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守護敦煌的人，你會想到誰？2019年，《我心歸處是敦煌 :
樊錦詩口述自傳》這本書，讓我們知道了樊錦詩這位平凡而偉大的第三代“敦煌守護者”。而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對敦煌係統性研究、保護起到了開拓性作用的第一代“守護者”，常書鴻先生。
20世紀30年代，常書鴻留學法國，學習美術。一次，他在巴黎偶然看到《敦煌石窟圖錄》，眼前由外國人所拍攝的敦煌藝術讓他受到極大震撼。畢業之後，他毅然放棄一切優渥條件，挺身回到抗戰時期兵荒馬亂的中國西北，紮根一生，研究和保護敦煌。
下文中，常書鴻回憶了初到敦煌那段艱苦創業的時段——交通要靠駱駝、風沙掩埋洞窟、當地官員貪汙、軍閥意欲勒索……對於種種窘迫，常書鴻形容為“樂在苦中”。環境艱苦中妻子離去，抗戰勝利後同事回家，這一切都沒有改變他要做的事：為敦煌燃盡此生。
下文選自《願為敦煌燃此生：常書鴻自傳》，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沿著河西走廊前進
安西是我們乘汽車行程的最後一站，再往前就沒有公路可行了。這裏又是被稱為“一年一場風”的“風城”。我們於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達這裏。到此，一個月的汽車顛簸生活結束了。
塞外的黃昏，殘陽夕照，昏黃的光線被灰暗的戈壁灘吞沒著，顯得格外陰冷暗淡。王昌齡詩句“邊日少光輝”，正是此景的逼真寫照。
在公路的盡頭處，我們看到一塊用土坯砌成的四五丈高的泥牌子，上麵寫著“建設大西北”5個大字，襯托著牌子後麵被流沙掩埋的殘城一角，破敗凋零，一派頹廢景象。這真是對國民黨當局絕妙的諷刺！聯想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在這到處充滿貧窮、饑餓、荒涼、頹敗的大西北，這塊土牌子可算是國民黨建設大西北的唯一“建設”了。
從安西到敦煌一段行程，連破舊的公路也沒有了，一眼望去，隻見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駱駝刺、芨芨草，活像一個巨大的荒墳葬場。這段行程隻有靠“沙漠之舟”駱駝的幫忙了。雇了10峰駱駝，開始了我們敦煌行的最後旅程。
騎駱駝，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駱駝很溫順地跪在地上，讓人跨上它那毛茸茸的峰背。駱駝起來時先起後腿，當人向前傾時再起前腿，行走時後腿高於前腿。
伴隨著有節奏的駝鈴聲，它搖搖擺擺地向前行走，使人感到安全舒適。這不禁使我回憶起小時候在西子湖上微波泛舟的情景，那一起一伏的感覺大有相似之處。“戈壁之舟”果然得名有理。
第一天，我們走了15公裏，午夜後到達自古以盛產甜瓜聞名的瓜州口。但是，這個瓜果之鄉，如今卻因為井水幹涸，連人畜飲水也要用毛驢從10公裏以外馱來。“瓜州”已變成了徒有虛名的不毛之地。
在慘淡淒涼的月光下，山溝裏隱約露出幾間土房，我們前去投宿。一個守屋的老漢隻能提供半缸水，還不夠我們7個人（加上駱駝客）的飲用。我們和衣擠在土炕上，度過戈壁灘上的第一夜。
過了瓜州口後，駱駝客告訴我們，下一站要到甜水井打尖。“甜水井”，這名字在我們心中激起一陣興奮的漣漪，在枯燥的沙州旅行，誰不產生對水的珍愛和向往呢！當夜在漆黑中我們來到甜水井。大家都盼望著痛飲一次甜水。好不容易從井裏打上半桶，急忙用獸糞煮開，誰知喝到嘴裏卻是又苦又臭，剛才那種如飲玉液瓊漿的憧憬一下子雲消霧散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才發現，原來井口周圍堆滿了獸糞。這些水是牲畜長年累月連吃帶拉的結果。駱駝客走過來，看到我們一副望著井搖頭歎息的失望表情，便說：
“從安西到敦煌120公裏的戈壁灘上，還隻有這一口井哩。別看不好喝，對我們牽駱駝、趕牛馬的窮苦人來說，可真是一口救命的甘泉哩！”
他的話對我們啟發很大，“嚴寒知火暖，饑渴覺水甜”，在日後敦煌艱苦的歲月中，我常想起這口甜水井和駱駝客的話，便增加了茹苦為樂的勇氣。
甜水井的下一站，是疙瘩井，聞其名便知無水可尋了。這是一個長滿駱駝刺的大沙丘。卸下重載的駱駝沒精打采地啃著幹癟癟的駱駝刺。
我們的水已用盡，隻好坐臥在沙堆上，啃著又冷又硬的幹饃和沙棗鍋盔。深夜，輾轉難寐，仰望寒空如罩，繁星點點，空曠無聲，萬籟俱寂。正如古詩所雲：“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然而，這寂靜的沙漠之夜，卻使遊子心潮煩亂，無法與大自然氣氛吻合。
我突然浮想聯翩，記起唐玄奘在《慈恩傳》中記述：“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頃間忽見有軍眾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息，皆裘褐駝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法師初睹，謂為賊眾；漸近見滅……”這種類似的感覺，確是人在孤獨的沙漠之夜易產生的幻景。恍惚間，在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中所見的飛天夜叉、天神菩薩的形象，也仿佛在眼前浮現。的確，再有一天多的時間，這些藝術形象即可真的呈現在麵前了。
伯希和 著/《敦煌石窟圖錄》卷一
當一輪紅日從嶙峋的三危山高峰上升起來的時候，駱駝客指著那裏說：“喏，千佛洞就在太陽的西邊，鳴沙山的腳下。”我們順著方向望去，隻見三危山盡頭依然是一望無際的戈壁和沙山。駱駝客看我們焦急的樣子，便打趣地說：“千佛洞是仙境，時隱時現，變化無窮，哪能一下子讓人看見呢？”我們不滿意他的回答，但也無奈。
駱駝依然慢悠悠地在沙灘下印刻著它那蓮花瓣一樣的美麗圖案，駝鈴也伴著它的緩慢的腳步叮當地響著。當駱駝轉過一個沙丘時，突然，我們不約而同地歡呼起來。從一個沙丘的夾縫裏，不遠的峽穀中，隱隱露出一片泛綠的樹梢頭，猶如綠島點綴其間，真是別有天地。大家爭相指點，喜笑顏開。駱駝這時也加快了腳步小跑起來。駱駝客揮鞭吆喝，也無濟於事。它們歪歪斜斜地奔下山坡，在一條清澈的小溪邊狂飲起來。
此時，我們卻完全被眼前的壯觀景象陶醉了。不遠處，透過白楊枝梢，無數開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樣密密麻麻。燦爛的陽光，照耀在色彩絢麗的壁畫和彩塑上，金碧輝煌，閃爍奪目。整個畫麵，像一幅巨大的鑲滿珠寶玉翠的錦繡展現在我們麵前，令人驚心動魄，讚歎不已。一股湧自肺腑的對偉大民族藝術敬仰愛戴之情油然而生。我們跳下駱駝，向著向往已久的民族藝術寶庫跑去。
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內頁圖片
樂在苦中
仲夏的敦煌，白楊成蔭，流水淙淙，景色宜人。在這美好的季節，我們的工作也緊張有序地開展起來。當時人手雖少，條件也很艱苦，但大家初出茅廬，都想幹一番事業，所以情緒還不錯。我們首先進行的工作是：測繪石窟圖、窟前除沙、洞窟內容調查、石窟編號、壁畫臨摹等。
常書鴻與研究員們正在臨摹研究
為了整理洞窟，首先必須清除常年堆積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清除積沙的工作是一件繁重的勞動。雇來的一些民工，由於沒有經驗，又不習慣這種生活，有的做一段時間便托故回鄉，一去不返。
為了給他們鼓勁，我們所裏的職工輪流和他們一起勞動。大家打著赤腳，用自製的“拉沙排”，一人在前麵拉，一人在後麵推，還喊著號子，互相比賽。我們把積沙一排排推到水渠邊，然後提閘放水，把沙衝走。民工們糧食不夠吃時，我們設法給他們補貼一些，使他們能逐漸安下心來。
據縣裏來的工程師估算，單這些積沙，就有10萬立方米之多，再加上還要修補那些頹圮不堪的甬道、棧橋等等，工作看來難望短時間完成。我們隻能一步一步幹。
當我們通過自己的勞動，看到圍牆擋住了牲畜的啃咬和破壞，裏麵的幼林生長得鬱鬱蔥蔥，工作人員及參觀遊覽的人能在安全穩固的棧道上來來往往時，心裏真是充滿了喜悅。
我們到了敦煌，消息不脛而走，聲勢鋪開了！
從大後方陸續來了好幾位我在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學生。董希文和他的妻子張琳英，首先風塵仆仆趕到了這孤懸塞外的藝術洞窟，這使我大喜過望。希文是我相當看重的門生，他來了，我仿佛添了左膀右臂。我要他帶著琳英著重臨摹壁畫。隔不多久，張民權也來了。再接著，李浴、周紹淼、烏密風也來了。這些年輕人各有各的追求。李浴就一直在關心和搜集美術史的資料，對這個寶窟自然很快著了迷。有這些年輕人在身邊，我的膽氣也壯了好多。
但困難也接踵而來。
要臨摹壁畫，這紙、筆、顏料就難以為繼。紙，當時最好的要算四川的平江竹漿紙，但由於交通阻塞買不到了。我們隻好就地取材，用窗戶皮紙自己來裱褙；筆，畫禿了，自己來修理，一用再用。顏料的需要量很大，單靠帶來買來的一些顏料，簡直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怎麽辦？
我們想來想去，想到古代民間藝人用的顏料，就自己動手做試驗。把紅泥用水漂淨加膠做紅色顏料，黃泥做黃色顏料，其他也一一找代用品。這一著棋果然就走活了。這種天然顏料，不僅資源無限豐富，而且還不易褪色。這樣，我們一早一晚每人手裏一個碗一根小棍，邊聊天邊碾起顏料來。
1955年 常書鴻在敦煌莫高窟第369窟臨摹
這臨摹壁畫，也是事非經過不知難。洞壁上的畫還好說，可以一塊一塊分片包圍。洞頂上的畫就要命了，畫上幾筆，早已手臂酸麻，描繪無力了。加上洞中幽暗，工作中時常要點一支土蠟燭，燭光搖曳，時明時暗，更容易疲倦。看看古代畫工的筆法，是這樣錯落有致，遒勁奔放，許多地方簡直是一氣嗬成。我心裏不禁掀起崇敬之情。曆代畫壇評論，往往隻談士大夫的畫，對畫工的畫，不屑一顧，這種偏見很可笑。看看這兒吧，畫工中有多少丹青的高手！我自己用土顏料臨摹的幾幅北魏壁畫，論氣勢的恢宏，論線條的粗獷，法國野獸派畫家喬治·魯奧的作品，又何嚐能超出哩！
就是較為簡單的調查工作，也自有一番甘苦。
有一回，我和另外兩個同事就經曆了一場虛驚。當時我們沒有長梯子，隻靠一根長的楊樹椽子，每隔30公分（厘米）釘上一個短木棍而製成的“蜈蚣梯”，手腳並用地向上攀登。9層樓高44米，其南側編號為196的窟半懸在30餘米高的岩壁上，窟口有前人題字“此洞係從山頂下”，留下了進洞的方法。但我們是從下層架蜈蚣梯上去的。調查結束後，正準備下來時，不慎將梯頭移位，梯子倒了。我們被困在洞中，上不著頂下不著地。還是老竇有經驗，他瞧了瞧四周的情況說：
“如今隻有從崖頭爬陡坡上山頂，險是險些，好在路不長，隻有一二十米。我先爬給你們看看……”
他說完，果然彎腰躬身，十分敏捷地爬了上去。一個藝專學生，自恃年輕，也奮勇往上爬，誰知剛爬到一小半，連聲大喊“不行，不行！”站住了。我也不示弱，試著跨了幾步。原以為坡上的沙石是軟的，用大力一蹬會踩出一個窟窿，沒想到下麵礫岩很硬，彈力特大，反而站立不穩，差一點摔下去。驚慌之中，我手中拿的一個調查記錄本，飄飄蕩蕩落到了崖下。老竇看我們這樣狼狽，知道不好，忙高喊：“你們都原地站住，不能再動了，我這就下山去拿繩子。”隔了好一陣，他拿回了繩子，從山頂吊下來，才一個一個把我們都拉到了山頂。他又想法去撿回這個調查記錄本。
1954 年 常書鴻在莫高窟峭壁上指導工作人員維修棧道
隨著調查和保護工作的開始，我們的生活條件變得越來越艱苦了。四五個月過去了，重慶教育部分文沒有匯來，隻好向敦煌縣政府借錢度日，債台越築越高。
為了解決工作中這些棘手的困難，我隻好一個人跋涉戈壁，往返城鄉，天亮出發，要摸黑才能回到家，常常是精疲力竭，困頓不堪。更使人憂心的是，這個滿目瘡痍但儲滿寶藏的石窟，隨時會發生危急的警報。昨夜剛發生458窟唐代彩塑的通心木柱因蟲蛀突然倒塌，今天在檢查時又發現159窟唐塑天王的右臂大塊脫落下來。報警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我們一陣艱苦的修補勞動。因為這些文物的修補工作，本身就是藝術性很強的活兒，不敢輕易委托民工，隻好親自動手。
50年代 常書鴻工作照
還有一個更可怕的困難，是遠離社會的孤獨和寂寞。在這個周圍40裏荒無人煙的戈壁沙洲上，交通不便，信息不靈，職工們沒有社會活動，沒有文體娛樂，沒有親人團聚的天倫之樂。形影相吊的孤獨，使職工們常常為等待一個遠方熟人的到來，望眼欲穿；為盼望一封來自親友的書信，長夜不眠。一旦見到熟人或者接到書信，歡喜若狂，而別人也往往更易勾起思鄉的憂愁。特別是有點病痛的時候，這種孤寂之感，更顯得可怕了。
記得有一回，一位姓陳的同事，偶受暑熱，發高燒，當我們備了所裏唯一的牛車要拉他進城時，他含著眼淚對我說：“所長，我看來不行了，我死了以後，可別把我扔在沙堆中，請你把我埋在泥土裏呀！”他病愈以後，便堅決辭職回南方去了。類似的情況，對大家心理影響很大，因為誰也不知道哪一天病魔會找到自己的頭上。的確，如果碰上急性傳染病，靠這輛老牛車是很難急救的，那就難逃葬屍沙丘的命運了。
在這種低沉的險惡境況下，大家都有一種“但願生入玉門關”的心情。但對於我這個已下定破釜沉舟之心的“敦煌迷”來說，這些並沒有使我動搖。記得畫家張大千在1943年初離開莫高窟時，半開玩笑地對我說：
“我們先走了，而你卻要在這裏無窮無盡地研究保管下去。書鴻，這可是一個長期的無期徒刑呀！”
張大千於1941年和1942年先後兩次來敦煌，第一次曾對敦煌洞窟進行了編號，計309號，將唐代洞窟分為初、盛、中、晚四期，並臨摹了不少作品。他的畫風，在後期受敦煌壁畫的影響。老竇原來是張大千手下的雜工，因熟悉情況，勤懇手巧，便繼續留下來做些工作。
張大千的話給我一陣苦惱和憂愁，但我的決心已定，笑著對他說，如果認為在敦煌工作是猶如“徒刑”的話，那麽即使是“無期”我也在所不辭。因為這是我多年夢寐以求的工作和理想，也正是這種理想使我能夠在多種困難和打擊麵前不懈地堅持下來。
1976年 常書鴻在莫高窟103窟臨摹
心血瀝瀝
初到敦煌，我一心都撲在工作上，保護洞窟、內容調查、編號、臨摹等都已展開，並取得了成果。每到工作之餘，便念及遠在千裏之外重慶的妻子和兒女。我在信中也不斷鼓動妻子攜帶兒女前來敦煌安家落戶。
幾個月後，為了向教育部要錢和籌備展覽的事，我回了一次重慶，並接來了全家。當敦煌這個絢麗多彩的藝術宮殿展現在他們麵前時，他們興奮極了，孩子們適應能力很強，也深深為敦煌藝術的博大與精美而折服。
常書鴻/《畫家家庭》
我們一家住在中寺。中寺又名皇慶寺，離上寺很近，前後共有兩個院子。前院院中有兩棵栽於清代的老榆樹，院中正房（東房）是工作室，北麵是辦公室和貯藏室，南麵是會議室和我的辦公室。後院東房是我們設立的陳列室，北麵兩間是我們的居室，室內兩個土炕，由土坯砌的書桌、書架並列在牆邊。西南的房子是磨坊，我們所有工作人員的麵食都是自己買小麥用毛驢推磨加工的。
同事們住在皇慶寺北側用馬房改建的一排房子裏。每間有一個土炕、一張土坯壘起的桌子和書架。大家都在研究所辦的食堂吃飯，以麵食為主。當時雖然沒有硬性規定工作上下班時間，但大家都十分自覺，利用一切時間勤奮工作，飯後都早早進洞子臨摹、調查，各幹各的。下班時打鍾，臨時召集人開會時也是打鍾。
董希文、張琳英、周紹淼、烏密風等都上洞子臨摹壁畫，我除主持所裏工作外，也到洞窟中進行調查和臨摹。
芝秀和琳英、密風她們一起上了幾回洞子以後，藝術創作的熱情被重新點燃。她決心臨摹雕塑，第一個臨摹的是第319窟盛唐坐佛。敦煌石窟中保存著上千尊塑像，具有極高的造型能力和藝術水平。
陳芝秀是在巴黎學習雕塑的。她所學的西方雕塑，所看到的西方雕塑作品都是單色的，而敦煌的千尊佛像竟全是金碧輝煌、色彩斑斕的彩塑，這就是說，這些彩塑既是雕塑藝術，又集繪畫、裝飾藝術於一體，簡直美極了！在第427洞，那裏有9尊高大的彩塑，芝秀說她走遍歐洲也沒有看到這樣生動美妙的彩塑。她們豐滿健壯，衣飾華美異常，雖然臉上的貼金已被人刮去，但其神態依舊莊嚴動人。她在一個個洞中欣賞觀摩，幾乎每一個都使她激動不已。有時，我們還互相探討，交流對壁畫、雕塑的新認識。陳芝秀對敦煌藝術的熱心和開始臨摹工作，使我很高興，也不斷地鼓勵她。
1945年初，原任研究所總務主任的張民權走後，從管理方麵來看，我總感到缺少一個有力的幫手。這時正好酒泉的一個熟人介紹來了一個新疆某部隊裏退下來的小軍官，30多歲，浙江人，現在家鄉也回不去了，想就近找工作。我們住在沙漠孤洲上，又缺個總務人員，此人不正合適？我一聽是浙江人，勾起了鄉情，心裏已有兩三分喜歡了，就說：“那麽，你請他到敦煌來找我一下，我們見個麵再決定好嗎？”
隔了兩三天，那人果然找來了，身帶一支駁殼槍。我一聽他的口音就問：“你是浙江什麽地方人？”他說：“諸暨楓橋人。”我心想：諸暨楓橋，不正是陳芝秀的家鄉嗎？在這樣荒沙大漠舉目無親的邊塞裏，能聽到浙江口音，都算是難得的同鄉了，更何況是地地道道的小同鄉！我便連忙把芝秀叫出來認一認。兩人果然用諸暨話談上了。
新總務主任上任的不多的日子裏，積極性特別高。他騎上所裏的一匹棗紅馬，帶上自己的駁殼槍，在沙洲上為我們打來了一隻黃羊，不久，又從哈薩克牧民那邊為我們買來了一頭大肥羊。這樣一改善夥食，上上下下一片叫好聲。可時間一長，他也就有點吊兒郎當，許多事情顯然是做給別人看的，對我顯得過分恭順，對芝秀又顯得過分殷勤。
大西北的冬天風大天冷，滴水成冰。經過寒冬的煎熬，開春以來，大家都開心地上洞工作。但我發現陳芝秀的工作熱情下降了，臨摹塑像的泥和好了，就是塑像基座好多日子也搭不好。她說她有病，堅持要馬上去蘭州醫治。我因所中工作繁忙，沒法抽身陪她去。4月13日，我們進城參加友人結婚典禮，得悉友人即將赴蘭州，因此，拜托友人關照陳芝秀去蘭州就醫。
1933年，常書鴻一家在巴黎
4月19日，我送她進城坐車與友人一起離敦煌東去，還寫了好幾封信，拜托沿途友人關照她。而她走後多日，卻一直沒有音信。有一天，我去洞中臨摹壁畫，下午四五點鍾，董希文來洞子約我一同回去。我們一邊走一邊講到陳芝秀走後沒有音信，講到開春以來的一切變化。
董希文勸我寬心，並說師母可能不會來信了。在我的追問下，他拿出一遝信，說這是師母走前，他用錢在徐喇嘛那裏截獲的陳芝秀送去聯係出走的信。我要董把信給我。董說老師您不生氣，我就給您。我答應了他。他把一遝信給了我。我一看陳芝秀的信，簡直呆了。
我氣得悲愴欲絕，連話也說不出來。我隻有一個念頭，趕緊追，把她追回來，立即牽出棗紅馬就上了路，拚命往前趕。我估計芝秀最多也隻能走到安西，宿夜後才能繼續向前走。我隻要在天亮前趕到安西，便能夠找到。
月夜下的戈壁，死一般的沉寂，我感到一股透心的荒涼。這裏還經常有強盜出沒，一個孤身旅客可以被輕易地沒收財物，置於死地，屍體往沙丘裏一埋，什麽痕跡也沒有。而且，這類事情如家常便飯一樣，時常發生。但我卻顧不上這些了，隻知道拚命往前跑，往前趕。
到第二天早上，我果然馬不停蹄地趕到了安西。但是我找遍了安西的車站、旅店，也沒找到她的影子，隻聽人說，前幾天是有一輛汽車往玉門方向開去了，司機旁邊好像坐著個打扮漂亮的女人。失望和疲憊一下侵襲了我全身，幾乎要一頭倒在地上。我強打著精神，匆匆喝了點水，吃了點幹糧，給馬喂了點草料，坐下休息了一會兒又繼續向玉門方向追了過去。不知追了多久，也不知在什麽地方，我顫悠悠地從馬上摔了下來，失去知覺，什麽也不知道了。
後來才知道，我是被當時在戈壁灘上找油的玉門油礦地質學家孫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的。那裏已地靠赤金，那天他們一清早馳車出發，運送器材到老君廟去，在赤金外的公路旁，發現我一個人倒臥在戈壁灘上，無聲無息。經過急救和3天的護理，我才恢複過來。
後來當地一個農場的張場長聞訊趕來，他是我浙江的同鄉，他安慰我，也勸導我注意身體。他又告訴我說不要再尋找陳芝秀了，她已到了蘭州，並立即登報說與我脫離夫妻關係，離婚。在選擇事業還是選擇家庭的這一關鍵時刻，家庭和事業都牽繞著我的心，但最終我還是決定以事業為重，讓她走吧！不幾天，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又回到了敦煌。
本文節選自
《願為敦煌燃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