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團上海市 黃浦區委副書記王啟洋的名字，最近出現在黃浦區一些新冠陽性感染者和密接者人群的微信通訊錄裏。
人們不知道他平時到底是做什麽工作的，隻知道他是那個和自己一起乘車去揚州隔離的“大巴團長”。
很多人甚至連他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但有他的微信。
一些團員知道，這個“小王老師”後來自己也中招了，住進了位於江蘇省揚州市的方艙醫院。“沒錯，我就是江蘇新聞發布裏提到的那種‘外省來蘇人員’。”王啟洋說。
今年3月初上海疫情發生以來，團幹部王啟洋的工作地點包括團黃浦區委辦公室、黃浦多個小區居委會、轉運密接群眾去揚州的大巴、揚州隔離酒店和揚州方艙醫院。即便成了陽性感染者，他也依然是那個在人群中喜歡衝在前頭、給大家服務的“小王老師”。
走！揚州14日團團長上線
3月31日，趕在上海以黃浦江為界分別封控浦東、浦西兩地的浦西封控日前一天，王啟洋匆忙在家收拾了些東西，住進了團黃浦區委辦公室。當他拖著行李箱到辦公室時，眼前的情景讓他傻眼了。
團區委書記董磊提前搶購了很多半成品菜、水果、方便麵、粉絲、麵條堆在辦公室；團區委其他同事帶來了電飯鍋、蒸鍋和空氣炸鍋，準備在辦公室裏“開夥”；有同事準備了大量防護服、隔離衣等物資做準備。
這一天，王啟洋和其他小夥伴們一起，或打地鋪或者睡沙發，正式入住團區委辦公室。他們此後每天都去支援黃浦區一線居民區，幫助居民區組織核酸采樣、分發包裝抗原試劑。
4月3日晚，王啟洋一邊和同事們吃著泡麵，一邊聊著後續工作如何開展。正說著團組織如何服務複工複產的事，他就接到了區委組織部的電話。
“好了，明天我要送密接群眾去外省了。”王啟洋掛了電話，告訴同事。
圖為4月4日出發前，黃浦區召開專班工作會，王啟洋攝
這不是一個特別容易的決定。這項工作存在一定的風險，同時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要麵對各個環節、各種不可預料的突發情況。團幹部們開始幫著王啟洋準備行李，什麽東西都往箱子裏塞，重點給他塞了許多自測抗原試劑，以便他每天可以自測。
圖為黃浦區臨時成立的轉運工作專班成員合影，左三為王啟洋，王啟洋供圖
4月4日下午，王啟洋出發了。他在一輛大巴車上坐陣，從15時到16時30分，一個半小時，從各個居委會接走了約20名密接人員。
每接一名密接者，都是一項挑戰。有人不肯走，認為“已經在家自我隔離3天了，沒有必要再去外省隔離了”；有人已經有些發熱頭疼了，覺得自己馬上就會轉成陽性感染者，不用去揚州了；有人大包小包帶了很多很多東西，
自拍杆、相機、花裙子，當去旅遊了；還有的人幹脆什麽也不帶，空著手準備去揚州。
王啟洋一一向他們說明情況，遇到關心隔離時間、不肯去揚州的，他反複耐心勸說。實際上，到揚州後究竟什麽情況，王啟洋自己心裏也沒底。他默默地加了每一名由他接走的密接者的微信，備注好他們的姓名、基本情況、特殊需求，心裏卻暗暗對自己說，“我接走的，我一定要確保他們每一個人安全回家”。
圖為排隊等待入住酒店的密接群眾，王啟洋攝
4月4日駛向揚州的這輛大巴上，王啟洋坐在最前麵的導遊椅上，拿著話筒安撫大家：“大家不要緊張，我們就當是去旅遊了，你們就當我是導遊。為了大家安全，車上不能開空調，有發熱或者暈車嘔吐的情況，請大家聯係我。”
他修改了微信群群名，叫“揚州14日團”。此後，大巴上的密接群眾都叫他團長或者“小王老師”。
急！有人半夜搞事情了！
4月4日晚上9時許，剛一入住隔離酒店，王啟洋心就定了。“工作真的非常用心。”王啟洋說，酒店準備了各種生活用品、消殺用品、抗疫藥品，為了防止隔離期間無聊，床頭還放了各類書籍。
這時，好多原本情緒不太好的揚州團團員開始在群裏發聲了。“感謝揚州人民的細心準備”“這也太周到了，我們怎麽好意思”，越來越多的人在揚州地方上的細心照顧下，從原本的驚慌失措，轉變為“安心追劇”。
圖為酒店給隔離群眾準備的盒飯，上麵貼了手寫便利貼
這天夜裏12時許，揚州的醫護人員開始為大家做核酸采樣。王啟洋後來知道，這群醫護人員一直采樣到淩晨2時左右才離開，“很感動，兄弟城市的情誼不淺”。
第二天，王啟洋一早就起床工作了。在團黃浦區委書記的幫助下，他聯係到揚州高新開發區駐隔離酒店的團委工作人員，了解多方信息，借到了一台筆記本電腦用於工作——總結黃浦區密接人員轉運外省的工作經驗和製度。
他所在的這支密接轉運隊伍，是整個黃浦區第一支負責轉運工作的團隊，他們總結的工作經驗可以為後續轉運工作提供借鑒和參考。這一天，他總結了點位工作負責製、工作例會製、大巴專人負責製等多個轉運製度，並撰寫了隨車轉運負責人工作提示。
住進隔離酒店的群眾，每天都有突發狀況。有人突然發燒，恐慌不已，一直給他打電話，谘詢方艙情況；有人不肯遵守酒店防疫規定，堅持要到酒店房間外的走廊散步；有人想要抽煙，把自己帶來的無人機飛到別人房門前，運輸香煙。
最緊急的情況是，有人因為沒有煙抽無法緩解焦慮，砸碎了自己的手機，割破了自己的手。這讓酒店和工作小組一下子高度緊張起來，酒店提出將這名密接人員送回上海。但工作專班組長卻主動挑下了這個重擔，“在揚州，我們就是他的家人。這種情況下，家人是肯定不會把他送走的”。
在組長的帶領下，大家把這名群眾的房間從5層換到了1層。與酒店負責人協商，特事特辦，每天早中晚三頓飯，都給他提供3-4支煙，助其緩解焦慮情緒。同時，落實專人對其進行跟蹤服務。每天早上給對方發“早安”微信，中午詢問對方“飯吃了嗎”，晚上同他聊聊“在看什麽電視”，及時了解情況。
此後，這名群眾再也沒有提出過其他要求，平安度過了隔離期。
這個隔離點裏，還有一對父子。得知20多歲的兒子確診，要被送去方艙醫院後，與其一同隔離的60多歲父親急得用頭撞牆，阻止轉運。為此，工作專班成員之一、黃浦公安分局的團委書記、民警李騰一遍遍地反複與其溝通，開導他。
王啟洋說，大家後來都學習了組長的微信聊天記錄和李騰的電話錄音，一起研究怎樣在疫情下做好群眾工作。
暈！團長你也來方艙了？
4月8日晚，也就是王啟洋入住揚州酒店的第四天，他迎來了自己的“驚喜”。這天晚上6時許，揚州醫護人員照例上門測量體溫、進行核酸采樣。
輪到王啟洋時，對方輕聲叫了一下，“呀，37度2。”對方後來又測了兩次，還是37.2度。核酸采樣工作結束後，王啟洋趕緊找同事之前幫忙準備的抗原試劑自測。
“很快就顯示出了兩條杠！”王啟洋說，“從3月開始自測抗原到現在，測了十幾二十次了，一直是‘小隊長’，這次竟然當上了‘中隊長’”。
王啟洋開始發愁了。他愁的不是感染本身，而是後續的工作怎麽對接開展。“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總結出一些工作經驗了。我這一去方艙，後麵再有密接群眾送過來，萬一對接不好怎麽辦？”他趕緊交接工作，事無巨細一一羅列了出來。
他還和工作專班的同事們一起討論了自己可能的感染源，提醒大家後續工作一定要當心這些環節。
一是在轉運密接人員的大巴車上，雖然這些密接人員都是核酸陰性才予以轉運的，但不排除有的人已經有些感冒症狀，目前核酸陰性、過兩天核酸轉陽的可能。與他們接觸後，脫大白隔離服時，一定要嚴格規範，避免感染。
二是抵達隔離酒店後的核酸檢測工作，核酸采樣人員很有可能給一名尚未確診的陽性感染者進行了采樣，隨即又來給其他人進行采樣。做核酸時，要小心屏氣，做完核酸回屋要注意消毒。
一切安排妥當，王啟洋收拾了行李等待轉運。當天夜間12時左右，他的核酸陽性結果和轉運通知同時抵達了。他入住了揚州的方艙醫院，成為第二天江蘇省通報中的一名“外省來蘇人員”無症狀感染者。
在方艙裏，王啟洋把自己小區業委會的“上海團購經驗”帶了過來。他給每天忙得不可開交的小賣部老板娘安排起了“購物接龍”，讓老板娘可以清楚地知道每天每個床位需要購買什麽物資。
圖為揚州第三人民醫院方艙內王啟洋的床位，王啟洋攝
入群時，好幾個曾在轉運大巴車上與他聊天、訴苦、後來確診陽性的患者在群裏@了他，“暈，王老師是你嗎？”“團長你也來方艙啦？”
王啟洋也幽默地回複他們：“是呀，前麵一路陪大家，從大巴、到酒店，方艙這麽重要的點，一定要過來陪一下啊。”
上海人在揚州方艙裏的購物熱情因為這個購物群被充分激發了起來，從最開始買些牙刷、牙膏、生活用品，到後來每天在群裏“嗨購”，牛奶、蘋果、薯片、可樂。
看到揚州的醫護人員忙不過來，方艙裏的陽性感染者們自發組織起來成立“方艙誌願者隊”。王啟洋和大家一起，幫忙收垃圾、鋪床、拖地，把隔離房間整理得幹幹淨淨。
圖為在揚州方艙醫院隔離治療的群眾，王啟洋攝
他們每天還有2小時的“放風”時間。“放風”這段時間，揚州的工作人員要對病房進行紫外線消毒，患者們能在外頭聊聊天。這時，王啟洋又成為了那個最懂政策、最能講清形勢的“意見領袖”。
“小王老師”往那兒一站，周圍總能圍著一大群人。回上海後怎麽申請紅碼變綠，回到居民區買不到吃的怎麽辦，聽說有居民區反對陽性人員回家怎麽辦，上海目前形勢到底怎麽樣了……他總是盡己所能回答大家的各種問題，擺事實、講道理。大家對他的“政策小講堂”比較認可，所以愛圍著他聊天。
一些住在上海黃浦區二級以下舊裏的老街坊，也加了他的微信，“小王老師，咱們以後多聯係，你如果有舊裏動遷的信息，一定及時告訴我啊！”一名盒馬倉庫的保供人員也與大家成了好朋友，他解除隔離前在群裏說，“大家回去後缺物資的事找我，我一定盡力給大家解決”。
這兩天，陸續解除隔離、回到上海的“揚州14日團”微信群又熱鬧了起來。有人在群裏說，“等這次疫情過去，我們一定要叫上小王老師一起，到揚州來旅遊一次，人均不消費個幾萬元對不起揚州人民這次對我們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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