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個新詞刷屏了網絡：病媛。
有媒體報道稱，繼「佛媛」之後，網上還出現了一批「病媛」，指那些在社交平台上，放出自己患甲狀腺癌、甲狀腺結節、乳腺癌、抑鬱症等的經曆和照片的女性博主，她們有著「精致的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妝」，有時還會帶貨，比如疤痕修複貼、保健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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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網友們討論「這也太作秀了」「為了流量不擇手段」時，事件卻出現了變化。
文章中部分被曝光照片的博主發聲回應：自己確實是生病了，化妝、拍照、分享經曆，並沒有錯。
「我躺在手術台上七八個小時，那是在玩嗎？？」
「我本來就是一位喜歡記錄的小博主，我做手術之前會去搜索很多相似的病例，這樣可以讓自己很多的去了解這個病情。所以我自己做完手術也是很樂意把自己的事情寫出來，去幫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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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全貌尚未清晰，單個患者的病情是否真實，目前也沒有定論。但「病媛」這個詞背後所透露出的現象和爭議，確實值得我們關注和討論。
一個生病的人，精致和化妝是錯誤嗎？
「病媛」這個詞，為什麽讓很多人覺得冒犯？
患者分享自己的治病經曆，是否會產生新的健康陷阱？
生病，就不能化妝和快樂嗎？
「精致的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妝」的指責，背後是對患者的刻板印象。
患病等同於受難。
一個生病的人，理應正遭受著疾病的折磨，理應麵黃肌瘦、蓬頭垢麵，理應抑鬱度日，這是多年來我們對於疾病的全部想象。
蘇珊 ·
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認為，「沒有比賦予疾病以某種意義更具懲罰性的了，人們內心最深處所恐懼的各種東西，如腐敗、腐化、汙染、反常、虛弱等，全都與疾病畫上了等號……人們對邪惡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則被影射到世界上。」
然而隨著社交平台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開始在公共平台分享自己的日常。其中對於病患最重要的意義可能是——一種對「疾病的隱喻」的打破。
當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病患不再受製於床榻之間，而是在病服之下，仍然還在做精細的形象管理，整理自己的患病與治病經曆，甚至有妝法痕跡、拍照上傳個人平台的時候，「病媛」的概念就被提了出來：
病人，怎麽會是這樣的呢？
但實際上，在不影響治療的情況下，患者化不化妝、拍不拍照、上不上傳社交平台，都是個人自由，#是病人不是病媛# 。
時代在進步、科技在發展、疾病有輕重、個人的情況也不盡相同。醫院裏有重症監護，也有日間病房。
如今的各大平台上，越來越多的患者會用視頻、圖片、文字等形式，記錄自己與疾病對抗的故事。有穿著假肢去冒險的男生，有剃了光頭在病房大笑的姑娘，有在醫院唱歌給自己打氣的絕症患者，也有放棄治療選擇旅遊的老人……
生病後的人生，不是隻剩痛苦和焦慮，也可以擁有精致和陽光。
「努力生活，努力求生，有什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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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媛」到「病媛」
對「病媛」的定義和討論，除了存在對「病患」的刻板認知外，很多人也被「媛」字之中，所承載的標簽和女性意涵所刺痛。
而「媛」這個原本形容女性美好的漢字，在一次次標簽化的使用中，也帶上了一層微妙的負麵意味。
某種程度上說，對於性別的歸類，一直都是在給某個群體做一種辱罵定義的手段。
綠茶婊、便利貼女孩、恐龍女、寶馬女……以「女性」的詞藻「媛」「婊」「娼」「嫖」作為結尾，再拿食物、動物、物品、愛好作為前綴。
麵對層出不窮的女性「新詞」，每個使用者都曾有過從陌生、接受到使用的過程，也都曾有過疑惑、以及對某個詞的偏好與排斥。
那些最終被留下的詞語，也會成為社會性別文化的微觀結石。
主動給中性詞加上「性別指征」，如「女醫生」「女司機」「女博士」，給病患加上了「病媛」的稱謂，是一個不夠文明、也有失體麵的行為。
正如 1993 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Toni Morison
所思考的：性別歧視的語言、種族歧視的語言，不能也不想激發知識和思想的交流，壓迫性的語言不僅象征著暴力，它就是暴力本身，它不僅體現了個人的知識局限，它也限製知識。
帶貨賬號人設的瘋狂迭代，並非一日之寒，「佛媛」「病媛」不過是強行打上的標簽。
在這次的話題爭議和討論中，如果確實有人偽造生病做非法的流量生意，無論是「她」或「他」，無論有沒有妝容、是否精致，那都應該隻有一個稱呼：騙子
/ 違法者。
應該被關注的問題：
分享治病經曆，是廣告還是記錄？
「借病帶貨」，是誰之過？
同時，我們能理解，報道本身也想抨擊這個社會上存在的另一種現象：即借著疾病（甚至可能是裝病）包裝自己，通過共情拉近與患者的距離之後，再打一個「信息差」，利用這種信任關係，將一些三無產品推銷或高價賣給患者的情況。
醫藥廣告，一直是監管的重點，但同樣也是難點。
如果說普通的消費品，上當了也就是損失點錢，但非法醫藥廣告的背後，可能就是人財兩空的悲劇。大家還記得被男科小廣告、黑心小診所、非法保健品廣告支配的恐懼嗎？
在這個事件中，我們需要看到另一麵：「分享」和「廣告」的邊界，存在模糊。
事件的發展總是螺旋上升的——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廣告、帶貨的方式在發展，而監管行為也一步步跟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
第十四條：廣告應當具有可識別性，能夠使消費者辨明其為廣告。同時，大眾傳播媒介不得以新聞報道形式變相發布廣告。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發布的廣告應當顯著標明「廣告」，與其他非廣告信息相區別，不得使消費者產生誤解。
在網絡時代，這一法律條文的適用場景自然也進行了拓展。
2016 年，國家工商總局發布《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其中規定，第六條：醫療、藥品、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醫療器械、
農藥、獸藥、保健食品廣告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須經廣告 審查機關進行審查的特殊商品或者服務的廣告，未經審查，不得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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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自媒體浪潮興起，《中國工商報》特別發文指出：軟文廣告要有法律硬約束。並要求淨化自媒體軟文廣告、軟文廣告必須明確顯著標明為「廣告」，讓讀者能夠清醒地辨明其為廣告。
時間來到如今，不可否認的是，「在社交平台上以分享形式行推銷之實」的現象確實存在。
同之前被炒作的「佛媛」一樣，所謂的「病媛」，不過是一個強行打上的標簽，在這一波熱度退潮之後，隻要能賣貨，這個標簽也可以是「電腦媛」「車媛」——而這種現象，才是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重新來看報道者給「病媛」的定義：利用病人身份帶貨的人。
我們可以發現，真正的問題並沒有被觸及：以病人身份帶貨，是否有利用信息差、與病人身份共鳴炒作的嫌疑？這些推廣的醫療產品是否有正規批文？是否符合醫療廣告管理辦法？平台為何放任一波又一波的炒作，而不出手監管？
事件發酵後，有短視頻平台對相關信息進行了清理和關閉，尤其是針對其中惡意營銷的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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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真正「借病營銷」的打擊，或許是一個好的開始，也是對真正的患者的尊重。
被媒體強行捏造的「病媛」，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話題，而不是輿論對一群人的狂歡。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對患者的刻板印象：病人，不是病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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