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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謝維奇:為什麽很多人名校畢業,卻碌碌無為?

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Atlas)曾經這樣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學生:

他們雙修專業,擅長體育,諳熟多種樂器,掌握幾門外語,並參加為世界某貧窮地區組織的援助項目,而且仍有精力發展幾項個人愛好。總之,於內,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於外,扶貧濟困魅力無限。我們似乎不得不向這一群內外兼修、無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種羨慕敬仰的目光。這些年輕人的身上散發的是自信、自樂和自足。

這就是我們對當今這些頭頂光環的年輕人的印象,他們就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最後贏家。但是現實與我們的印象大相徑庭:當那層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無缺的光鮮外表被剝離之後,你會驚訝地發現,這群年輕人身上寄居著令人窒息的恐懼、焦慮、失落、無助、空虛和孤獨。

我們都承認,學生在高中階段承受巨大的壓力會導致精神焦慮,那麽同樣是這群學生,他們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又怎麽可能自然地得到改善呢?

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說明,這群學生根本不會自愈。一項以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大規模調研發現,大一學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評估已經跌落至25年以來的最低穀。斯坦福大學的副校長提出警告:

我們見到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心理上出現了輕重不等的問題,有自卑、發展性障礙、沮喪、焦慮、飲食疾病、自殘、精神分裂症和自殺傾向,等等。

從高中到大學,這種情況根本沒有絲毫改善,而且事情在進一步惡化。大學給予了學生們自己決策的權利和自由,這種突如其來的自由需要的是強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學生並未對此做好充足的準備。

麵對挑戰,越來越多的學生會選擇依賴抗抑鬱或者抗焦慮的藥物來幫助自己應對困難和諸多的不適。有些學生會選擇中途休學或者夢想著休學。曾經有一位波莫納學院的學生推心置腹地跟我分享:“倘若我們這群人是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汽車,要是哪天車輪子掉下來的話,那肯定會發生在大學這條路上。”

類似的掙紮絕非個案。

一位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分享了他的心聲 :

如果要出人頭地,出類拔萃,那麽就是要完全配合並服從於這個係統。我看到過我身邊不少朋友,為了成績和簡曆,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友情、愛情、個人探索、課餘活動等等。而這些犧牲恰恰又是構建一個人內心和靈魂的基石。

一位耶魯大學的學生說道:“我也許在受罪,但是我若不受罪,怎麽可能被耶魯錄取?”另外一位耶魯學生告訴我,她甚至到大四才懂得放緩腳步,結交真正的朋友。在那個時候,去看一場電影甚至都是件新鮮事。

《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這樣描述擅長社交的哈佛學子:他們總是在趕場,忙碌著從一場活動趕往下一場活動,見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約會;這種交際如同黑夜裏在茫茫大海中行駛的船,隻見輪廓,不見實體。

這些年輕人擅長廣交人脈,但是這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跟真實的友情大相徑庭。

大學的戀愛無非就是各取所需,《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羅斯·多納特(Ross
Douthat)一針見血地揭露了這種現象:男女之間存在的“炮友關係”就是為了在最方便滿足自己性愛需求的同時,又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職業的發展。

當今的名校大學生,對成就和成功有著一種被壓迫式的追求:他們都覺得自己必須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從而再接著去追逐下一個更高更偉大的目標。這種被動的壓迫和緊張導致了這些名校生不能從容地去發展一段深刻的感情,更遺憾的是,這些深刻的感情原本是可以化解他們身上這種無時無刻追求成就的壓迫感的。

更糟糕的是,這種被動的壓迫並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殺傷力的是名校生們內心的恐懼,因為擔心自己成為一位眾人眼中的屈服於壓力的弱者,因此他們拒絕示弱。

這些名校生從中學到大學,是一群被公認的“鬥士”,似乎渾身上下洋溢著自信,但這種自信正遭到自我形象保護和滿足社會預期的綁架。

當邁入大學之後,競爭更加激烈,更加廣泛和深入,學生們左顧右盼,環視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聰明,更加突顯“高處不勝寒”的處境。此時此刻,他們選擇了謹言慎行、喬裝自己,其實內心卻是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斯坦福學生中流傳著一個名詞叫“斯坦福狂鴨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想象一下,一隻鴨子在湖麵上逍遙自在地漂過,水麵之上的平靜掩蓋了水麵之下鴨掌的瘋狂撥動。

在麻省理工學院一位學生的個人網站上,發布了一篇標題為《崩潰》(Meltdown)的文章,這是一位大二學生在發泄自己的無用和愧疚以及常常伴有的“壓倒式的孤獨感”。至少有十幾所高校的同學都產生了共鳴。有人留言說:“謝謝你的分享。其實我們經常都有同樣的感受,但是很少會去承認。”

除了因朋友之間關係脆弱而感到孤單,這些年輕人與自己也沒有建立起來深層的關係。從“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開始,這些名校生經曆過無數次大大小小的“磨煉”,甚至是“魔煉”:學校俱樂部、樂團、大小團體(音樂,體育等等)、AP課程、SAT考試、晚間活動、周末安排、夏季課程、體育訓練、課業家教、“領導能力”、“為他人服務精神”,等等。

為了完成這些,為了能夠“修成正果”,學生們已經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對大學的憧憬。從小到大,這些年輕人為了名校的炫目光環而奮鬥。而在這個過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內心的熱愛從未被給予足夠的尊重,從未被思考和探索過。當他們被艾姆赫斯特學院或者達特茅斯大學這樣的名校錄取之後,不少學生迷茫了。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會去那裏,他們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些什麽。

成年人大都對這些現象沒有意識,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審視事物的角度錯了。

過去,對於一位成績全A的學生,我們大概能夠推測,他的生活方方麵麵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現在同樣是成績全A的學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隱患。

斯坦福大學的一位牧師羅比·帕特裏西婭·卡琳-紐曼(Rabbi Patricia Karlin-eumann)曾經披露:

我們的學生,不管生活中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們總是有辦法取得全A的成績。其實對於他們來講,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看清並認識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爭取高分的目標掩蓋了自己的雙眼。

之所以難以發現隱患是因為這些年輕人擅長掩蓋自己的問題。

有一位學生,優秀、合群,之後卻向我承認,自己在大學期間其實極其煎熬。可以想象,當這些學生在高中畢業之際,已經身經百戰,他們知道如何討好自己的老師和教練,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調侃(父母的朋友又是一群名校畢業、小有成就的社會精英)。

在這些曆練之下,這些學生在大學之前已經鍛煉成一群彬彬有禮、討人喜歡、親和帥氣、口若懸河、八麵玲瓏的才子佳人。而正是這些外在的形象同時被他們“內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福並有成就。

倘若這些煎熬是出自學習本身,這也已經夠讓人受罪的了,但是事實恰恰相反。

如果僅僅從學習成績的角度來衡量今天的這些精英學子,他們是絕對能應付所有的挑戰的。你若了解這些驕子在整個過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極其苛刻地被篩選,那麽他們在學術上有如此高的造詣,自然是理所當然之事。

這群年輕人如果在體育競技場上,那麽他們就是全明星運動員,從小就已經接受嚴格訓練。無論你要求他們做什麽,他們都會做到。不管他們麵前放置了什麽樣的障礙,他們都會清除。

問題關鍵在於,許久以來,學生們對教育的認知已經固化:回答問題,完成作業,考試得高分。在他們的教育中,大局的認知是很薄弱的。他們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學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

我所任教過的常春藤盟校的學生往往都是聰穎、有創意並思維縝密的年輕人。但是總體來講,大部分的學生隻是甘於服從學校給他們設計好的框架。鮮有對思考本身抱有極大熱情者。更少有人能夠領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長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這個旅程必須是學生本人為自己設計和踐行的。

我在耶魯大學的一位教計算機的同事提出了更大的懷疑
:“我很難想象如今的耶魯本科生會花整個周末的時間臥床吟詩或者是與電腦為伍,編寫一套突破性的iPhone手機軟件。”他難免回憶起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讀大學的時候,“當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校園裏對各種事物激情四射的奇才和怪才遍地開花,而他們也讓大學的生活豐富多彩。”

學生無止境地追求課外活動,不僅僅侵占了自己的空餘時間,更犧牲了理智探索的機會,結果就是,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時間能夠全身心地去傾注於某種摯愛。如今也再也沒有那種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知識分子性質的對話了。

我的一位學生,為了能夠在眾人麵前表現得博覽群書,對任何耳聞過的書籍,他都會快速閱讀該書的首尾兩章並囫圇吞棗式地閱讀大量的書評,以便自己能夠快速全麵了解書的內容。我知道,他並非真喜歡閱讀或者學習,而是為了能夠在眾人麵前滔滔不絕地討論——比起一個人安靜地讀書,在人前討論有著明顯的社會獎勵。

那些懷著以最純粹的方式去追求並獲得教育的真諦之心求學的人,在現在的大學裏顯得另類。一位學生表達了自己的遺憾:當你身邊的人並不在乎出賣自己的靈魂時,你卻要去關注並滋養自己的靈魂,這幾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我所說的可能令人驚悚,但絕非危言聳聽。倘若說我在過去的幾年裏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的這些名校大學生在邁入大學之前,既不是一群溫順的綿羊,也不是一幫無畏的機器人,更不是一些極少數的極端憤青。絕大多數學生如同他們的師哥師姐一樣,處於中間地帶,十分理想化並帶有一份孩子般的純真,他們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並試圖追尋其中的奧秘。恰恰還是這群學生,同時又不得不與進入名校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壓力相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