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阿富汗各省和城市被塔利班控製，女性的聲音已經遭到了壓製。在“女性報道阿富汗”這個特別係列中，《衛報》的權利與自由項目（Rights
and freedom project）與團結了阿富汗各地的女記者的魯克莎娜媒體（Rukhshana
Media）合作，向全球讀者講述不斷升級的危機如何影響當地婦女和女孩的生活。
這三篇文章從不同視角為讀者講述了阿富汗女性目前麵臨的威脅、未知以及她們的恐懼與絕望。她們希望人們能夠了解到——在這個關鍵時刻，她們的國家正在發生什麽。
2021年8月10日，阿富汗喀布爾，由於塔利班與阿富汗政府軍發生衝突，阿富汗北部省份居民流離失所，他們離開家園湧入首都喀布爾的公園裏尋求避難。
阿富汗婦女的反抗和絕望：“我從未想過我不得不穿上罩袍。我將不再是我。”
作者：Zainab Pirzad, Atefa Alizada
在喀布爾（Kabul）的一個市場上，阿雷夫（Aref）的商店生意很紅火。乍一看，他商店的牆壁似乎被藍色織物的褶皺所遮蓋。仔細一看，幾十件藍色罩袍（Burqa）像幽靈一樣掛在牆上的掛鉤上。
隨著塔利班逐漸逼近喀布爾，城裏的婦女們正在為即將到來的衝擊做好準備。“以前，我們的大多數客戶是來自各省的女性，”阿雷夫說，“現在反而是城市女性在購買（罩袍）。”
艾拉（Aaila）就是其中之一，她正與另一位店主就一路飆升的罩袍價格討價還價。“去年這些罩袍的價格是200阿富汗尼（約2英鎊）。現在他們試圖以2000到3000阿富汗尼的價格把罩袍賣給我們。”喀布爾婦女的恐懼加劇，罩袍的價格也隨之上漲。
幾十年來，傳統的藍色阿富汗罩袍是阿富汗婦女在世界各地的身份象征。罩袍通常由厚重的布製成，專門用於將穿戴者從頭到腳罩住。在眼睛附近有一塊網狀織物，婦女可以通過網狀織物向外看，但沒有人可以看到罩袍內部。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塔利班掌權期間，要求女性穿著罩袍的服裝令被嚴格執行，如果在公共場合不穿這種服裝，婦女就會受到塔利班“道德警察”（moral
police）的嚴厲懲罰和公開鞭打。
在2001年塔利班政權倒台後，盡管許多女性選擇繼續穿罩袍以遵守宗教和傳統信仰，但全國各地數百萬女性拒絕繼續穿著罩袍，這成為了該國婦女迎來“新曙光”的象征，她們能夠再次決定自己穿什麽衣服。
今天，在喀布爾市中心的街道上的人民穿著罩袍，但女性們也穿上了一係列不同的風格的服飾，許多人將傳統材料與多彩的現代圖案，以及來自整個地區的時尚靈感相結合。
“阿富汗女性是世界上最天生的時尚女性之一，”藝術家兼時尚攝影師法蒂瑪（Fatimah）說，“今天，當你走在喀布爾的街道上，你會看到不同麵料的結合。它既向數百年的傳統致敬，又代表了現代風格和靈感的奇妙結合。正是這種美麗、富有創造性的精神，顯示出她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現在，在塔利班看似勢不可擋的攻勢下，那些還記得曾在塔利班統治下生活的日子的女性們，又一次把罩袍從滿是灰塵的儲藏室和櫥櫃裏拿了出來。
上周，在赫拉特市（Herat
city），當塔利班部隊在該市周圍集結時，像60歲的法茲亞（Fawzia）這樣的老年婦女出去為她家的年輕女性囤積罩袍。
法茲亞還記得二十年前，在塔利班統治下作為女性生活的現實。
“我們所有年長的婦女都在談論過去作為一個女人是多麽艱難，”她說，“我那時住在喀布爾，我記得他們是如何毆打那些沒有穿罩袍就出門的婦女和女孩的。”
年輕的女性米裏亞姆（Miriam），在她的丈夫強迫她出去給自己買一件罩袍後，選擇去囤積罩袍。“我丈夫要求我改變穿衣的類型，要我開始穿罩袍，這樣如果我在外麵，塔利班就不會太注意我。”她說。她對事態的發展非常擔憂。
幾天後，在赫拉特市於8月12日落入武裝力量手中後，這些婦女已經被塔利班控製。塔利班的一份聲明在網上和赫拉特市民中流傳，聲明中要求女性現在必須在所有公共場所穿著罩袍。
在喀布爾，悲傷和恐慌的情緒淹沒了阿富汗首都的女性。這裏三分之二的人口年齡在30歲以下，大多數婦女從未在塔利班控製下生活過。
在一些家庭中，罩袍引發了兩代人之間的不和。26歲的哈比巴（Habiba）的父母懇求她和她的姐妹們在塔利班進入城市之前穿上罩袍，但她拒絕了。
“我母親說我們應該買一件罩袍。我的父母很害怕塔利班。我母親認為，她能保護女兒的方法之一是讓我們穿上罩袍。”
“但我們家裏沒有罩袍，我也不打算買。我不想躲在像窗簾一樣的布後麵。如果我穿上罩袍，就意味著我接受了塔利班政府，給了他們控製我的權利。穿著罩袍是我作為囚犯在家裏服刑的開始。我害怕失去我爭取來的一切。”
2021年8月16日，阿富汗喀布爾，大批民眾在喀布爾機場等待。
哈比巴是一名大學生，還有大好人生在等待著她。已經有報道表示，塔利班在他們控製的地區對婦女做了什麽：限製她們的行動自由，尋找那些過著公共生活的女性。
哈比巴說，她和喀布爾的許多婦女一樣，對即將發生的事情感到擔憂。
“我難以入睡，有時到淩晨1、2點也睡不著，擔心著會發生什麽。我擔心，因為拒絕穿罩袍，我很快將不得不呆在家裏，失去我的獨立和自由。”
“但如果我接受了罩袍，它就會對我產生影響。我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喀布爾的許多年輕女性也有同樣的絕望。阿穆爾（Amul）是一名模特兼設計師，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建立一家小型企業，現在她看到自己的企業正在走向滅亡。
“我的一生都在努力展示阿富汗婦女的美麗、多樣性和創造力，”她說。她一生都在與穿著藍色罩袍、沒有麵孔的阿富汗婦女形象作鬥爭：“我從沒想過我會穿（罩袍），但現在我也不知道。”
她說：“這就好像我要從這個世界上被抹去一般。”
“無處可去”：塔利班逼近，離異的阿富汗婦女正處於危險之中
作者：Lida Ahmadi
在阿富汗有一句老話，概括了這個國家對離婚的看法：“女人離開父親家時隻能穿著白色的新娘服，回來時她隻能穿著白色的裹屍布。”
在這個極度保守的父權社會，違抗傳統尋求離婚的女性往往被家人拋棄，被阿富汗社會所排斥。她們必須為自己爭取一切的基本權利，例如租房的權利，這需要男性親屬的參與或保證。
盡管存在著社會對她們的汙名化和針對女性獨立的障礙，但今天仍有離婚的婦女生活在阿富汗。像羅基亞（Roqia，化名）和塔希拉（Tahira，化名）這樣的婦女分別在七年和八年前離婚，她們現在合租一套公寓。羅基亞和塔希拉一起經曆了許多風風雨雨，相互支持，因為有相似的經曆而團結在一起。
2021年8月10日，阿富汗喀布爾，由於塔利班與阿富汗政府軍發生衝突，阿富汗北部省份居民流離失所，他們離開家園湧入首都喀布爾的公園裏尋求避難。
這兩名女性都是在伊朗出生的難民。2009年，30歲的羅基亞回到了阿富汗，當時這個國家的未來似乎更加光明，充滿了希望。“我20歲的時候，我的家人把我嫁給了一個我們不太了解的男人。但我們並不適合，七年後我們離婚了。”
離婚後不久，羅基亞意識到她離婚的對象不僅僅是她的丈夫，還有她的家庭和社區。“我被排斥了。我一無所有，也無處可去，”她說，“我帶著我五歲的兒子去找我父親，但他已經奄奄一息了。我的生命中沒有其他男人能幫我。我哥哥幾年前去世了。”
羅基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都與她保持距離。她說：“我的母親和其他親戚都排斥我，說我沒有聽從他們關於離婚的建議。他們反對離婚，所以我在他們家裏不再有一席之地。”
羅基亞和她的兒子在喀布爾的一個婦女庇護所度過了一個寒冷的冬天。她說：“當我意識到我連續幾天都沒法喂飽我的孩子時，我決定將他交給我丈夫的家人。”在阿富汗的大多數離婚案中，五歲以上孩子的監護權都被判給了父親。
來自赫拉特西部城市的塔希拉也有類似的經曆。“我19歲的時候就被家人嫁出去了。但我甚至不能和那個男人一起生活兩年，於是我離婚了，”她說。不久之後，她就被家人拋棄了。
“他們不和我在一張桌子上吃飯，也不碰我做的食物。他們會告訴我，‘你是一個離過婚的女人，你煮的東西是不幹淨的，’”她說。最終，由於厭倦了情緒和精神上的壓力，塔希拉決定離開。“那是在黎明時分，有一天，太陽還沒有完全升起，我離開了我的家人，隻帶著我身上穿的衣服。我上了一輛去喀布爾的出租車，再也沒有回頭。”
現在，在喀布爾建立了獨立的新生活後，羅基亞和塔希拉，以及成千上萬有著類似處境的人，正麵臨另一種折磨。隨著塔利班對喀布爾的控製持續收緊，她們為自己的未來感到擔憂。“如果塔利班占領了喀布爾，他們將不允許我們過上現在這樣獨立的生活。我們甚至不能離開我們的家，因為我們沒有男性監護人（mahrams），”羅基亞說。
她們的恐懼來自於正在全國蔓延的恐怖事件。在許多被塔利班占領的地區，新的規定已經實施，包括限製婦女行動。在沒有男性監護人陪同，或沒有穿著覆蓋全身的傳統罩袍的情況下，婦女不允許離開家門。
不斷升級的暴力迫使許多阿富汗人逃離家園，但獨居的離婚婦女發現自己遭到了孤立，無處可逃。
2021年8月12日，阿富汗喀布爾，由於塔利班的進攻，眾多北部省份流離失所的阿富汗人湧入首都喀布爾，逃離塔利班控製的地區。
然而，最可怕的是強迫年輕女孩和寡婦嫁給塔利班戰士的行為。“我們非常擔心塔利班的強迫婚姻。如果他們像這樣來找到我們，我們會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將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塔希拉說。
雖然目前沒有關於離婚者、寡婦和單身婦女人數的統計數字，但據稱全國各地，尤其是城市裏，有成千上萬的人過著獨立生活。隨著塔利班的推進，她們的命運岌岌可危。
在喀布爾以北的帕爾萬省，35歲的薩諾巴爾（Sanobar，化名）和她的妹妹住在一起。她們的父母在塔利班政權垮台後不久就去世了，她們唯一的兄弟在10年前的一場車禍中喪生，留下這對姐妹相依為命。
姐妹倆是孤苦伶仃的孤兒，無法上學。“我想成為一名醫生，為我的社區服務。我們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悲劇和貧困束縛住了我們，”薩諾巴爾說。當地的信仰規定，如果一個家裏沒有男人，人們就不應該與這個家庭建立聯係，生活在這樣一個地方，她們已經被拋棄了。“我們的鄰居們已經切斷了所有和我們的聯係。我們是孤獨的，”她悲傷地補充道。
盡管因為沒有男性監護人而受到保守社區的排斥，但這對有進取心的姐妹在家裏通過做縫紉工作來維持自己生計。她們的工作幫助她們獲得了與帕爾旺檢察院的合同，為囚犯製作製服。每月賺取6000阿富汗尼（55英鎊），她們能夠在一間破舊的小房子裏生活。
但是，隨著塔利班每天都在向他們的省份靠近，薩諾巴爾和她的姐姐非常擔心。近幾個月來，由於塔利班的襲擊，她們已經失去了工作。隨著局勢的惡化，一種深深的不確定感籠罩著她們。
薩諾巴爾說：“我們無處可去，沒有錢花，甚至無法再支付下個月的房租。每天晚上，對塔利班闖入我們家的恐懼讓我們無法入睡。”
“有時我不得不拿起槍”：抵抗塔利班的阿富汗女區長
作者：Zainab Pirzad
在阿富汗北部巴爾赫省的查爾金特，當地時間還是清晨，但薩裏瑪·馬紮裏（Salima
Mazari）與巴爾赫省省長的會議已經結束，領導人們在會議上緊急評估了馬紮裏所代表的3萬人的安全。薩裏瑪·馬紮裏（Salima
Mazari）擔任這一職務僅僅三年多，對她來說，打擊塔利班並不是什麽新鮮事；但自從7月以來，隨著伊斯蘭武裝分子在全國各地的襲擊增加，她每天都必須與安全部隊的指揮官會麵。
作為阿富汗僅有的三位女性地區長官之一，馬紮裏的女性身份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位40歲的女性與眾不同的地方，是她展現出來的親力親為的軍事領導能力，尤其是在最近的塔利班暴力浪潮中。“有時我在查爾金特的辦公室裏辦公，其他時候我不得不拿起槍加入戰鬥，”她說。
她的工作不僅僅是管理日常的官僚機構，還包括了組織軍事行動。馬紮裏警告說：“如果我們現在不與極端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把它們強加給我們的組織鬥爭，我們將失去打敗它們的機會。他們會成功。他們將對社會進行洗腦，讓社會接受他們的議程。”
馬紮裏家人在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期間逃往了伊朗，馬紮裏於1980年出生於伊朗。從德黑蘭的大學畢業後，她在大學和國際移民組織內擔任過不同的職務，之後她決定前往她父母幾十年前離開的國家。“作為一個難民，最痛苦的事情是缺乏對自己國家的感覺，”她說，“沒有一個地方能被稱作‘你的國家’。”
2018年，她得知查爾金特地區的職位有空缺（正如馬紮裏所描述的那樣，那是“我的祖先的故鄉”）。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勵下，她申請了這個職位。
憑借她的經驗和資曆，她成為了領先的候選人之一。她決心為她所在地區的人民工作，這使得她很快得到了任命。“起初，我擔心作為一名女區長，我可能會受到歧視，但人們讓我感到驚訝，”她說，“在我正式擔任查爾金特地區長官的那一天，我收到了鋪天蓋地的支持。”
在查爾金特，很少有婦女在沒有戴上完整的頭巾或罩袍，或在沒有男性監護人的情況下走出家門。擔任區長絕非易事，她很快發現自己麵臨許多意料之外的挑戰。
“我們缺乏醫療保健等基本設施。為了保證安全，我們至少應該有七輛警備巡邏車，兩輛配備輕型和重型武器的悍馬。然而，我們的資源要少得多，盡管我們已經多次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但我的請求沒有得到回應，”她說。
根據阿富汗地區治理辦公室提供的數據，查爾金特曾經有20多萬人口，但戰爭和由此造成的貧困使大量人口流離失所。馬紮裏覺得它被視作是一個二級地區，她還要與阿富汗官僚機構中的腐敗作鬥爭，她的任務也因此變得更加困難。
兩年前，馬紮裏成立了一個安全委員會，招募阿富汗人加入當地民兵來保衛這個地區。馬紮裏表示：“我邀請該地區的人民到我的辦公室，征求他們對改善查金特現狀的意見。這使得查爾金特的居民投入和參與的程度大大提升，並恢複了他們對政府權威的信心。”
2021年8月10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在塔利班與阿富汗安全人員的戰鬥中受傷的阿富汗民眾，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康複中心接受治療。
在塔利班的新一輪暴力事件再次席卷這個國家的情況下，她的領導風格頗具成效。她自豪地說道：“在最近暴力事件的激增之前，我們就已經在麵對塔利班襲擊。我們已經成功地把他們趕出了查爾金特。”馬紮裏在查爾金特郊區駐紮了軍隊，希望武裝分子無法突破他們的防線。
查爾金特是阿富汗唯一一個由女性負責安全管理的地區，此前沒有恐怖組織成功占領過該地區。但瑪紮裏意識到局勢正在迅速惡化，並為她的人民感到擔憂。在過去的一個星期裏，塔利班占領了一係列的北部省份和首府，戰鬥在巴爾赫省各地爆發。
去年，馬紮裏成功地通過談判使她所在地區的100多名塔利班戰鬥人員投降。但她表示，這種談判並不總是成功的。
馬紮裏表示：“在很多情況下，我們代表人民派出了委員會與塔利班談判。我們已經召開了十多次會議，要求他們保護人民的生命、收成和財產。我們的人民都是農民，他們依靠他們的收成在冬季維持生計。但他們每次都拒絕人們達成協議的要求。”
作為一名反對塔利班暴行的堅強女性，馬紮裏的聲譽越來越高，這讓她的生命受到威脅。她經曆過塔利班的多次伏擊，包括武裝分子針對她埋下的地雷。“但我並不害怕，”她說，“我相信阿富汗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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