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比失衡已成事實，一線城市失去了30歲的男性

在北京，流傳著剩女超過80萬的說法，一線城市的性別比失衡已成事實。在熱門的剩女話題中，許多人探討大城市對女性的友好，卻極少涉及到一個核心，失衡之下，本質是許多闖蕩一線城市的男性會在30歲左右選擇離開。一線城市對男性意味著什麽？為什麽年輕男性會將曾經仰望的目的地視作畏途？

4月，北京晴朗的上午，王衝坐在去往機場的出租車上，擁堵的早高峰已過去，朝陽路上難得車輛稀疏。幾小時後，他將從飄蕩著柳絮與霧霾的北京，抵達重慶。

王衝曾設想過自己離開北京，但不是這樣孑然一身。去年，異地兩年的女友準備裝修，新房在合肥，三室一廳。王衝從北京去合肥幫忙，一起商量裝修細節，像一對即將踏入婚姻的尋常情侶。

但麵對女友父母審視的目光時，王衝覺得自己不夠底氣。房子是女友父母付的首付，買房時，王衝不敢開口說分擔。來京4年，他換了幾份工作，積攢了8萬多存款，隻夠分擔合肥新房4平米的麵積。他難以向新疆的父母求助，父親做了40年礦工，曾在爆破中瞎掉一隻眼睛，晚年還要倚仗兒子。

到了這個階段，談婚論嫁是順理成章的事。女友開始規劃和王衝未來的藍圖，她準備在合肥考編，希望王衝也來合肥發展，結束異地。

王衝猶豫了，北漂四年的漂泊感像一根刺，提醒著他，融入一個陌生無根基的城市的困難。但是邀請女友來北京一起發展嗎？他微薄的存款隻買得下四環內外房子的2平米麵積。這座城市的天花板太高，王衝自己都看不到盡頭。拉扯幾個月，兩人分手了。失落中，王衝萌生了離開北京的念頭
。

30歲，是傳統眼光中成家立業的年紀，也是很多男性選擇是否繼續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分水嶺。一家婚介機構的數據顯示，一線城市適婚男女比例是1:3至1:4，甚至最高的時候達到1:7。一些男性因為婚戀、買不起房、養娃成本高等因素，在30歲左右的年齡決定返鄉。

這是王衝第二段慘淡結束的異地戀。王衝選擇離開，除了這些現實考量，還有孤獨。

2018年，從東北一所大學畢業後，王衝來到北京。為省錢，他租住在天通苑一間十幾平的隔斷房。身在這座擁有600多棟居民樓、近70萬常駐人口的亞洲第一大社區，走在密匝的人群中，他覺得自己像一顆原子。

和周遭的白領一樣，王衝被工作與通勤耗盡社交熱情。大家回到出租屋，隻想關門恢複元氣。合租一年，王衝一年沒跟室友說過話。

當時，王衝唯一的慰藉，是當時身在哈爾濱的女友。他們在大學裏戀愛，畢業後，女孩去了哈爾濱一家銀行工作，他在北京。那時年輕，覺得愛情可以戰勝距離。他們一年見了四次麵，視頻通話時，從無話不談到隔著手機屏幕幹瞪眼，這段戀情很快在彼此的沉默中斷裂。

王衝今年27歲，粗眉，大眼，是個寡言的人，問起他對兩段感情未來的規劃，他不願再繼續這個話題。這幾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離京前，他在北京一家創業公司上班，為方便工作，租住在離公司隻有幾百米的地方，吃飯嚴重依賴外賣，周末沒人約，活動範圍限製在這兩點一線之間。

工作上，王衝勤奮、盡職，樂於為同事提供幫助。生活節儉，花銷僅用在吃飯、房租上。但行業薪酬的天花板就在那兒，四年來，他基本工資一直沒過萬，還沒追趕上北京2022年1.3萬左右的人均工資。後來，他索性連工資條也不看。工資卡上累積的8萬多塊，還是母親告訴他的。

今年初，互聯網大廠裁員潮加重了他的危機感。他仿佛提前看到自己的命運，愈發感覺必須離開。

身體上的不適，也催促王衝盡快做出離開的抉擇。他一米七的個頭，來京4年間，體重從150多斤攀升到200斤，體檢時被檢查出中度脂肪肝，這像隻利爪，時不時像在他心頭撓一下，疼一陣。

盡早退場，或許還能尋得另一條出路。他計劃先去重慶朋友那兒散心、參加一個訓練營，調整身體狀態。然後回到新疆老家，努力考進烏魯木齊的一家國企單位，最理想的狀態是幾年後能在烏魯木齊買房，再把父母接過來，一家人在烏魯木齊過上團圓的日子。

離開前，他總結自己的北漂生活——沒跟這個城市建立起情感連接。坐在離開的出租車上，有那麽一瞬間，他覺得應該做些什麽，掏出手機，對著中國尊大樓拍了一段視頻。

本想發個朋友圈，與北京的朋友們告個別。他點開視頻看了看，立即摁下刪除鍵。除了工作上的同事，他在北京根本沒有朋友。

和王衝一樣，在北京漂蕩了4、5年的葉林，也在年近30時決定離開。

他選擇了定居門檻較低的天津。決定去天津是2012年，趕上天津暴發特大洪水。那天晚上，他去接女友下班，街道上的水沒過膝蓋，葉林看到很多無主的車牌漂浮在水麵上，隻有來處，不見歸途。他恍惚覺得，那就是自己在北京時的狀態。

葉林因為電影夢來到北京。那時他未曾想象過，年輕和熱情會有燃盡的一天。在北京前幾年，他享受那種奮鬥的生活狀態。畢業後，他進入北京電視台的附屬單位做電視編導，一有空閑，他輾轉在京津冀地區的劇組，幾乎跑遍附近的大部分城市。

為從電視轉到電影行業，他專門去傳媒大學進修過半年，把劇本審讀、攝影、導演都學了。編導工作剪片子最辛苦，他在機房成宿成宿地熬夜，最長持續熬過108個小時，抽完整整一條煙。有一次因為太累他坐在2號線地鐵睡著了，醒來發現地鐵已經繞了好幾圈。

直到28歲，葉林依舊沒能如願轉向電影行業，他對於這種拚盡全力去搶奪有限資源的生活，感到厭倦。

他開始考慮安定，給相守多年的女友一個家。他租住在朝陽東壩的一處老小區，房租2500元，沒電梯，他住在6樓，每天隻能爬上爬下。吃飯和坐車要有競爭精神，排隊搶座。

葉林想過買房。但當時8000的月薪，在東壩這片房價窪地也不值一提，2012年，東壩平均房價已達到2萬多，如今已達到4、5萬。

針對目前一線城市的房價，可以算一筆清晰的賬。位置稍好些的房子，均價大約每平方5萬元，購買一套80平米的房子夠三口之家用，加上裝修20萬元，一共就是420萬元。最理想的狀況是父母幫助出首付，自己則要承擔300萬的貸款，每月還款1.6萬左右，加上30年的利息，總房價就達到了540萬。每一個數字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臨近的天津成了最佳選擇。那時葉林了解到，類似地段、同等質量、甚至同一個開發商的房子，北京比天津房價貴80萬-100萬左右。以他當時的薪資水平隻能退而求其次。

去天津第三年，他買了房，和女友結了婚。他幸運地在當地找了份電影製片的工作，後來還嚐試投資拍了一部電影短片，自己兼做導演和編劇，雖未能如願上映，至少圓了曾經的夢想。

天津的生活節奏緩慢，單位沒有太緊迫的事，同事們工作狀態都很鬆弛。葉林不後悔北漂，現在的生活也源於北漂幾年的積累。但他更喜歡眼下的生活，周末常陪妻子去海邊看看風景、溜溜彎。

置業才算安家，作為社會上的傳統觀念，是對男性默認的要求。愛情、婚姻、孩子、家庭無不需要房子來庇護，不少男性自己也受困於這樣的觀念。那些無力承受一線城市高昂置業成本的男性，選擇在而立之年逃離。

妻子懷孕後，30歲的吳亮從大廠裸辭，欲返回家鄉大連。

那時，他和妻子租住在立水橋，每個月光房租就要6000元。算上生活費、交通費、水電費，每月至少要花費1.5萬。他沒有北京戶口，在大廠工作年薪最高達到40萬，也很難買得起房。2017年是他最關注房價的一年，當時燕郊的房價漲到4萬多，北京的房子一天一個價。他焦慮到每天花幾個小時看房子，最後連首付錢都湊不夠。

吳亮設想過在北京一邊養娃一邊工作的情形。首先得請個育兒嫂幫忙，不說放不放心把孩子交給別人帶，每月這筆支出就得一兩萬。再加上房租、生活費等開銷，兩個人的月薪要達到5萬才能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

近些年他掙了錢，如果再問爸媽和親戚借一些，勉強能買套老破小。可孩子即將出生，再背負幾百萬的巨額貸款，生活壓力可想而知。

另一方麵，這個擁有豐富資源的城市對他來說並沒有什麽特殊。他和妻子的生活方式原本就比較宅，跟外界的聯係很少，除了同事、同行、合作夥伴外，沒有形成自己的朋友圈子。北漂6年來，他隻和妻子去看過一次宮崎駿的動畫展，周末大都躲在屋裏看劇。

從生活的性價比來看，回家是最好的選擇。離職當天，他做過最繁瑣的一項工作是退群，點進一個群，再點右上角，下拉至底部，最後點擊“刪除並退出”。他不斷重複這幾個步驟，退出一百多個群都沒退完。

憑借在北京工作多年積累的經驗，夫妻兩人在大連一麵養娃，一麵做內容創業。目前沒有任何收入來源，靠之前的積蓄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開支。

圖 |吳亮在大連的辦公桌

相比北京，大連的低消費水平為他騰挪出很大空間。

在大連租的是兩室一廳，中心地段，90多平，南北通透，房租隻要3500。平時在家做飯，與在北京吃外賣相比，生活費縮減大半，每個月三四百元的交通費也省了。養娃的開銷也並沒他之前想象的那麽高，除了奶粉錢，玩具都由親戚送，像嬰兒車、嬰兒床都買二手的。他在本市買個二手嬰兒床隻花了15塊錢。吳亮說，“這麽久以來感覺自己沒花錢似的。”

吳亮回大連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想擺脫公司的束縛，做些自己真正熱愛的事。他和妻子經營一個條漫賬號，妻子畫畫，他寫文案，兩人輪替著帶娃。盡量保持每天八小時的工作時長，而且已經做好前兩三年沒有收入的準備。

他並不急於掙錢，更不急於通過買房獲得生活上的安定。

在一座城市打拚到30歲抽身，放棄在此地累積的資源、人脈。選擇舍棄“沉沒成本”，承受被認為失敗者的代價，也需要勇氣。

在深圳工作的李科，選擇在33歲時逆行回到家鄉農村。當時，他已經在一家電商公司做到管理中層。從老家來到深圳的父母對此很不理解，母親失望地說：“我們都是農民出身，好不容易培養出一個大學生，你現在又要回家種地？”

發現解釋不清楚這件事，李科隻說回家幫他們探路。

畢業後，李科來深圳已經十年，從一家獨角獸快遞公司，輾轉到知識管理，再到一家電商平台。這些年身邊的朋友都陸續在深圳買房安家，他親手帶的一位徒弟，去年在深圳買了套單價5萬的房子，完成結婚生子的大事。如果咬緊牙關，李科也可以如此。但他做出另一個選擇。

如此選擇也是考慮到父母。李科在深圳工作的第七年，娶妻生子，將湖北老家的父母接過來，一家五口擁擠在城中村。為了增加家庭收入，兩位老人一邊幫忙帶娃，一邊在深圳打工。父親在一家保潔公司工作，母親在超市裏擺貨，一個月能掙三五千塊。

久而久之，進城帶娃的老人暴露出一些問題。深圳是全國最年輕的一座城市，1700多萬人口，老齡化人口僅占5%，平均年齡約為33歲。兩位老人在這座年輕的城市裏很孤獨，沒有朋友，一到周末隻能躺在家裏刷手機。尤其是母親，娃也帶大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常常表達回老家的願望。

“娃大了，我們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等幹不動了就回老家。”李科把這些話聽在心裏，默默規劃著如何實現母親的願望。無論有房沒房，老人注定不會在大城市一直待下去，他們都有顆落葉歸根的心。

他無法在深圳給父母優裕的生活。李科曾錯過買房的最好時機，那是2015年左右，他在東莞看了一套房子，均價隻要1萬多。因為位置偏，他放棄了，現在已經漲到三四萬。但他沒後悔過，這些年他攢了一些錢，堅持不再買房，他認為一旦背負貸款，一家人的手腳都被捆上了，再無自由。

思索出路時，李科有了返鄉創業的想法。李科來自湖北隨州，畢業於農業大學，一直喜歡農業種植。上大學時他就在宿舍的陽台上種草莓、文竹、茉莉花。

剛來深圳時，他住在具有深圳特色的城中村，“握手樓”是形容這裏居民樓的密集程度，兩棟樓上的人可以握到手。他在頂樓租了一間20平米的房子，天台足有七八十平。他在天台上種了幾十盆花，有酢漿草、綠蘿、萬壽菊、太陽花、銅錢草等。

圖 |李科在陽台種的酢漿草

回家搞種植，一方麵是滿足自己多年來的種植理想，另一方麵是為將來父母回家養老開路。李科在老家承包了60畝地，專門種植藍莓，沒有天使投資，唯一的“天使”投資人是他妻子。對於他的這個選擇，妻子從最初的中立態度逐漸轉變為關心和支持，在電話裏熱切地詢問他：“我們的苗子種下去了嗎？”

他有個明確的目標，三年內做到盈利，先把父母接回來，再接回妻子和女兒，徹底結束一家人的深漂生活。

種幾十畝地要操心的事有很多，他每天去地裏和工人一起工作。春天是種植藍莓的繁忙季節，4月份要除草，5月份要施肥。他有5畝試驗田，5月下旬出果後還要防蟲，防鳥。剩餘的55畝地今年不打算讓它們掛果，先讓樹苗長起來，明年準備大豐收。

圖 |試驗田裏結出的藍莓

李科向來對碩果累累的場麵情有獨鍾，在廣東看到芒果樹上掛著滿滿的果子時，心情會不由地愉悅起來。他想象自己的地裏豐收時，近百個工人在六十畝地裏同時勞動的場麵，他期待見證那種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