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個笑談，說人一旦具備了東方智慧就很容易有個習慣：不管去餐廳、商店還是演唱會，喜歡去算人家一年能掙多少錢。
音樂會散場了，旁邊白人小姐姐還哭得稀裏嘩啦沒緩過來，人潮中傳來一陣響亮的普通話：“我們就算它一個城市一次巡演30天，每個劇場每晚坐1200人，一張門票平均90美元，我數了一下大概有二十幾個演員，你說主演一年能掙100萬美元嗎？”
當然，在組織管理上很需要這樣的思路，但你就是不由自主地覺得好笑，好像總覺得哪裏有什麽不對：功利的中國人，即便在本該欣賞藝術的場合，關注點也完全不在藝術本身，就隻琢磨著人家怎麽日進鬥金，而再高雅的藝術，由此看來也不過隻是賺錢的手段罷了。
給孩子找一個飯碗
細想一下就不難意識到，像這樣的“飯碗思維”實際上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許多家長含辛茹苦教育孩子，說到底是有意無意中想著“給孩子找一個飯碗”。
根據這樣的想法，哪怕讀到博士畢業，本質上也仍然是“職業教育”，因為積攢學曆，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混碗飯吃”。
在我老家鄉下，教養孩子被直白地形容為種莊稼的過程：辛苦栽培了十多年，高考就是“收花地”（收割莊稼）的時候。
那時當我好友說想要去讀古典文學時，他一向開通的父母也忍不住說：“那我們這十多年來栽培你花的錢算是扔進冷水缸裏了。”
也許你會說，中國人畢竟剛脫離溫飽不久，不得不務實地考慮子女的未來，等生活變好了，這種焦慮感自然會逐漸消失；但這麽想就低估了一點：這種匱乏感是一種主觀感受，並且有著強大的思維慣性，並不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就會變化。
事實上，現在它倒是正在卷土重來，尤其在疫情的衝擊下，很多家庭的不安全感加劇，其結果是，今年國考報名人數突破202萬，多地的師範類專業錄取分數線飆高，因為公務員、教師被認為是為數不多的“鐵飯碗”之一了。
前一陣引發爭議的關於“文科女”的訪談，症結也在此：在訪談者的口吻裏，本身潛藏著“學科教育的投入產出比”這一傾向，既然如此，那麽花了上百萬讓孩子出國讀文科，到頭來就回國賺個月薪七八千，什麽“追求精神價值、智識精進”，就隻是個龐氏騙局和“人間不值得”的虧本買賣；
而在反對者來看，這不僅把知識的內在價值單一化了，還對不合理的成功學信條毫無反思，相當於是“被欺負了，還強迫自己認同霸淩者的價值觀，這是最糟糕的挨打姿勢”。
當然，再高遠的理想也都需要現實考慮，畢竟普通家庭經受不住無底洞式的投入，難免要權衡下“投資回報率”（ROI），這在國外也不例外，但我發現在國內比較有趣的一個心態是：很多父母哪怕是想要給孩子走精英教育的道路，骨子裏卻仍是“飯碗教育”，
隻不過他們相信精英教育可以讓孩子有一個更好的飯碗罷了——說白一點，就是培養出一個“高級打工仔”。△電視劇《黑狗》劇照別說是學校裏的應試教育，就算是工作之餘的精神追求，很多職場精英其實也都希望是“有用”的——例如讀點佛經，可以成為和高端商務人士交流時的談資。
所有這些，最終都得有助於實現物質成功，而無法快速轉化的則一概都是“沒用”的“閑書”。
因為在這些人的理解當中，“精英教育”其實相當於是成功學，在這兩者之間並沒有本質區別。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電視劇《行騙天下》劇照“飯碗思維”的陷阱之所以有這麽多家長抱有這些想法，說到底是因為：在以往很長時間裏，中國人對“精英教育”的理解實際上是很狹隘的。
自近代以來的一百多年裏，中國高等教育直到不久之前都一直是精英教育，隻有極少數人能上大學：晚至1990年，18-22歲年齡段的青年中僅2%能上大學。因此在很長時間裏，中國人對“精英教育”的普遍理解就是極少數通過考試地獄的知識精英，被選拔出來後，獲得一些稀缺的好工作。
這些孩子之所以能躋身精英，不管是具備了什麽樣的特殊品質，歸根結底首先都是因為考得夠好，而給他們的回報就是一個“鐵飯碗”。
1999年後，國內大學開始擴招，很快，到2003年就一舉跨越了大學入學率15%的標準線，這標誌著高等教育正式進入大眾化階段，也是在那以後，“大學生”這一身份逐漸貶值了。
但社會的反應是滯後的，直到2009年廉思的《蟻族》問世，人們才意識到，僅僅大學畢業生的身份已不再是“社會精英”的可靠證明了。
在那之後的故事我們都已經知道了：對很多中國父母來說，“精英教育”就變成了一場“資本密集”（家長投入）加“勞動力密集”（家長和孩子）的內卷化遊戲，而終極目標仍是為了爭奪那少數“金飯碗”，其結果是造成了大量的學曆浪費，出現了“哈佛大學博士競聘街道辦副主任”的故事。
現在有必要停下來想想：這樣對“精英教育”的理解真的沒問題嗎？
把教育看作是“投資”，這原本也無可厚非，但投入那麽多，隻是為了最後得到一個飯碗，這樣的產出其實也很可憐。
和父母輩不同的是，現在我們這一代家長栽培孩子，其實已經不指望他們將來能如何回報父母，更多的是想盡可能地挖掘出孩子自身的潛力，然而如果預先設定的目標就是找個飯碗，那選擇就不是開放性的，到頭來不一定能真正發揮出孩子的全部潛能。
我知道的一位家長就完全是在用KPI的方式在教育孩子：她一直說要給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嚴格排好計劃、進度和考核，無論是學英語、鋼琴還是圍棋，如果一段時間內不見效，就當機立斷停掉。
在她看來，這能最大限度減少浪費，確保孩子的精力能最有效地花在他擅長的領域，最終能在最大限度地實現成功。
這樣的教育方式，確實有可能讓她的孩子將來考上名校、找到好工作，這畢竟很吻合當下的成功學路徑，但從這個孩子的角度來想，卻全無樂趣可言：媽媽對待他，就像是一個嚴苛的企業老板在對待下屬，而很多學習項目，其實都有個過程，也許他剛開始對圍棋產生點興趣，但急於看到成效的媽媽見到他沒達成KPI，就已經將課程停掉了。△電視劇《黑狗》劇照這樣經曆多了，孩子的學習熱情會遭到許多無形的傷害。
還有不少父母，一開始倒是奔著高大上的思路去的，但等孩子到了一定年紀，就開始焦慮起來，沒辦法堅持走下去。
我以前的同事、朋友就有不少這樣的例子：從小很有藝術天分，但哪怕練到了鋼琴十級、自己也很想繼續學下去，父母卻害怕他們將來沒飯吃，逼迫他們放棄夢想。這實際上是許多人痛苦的根源：為了能有口飯吃，放棄了做自己的機會。
可想而知，家長為孩子所設定的目標，大抵都是基於自己過往的經驗和當下的考慮，但現在的好飯碗，卻不一定將來也是。今年那些讓自家孩子高分報考師範專業的家長，又有誰能保證漫長的一生裏，教師這份職業對孩子來說就是最好的選擇？
當然，安穩的飯碗到如今也是稀缺資源了，但當你選擇“穩定”時，勢必也限製了許多其它的可能性。
何況，內卷了那麽多年，到頭來隻求得到一個安穩的飯碗，雖然對個人而言或許權衡之下也不失為綜合回報較高的理性選擇，但對社會投入和資源配置來說其實也是巨大的浪費。△電視劇《行騙天下》劇照如何培養領導力到了如今這樣一個充滿變動的風險社會，從長遠來說，安穩的“飯碗”其實已經是沒有了。
不用細想就能明白：在長達三四十年的工作時間裏，期望占著一個工作崗位就能一直安心到老，這是不現實的，真正能過得好的，必定是那些能順應時勢不斷調整自我的人。
在這種局勢下，真正的精英教育所培養的，並不是一份學曆、一種技能，而是一種思維、一種自我認識。
教育學家杜威很早就曾說過，在學校裏教授的那些知識，其實是整個教育過程中最不重要的東西。
他的意思是，到了現代社會，任何知識都很容易過時，教育的目標應當是讓人實現自我。△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劇照
也正因此，他尖刻地嘲諷那些教育領域的功利主義：“隻有迷信的人才會相信這兩者肯定是敵對的，從而認為有用的事物都是非人文的，而無用的事物則是人文的。”——他所抨擊的那種觀念，卻正是當下中國社會最盛行的，尤其在“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說法下，連“文科生”都成了經常用於挖苦人“空談無用”的代名詞。
然而，越是到專業細分的當下，那些具備良好的通識教育基礎並聯結不同學科的人才，恐怕才是更為稀缺而難得的。
這乍看起來沒有具體功用，但卻正是高等教育最前沿的發展方向。因為越來越多教育家開始意識到，真正的良好教育離不開人文精神的培育，任何領域的進展都離不開質疑、提問、發現破綻、推翻結論、發掘新方法、開拓新思路、開創新空間等一係列思維活動。
因為要不斷向前探索，就不能把現有的結論當作是確定性，這就需要跨學科的碰撞，善於發現新的前沿問題。
這並不隻是空泛的人文知識，事實上，近些年來在歐美，無論是在高等教育中，還是在組織管理上，“領導力”（leadership）的概念都備受關注。△電視劇《行騙天下》劇照盡管以往的職業教育也著重培養所在領域的領導者，但領導力其實是傳統通識教育首要的培養目標。
曆史學家勞倫斯·維塞（Lawrence
Veysey）在研究西方高等教育後認為，大學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幫助未來的領導者形成一種“超越功利主義的道德觀”。
中國教育在這方麵的缺失，其實已經顯現出來了：這樣的教育可以培養出素質良好的熟練工人和技術專家，但卻難以培養出優秀的管理者。
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華人甚至出國後也仍然如此：在美國，華裔人數比印度裔更多，卻很少像印度裔那樣在企業裏出任高管的，因為越往上走，“文化”的重要性就越高，而這些卻恰是華人在教育中相對忽視的。
這倒不是說完全清高地不用管孩子將來的飯碗，畢竟這仍然是許多家庭所需要麵對的現實，但現在，或許是時候超越原先的功利主義，先別緊盯著“有用”的產出，而讓孩子有機會打開寬闊的視野，別給他們設定限製，那時我們或許會發現，未來其實是有無限可能的。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百萬學費月薪4000 “精英教育”變“飯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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