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歸於無
坡地在半山腰，綠草覆地，樹比人高一些。小亭子，長條椅，木棧道，沒有什麽遊人，隻要人不往山下望去，大概會以為這是一座公園，但兩旁森森柏樹和層層墓碑會讓氣氛肅穆起來，入口處，那一片遺體捐獻者紀念碑林又顯示這並非一般的陵園。
到了2021年7月，支開書頁的花崗岩已經立到了第9塊，上麵寫滿了1200多名捐贈者的名字。碑林在2005年落成，到2009年，這裏還隻有一塊碑。他們的名字工工整整地按捐贈的年份排列，端莊的宋體，很明顯可以看到，隨著時間的後延，捐贈的名單總是在變得更長。年份越後，名字就越密，越滿。目前，安徽已經登記的捐贈人數達到一萬餘名，他們的名字將刻滿90塊碑文，圍繞著中心的“紅十字”形象。
他們將遺體的處置權交給醫學研究者，那意味要在解剖室裏的福爾馬林裏浸泡一段時光，最後，90%的人的骨灰由殯儀館自行處理，複歸於無。
紀念碑林俯視呈“十”字狀，相對而立的是兩塊朱紅色的大理石，用陰刻的方式掏空出男和女的形象，一位是穿裙子的短發女性，一位是穿風衣的先生，身軀的形象被掏空，平靜地麵向“十字”。紀念碑上有這樣一句話：他們以捐獻遺體的高尚行為，為人類攀登醫學高峰，戰勝疾病提供了基石。
在2014年下轄的名單裏，倒數第四行左邊的第二列，有一個名字叫陳清秀，此外再無更多的信息。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名字，甚至猜不出是男女，隻有妻子朱秀芳清楚他的生平過往。不過朱秀芳今年已經75歲，白發斑斑。
這一年的冬至，他在捐贈遺體後，骨灰被放進了一個青灰色壇子上，30號，朱秀芳盯著它。空氣裏播著小提琴的哀樂，人群緩慢移動，一片抽泣聲。27、28、29、30，壇子離開女兒的懷裏，傳到一雙白手套上，又傳進坑裏。壇子兩個一排，幾乎緊靠著，間距很小，像家裏陽台上的花盆。
為了更高效地利用土地，這個土坑足足挖了6米深，接近兩層樓，同時有10米長，像人行道一般寬。骨灰壇就一層層疊起來。幾個月後，壇子降解，再過一些年，骨灰也融入土壤，化為滋養樹木的沃土，等到時機適宜，這塊地將再次被挖開，等待下一批逝者入土。
那一天，朱秀芳記得天氣有些冷，她穿著普通棉衣就去了。這也是合肥市舉辦的第7場集體生態葬儀式，郵電新村的朱秀芳參加了最後一場，陳清秀是602位逝者之一。
在大蜀山文化陵園，儀式開始前有追思會，時長半小時。主講台上鋪著紅毯，台下的空地中間擺放著常青藤和萬年青，兩邊的長桌蓋著黃布，骨灰壇與花束立在上麵。
朱秀芳記得沒有墓碑，落葬完畢，三鞠躬，黃土掩了下去。朱秀芳讓女兒拍了照，自己來回走動，記下位置：站在坡上往西看，離一棵樹三四步遠，樹杈正對著的地方就是丈夫的永眠之地。
人群散去，地上空留一道新草。朱秀芳想起，陳清秀生前愛吃素，她常笑稱他兔子。她蹲下來，放下一枝白菊花。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生態葬逐漸在中國興起。它是指直接深埋、撒放骨灰，或采取可降解的骨灰盒，地麵不做或少做標示的埋葬方式，如樹葬、花葬、草坪葬等，這種方式環保節地，逝者也不留碑文，徹底地回歸自然。許多大人物會選擇這樣的方式，展示人格的風骨，但他們的生平會不斷地被後來人提起與講述。但對一個普通人來說，不留碑文也意味著一個人的最基本的經曆也在消失。
生態葬園區。圖/羅曉蘭攝
儀式上，有人放氣球，有人在卡片寫字，禮儀師講話凝重，朱秀芳沒心思聽，直到有人提到陳清秀的名字。因為捐獻了遺體，他的故事被主持人著重講述。實際上，截至這一年12月初，全國累計實現公民遺體捐獻的僅為2948例，而從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公民逝世後自願器官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陳家距離陵園有十幾公裏，中式裝修的客廳，地板是老派的深紅色。陳清秀生前喜歡魚，從各處淘金魚來養，現在客廳裏偌大的魚缸空了，露出了底部的珊瑚石。書房內，他的遺照立在一牆瓷器中間，前麵擺著香爐。瓷器的形態中有豬，有牛，有雞，聚在一塊，那是一家人的生肖。在那張黑白照片裏，陳清秀表情平靜，戴著方框眼鏡，頭發梳得紋絲不亂。
每到年節，朱秀芳就點香，擺上貢品，跟他說幾句話。安徽全省人口超過6000萬，遺體捐贈登記在冊有1萬多人，在郵電新村的750戶居民裏，捐贈的人數就有41人。
心無掛礙
“健康狀況怎麽樣？”
“我血壓血糖血脂都不高，但得過腦梗。”
“要不要舉行遺體告別會？要不要設靈堂？要不要留骨灰？”
老人顯得幹脆，他抹了一把鼻子，擺手道，“不要，都不要了。”
小區廣場上，這是遺體捐贈登記現場的一段對話。對於骨灰，有人選擇不留，也有一些老人打算離世後樹葬或花葬。
花葬是比較受歡迎的。小區的幾位老太太相約去看墓，花壇設在常規墓地的側麵，挨著過道，花很鮮豔，品類也多。骨灰裝入PVC管，深埋地下，隻有他們的名字和生卒時間淺淺地刻在花壇壁上。上麵的信息牌上寫著：美麗的花壇葬是對生命美好的詮釋和最佳的總結。
她們覺得浪漫，有人馬上就決定了。
花葬。圖/羅曉蘭攝
馬毅興92歲了，衰老嚴重地侵蝕了她的身體。三層高的樓，她幾天沒下去，在家裏走路也要扶著東西。
生活是緩慢而有規律的，早上五點半起床，吃降壓藥，開電視，做操，吃早飯。除了睡覺，她看看報紙和老年雜誌，搞搞衛生，一天就消磨過去了。一周內，鄰居吳榮坤會來兩次，為她代買果蔬。周六，家政清潔工來打掃。周天，兩個子女會帶家人來探望。
老人們是前同事、老熟人，平日常走動。他們的經曆相似，大多出生在建國前後，讀郵電學校，畢業後在安徽省郵電管理局就職，很多人是黨員。1966年之前，他們早上提前半小時到單位讀報。下班後，留在單位開展黨團活動和工會活動，讀報，開檢討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共產主義和集體主義影響了這一代人，他們選擇遺體捐獻和生態葬，也是響應號召，習慣性地優先考慮集體利益。
馬毅興的丈夫吳朗，是小區內第一位捐獻者。2000年前後，吳朗生病住院，一位男醫生和他聊起醫學生要學習解剖學，目前遺體缺少，學生上課困難。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用於解剖的遺體多來自死刑犯與無名屍體。規則隨著時代進步而改變，2015年之後，遺體來源成為難題。安徽醫科大學接受站是省內最大的站點，隸屬於該省紅十字會遺體（器官）捐獻中心，每年需要60至70具遺體供研究，但在2002年到2010年間，該站隻接受了32具遺體。
那時捐獻手續繁瑣，除了個人申請和子女簽字，還需要多個單位的證明，最後還要經過多家省級部門簽字。
吳朗覺得作為單位的退休領導，自己要捐獻遺體。他讓老伴馬毅興表態，她說，那我向你學習。
馬毅興。圖/羅曉蘭攝
做這樣的決定似乎總是心無掛礙。那時朱秀芳和陳清秀也退休了，兩人坐在客廳看電視，聊起同事的意外病逝，陳清秀說，我到時要把骨灰撒掉，像周總理一樣。
老人們都記得，周恩來總理逝世時，郵電管理局沉浸在悲痛裏。收音機裏的播音員語調哀傷，朱秀芳一家聽了，放聲大哭。父親連連感歎，這麽偉大的領袖，骨灰都撒掉了。或許可以說，骨灰都撒掉了，這樣的領袖真偉大。
吳朗在建國前加入了新四軍。他的家中有一牆書，其中一整欄是國家領導人的傳記。書籍年代久遠，但保存完好，沒有一點折痕和筆記。
如今，馬毅興已經忘了丈夫生病住院、去世的細節，也記不住遺體捐獻登記的程序。但談到對死亡的態度，遺體的處理，她的邏輯清晰，態度堅定。
幾年前，她被查出患上肺癌。醫生開藥時，叮囑她不要看藥盒底部的說明，她馬上就明白了，說沒事。
活了大半輩子，她覺得生老病死是規律，人死了就什麽都沒了，他們是堅定的無神論者。馬克思在著作裏寫到，死亡是一切有機體生命的歸宿。
在安徽更為廣闊的農村，“入土為安”“厚葬”的傳統觀念依然深厚，人們注重祭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它代替了宗教。在殯葬改革的那些年，就在幾個月內，安徽安慶就發生多起高齡老人自殺事件。在合肥，或者說在郵電新村的日常生活裏，祭祀、神鬼、祖宗、家廟都離他們很遙遠。
“組織”
2002年，吳朗在醫院逝世。接受站及時趕到，為了提高眼角膜的移植成功率，手術需要在幾小時內進行。遺體被運走，第三天，被送到殯儀館舉行了半個小時的告別儀式，最後被運往解剖室。馬毅興沒有要骨灰。
吳榮坤去解剖實驗室看過，一百多平米的地下庫，猶如冰窟，藥水泡著幾十具遺體，胳膊都發紫了。對於自己的遺體也要被動刀子，他們選擇不去想，想了也不害怕，“人死了不知道疼”。
單位宿舍起初是筒子樓，二三十平米，大家共用衛生間，在樓道裏用煤爐做飯。晚飯後到院子裏，用井水潑濕地麵，拉張席子躺著納涼，聊天。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幾十年，工友同事比血緣親戚更緊密，他們也形成了與集體保持一致的習慣。
吳朗去世後，4位鄰居參與處理後事，他們後來陸續申報了捐獻。吳榮坤是其中之一，他今年82歲，此前是管理局的行政幹部，待人熱情，漸漸地成了遺體捐獻聯絡人。
起初，捐獻表格每年甚至隔幾年才有一兩個。“一把火燒掉太浪費”，2009年，朱秀芳聽聞可以捐獻遺體，她偷偷打聽，“像搞地下工作一樣”。她找到安醫大接受站，才得知小區裏已有幾個先例，頓時感覺遇到了“組織”。
郵電新村的遺體捐獻登記表格。圖/羅曉蘭攝
2010年，人體器官捐獻體係在上海、天津、遼寧等十個省市開始試點，就器官移植一項，中國每年的缺口數量高達30萬。很快，中國又全麵停止使用死刑罪犯的器官。
2013年，郵電小區成立紅十字愛心社，成為合肥僅有的11個愛心社之一。愛心社向社區要了塊宣傳欄，將部分誌願者的名單和照片公布，引起嘩然，信息公開讓成員們也不再顧忌。
郵電新村愛心社2015年外出遊玩時合影。前排右二為吳榮坤，右三為朱秀芳，後排右四為馬毅興。圖/羅曉蘭翻拍
宣傳欄前不時有人聚集，討論，也有人開玩笑，對吳榮坤說你是腦子進水了哦，死後還給人家挖。吳榮坤笑笑，不說話。
有人登門取走登記表，再無後文。有人主動聊起此事，吳老問其意見，他說再考慮考慮。
他們也不遊說。馬毅興給鄰居講過遺體捐獻，對方表示不談這個事，她從此隻字不提。吳榮坤的妻子是個醫生，同學聚會時提到此事，吸引來幾位捐獻者及其伴侶。2015年，新登記的人數升至6位，人員也超出了小區的範圍。因為媒體的報道，有老人坐了10站地鐵趕到小區做登記。
樹長高了
朱秀芳。圖/羅曉蘭攝
2014年，陳清秀的遺體躺在安醫大的禮堂裏，穿著藍色中山裝，這是他最喜歡的衣服。他的臉頰塗了粉，頭發二八分，一絲不苟。
這個高級工程師一輩子都愛幹淨，出差住小旅館也要每天洗腳。再熱的天，他都穿長褲襯衫或中山裝，腳下的皮鞋擦得鋥亮，大家稱他為“書生”。老了以後，他患上了老年癡呆症。起初隻是經常忘事，漸漸的吃不下飯，認不得家人。
於是，他住進了醫院，在那一年多時間裏，妻子和女兒極力地照顧他，希望治療能創造奇跡。陳清秀漸漸無法行動，吞咽困難。朱秀芳給他喂食，伺候大小便，每隔兩小時幫他翻一次身。她晝夜照料，體重瘦了十幾斤。女兒下班後就來，周末也來，給父親泡腳，理發，擦拭身體。
等陳清秀完全失去了意識，醫生勸她們放棄，母女都不同意。她們還是寄希望於醫學，但最後失敗了。
遺體運送，清洗梳妝，布置靈堂，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操辦了一切。
女兒還記得父親的臉頰還有彈性，朱秀芳記得丈夫的眼角還有些濕潤。她想，可能是眼角膜取出後塗了藥水。年輕時，他很英俊，一雙眼睛“黑亮黑亮”的。
捐獻遺體，朱秀芳說。女兒哭了，爸都這個樣子了（捐了眼角膜），你不覺得殘忍嗎？五六位親戚來遊說朱秀芳。她說，一把火燒了就沒了，還不如用於研究老年癡呆。朱秀芳計劃不留骨灰，又遭到了女兒的反對。
雙方最後各讓一步，遺體捐獻，骨灰保留。第二年，遺體使用完畢，火化後下葬，女兒又想給父親選傳統墓地。
母女去大蜀山看墓，一個穴位起步12萬元，朱秀芳拉著女兒扭頭就走，讓她把錢留給孩子讀書。最後選了森林葬，陵園補貼了500元，紅十字會報銷了剩餘的1620元。
陳清秀的證書。圖/羅曉蘭攝
省錢省事，郵電新村的老人們談到這些毫無避諱。
小區裏有老人回憶，父親去世時，在阜陽農村老家設了7天靈堂，每天有幾十位親戚來吊唁，他陪著每個人燒紙、磕頭。不久前，這位老人也做了捐獻登記，不留骨灰，不設靈堂。
如今，大蜀山文化陵園不再提供傳統的墓地。一位工作人員介紹，傳統墓穴難以排上號，且地方窄小，兩個骨灰盒隻能上下存放，每人至少20萬元。他們更推薦森林葬。
在安醫大接受站登記的遺體捐獻者裏，有36位逝者選擇生態葬。吳榮坤與妻子選擇樹葬，預定金是一人1800元。接受站的工作人員稱，今年開始，遺體捐獻誌願者若選擇生態葬，所有費用都將減免。
樹葬。圖/羅曉蘭攝
辦理完這些手續，老人們鬆了口氣。老人多獨居，子女不在身旁，就更依賴醫生。有位老人突發腦梗，第一時間給醫生打電話，自己打車到醫院，在醫生幫助下辦理了住院。
離開後，有人給接受站打電話，身後事就有人操辦了。每年清明節，捐贈者紀念碑林前都擺滿了鮮花，菊花，百合，玫瑰，有花圈、花籃和花束，放了好幾排。許多人都來獻花，捐獻者獲得的禮遇和烈士陵園相似。
陳清秀的名字刻在森林葬邊的一塊碑上，7年過去，骨灰埋了幾層，上麵的樹長大了，妻子朱秀芳用於定位的枝杈也高了，肥沃的土壤滋養著茂盛的樹冠，投下的蔭涼蓋住丈夫所在的位置。
清明時節，她會來這裏，放下一束白菊花。在那塊碑上，她的名字刻在陳清秀的旁邊，空出來的隻有死亡日期。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41位老人登記捐獻遺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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