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於浦東康橋的某大型電子廠麵試中心，跟著隊伍移動了二三十分鍾，俞麗迎來了最緊張的時刻。
“把手機拿出來，看下健康碼。”對麵的工作人員早已把掃描儀伸到眼前。
俞麗有些遲疑，還是把屏幕遞了過去。
“你是不是從方艙出來的？”俞麗沒有回答，隻是攥緊衣角。“是嗎？”對方再次確認。幾秒後俞麗點了點頭。“那你走吧。”
俞麗認為自己隻是當過誌願者，核酸記錄不會有問題，忍不住追問原因。
對方淡淡說道：“你們的碼和別人不一樣。”
這是6月中旬俞麗經曆的一場麵試。她於4月底到6月初在新國際博覽中心方艙做誌願者，出艙後一直在浦東康橋附近求職。她稱自己從未感染過陽性，卻因為“出艙”的標簽四處碰壁。
傳聞一些大型招工企業明文規定“確診過陽性的、進過方艙的不要”，7月5日，記者來到坐落著上海最大的勞務市場之一的浦東周浦鎮實地調查。采訪後發現，“出艙被拒”正逐漸變得隱形：川周公路的某連鎖職介機構，已經沒有一家企業明文標注拒絕康複者或出艙者；招工手冊上，多數企業也隻寫著“需攜帶48h或72h核酸證明”。但在部分手冊頂端，仍有一行小字“進過方艙轉陰的請提前告知”。
一邊是部分失業的出艙者為生計發愁，另一邊是企業與勞務對“複陽”仍有顧慮，新冠康複者的求職困境短時間依然難以消除。
“隱形”規則下的出艙者
夜晚9點，幾頂帳篷“準時”出現在川周公路的轉角：一棵大樹遮擋了路燈與高溫，發黴的饅頭渣、礦泉水瓶和塑料袋散落在樹蔭下，劃清與大路的界限。在這片“安全地帶”裏，俞麗、陳明與三五好友正圍坐在一塊交換情報：“快遞試過沒，行嗎？”“臨港那個廠呢？”“別提了，沒人要的。”俞麗搖搖頭，俯身擺弄起剛及腰間的帳篷頂。
公園裏搭起的帳篷。（受訪者供圖）
在上海浦東周浦鎮，每年都有大量的打工者從全國各地“遷徙”至此：他們多數依靠短期工作謀生，青睞工廠、快遞、酒店等體力崗位。俞麗和陳明便是這些“打工候鳥”的代表，但如今的他們卻多了重敏感的身份——出艙者。
今年4月底，俞麗經人介紹去位於浦東的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方艙做誌願者，直到6月4日出艙。此後她一直找勞務中介詢問“哪些廠子能找到工作”，中介聽說她是方艙出來的，表示：“都不要的。”俞麗心想自己沒有陽過，無論如何都要試試，終於找到一家勞務中介願意介紹她去電子廠麵試，便有了開頭一幕。
“我找各種中介問過電子廠、線塑廠、快遞公司，他們都不要方艙出來的。”40歲的陳明經曆與俞麗相似：他今年4到5月在上海某方艙當過“大白”，有誌願者的證明但仍然被許多工廠拒絕。
對此，同在川周公路上的某日結派遣所表示，許多企業在6月初及之前都明令拒絕“陽過的”、“出艙的”，大概6月中旬之後就基本沒有明文規定了。“反正他們給我發的微信消息上沒寫，你自己不說就沒人知道。”
一些求職者與勞務中介告訴記者：目前“出艙被拒”正成為隱形規則。職介所門口的兩位求職者透露道：“現在很多廠都很敏感，有些中介就會查，麵試再查一遍。”中介黎師傅則向記者證實：“陽過的都不能進廠，目前來說還是這樣。”在他看來，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規矩”。
在許多浦東當地的求職者眼裏，陽性或者待過方艙是不會“主動提的”，但一部手機卻會讓這一“不能說的秘密”無處遁形：
求職者阿傑在6月20日左右參加了同一家電子廠的麵試，他說麵試官“會直接把你的手機拿過來看，查健康碼裏的核酸記錄”。小琪則在7月5日當天參與了浦東某汽車坐墊工廠的招聘，她表示在麵試前的填表環節就需要查驗是否有“陽性”或“進艙”曆史：“他們會刷身份證看（核酸記錄），手機也看的。”
另一位求職者黎師傅和阿傑向記者演示了電子廠工作人員“查驗”的大致操作：點開支付寶健康碼、點擊疫苗/核酸，向下翻動一般至二月底或三月初。當記者問道：“如果我不給他看手機會怎麽樣？”阿傑不禁發笑：“當然是被‘請’出去啊，想都別想！”阿傑和小琪反複提到，“手機核驗”的行為並非求職者自願，而是應企業工作人員要求不能拒絕。
記者也在川周公路上看到許多酒店和餐廳招聘女工，致電後對方對
“出艙者”身份表現出了遲疑：“可以是可以，看情況吧，條件合適的會考慮。”對方表示如果是30歲以下的年輕女性可以“適當通融”。對此，阿傑透露自己32歲的妻子也是新冠康複者，之前一直在浦東某大型電子廠內隔離，，其間拿基本工資。“我讓她千萬別出來，出來半年內怕是沒下家要她的！”
川周公路上的求職者。（受訪者供圖）
“為難”的勞務和企業
“準備好了嗎？三、二、一、開始！”縫紉機前，小琪吸了口氣，快速踩下踏板。隻聽“哐當”一聲，縫紉機的針脫落在地。“這可怎麽辦！”“這要怎麽考呀？”“我們不會白來了吧！”議論聲在十平方米的空間裏來回躥動。
“大夥兒別急啊！”35歲的老黃拍了拍桌子，努力提高嗓門：“我已經打電話讓企業送過來了。”
廠家送來的縫紉機。馮蕊 攝
這是發生在川周公路上某職介所的一場特殊麵試。老黃就是這家職介所的老板。浦東某汽車坐墊企業直接將縫紉機搬到了老黃的職介所，讓老黃拍攝求職者的操作視頻後發回廠家，最終入圍的考試者才能進廠進一步麵談。
“企業就是擔心有陽的才不讓直接去。”老黃說，“和不讓‘陽過的’進廠一個道理，就是怕出事。”
老黃解釋，疫情剛剛緩和，許多企業也是剛剛渡過難關。如果不慎招聘了“複陽”的求職者，可能會在大篩中顯示異常或引發聚集性疫情，進而為企業帶來損失。
從金山坐了一個半小時的車來麵試的小琪目前在另外一家汽車用品廠工作。從去年底開始，工廠一線員工的計件工資在疫情衝擊下下降顯著：“本來是十幾塊一件，現在是幾塊錢。”同樣過來麵試的大坤曾是某自動化企業的小時工，他提到疫情隔離期間企業會給每個人發每月4000元左右的底薪，但解封後大批員工仍然選擇離職：“跑了一百多個人吧，我老板頭都大了。”
據老黃和黎師傅描述，電子廠在求職者麵試通過後會要求其在廠內隔離兩到三天，，其間天天檢測核酸以防有“漏網之魚”；阿傑曾在浦東某大型電子廠流水線上工作，他表示車間空間密閉人流量大，一旦複陽後果“不堪設想”：“企業這麽做也有他們的考慮。”
不隻企業，勞務職介們也對“複陽”有所顧慮。老黃已經有兩個多月不敢做日結中介。原因是今年4月底，有出艙後的求職者在大篩時被檢測出“複陽”，卻參加了川周公路上的日結工集合。當天中午，集合活動被街道派出所現場叫停，該職介所也因此被責令整頓，至今仍未開業。“今年本來生意就一般，日結賺得再多我也不敢做了，還是安全點好。”老黃說道。
在溫暖中尋找生計
特殊的時期裏，勞務中介對求職者既因規則有所猜忌，又因相似的處境不免心生共情。
下午四點，縫紉針總算“跋涉”六公裏抵達店中。三小時的等待裏，沒有一位應聘者願放棄這“來之不易的機會”。五點，坐墊工廠的麵試落下帷幕，大家圍在老黃兩側，盯著手機屏幕不敢鬆懈。“出結果了！”老黃喊道，卻突然頓住沉默了幾秒：“隻進了兩個，可惜了。”
汽車坐墊廠麵試之前，求職者們在“練手”。馮蕊 攝
小琪瞪大雙眼，一把奪過老黃的手機，“我沒進嗎，我沒進嗎？”她邊踱步邊喃喃自語。六點，其他人已悻悻離開，小琪仍陷在職介所的沙發裏，像是浸入了沉思。
“我幫你安排個服裝廠吧，明天一早就去麵試。”老黃笑著望向小琪。老黃已經在川周公路上開了七年職介店，附近多是他熟悉的麵孔：“大家都有感情了，我的店裏每天都是老朋友。”在他看來，8月就過了就業的旺季，求職者們如果在這之前找不到工作，之後的幾個月會很辛苦。“我也狠不下心，能幫一把就是一把。”遇到有誌願者證的出艙者，他也會盡力幫他們介紹工作並免除傭金。
孟凱也是一名勞務中介，就在老黃的隔壁工作。同時他也是一位退伍軍人。麵對出艙的失業者，孟凱常常感到“為難”：“我也不想拒絕這些兄弟姐妹，這幾天這麽熱，碰到陽性史方艙史的我都會叫他們來店裏休息。”九點，剛下班的孟凱騎車路過川周公路的轉角，他隨手拍下視頻發給記者：“我會努力幫他們的，部隊教的東西我是不會忘的。”
麵對求職困境，一些因為誌願服務或感染新冠的出艙者因長期沒有收入，無法負擔當地房租，不得不落腳在川周公路的街頭、橋洞與公園。
“我們這邊最久的已經漂了三個月了。”俞麗說道。據記者觀察，浦東周浦鎮一帶散布著瞄準打工者的房東與房屋中介，其中日租房價格最低為50元每天。二房東老張表示，不會拒絕“陽過的”“出艙的”入住，但必須在入住前就繳清費用。
對求職者來說，沿街的日租房價格不算便宜。馮蕊 攝
出艙者中也有一些找到生計的“幸運兒”：俞麗的圈子裏有人憑借護工證和多年經驗成功入職家政公司。黎師傅則告訴記者自己熟悉的部分快遞公司願意接收康複者或做過方艙誌願者的男性，但工作辛苦且收入較低。“上下午都要曬兩個多小時的日光浴。”黎師傅說道：“這天氣男的也覺得累，女的能行嗎？”而陳明麵試過兩家快遞公司，對方都表示隻願意給他低於市場均價的日結工作：“賺的錢有時都不夠一天吃飯。”
“你們有想過回家嗎？”
聽到記者的問題，俞麗沉默了幾秒後答道：“不會。”俞麗的老家在江蘇縣城，目前回去還需14天自費隔離，300元每天的隔離費用對她而言是筆“天價支出”。
而陳明一直等待著清零回家探望親人，“現在情勢還是不太穩定，希望能早點好起來。”
“我的朋友老婆都在這呢，習慣了就不想走了。”阿傑住在離迪士尼隻有3公裏的出租房裏，他每晚推開窗戶便能看到遊樂園的煙花。“你見過嗎，‘嘭’地一下一下，像花一樣。”他拿手比劃著，語速不自覺加快，“真希望哪天帶我兒子來上海看看。”35歲的他此刻眼睛發亮，像極了陷入童話世界的孩子。
如何“談陽不色變”
“可以肯定的是，企業拒收的做法屬於違法違規行為。”在實地調查與見聞後，記者采訪了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律師蔣堯。她同時指出，“企業直接拿手機查記錄”的行為同樣涉嫌違規：手機信息屬於隱私權範疇，如果“直接拿”的行為屬實且有相關證據，的確涉嫌違反公民隱私權。
但出艙者能否維權？怎麽維權？企業與勞務的顧慮又如何消除？蔣堯對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對於企業、工廠拒收的出艙者們，蔣堯認為他們可以先嚐試申請法律援助，但是否可以得到援助，還需經法律援助機構結合申請人相關條件審查後才能決定。若法律援助的審批無法通過，可以考慮通過舉報投訴、申請調解、司法救濟等其他途徑進行維權。
記者進一步發問，據觀察很多“漂流者”們往往缺乏係統法律知識，且沒有很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維權。對此，蔣堯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讓企業“談陽不色變”。
蔣堯表示，一方麵要向知名大企業普及醫學和法律知識，消除其“傳染病恐懼症”。知名大企業用工量大、社會影響大，一舉一動對其他企業有示範效應，應該成為重點普及對象。另一方麵考慮到企業的“疫情危機”，建議引入市場優惠、稅收減免等激勵機製，獎懲並舉，讓企業有活力、有奔頭，從根本上保障每一位勞動者獲得公平就業的機會。
“最直接的不妨考慮遮擋核酸陽性記錄。”蔣堯提議，如果後台保留新冠陽性康複者的核酸檢測陽性記錄，但對外頁麵不顯示相關信息，那麽即便企業要求查驗應聘者近兩個月的核酸檢測記錄，也能有效避免應聘者被歧視。這是一種人性化操作，有利於新冠陽性康複者盡快回歸正常生活。
對於川周公路求職者的就業前景，蔣堯持樂觀態度：“他們是社會重要的一部分，我們需要他們每一個人。”在她眼中，改變對陽性史方艙史的就業歧視需要一些時間和耐心，也需要社會公眾點滴的溫暖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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