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在這個對國人而言級別最高、規模最大的節日里，中國人的生存百態盡顯其中。每一年的此時，“回家”是永恆的話題和最大的儀式。
然而，近些年來，“過年”與“回家”之間的關係有所減弱。“回家”反而與沉重的人情負擔、不願面對的“關懷”、衰敗的家鄉圖景，緊密聯繫在一起。此時，用旅遊的方式逃避回家，就成了最優選擇。
年前，中國旅遊研究院聯合旅遊網站發布了《2018過年出境旅遊趨勢預測》報告，該報告稱，今年過年長假預計出境遊人次將達到650萬，規模為歷史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針對在線的年輕旅遊者，進行了2018春運過年旅遊意願調查，此項調查正顯著地表明著當下年輕人的生活狀態。
其中，有30%的年輕人選擇旅遊過年，或者接父母到工作的城市一起去旅遊。而選擇旅遊過年的年輕群體中，有33%是單身的恐婚族。從年齡看，90後的比例最高，佔到49%。並且，第一批95後也已進入恐婚族的行列，佔比超過了30%。一份《2018年春運過年旅遊大數據報告第3號——95後旅遊過節》表明，第一批95後也已經進入恐婚族的行列，佔比超過30%。
除此之外，據統計，在20到30歲的年輕人中，單獨旅行者比例達到20%，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而這些單身旅行者中，女性佔比56%，是絕對的多數。
而這些恐婚族在選擇躲婚地點上，也有自己的偏好。根據年輕人獨自出行的數據，攜程旅遊發布了過年十大海外“躲婚”目的地:曼谷、香港、普吉島、東京、台北、大阪、芭提雅、新加坡、清邁、巴厘島。
過年期間的被催婚到底能夠引發怎樣的“精神摧殘”？相親的殺傷力到底有多大？以下是夢楠對AI財經社的口述，講述了她為了躲避相親，不得不去新加坡過年的故事。
口述者：
夢楠，女，25歲，現在北京某211高校讀研，計劃畢業後留在北京。
在理性的世界裡，相親是婚配成功最高效的手段之一。只是相親這種操作，在各種力量的左右下，很容易走到非理性。
我第一次相親是在大三，那年我21歲。可笑的是，直到那場相親結束，我才意識到自己被套路了。
我的父母都經商，平時經常帶著我參加他們的各種聚會，加上我本科是在老家本地念的，和父母的關係一直很親近。相親那天，父母沒有明確說明他們的意圖，我以為只是一場普通的聚會而已。對於認識新朋友，我沒有抵觸心理。
直到那天聚會結束之後，父母開始旁敲側擊地詢問我：對聚會上的那個男孩感覺如何，是否和他保持聯繫，以及不厭其煩地表達對其父母和家庭的認可……等我清晰地意識到那天聚餐的目的時，我已經把那男孩的臉都忘記了。
大四那年，為了支持我安心考研，對於我的戀愛問題，父母沒再付出更多“關心”。而大三的那次相親，已經被我當作一場鬧劇拋在腦後了。
情況惡化是在我上了研二之後。那年，一方面，經歷了研一的一場戀愛後，我對於自己的戀愛權、人生規劃權更有意識了，另一方面，父母已經從我考研成功的喜悅和自豪里醒過神兒，埋在他們腦子裡的那個“順利把我嫁出去”的雷又炸響了。
研究生階段，我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學校，在地理和心理上與父母拉開了距離。面對這種障礙，父母開始了他們瘋狂的遠程操控，操控的據點位於我北京的姑姑家。
“如果你想在北京留下，不找一個北京本地男孩是沒希望的。”這是姑姑對我的第一句教誨。本著這一原則，姑姑把她社交圈裡任何可能的適齡男孩都給我推薦了一遍。於是，我的微信在短短一個月內增加了十多位單身男性。更可怕的是，我需要每兩周與其中一位見面，並向父母打卡彙報，直到我確定一段穩固的戀愛關係。
在這個過程中，我親身體驗了一把所謂的“中國式相親鄙視鏈”：本地人瞧不上外地人，有北京戶口的瞧不上沒戶口的，三環有房的瞧不上五環“郊區”的等等這一層層分級的鏈條。
外地人身份、身高170以上、非獨生女、有讀博意向，這些曾經我想都沒想過的“缺陷”，現在都赤裸裸地被批判了個遍。更令我沒有想到的是，一位相親對象對我做記者的這一職業規劃非常不滿：“做記者太忙了，沒時間照顧家庭。”我覺得自己如果正巧還屬羊的話，可能連相親的資格門檻都跨不過。
相親消磨掉的不僅是我的時間，還有我對自我的認可。
直到去年過年回家，我也沒能找到一個潛在的“婚戀對象”。任務沒完成，於是，那年過年，我經歷了人生中最可怕的假期。
除夕夜，奶奶在飯桌上對爸爸說：“即使你把你女兒培養成什麼大學問家也沒用，如果她沒在三十歲之前把自己嫁出去，那你就是最失敗的父親。”而爺爺的話是，“我讓我的每個孩子在24歲那年都有家有室，為什麼你做不到？”爸爸低著頭，全家無言，我感到臉頰火辣辣的。
假期剩下的日子裡，七大姑八大姨，凡是能夠沾親帶故的人，對我的人生和婚戀都有了指摘的權利，並在那個假期眾志成城地企圖扭轉我的人生軌跡。而我像一個布偶，被各方qq言論左右，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和挫敗感。
從閨蜜曉穎那裡，我聽到了類似的感受。
我和曉穎是高中同學，大學分開後一直保持著聯繫。她出身教師世家，隨著年齡的增長，父母對她的控制變本加厲。學生期間，父母對於任何“早戀”苗頭一定要扼殺在搖籃里。大學一畢業，父母又開始逼迫她考研、考公務員，在經歷了接連的失敗後，曉穎終於如願以償進入了國稅局。此時，父母婚戀逼迫又來了。
去年過年，當她的父母不經她的允許，替她報名了一個當地的相親大會時，想到如菜市場一樣的相親現場，她與父母徹底鬧翻了。“我的人生好像必須是一本由他們寫好的劇本。”今年，曉穎決定獨自留在北京過年，“有貓陪我，多清凈。”
和曉穎不同，我和父母的對峙還處於半遮半掩的狀態。今年，我和大我三歲的表姐一起買了大年初一飛往新加坡的機票，這意味著，我還需要熬過年夜飯上的拷問。
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告訴父母我的旅行計劃。而這場躲避催婚的旅行，花費近一萬元，是我一年的獎學金加上實習工資。
我一直在思考這種逃避的背後，是怎樣深層的隔閡。
隨著父母年齡的增長，他們逐漸將一種恐慌感轉嫁到我的身上。我理解他們的憂愁，但是面對北京的生存壓力、自我提高的瓶頸，婚戀問題目前無法納入我的考量和規劃之內。
同時，因為生活圈子的不斷擴大，我可以接觸到的生活方式更加多樣，單身、獨居、丁克，早已不再是新鮮話題、奇人異事。在西方，有關“單身女性”的討論幾乎已是陳詞濫調。因此，年年回鄉，我覺得自己所面對的親朋似乎來自上個世紀。
這種隔閡感短時間內無法通過語言的溝通得到有效的彌合，逃避是最省力的選擇。在訂下機票酒店的那天晚上，我的錢包空空如也，心裡卻如釋重負。
其實，“相親”是一個超越年齡、跨越地區的話題，尤其隨著諸如世紀佳緣網、公園相親角這樣線上線下雙管齊下的操作，讓“相親”變成了一個現象級事件，而相親背後埋藏的是巨大的代際隔閡和群體焦慮。
新加坡的年味似乎不比中國差，每天走在大家上，看到當地的同齡人從身邊走過，總是情不自禁地冒出同樣的奇葩的想法，這個姑娘被逼婚了嗎？
嗯，哪怕是遠在新加坡，我也有些被逼得著魔了。
來源：AI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