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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女星獨死家中,每年3萬人同樣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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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菅野久美子去過500個孤獨死的現場,她先是被房間裏的惡臭所震懾,然後便看到了房間裏的雜亂、肮髒和一個腐爛之人最後留下的痕跡——孤獨死去往往是突然發生的,在死去之前,他們都還沒準備好。

2021年的秋天,我們的作者在日本與菅野久美子進行了一場交談。菅野久美子說,孤獨死去的既有老人也有年輕人,孤獨死的現場銘刻著他們心中深切的痛苦,抱著這樣的同情和理解,她寫作關於這些獨自死去之人的故事,告訴人們他們曾經存在過,這是一份尊重,更是一份警醒。

關於孤獨死,這不僅僅是一個日本故事。無論老去還是孤獨,害怕連接還是渴求溫暖,自我隔絕還是被社會隔絕,絕望還是失望,都是任何一個社會,包括我們自己的社會正在真切發生的事。我們已經聽過太多這樣的故事了,老年人在孤獨之中,年輕人也在孤獨之中,有一些人的孤獨無人在意,有一些人的孤獨變成生意。菅野久美子嚐試告訴我們的,是關於由人組成的社會中最真實,也最殘酷的一麵。

有什麽氣味。

屋內的景象衝擊力過大,她第一次來,沒有立刻被帶入其中,停留在玄關前的警戒線之外。清掃人員在房間裏開始工作,她看不清楚細節,但顯然有什麽氣味,正鑽進她的鼻孔裏,附在她的衣物上,浸入她的頭發中,直至她整個人完全被占領,成為那氣味的一部分。

她人生中頭一回被氣味震懾,卻瞥見住在隔壁的人正在吃著一碗熱氣騰騰的拉麵,探頭出來問她:有人死了是吧?她感到頭皮一陣發麻,體內有什麽翻騰起來,一股生理性的反胃湧上心頭——有人在這個房間裏死去了,屍體過了好幾周才被發現,盛夏的高溫加速了肉體的腐爛,陣陣惡臭之中,隔壁的人依舊吃著拉麵。

那是菅野久美子第一次前往孤獨死現場采訪,她感到無措與害怕。回家之後,氣味仍然伴隨著她,把衣服扔進洗衣機洗了一遍又一遍,也沒有消失,像一個揮之不去的噩夢。

後來她才知道,那種侵略性極強的屍臭味,其實來自細菌。人類的身體裏潛伏著細菌,在活著的時候受免疫係統限製,不會大量增殖,一旦死去,這些細菌便會飛快繁殖,將屍體腐爛,分解出黑色體液,產生強烈的惡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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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野久美子在特殊清掃現場 菅野久美子

這樣的現場去了超過500個之後,2019年,菅野久美子出版了一本新書:《超孤獨死社會:探訪特殊清掃現場》。(中譯本名《孤獨社會》)

2021年秋天,在日本,我聯係上了菅野久美子。

“走進房間還會感到害怕嗎?”我問她。

“半年之後就習慣了”,她說,在了解了許多獨自死去的人們的故事之後,她再也不會對慘不忍睹的孤獨死現場感到害怕,“在日本這個社會,遠比那股氣味更加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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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野久美子和她的書 菅野久美子

在孤獨死去的房間

不被大眾關注、在垃圾房裏沉默著獨自死去的人們,肯定意味著日本社會有哪個地方壞掉了。菅野想知道日本社會的平靜水麵下究竟隱藏著什麽,特殊清掃業成為她的切入口,在東京和大阪,菅野和他們一起出現在現場——這是一個專門對事故物件進行現場清掃的職業,日語裏的“事故物件”,也可以理解為凶宅,指的是那些發生過殺人、自殺、或是孤獨死事件的房屋。

在書中,她寫到八月裏前往的夏天難度最高的現場,那是一間隻有六疊大小的房間,曾經居住著一位八十多歲的男性,在妻子去世後一直獨居,在他死去的兩周後,清掃業者打開房門——

“黑壓壓的一片全是蟲子。幾十隻蒼蠅在空中飛來飛去,撞擊著天花板和左右的牆壁,又轉變方向,向著入侵者衝刺而來……陽台上的百葉窗緊閉,沒有一絲光線透進來。房間如同監獄一般令人窒息……打開電燈,從黑暗中首先顯現出來的便是藍白相間的紙尿褲堆,浸滿尿液和糞便的紙尿褲沿著房間的牆壁堆積成約一米高的斜坡。房間正中央鋪著米色的地毯和滿是汙漬的被褥,被褥已經被漆黑的體液浸得濕漉漉的,很明顯,死者在這裏咽的氣……已經被染成黑褐色的被褥周圍,大小不一、種類多樣的蟲子仿佛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生態係統……還有幾百隻遠沒有蟑螂動作迅速的蛆蟲,它們拚命扭動著乳白色的軀體四處逃散……蟲類散去之後,剩下的便是一股混雜著屍臭和排泄物臭味的模糊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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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野在孤獨死的房間裏 菅野久美子

菅野還對我提起一個寵物和主人一同死去的房間。那是一位50多歲的男性,死後半年才被人發現,遺體腐爛的慘狀難以描述,周圍還橫陳著七八隻貓狗屍體,已經紛紛露出白骨,顯然是被餓死的。

“那個家裏隻留下了一張從動物醫院寄來的明信片,還有三張來自水道局的水費催款單,可以證明他基本和他人沒有交集”,菅野說,她在采訪中了解到,“男性年輕時積極交際,也曾有過許多朋友和社會關係,但進入晚年之後,就獨自宅在公寓裏,依靠父母的遺產,過著寂寞的生活,親戚也不想跟他發生什麽關係。”被社會孤立的人,不和他人發生聯係,反而更想從動物那裏獲取慰藉,這樣例子不在少數。男性生前不替貓做絕育手術,隨意在室內放養著,結局是不僅自己死得很慘,寵物也死得很慘。

夏天是菅野采訪最忙的時候,這時是老年人孤獨死的高發期,天氣炎熱,他們居住的房間裏基本不使用空調,最多的人死於熱中症(中暑導致的體溫急劇升高)和脫水症,屍體腐敗速度加快,隻要2、3天,鄰居就能察覺到異狀。她跟蹤的清掃業者,從6月初剛剛進入梅雨季就開始繁忙起來,此後三個月中幾乎無休,不分晝夜地工作著,有的人一個夏天就能清掃500個現場。到了冬天,孤獨死死者的遺體延長到5至7天才會被發現,死因多是熱休克——當他們從暖和的居室移動到寒冷的浴室或廁所時,極大的溫度差導致血壓劇烈變化,突發腦中風或心肌梗塞。據2011年的統計,日本當年有17000人在入浴中急死於熱休克,其中14000人是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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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清掃現場 菅野久美子

無論死因是熱中症還是熱休克,都注定了孤獨死死者和自殺死死者有著截然不同的特征:他們還沒有準備好。菅野所看到的自殺死現場,房間通常幹淨整潔,一看就是專門打掃過,死者會在自殺前整理房間,銷毀一些物品,給特定的人留下遺物。孤獨死的死者完全不同,他們死去的房間往往不堪入目,腐爛的屍體和囤積的垃圾、排泄物混合在一起,引起人強烈的生理不適。菅野在書中描述其中一位65歲的男性:“他在多到數不清的塑料瓶裏灌入了自己的尿液,大概有幾十個,不,恐怕有幾百個。臭味侵襲了房間的各個角落,氨氣熏得人一時間連眼睛都睜不開。”

孤獨死死者囤積垃圾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一些人是由於體力衰退和認知能力低下,沒有能力打掃房間,一些人則是因為心理上的疲憊,失去了繼續正常生活的意欲,隻進行維持生命最低限度的活動。還有少數的一部分,來自對日本繁瑣的垃圾分類方式的恐懼,也許會因為扔錯過垃圾,被附近很凶的老太太指責過一次之後,就再也不願出門扔垃圾了。

新冠疫情期間,疫情讓社會生活變得更加封閉,原本不往來的人們更加不聯係,遺體發現的時間也隨之變長。這一時期的孤獨死死者之中,出現了被刻意隱瞞或是不確定是否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去的新情況。

孤獨死的現場銘刻著死者心中深切的痛苦

“孤獨死”這個詞最早被媒體發明,是在日本的高齡化剛剛成為社會問題的1970年代,但它的定義始終缺乏規範性,直至2008年,《廣辭苑》才第一次收錄了這個詞語,解釋為“在沒有任何人看護的情況下的死亡”。日本的法律語境中,至今也沒有“孤獨死”的官方定義,這種死亡方式在司法中通常被歸類為“異常死亡”的一種,缺乏官方權威的專門統計。隻有民間機構“日生基礎研究所”在2011年公布過一組數據,稱“日本每年有超過3萬孤獨死死者”。這一數據以“死亡兩天之後被發現”作為判斷標準。菅野從這十年來日本特殊清掃業業者瘋狂增長的情況推測,死者數應該又增加了好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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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間保險公司從幾年前也開始發布《孤獨死現狀報告》,在2020年發布的第5次報告中,有如下數據:孤獨死死者被發現的平均時間為17天,平均年齡為61歲,其中僅有35%是被有血緣關係的親人發現,超過6成是被警察、物業或同事發現。這份報告稱:這一數據意味著“日本無緣社會的到來”。2010年在NHK紀錄片中初次出現的“無緣社會”一詞,經常被視作日本社會孤獨死發生的原因,這個詞的意思是:“在高度成長的過程中,許多維係人際關係的傳統逐漸被打破,個人與個人之間不再有任何關係及血緣。”所謂“無緣”,即是血緣關係、地緣關係和社緣關係的崩壞。

“不同於中國和韓國重視血緣關係的家族製度,日本從來就不是一個血緣社會,這是它比亞洲其它國家的孤獨死現象更嚴重的最大原因。”菅野在接觸死者的家屬過程中,看到了日本家族關係的疏遠與淡漠:“大多數孤獨死死者都有家屬,要麽是關係惡劣,要麽是早已失聯,基本上已經絕交,這種情況在日本廣泛地存在著。還有一些人,因為結婚離開原生家庭,離婚之後也不願再和父母聯係,陷入孤立狀態。”

從中世武家社會成立開始,日本就是一個“相比血緣更重視地緣”的社會,重視共同體內部的人們之間的關係,而並非家族之間的血緣關係——這從日本人的姓氏就能看出來,“山下”或是“田中”,它們大多來自某個地名,意味著這一地區的共同組織。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年輕人進入城市,依靠農田的家人合作關係逐漸解體,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城市化進程加劇,傳統的二代、三代同居的家庭形態徹底改變,家族成員之間開始分居,昔日的大家族完全被“核家族化”。

上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發生之前,將日本人連結在一起的是企業組織。“過去的日本企業,維係著員工之間的社會關係,例如舉辦葬禮、租借住宅,員工們都住在一起,隔壁就是同事,互相認識,平日裏會互相關照”,
菅野認為那是日本人社會關係的黃金時期,“如今日本經濟低迷,工作變得流動,非正規的雇傭大量增加,職場關係變得淡漠,和家族之外的人發生聯係成為一件很難的事情。”同時,企業也不再有資金替員工租住住宅,人們各自分開居住,不知道隔壁住著什麽人,與鄰居的交際稀薄,“社緣”和“地緣”同時消失了。

在菅野看來,日本社會陷入孤立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缺乏像歐美那樣由教會充當的社區角色。日本寺院眾多,自江戶時代沿襲下來的檀家製度,令寺院擁有葬祭供養的職能,但這些私人經營的寺院需要依靠檀家(即屬於特定寺院的施主)的資金維係生存,隻會替有錢人提供服務。“況且,寺院隻負責舉辦葬禮和祭祀,不能像教會那樣解決人們生活中的心理問題”,菅野說,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也使他們更容易陷入孤立,通常表現為:“謹言慎行、保守內向,很難開口向他人求救”。

整個日本正在陷入孤立狀態,不是某一個體或家庭的問題。菅野近來又看到一種普遍存在的新現象:當家族成員接連死去,最後被剩下的那個人,就不得不陷入孤獨死的境遇。

她剛去了一個現場,一位60多歲的女性獨自死去了,女性從年輕時就患有精神方麵的疾病,幾十年來一直在與病魔鬥爭,身為公務員的父母憂心她的老後生活,生前拚命攢錢,留下了8000萬日元的遺產,然而最終這筆錢幾乎沒動,父母去世後沒多久,她就孤獨死了。

“其實親戚就住在她家旁邊,但不願意和她發生聯係,生前一點兒也不往來,死後也不願替她處理後事,附近的鄰居也不想跟她有什麽牽連,最後是行政上的人幫忙做了最後的處理工作”,菅野對這件事感到深深的難過,“身邊就有親戚,但仍然將她孤立,我在孤獨死的現場看到的幾乎全是這樣殘酷的事情。現場悲慘的景象、討厭的氣味,雖然這些的東西也曾衝擊著我,但比這更殘酷的是將其放置不管的家族,冷眼旁觀的鄰居,這種人類的內心的殘酷更加令我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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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孤獨死死者,菅野擁有強大的共情能力,也是源於少女時代的一段經曆。日語裏有個詞叫“引きこもり”,即“家裏蹲”,指的是一種長期閉門不出,拒絕接觸他人的生活狀態,這種現象在如今的年輕人中越來越常見,成為一個社會話題。菅野曾經也是他們之中的一員。她在初中時遭受校園欺淩,不願再去學校,每天將自己關在家裏,承受著附近鄰居們的白眼,是人生中非常痛苦的一段時期,好幾次都想到自殺。

二十多年過去後,她現在能夠坦然談論那段遭遇了,她說那些看起來彬彬有禮、處處為他人考慮的日本人,隻是一種表麵上的現象,“日本人性格中有容易感到羞恥、不願給他人帶來麻煩的部分,就算內心希望誰來救救自己,也絕對不會自己說出來,開不了口。而且還會時常自責:為什麽被欺淩的是我?肯定是自己哪裏有問題。不能和別人順利相處是自己的錯。”

菅野遇到過一個孤獨死的案例,男人年輕時就職於東京一家上市公司,英語十分流利,有豐富的海外工作經驗,在別人看來前途無量,也因受到上司的職場淩霸,演變成家裏蹲,長達15年一直宅在家裏,生活儉樸,三餐隻吃超市裏的熟食,因此能靠退休金和存款活下來。這些故事都是與男人長達20年未曾見過麵的妹妹告訴菅野的,男人大學畢業後前往東京就職,妹妹留在老家,兩人各自忙於生計,直至哥哥死去前幾個月,妹妹才與他重逢。妹妹也想知道哥哥生前到底遭遇了什麽,因此積極配合菅野的采訪,采訪得越深入,菅野就愈加看到日本社會的陰暗之處:這是一個處處充滿欺淩的社會,沒有意識到這種可怕,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我之所以能夠了解這些故事,是因為還有關心他的妹妹,至少在死去之前並不是完全的孤獨。更多的現場,家屬根本不願意出現,遺物委托給清掃業者全權處理。也有一些家屬原本答應了采訪,看過房間的景象之後就反悔了。”

“孤獨死的現場銘刻著死者心中深切的痛苦”,這是菅野最常講的一句話。知道了他們的故事之後,她就不再害怕死亡現場,現場的清掃工作結束之後,這些人在世界上存在的痕跡就完全消失了,她寫作他們的故事,告訴人們他們存在過,這是一份尊重,更是一份警醒。

“你是否認為孤獨死的死者都是社會的失敗者?”我問她。

“我所了解的孤獨死死者,大多是生活認真踏實卻不擅長社交的人,他們也許曾經在社會關係中努力過,但人生並不順利,遭遇失業或是挫折,徹底成為家裏蹲。”菅野說。

我跟她聊起我開始關注日本的“孤獨死”現狀,是因為2009年的一條新聞:在1960年代主演了多部熱門影視劇,被視為“國民女星”的大原麗子,在那個夏天獨自死在家中,屍體被發現時已經過去了三天。

“她過去曾經是備受關注的演員,但後來因為生病和離婚,事業一直不順,最終走到了孤獨死這一步”,
菅野說,她好幾次用“我們都不知道哪裏有波浪”來形容人生,提醒人們必須正視這件事,“人生充滿波折與起伏,昔日國民女星也會遭遇孤獨死,不要覺得那是一件與自己完全無關的事
。”

孤獨死引發的職業需求

清掃業者最害怕的就是傳染病,他們在日常的工作中,要穿上化學防護服、戴上防毒麵具,通過臭氧脫臭機和特殊消毒劑對現場進行細致的消毒工作。疫情之中,必須更加小心謹慎,菅野跟蹤得最久的一位姓“鹽田”的業者,在疫情期間,要將孤獨死的房間放置一周以上,確保現場有可能存在的新冠病毒消散得差不多了,才進入房間開始清掃工作。

專門處理死者現場的清掃業者,被人們稱為“特殊清掃業者”,這個行業在21世紀初的日本出現,主要處理各種殺人、自殺和孤獨死現場。業者的泡沫化是近年來才有的現象,是伴隨著孤獨死社會加劇而出現的商業機會使然:據《每日新聞》在2018年刊登的資料,超過5000家特殊清掃公司加入了團體“事件現場特殊清掃中心”,從業人數在5年內增長了15倍。這個行業收費高昂,視遺體腐爛程度和體液滲透進地板的情況,有時一個現場的清掃費用高達數百萬日元,利潤可觀。瞄準了“孤獨死生意”,想要在這個市場上撈一桶金的業者導致了行業的亂象,不乏有一些開出天價“敲竹杠”的現象。

但菅野多年來跟蹤采訪的幾個業者,幾乎都不是以金錢為唯一目的而從事這份工作的,他們的人生或多或少都曾有過痛苦的過去:鹽田小時候曾遭遇過父親的暴力,後在福利院長大,從來沒有得到過家人關心;另一位經常打交道的上東,以朋友的死為契機轉行遺物整理工作,他曾因目睹悲慘的死亡現場患上嚴重的心理疾病,因為在孤獨死者身上看到不擅長為人處事的自己,多年來堅持以很便宜的收費做著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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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清掃業者 菅野久美子

“我選擇的采訪對象,都是擁有一定的問題意識、想要解決孤獨死這個社會問題、帶著某種社會使命感的人們,目的不全是為了錢。他們應對遺族的態度和清掃技術也是重要的考量標準。”多年來的交往,令菅野和他們成為朋友,常常一起吃飯,有時去現場完全是為了幫忙。當她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員,坐上小貨車前往現場時,才開始感覺到受傷,“附近的人們總是非常冷漠和嫌棄,在背後指指點點,日本社會對待他人有非常無情和殘酷的一麵,其實孤獨死也是這樣發生的。”

不隻是清掃業,一些在過去有過痛苦的家庭經曆的人們,也圍繞著孤獨死開始了新的職業。菅野去年在日本出版了新書《家族遺棄社會》,書中的主角有一位姓“遠藤”的男性,他從五年前開始“家族代行”生意,“代替家人”替老年人送終,從選擇護理設施到葬禮一條龍,日常作為老年人的第一聯絡人,處理各種生活雜事,收費約為100萬日元。

“在日本有許多受父母所苦的人,不願意或是沒有能力替他們處理臨終事宜,於是花錢雇傭遠藤這樣的外人,來做原本是家人應該做的事。”菅野和遠藤變得熟悉之後,得知他過去也有過類似的家庭遭遇,為了幫助更多像他一樣的人,才開始了這份工作。這本書出版後,遠藤變得越來越搶手,2020年時他每個月隻有5單生意,現在每個月則增加到了25單。這令菅野確信了:拋棄家族和被家族拋棄是無緣社會的最大問題,關注日本的孤立現狀,視線就不能從“家族”這個根源移開。

一些傳統的職業,也無法繞開日益深刻化的孤獨死社會,工作內容悄悄發生了變化。菅野不久前見到了神奈川縣一位姓“金子”的神社宮司,他因替事故物件進行驅邪儀式而變得有名,儀式完成後,他需要提供一份“驅邪證明書”,以便讓下一位入住者感到安心。死亡本應是宗教處理的問題,但日本的寺院隻為有錢人服務,神社也不擁有處理“死”的職能,帶著死臭味的事故物件令很多宗教人士也敬而遠之,很多神社甚至直接將“謝絕事故物件”寫在主頁上,金子是少有的願意接受公寓管理公司請求的人,從2009年開始到現在,他已經在超過1000個房間進行了驅邪儀式。

金子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些房間的變化:雷曼危機之後,去的都是自殺死的房間,而如今去的9成都是孤獨死的房間。“我所見到的孤獨死房間,幾乎沒有一個是安寧祥和的,一些房間的牆壁上留下了吐血痕跡,可以看出在死亡之前十分痛苦,沒有可以求救的對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忍耐著身體和內心的痛苦獨自死去。”

隻為有錢人服務的寺院,拒絕事故物件的神社,缺乏規範性的特殊清掃業……菅野繞開他們,去尋找那些不為金錢,而是想改變日本社會孤獨死現狀的個體。非營利組織“ENRICH”是社交時代的一個案例,麵向單身人士提供安全確認服務,隻要在LINE上添加好友,設定在1至3天之間發送一條安全確認消息,若是在規定時間內沒有進行確認,就會聯絡預留的手機號或緊急聯絡人。“ENRICH”的社長紺野因為經曆了弟弟的孤獨死
,從就職多年的手機遊戲公司辭職,開發了這個免費係統,希望像弟弟一樣的人能夠早點兒被發現,甚至是獲救。

但有時還是晚了,一次,係統預警,連緊急聯絡人也聯係不上,紺野報了警,在家裏找到了那個人的屍體。

近年來日本一些地方政府也開始試圖解決孤獨死問題。例如推出每月200日元的緊急通知係統,通過人體感應器對房間進行檢測,一旦確認沒有動靜,便會向信息中心發送緊急通知;又例如麵向獨居的老年人的“安心居住套餐”,每月繳納1944日元,工作人員就會定期致電老人確認安危,去世時還幫忙舉辦葬禮和將房屋恢複原狀。但是,這些真的能讓孤獨死的人被拯救嗎?菅野表示懷疑,她覺得他們跑偏了:比起因為孤獨而死去的人,日本政府更想解決的是給活著的人帶來麻煩的事故物件,通過AI和攝像頭等高科技手段介入,想要“盡快發現遺體”。

“是追求一個‘沒有孤獨死’的社會,還是追求一個‘不給人帶來麻煩,早日發現屍體’的社會?”如果不以被社會孤立的人為前提,就解決不了日本的孤獨死問題,“這樣下去,未來日本的孤獨死一定會變得更加嚴重,一個‘AI發現,盡早回收’的悲慘未來在等待著我們。”

搞不好未來我也會孤獨死

寫了好幾年孤獨死現場的文章,菅野得到最多的是來自年輕人的反饋,他們憂心忡忡,表示“搞不好未來我也會孤獨死。”諷刺的是,與此同時的日本,正在掀起一股空前的“solo熱潮”,單身經濟盛行,“一個人用產品”讓獨身生活越來越便利,雜誌特輯隔三岔五推出“一個人的XX”主題,最近流行的是“一個人的野營”,《孤獨的美食家》之類的“孤獨”主題成為電視上最受歡迎的連載劇集。

“日本社會回蕩著一種‘孤獨萬歲’的聲音”,菅野說,如果可以一個人在家圓滿地死去,其實也不是一件壞事,但要將她看到的孤獨死的人們在生前的悲慘狀況傳遞給這個“孤獨萬歲”的時代,真的是一件逆流行的事情,她想沉浸在孤獨的浪漫理想中的年輕人明白:“那些看起來一個人的快樂生活背後,其實是跟很多人聯係在一起的,不是完全的孤立。而那些真正是獨自一人,被社會排除的人們,正在為孤獨付出性命。必須認清日本社會這種畸形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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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日本,孤獨死的平均年齡是61歲,其中未滿60歲的人群占據4成。同時,孤獨死群體也變得越來越年輕,數據表明:日本有超過1000萬人正在陷入孤立狀態,其中最多是年輕人群體。日本社會的現狀是:30歲和40歲的群體之中,每10個人就有3個人處於單身狀態,他們不戀愛、不結婚,也沒有什麽兄弟姐妹,獨自一人生活;在職場上,很多是不簽訂長期契約的派遣員工,或者幹脆靠打零工生活,因此也沒有固定的職場人際關係,就算突然消失了,也和公司沒有關係,很快找到新人頂上;而且和日本的老年人相比,這些年輕人的交友關係更加淡薄,孤立狀態更加嚴重。菅野很確信:寬鬆世代(出生在1987年至2004年之間的一代)將會成為未來日本的孤獨死大軍,情況不妙。

“並不是說結婚就一定能防止孤獨死,但在日本這個社會,結婚意味著身心安定,從健康方麵來看,也意味著飲食規律。不結婚的人,如果擁有很多其它交際關係,也能生活得很好,但在當下的日本,沒有交友關係隻有婚姻關係的人有很多。”菅野不會勸人結婚,但她也沒辦法輕鬆說出“不結婚也沒有關係哦!”這樣的話,從她目睹的現實來看,婚姻狀態和孤獨死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大的關係,“現在的日本進入了一個‘一個社會關係都沒有’的時代,單身群體的孤獨死日益增加。”

菅野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會對孤獨死的未來產生擔心的人,全是女性,因為害怕,她們開始去積極構建各種社會關係,避免陷入孤立狀態。而單身的男性呢?全都覺得自己沒問題。邀請菅野出版孤獨死主題書籍的編輯也是一位女性,意識到這一社會問題的危險性的,幾乎都是女性。但隻要看看數據就會明白,真正危險的是男性——在日本,孤獨死的男女比例懸殊高達8:2,男性才是更容易遭遇孤獨死的群體。

“願意和鄰居產生交集,和各種各樣的人發生聯係的人,女性的數量壓倒的多。由企業培養出來的日本男性,一旦不再發生工作關係,就會失去所有社會關係,陷入突然的孤立狀態。結了婚的男性,在生活中一直受到家裏的女性的照顧,離婚之後生活難以自理。過去的經驗是:由於男性比較早死,不離婚的話,可以由女性照顧到最後,但如今離婚率越來越高,不結婚的人越來越多,未來日本男性會變成什麽樣呢?”大叫著“男性很危險”的菅野,其實對女性的未來也不樂觀,“現代社會女性積極進入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職場女性,企業體製使她們更容易陷入孤立,未來孤獨死的女性也會增加。”

對孤獨死認識得越深,菅野就越有個感受:光靠寫書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真正行動起來。她嚐試做一些具體的實踐,幾年前,她開始在東京打造一間限定一日的“孤獨死酒吧”,每隔幾個月營業一次,對孤獨死問題有興趣的人們,可以聚集在這裏聊天,由她自己親自擔任媽媽桑的調酒角色。之所以開酒吧,也是考慮到那些不願意參加社交活動的男性,覺得隻有一個喝酒的場所,才能夠吸引他們前來,價格也設定得很吸引人,一杯酒隻要500日元。這個路線是對的,真的來了很多客人,有擔心自己會孤獨死的人,也有想替孤獨死的人做點兒支援的人,狹窄的店內隻能坐得下十幾個人,熱鬧的時候,更多的人都是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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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野的“獨孤死酒吧” 菅野久美子

不結婚的時代一定會到來,獨自死去的時代一定會到來,但隻要有了人與人之間的聯係,孤獨死也許可以變得不那麽悲慘。菅野最近開始想寫一些“幸福的孤獨死”,試圖找出一些成功案例:當他們獨自死去的時候,身邊是否稍微有一些社會關係,並且也不必死在亂七八糟的垃圾房裏?其中的一位采訪對象,她從對方還在活著的時候就進行跟蹤了,這個人希望最終一個人在家裏死去,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上門看護的醫生一直與他發生著聯係。菅野在思考:這樣的死法應該稱為“幸福的孤獨死”嗎?還是說根本就已經不算孤獨死了?這種社會關係的構築,不僅應該隻靠個體的努力,也必須成為國家政策的一環。

2021年2月,日本內閣官房設立了一個“孤獨•孤立對策室”,以“孤獨”命名的國家政府部門,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菅野作為這個領域的研究者,被邀請參加了對策室舉辦的會議,在圍繞著日本社會的眾多孤立問題——自殺、貧困、單親媽媽的各種討論之中,她隻提出了一個意見:請去孤獨死的現場看一看吧,希望國家能夠了解那些房間裏正在發生什麽。

她說她感到一種“為時已晚”:圍繞著孤立問題的各個領域的人們都可以站出來為自己說話,講述自己的遭遇,隻有孤獨死去的人們不能,已經死去的人,就再也不能發聲了。她的感覺也許是對的,半年多過去了,當我問起菅野政府工作的進展時,她歎了一口氣:“聽說,調查才剛剛開始。”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國民女星獨死家中,每年3萬人同樣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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