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growing
movement in El Salvador is seeking to free women who have been
jailed under the country’s strict anti-abortion laws https://t.co/kw46t8b1pJ— BuzzFeed News (@BuzzFeedNews)
July 14, 2021
上個月，來自南美洲國家薩爾瓦多的29歲女子Sara被釋放出獄，此前她已經蹲了近9年監獄。
而她被判刑的原因，竟然是因為一次意外流產……
2019年9月，BuzzFeed新聞曾到監獄裏對Sara和其他幾位女囚進行采訪，為了保護她的隱私，媒體報道中一律隱去了她的姓氏。
Sara說，2012年她懷孕了，馬上就要到預產期，但一天晚上發生了意外。
她在家洗碗的時候，不小心滑了一下摔倒了，當即陷入昏迷。等Sara醒過來時，她已經住進醫院，她本人倒是沒有生命危險，可女兒已經流產去世了。
她本來已經提前給孩子想好了名字，生女孩就叫Alexandra
Sarai，不過現在女兒死了。Sara很傷心，碰上這種意外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
但讓她想不到的是，很快就來了一名警察將她逮捕，拘留起來。這是因為，薩爾瓦多是南美洲為數不多的全麵禁止墮胎的國家之一，有著全世界最嚴苛之一的《反墮胎法》。《反墮胎法》規定，墮胎和殺嬰都是犯罪，墮胎的最高刑期為8年，而且，即使懷孕危及孕婦生命健康，甚至意外流產或產下死胎，也都有可能被判有罪，以嚴重的殺人罪被起訴，最高刑期為40年。
這種量刑有多嚴重，可以對比一下，如果是一名男性謀殺女性，或者因為性別仇殺女性，最高刑期也才35年。正是因為《反墮胎法》，就算隻是意外流產，Sara還是以“殺人罪”被起訴，最終被判30年監禁，關進一座女子監獄服刑。
最近幾年，薩爾瓦多開始有支持墮胎權的公益組織和女權團體，關注《反墮胎法》以及因此被判入獄的女性，他們展開了一係列積極活動，為這些女性爭取權利，呼籲為她們減刑。每個申請減刑的案件，都會由司法部、包括心理學家的犯罪小組和最高法院單獨進行分析，如果能獲得批準，她們就有希望提前出獄。
在這些活動的影響下，Sara的律師也幫她提出減刑，並於2020年2月獲得減刑批準，之後不久，Sara被批準可以提前獲釋出獄。
今年6月7日，是Sara在監獄裏的最後一天。她早上4點起床，按照正常日程，洗澡，吃早飯，參加割草勞動，吃午飯，再去一個編織小組繼續勞動，直到下午，獄警終於通知她準備一下，可以出獄回家了。Sara脫下白色囚服，換上便裝，跟獄友們一一告別。通往監獄大門的那條路，獄友們一邊哭，一邊盡量陪她多走一段，其中好幾位也跟她有著類似的經曆，都是因為流產或生下死胎被判刑，她們懇求Sara出獄後積極發聲，也能幫她們爭取減刑。
終於，Sara走出了監獄大門，迫不及待地跟來接她的家人擁抱，蹲了近9年監獄，她終於重獲自由，9年的大好青春都白白耽誤了。事情到這裏其實還沒完，Sara的律師還在為她爭取修改當年的判決，將她定為無罪，因為Sara擔心，背著“殺人罪”的犯罪記錄，她以後很難找到工作。
在薩爾瓦多，Sara的案例並不是個案，還有一些女性因為墮胎、流產或孩子夭折，被認為“有罪”。她們的故事各不相同——有人因遭到強奸而懷孕，施暴者甚至是她們的親人；有人是正常懷孕，很期待孩子的到來，但生下死胎或孩子夭折了。
無論哪種情況，隻要孩子沒能平安降生到人世，她們就成了“有罪之人”。
幾乎所有因違法《反墮胎法》入獄的女性都很貧窮，很多人懷孕、分娩期間都無法獲得醫療護理，導致風險增大，有些人在“犯罪”後，被銬在病床上，然後直接送進監獄。
她們說，蹲監獄很苦，尤其是剛開始幾個月，她們連毛巾和肥皂都缺。其中比較幸運的，近幾年都跟Sara一樣獲得了減刑，但還有人仍然在監獄裏。
（示意圖）
2011年7月20日，Jacqueline距離預產期還有6周。
那天她想去廁所，家裏隻有旱廁，蹲坑下是一個幾英尺深的洞，Jacqueline上廁所時突然開始宮縮，很快就生下一個女孩，孩子直接掉進蹲坑裏，哇哇大哭。Jacqueline的爸爸趕快打電話找警察求救，但警察來了之後，不聽Jacqueline說她仍然感覺劇痛，直接把她帶上警車，她聽到一名警察衝對講機說，要把她抓回警局，以“企圖殺人”論處。
警察叫來一名醫生，讓Jacqueline躺在警局的辦公桌上接受檢查，醫生說她的子宮內還有沒排出的胎盤碎片，應該馬上去醫院，但一位警察的回答是：“她應該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被判死罪。”
直到那天午夜，Jacqueline才被送進國家婦產醫院的急診室，轉天早上做了清宮手術。
隨後她就被警察帶回警局，一名警察試圖恐嚇她，要把她交給MS-13和Mara
18處置，這是薩爾瓦多的兩個幫派組織，因為極端行為甚至被該國定性為恐怖組織。
Jacqueline因蓄意謀殺被起訴，案件審理過程中，三位證人都給出了對她不利的證詞。其中兩名是拘留她的警察；第三位是她74歲的女鄰居，她聲稱多次問過Jacqueline是不是懷孕了，還指責Jacqueline故意把孩子扔進蹲坑。Jacqueline否認鄰居問過她懷孕的事，更不承認自己故意把孩子扔進蹲坑，後來她才發現，是檢察官給了鄰居25美元，換來她作證說謊的。
被捕5個月後，Jacqueline被判15年監禁。
其實，Jacqueline的女兒雖然早產，還不小心摔了一下，但獲救後馬上就被送進醫院，隻受了些皮外傷。因為媽媽被捕了，是一位醫護人員給她起的名字。
Jacqueline坐牢期間，有一天，突然來了一位陌生人探監，讓她簽一份文件，隻念到8年級的Jacqueline當時根本沒搞清文件說的啥，被人連蒙帶唬就簽了。
後來她才知道，那是一份孩子的收養文件，她的女兒被別人收養了，她有可能一輩子都見不到女兒了。接受采訪時Jacqueline說，盡管不知道是誰收養了女兒，也不知道他住哪，但她希望出獄後能找到女兒。而現在，她的刑期還剩4年多。
（示意圖）
跟Jacqueline有類似遭遇的還有Kenia。2014年，Kenia17歲就懷上了她跟男友的孩子。
她的爸爸很嚴厲，時不時會打她，那天爸爸嫌她做衛生時不勤快，一下子就火了，開始追著她打，Kenia逃跑時不小心摔了一跤。
爸爸怕擔責任，從家裏逃走了，Kenia不久後就流產，獨自在家生下孩子，但孩子很快夭折，她因此被判殺人罪，入獄30年。
2018年，律師幫Kenia提交了減刑申請，2020年獲得批準，可是她要服刑到2023年6月才能出獄，從現在算起還有兩年。
不是這些女性的錯誤，卻要她們承擔責任，接受汙名化和懲罰，這種毫無合理性的規定，讓很多女性蒙冤入獄。
其實過去十年中，南美洲的一些國家已經放寬了對“墮胎”的限製——比如2012年，烏拉圭女性為爭取墮胎合法化，舉行了震驚世界的裸體集會；2019年，墨西哥瓦哈卡州成為該國第二個可以合法墮胎的州；去年12月，阿根廷參議院批準懷孕14周以下可以自由合法墮胎。
但薩爾瓦多絲毫沒有隨潮流而動，作為一個虔誠信奉天主教的國家，支持墮胎權的活動有多熱鬧，反對就有多激烈。
福音派政治家掌權，而福音派一向在墮胎問題上非常保守；強大的民間輿論抵製公立學校對學生們進行性教育；對於小小年紀就遭強奸而懷孕的受害者，即使她們尋求合法墮胎，教會也會悄悄施壓，強迫她們繼續懷孕，直到生下孩子；甚至，因為墮胎被判刑入獄的女性，在監獄裏也會受到獄友的排擠和毆打。
婦女平等中心是一家總部位於紐約的組織，執行主管Paula Ávila-Guillén談到薩爾瓦多的墮胎話題時說，
“看到這個國家如此不公平地懲罰女性，讓人很痛苦。”
“麵臨指控的通常都是年輕女孩，她們幾乎得不到醫療，沒受過太多教育。”
“從一開始，國家就把這些女孩邊緣化，把她們拋棄了。”
（示意圖）
近幾年，隨著越來越多團體關注墮胎話題，幫一些“有罪的”女性進行呼籲，薩爾瓦多的情況貌似有所改觀。
一個支持墮胎權的組織表示，自2017年以來，已經有11名因違反《反墮胎法》入獄的女性被減刑。但這並不意味“墮胎”方麵的法規被放寬，根本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薩爾瓦多總統Nayib
Bukele曾表示，女性不應因為“自然流產”被判入獄，但他2019年當選總統，如今兩年過去了，他沒有赦免任何一位有類似情況的女性。
自2000年以來，該國有至少129名女性因涉嫌墮胎，以“殺人罪”被起訴，現在仍然有12人還被關在監獄裏。
很多要求為她們減刑的呼籲，最後都被遺忘了，薩爾瓦多政府甚至還在提升對類似情況的刑事定罪。道阻且長，行則將至，想要改變薩爾瓦多的現狀，雖然困難重重，但很多人還在努力，希望也一直都在。
就像文章開頭講的的Sara，遭受了這麽大的不公，她也並沒有怨天尤人。
Sara出獄之後的四周時間，一直跟家人住在一起。
在監獄的9年讓她錯過了太多東西，她也不禁感慨“變化太大了”——9年前陪伴她的毛絨玩具和課本都不見了，她入獄後不久，她的一位兄弟去世了。
媒體采訪時發現，她現在的樣子比兩年前接受采訪時顯得年輕了十歲，長發在腦後梳成一個發髻，塗著藍色眼影的眼睛閃著光。
Sara對未來已經有了規劃，她希望洗清自己的罪名，重新回學校讀書，以後當一名護士。
Sara還想幫助那些因為類似情況仍在服刑的獄友，
“她們很多人身體不好，很傷心很絕望，好多人還有孩子。”
“她們都想回家……”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因為一次意外流產，她竟遭判”殺人”獲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