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日前刊發題為“政改難產之因”的文章中，分析了中共政改為何難產的原因。他說，中共曾有過一場經濟體制改革，但一直沒有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原因是中共高層發現政改的每一項內容都在削弱這個政黨。
文章說，中共執政的大多數時間中，其方針政策不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巧取豪奪，先將人民私有土地變為國有，然後大搞地皮財政，各地政府高價將地皮賣給地產商，無數公民成為房奴……
文章認為，這個政黨執政70年的歷史中，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所以它們應該儘可能地避免暴力，以最少社會動蕩的方式，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而中共領袖今後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上述文章“驚世駭俗”，“好評如潮”，剛出現時被認為假冒，理由是大學教授不敢如此驚駭。但獲得認證後，又被認為平常之言。
對於文中所說和平終結專制歷史，依賴共產黨有個明智領袖。胡平認為，實現和平轉型的專制國家的領導人，並不都是明智的，其中也有一些很頑固的強硬派。
胡平表示，大眾參與才是壓力，對自由民主的爭取，取決於參與者的數量。如果參與者人多勢眾，再頑固不化的專制統治者也不得不讓步，89年民運一度取得很大進展，但不幸的是，六四事件讓大家看到了負面的結果。
美國之音引述分析說，要求中共在和平方式中讓權，恐怕會被認為在與虎謀皮。鄭也夫的言論在自由派中也會被認為是對牛彈琴，原因是現任領導人不大可能接受退出。
分析說，鄭也夫的言論只是回歸一個常識，說出大家想說但是不敢說的，就是誰幹得好就幹下去，干不好就淡出。鄭也夫比較客氣，用了“體面淡出”而不是退出，就是有個階段，逐步地、體面地退出，而不是一步退下，給中共留了很大的面子。
中國社會活動家胡佳也認為，中國的政治變革要靠普通公民的覺醒，“他們應該把那種已經注入我們血液的恐懼的基因，也就是長期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從而形成的國民性打破，要勇敢地在同一個時段，有足夠多的人要求社會變革。”
胡佳分析說，中共不會主動退出歷史舞台，他們現在所作的所有事情都是在霸佔著歷史舞台，中共黨內幾百個紅色家族，還有共產黨總體的利益，就是說要壟斷這個國家所有的政治以及經濟的命脈。
鄭也夫上述文章，適逢中共陷入內憂外患的險峻困局時期。前景未測的美中貿易戰，重挫中國經濟，國內外大量不穩因素接踵而至。體制內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各種方式表達改革的焦慮。
2018年歲末，88歲高齡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發表“十大改革忠告”，大聲疾呼真刀真槍地進行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2019年新年前夕，網路流傳出一份“中國百位公共知識分子發表改革開放40年感言”。他們稱“改革已死”，質疑中共的“改革開放”成為了少數人掠奪斂財的手段，“人權”成了改革禁區。
在中共禁言的常態下，中共體制內的學者們冒死發聲，分析認為，說明中共確實到了非變不可的臨界點，中國的大變局已經來臨。
大紀元系列社論《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的結束語中寫道：神安排了中共最後的解體。中國的執政者和其他掌握權柄的人，如果有意解體中共，神為其安排好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未來天賦神授的真正權柄。
相反，如果死抱中共不放，必定會在最後的過程中遭遇中共解體所帶來的一切災禍、魔難。順天則昌，逆天則亡。中國的執政者何去何從？就看他們自己的選擇了。
來源：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