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亞洲引發迴響，如此情況之下，河上肇在日本與中國備受歡迎，其實也是當時是社會思潮的反應。新舊交替之間，舊的已經毀壞，新的尚未建立，河上的熱情探索呼應了時代內在饑渴，無論戰前還是戰後甚至現在都是如此。
早在1906年，河上剛剛在《讀賣新聞》等公共空間嶄露頭角之餘，就有人用德語寫信給他傾訴“那些早就失去了內在生命的像符咒一樣的教義，已經不能使我們感到滿足了，如果我想獲得真正的生活的話，麵包之外，我們還得有有些別的東西。”這種情況之下，他的敏銳地把握住時代脈搏，也被裹挾進入形勢變化之中，他的激情特質也使得他的尋道之路對外充滿感召，對內這不乏反覆甚至搖擺不定，他的堅守與困惑今天還能吸引人，也正因此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他的努力路徑始終引發變化時代的永恆共鳴，“在那洶湧澎湃的波濤下面，還有一股永恆的潛流，指向著解決與人生相終始的謎”。
河上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