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人大會議上習近平修憲成功，並去除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而且還將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儼然已成為政治強人，意欲帶領中共走向強盛。時事評論員文昭表示，習近平的一人之強恰恰體現出的是整個中共體制的衰弱。歷史學者章立凡表示，這次修憲後又回到了1975年的文革憲法，為個人獨裁奠定了基礎。普林斯頓社會學博士程曉農認為，如果習近平能穩住權威，很可能帶領中國重回統治成本低廉的獨裁時代。當局的經濟資源快要耗盡時，便轉向個人集權領導模式。
美國主要報紙《華盛頓郵報》3月13日星期二發表三位專家的解惑性文章，標題是，“習近平這就變成了中國的強人了嗎？不見得”。
寫出這文章的三位專家分別是，艾麗卡·弗蘭茲，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科學副教授；安德利亞·肯德爾-泰勒，國家安全委員會俄羅斯和歐亞部副情報官；約瑟夫·萊特，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政治科學副教授。三位專家的文章說：
“眼下正在中國持續發展的並不是典型的強人政體。習近平依然是在中共相當制度化的體制內運作。高層官員在有忠心的情況下通過中共的機構獲得升遷，能力依然是獲得提拔的一個重要標準。研究顯示，在一個像習近平這樣的領導人是通過現有的政黨崛起（而不是他自己另起爐灶）的情況下，那個政黨就對一個領導人試圖控制其系統有更強的抵抗力。
“在2012年，中共試圖尋求一個強有力的、有決斷力的領導人以便使中國國內的人再度對中共政權產生敬畏。中共作為一個黨派，尤其是中共內部默認習近平大力抓權的人以為，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克服公眾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尤其是對胡錦濤在位10年所積聚的貪污腐敗的不滿。中共選擇了習近平，得到了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但其強勢如今使它後悔莫及。”
文昭：修憲習近平真的贏了？習強人背後藏著一大虛弱
時事評論員文昭13日表示，習近平的一人之強、體現出的是整個體制的衰弱。如果以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來做比喻，中共確實已經進入遲暮之年，所謂氣虛體弱體現在這個體制里的關鍵分子們都意志薄弱，堅持自己的主張做負隅頑抗的決心淡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共依靠皮鞭和鐵拳來降伏社會，導致中國社會怕事懦弱之風盛行，然而在統治集團內部也是同樣，對下級聲色俱厲、對上級只敢阿諛奉迎，軟骨病盛行。
這個體制目前的衰弱甚至還超過了習近平自己的判斷，哪怕習近平今天再多走一步，改成總統制，把決策權直接拿到總統的內閣里來，甩開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局也能做得成，也沒人敢反對。
只是習自己受制於保黨的這個心魔走不出這一步而已，是他自己想挽救黨。哪怕真走到剛才說的這一步，其實也沒人站出來，誓死捍衛黨性——我就對黨忠誠，誰要篡奪黨的權力我就要和這個亂臣賊子死磕，早就沒有這樣的人了。這個體制整體的衰弱程度已經無法自發凝聚起任何有效的抵抗。
習近平反腐五年，政治局委員這一級的只拿掉了：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薄熙來和孫政才。在任的政治局委員拿下的只有孫政才一個。其他幾個都是退休交權了才拿下的。把他們全算上，中央政治局裡“中槍落馬”的比例也不過20%。十八屆中央委員會裡到2017年上半年被查的也僅僅有29人，中央委員14人、候補委員15人，佔總人數的比例10%都不到。僅僅這種程度的整治，就馴服了體制，剩下的人就膽戰心驚、俯首貼耳了。
可是你要知道斯大林的大清洗下手有多重嗎，1917年十月革命期間的六位政治局成員里，除了斯大林一人獨霸，剩下的五人里四人被處死；還有一個其實也算被處死，就是托洛茨基，他被開除黨籍以後流亡墨西哥，後來被蘇聯間諜所刺殺，也相當於被處決了。除了斯大林本人之，其餘幾位全體“陣亡“。
從十月革命後到1924年列寧去世之前被選入政治局的七人里，四人被處死、一人自殺，倖存的只有兩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寧，陣亡率達到71%。1934年參加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里1108人被捕，這些人基本上都被處死或死於獄中，“陣亡率”達到56%。
蘇共和中共（包括越共、柬埔寨共產黨這些小共產兄弟）同樣能做出逆文明潮流而動的、令人瞠目結舌的罪行，那憑什麼現在它就要與文明接軌了呢，只能說是世界範圍內共產黨氣數的衰落，不是它開化了、而是它衰弱了。
章立凡：一黨專政從未變，中國重回1975年
歷史學者章立凡3月13日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新時代的說法從十九大時就開始使用起來了。現在當然是一個節點。其實，一黨專政從來沒有變，是不變數。無論集體領導或者個人領導，獨裁都是不變數。黨魁沒有力量時是集體領導；黨魁可以高度集權時就是個人獨裁。毛之後沒有那樣的強人，所以形成各個山頭大佬開家族會議的模式，就像黑手黨。
本次有趣的是，一黨專政性質也在修憲中體現了，而不光是改主席任期。修改的憲法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後面加上中共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個定語回到了1975年的文革憲法。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用憲法來規定一個政黨的執政地位。
章立凡強調，這點中共做到了，可說是為個人獨裁奠定了基礎；否則的話不可能實現個人獨裁。毛的獨裁就是建立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之下。
程曉農：即使習掌全部權力，也將回到獨裁時代，離不開“鐘擺論”
普林斯頓社會學博士程曉農在2016年3月接受美國之心採訪時認為，共產黨國家的最高領袖，除了北朝鮮和古巴堅持血統繼承製外，其他國家的權力交接軌跡非常清晰，基本是權斗的結果。
中共傳到今天的第五代，其執政模式在獨裁和集體領導之間如鐘擺般擺動。習近平如果能穩住權威，很可能帶領中國重回統治成本低廉的獨裁時代。
程曉農
另外，在2016年2月2日，他在美國之音政論節目中就介紹了他的研究成果，即共產黨領導模式的“鐘擺論”，指出這類政權的領導模式通常都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來回擺動，但這種擺動不是隨意的。
他描述說，一般來說，第一階段，共產黨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體領導，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黨內高層的政治氣氛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容不得對自己的批評，清洗有不同意見的高層成員必然成為常態，最後個人崇拜大行其道，最高領導人如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威權和個人專斷就取代了集體領導，進入領導模式的第二階段。個人威權的領導人去世後，就進入第三階段，重回集體領導，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從華國鋒、鄧小平到胡錦濤，基本上都是如此。蘇聯在第三階段的末尾解體了，而中國現在進入了第四階段，即重建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威權。
程曉農認為，領導模式的選擇與統治需要有密切關係。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同時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於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
斯大林和毛澤東死後，接班人往往需要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同時給老百姓一些實惠，建立權力後繼者的合法性，赫魯曉夫和鄧小平就都是如此。在此過程中政治精英的全面腐敗就死灰復燃，而勃列日涅夫和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的領導人則通過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的順從。
他還說，用腐敗換政治穩定，會大量消耗當局掌握的經濟資源，這種局面能否長期維持下去，最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條件；當局的經濟資源快要耗盡時，或者是倒逼改革，比如蘇聯，或者是“擰緊螺絲”、堵住“跑冒滴漏”，由此便轉向個人集權領導模式。
阿波羅網文學承綜合報道
來源：阿波羅網文學承綜合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