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我最初寫下徐偉為患有罕見病兒子自製藥的故事即將一年。
從北京醫院對麵的小旅館內，拿著翻譯軟件閱讀文獻開始，高中學曆的徐偉翻過了一座座山，終於來到了最後一座險峰——基因治療——麵前。
無數人在這條路上陪他走過——如同通往珠峰的道路上，夏爾巴人為登山者修路，在冰川溝壑間放置好金屬梯子，最終登山者和向導一起征服雪山。
北京的臨床醫生提供了最初的診療幫助，媒體讓徐偉被看見，藍圖和雲舟研發和生產了基因藥，兩家醫院共同完成了給藥，但還有更多的未完成……
徐偉明白，幫助他的人也明白，每個人隻能陪他走一段路。
向導們已經完成了使命，但對於徐偉來說，基因治療隻能為孩子爭取有限的時間：腦損傷不可逆，錯失的黃金發育期如何補救，如何讓孩子盡可能接近正常人……
所有的問題，都是留給徐偉人生亟待探索的目標。
所有的善意，也都依舊保持著清晰的邊界感。基因治療前，徐偉與基因公司和醫院簽訂了協議，願意接受孩子在基因治療中的一切風險。
徐偉明白風險就在那裏，如果治療失敗，他將從人群中消失，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流浪。
在燈光下、爭議中，徐偉要為兒子再掙一次命。
這一次的“探險”，徐偉需要同行者。
屬於一個人的臨床試驗
6月6日是徐顥洋的3歲生日，也是像他這樣的Menkes綜合征患者被判死刑的年齡：在徐偉查到的所有文獻中，大都有著這樣一句結論——“通常3歲內死亡”。
這天昆明剛剛下過一場雨，到了吃菌子的好時節。
奶奶燒了一大桌子菜，有雨後新鮮冒出頭的見手青。徐偉帶著徐顥洋剛從醫院回來，躺在床上休息，父子倆睡姿都一樣，直到女兒露露的電話打來，“幫我祝狗蛋生日快樂！”
3歲的徐顥洋相較一年前沒有太大變化，體重還是8公斤，身高還是85cm，吃飯隻能喂糊糊，依然容易嗆到，身體虛弱多汗，一天得換好幾套衣服。
因為基因缺陷，徐顥洋的身體沒辦法吸收銅離子，生長發育嚴重落後。銅補充劑依然是目前Menkes綜合征的唯一有效的一線治療藥物，它足夠成熟，在質控做得好的情況下，也足夠安全。
那個後來被廣為人知的“藥神父親”在成功製備氨酸銅和伊利斯莫銅後，再也無法更進一步。
大部分時間，徐顥洋隻能躺在大人懷裏，瘦小的胳膊和腿耷拉著，不停地流口水，小嘴裏原本就不多的牙齒又脫落了幾顆。
在Menkes領域，基因療法被當作最後的希望。2018年，Cell雜誌發表了Stephen G.
Kaler的劑量探究實驗結果，Stephen用最適合穿透血腦屏障的AAV9做載體把正常的ATP7A片段注入側腦室中，並聯合使用組氨酸銅後，發現高劑量聯合用藥可以將模型小鼠的300天生存率從0提升到53.3%。
但中國沒有公司願意為這個100多人的罕見群體付出數以億計的研發成本，全球範圍內，Cyprium公司的臨床研究已經四年多沒有公布進展了。
留給徐偉的時間不多了。他必須趕在疾病進一步發展之前，完成基因治療給藥，為孩子的後續治療爭取更多時間。
上一次，他建立了隻屬於一個人的簡易實驗室，這一次，他要發起一個隻屬於徐顥洋一個人的基因治療臨床試驗。
無數雙眼睛盯著事件的進展，等待著這個父愛如山的勵誌故事能鍛造一個傳奇。
一個標準流程下研發基因藥，從立項到臨床一般需要五到八年。
但徐偉的合作夥伴們推遲了其他項目，調動了團隊的中堅力量，最終將時間壓縮到了不到一年。十幾種方案逐一在體外和動物身上進行試驗，在安全有效間確定了最高劑量。
從確定基因治療的臨床時間開始，徐偉開始頻繁開車去建水看望孩子，擔心顥洋會在3歲的節骨眼上出什麽差錯。
徐偉常常夢到顥洋，有時是孩子長大了，到了和露露一樣上學的年紀，但更多的時候是噩夢。
以往，都是妻子發現孩子有情況後打電話給他，他才開車回去。而現在，隻要徐偉感到焦慮，就會立刻出發，隻有把顥洋抱在懷裏、感受到呼吸，才能暫時緩解他的焦慮。
本質上，徐偉不敢完全相信任何一個人，對待每一個願意提供幫助的人，他都給予了最大的善意和接待，但他始終是有保留地敞開。他無法和家人探討技術方案，從科學研究到風險決策，一切後果的責任方，都落在了徐偉身上。
基因治療前，徐偉的緊張到達了頂點。我屢次向他表達了想一起去見主治醫生的想法，但他堅持拒絕，害怕有媒體的出現，讓好不容易找到願意幫忙的醫生後退一步。他惜字如金，身體往餐桌椅後一倒，不願意多聊，隻說“等我陪孩子走完這個難關”。
一向關係好的紀錄片導演也能感受到這家人變得謹慎起來，問進展也隻是回複寥寥幾個字。
即便是簽了拍攝協議，導演也隻是在某一天突然接到徐偉電話，告知可以去醫院拍攝了。徐偉囑咐導演不要對外說，而是希望這一切由他來向對外披露。
而我，直到治療後的第二天下午2點，才收到徐偉發來一條消息，“昨天順利完成了基因治療”。
導師與教父
人生的決定性時刻來臨時，並沒有什麽特殊的征兆。
芝加哥大學遺傳係教授、雲舟生物創始人藍田的來電，混雜在上百通來自媒體、醫院、商業公司、“甚至個人想幫忙跑腿”的電話中並不起眼。
那時“做中醫藥的說中醫藥好，做細胞研究的說細胞好，做基因的說基因最厲害”，徐偉不太拒絕善意，或者說是不拒絕任何一絲可能的希望，但作為父親，他必須有足夠的戒備和判斷，決定“什麽對我兒子是最好的”。
徐偉後來回憶，那上百通來電中，無疾而終者居多，隻有藍田在取得聯係的第二天，就拉了個群，建群的第一天就給出了初步方案。
也是在這個時候，藍圖生物的高堂鑫博士加入了。他們一個負責研發藥物，一個負責生產藥物。
在基因治療的一路上，徐偉對藍田已近乎折服。某種意義上，他將藍田視為“人生導師”。
這仍是一種科學崇拜，將其具象化，就像是初入大學的新生在開學第一課上向著作等身的教授提出的富有想象力但卻沒有答案的問題一樣，徐偉問藍田，“細胞膜上原子之間的作用涉及到量子力學，量子穿梭和躍遷就像薛定諤的貓一樣不可預測，那麽基於這種不可預測的底層邏輯建立起來的科學大廈，是不是人類的自娛自樂？”
但現實遠沒有科學課堂那麽爛漫，在全球首例Menkes綜合症的AAV基因療法麵前，沒有路徑可循。風險與收益的天平不斷搖擺，試圖在安全和有效性之間勉勵維係一種脆弱的平衡。
技術挑戰之外，還有時間。“患者家屬”徐偉要求在孩子3歲前完成給藥，3歲是徐偉的執念，顥洋補銅時已錯過了最佳時期，也錯過了黃金發育期，而且補銅時間過長又會增加銅中毒風險，一般建議用藥時間也不超過2年；嬰兒腦內神經元髓鞘的關鍵發育期也隻有兩年；90%以上的經典Menkes患兒過不了3歲的坎兒……
特異性極強的基因療法的每一步都是一場探險，外源基因進入到一個非常態的複雜機體環境中會產生怎樣的意外反應，安全性往往無從預測，劑量的確定則是一場賭博，過高，容易有毒副作用，過低，起不到效果。
諾華治療脊髓性肌萎縮（SMA）的基因治療藥物Zolgensma，一個極其成熟的基因治療藥物，定價超200萬美元，已經在全球42個國家和地區獲批，它已經被用於治療全球2300多名患者，仍不可避免地因肝髒副反應造成2名兒童死亡。
但事實上，藍田並不排斥甚至喜歡“天馬行空”，盡管他將自己早些年間引起廣泛爭議的人類進化研究歸於不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確”，盡管他去年關了芝加哥大學的實驗室、將諸多精力分到了創業公司中，從純粹的科學家成為了一名“創業者”，但當談及對諾獎的想法，他依然難掩熱情，“沒有科學家不想得諾獎”。
或許是這樣的選擇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這位科學家體內“情懷”與“理想”基因的作用空間，才能讓他在讀了徐偉的故事之後，有同為3歲孩子父親的動容，更有挑戰技術難題的欲望。
如果說藍田是“導師”和“教父”，高堂鑫更接近向導的角色，每當遇到了難題，高堂鑫會將數據和備選方案拿到藍田麵前，討論“做不做”“選哪個方案”，有了答案之後再馬不停蹄地進行下一步。
但在高堂鑫這裏，科學和挑戰已經沒有那麽fancy，他麵臨的是這條通天路的每一梯該朝哪兒搭、怎麽搭的問題，基因遞送方案的設計，AAV載體類型的選擇，給藥方式和劑量…….
種種疑問，沒有標準答案。高堂鑫所在的藍圖並沒有與Menkes直接相關的項目經曆，參考坐標需要他們摸索著自己建立。
作為全程操刀者的高堂鑫依然是幾人中最謹慎和最緊張的。完成給藥後，他並沒有想象中激動，甚至徐偉都要比他放鬆。
徐顥洋用藥後出現了一些免疫反應時，對動物實驗的結果很有信心的徐偉並沒有那麽緊張，但高堂鑫對孩子的免疫狀況很是關心，這種比徐偉更深的擔憂來自於，高堂鑫清楚地知道，臨床是科研工作者的盲區，他依然在尋求更多神內和兒科醫生介入，評估孩子的基因治療效果。
徐偉和藍田之間依然保持著一種邊界清晰的寬容和理解，這種“人生導師”和“學員”式的關係算不得親密。“棄細胞從基因”的藍田並“不建議”給孩子注射幹細胞，但徐偉還是堅持。
他覺得自己是監護人，隻需要判斷“什麽對我兒子好”。
徐偉還是習慣性地不解釋，但也不放棄。
攀登者和夏爾巴人
如果說藍田是導師，沉默寬厚的血液科醫生王三斌更像是一個可靠的夏爾巴人夥伴。
在珠峰峰頂的夏爾巴人，並沒有登山者完成夢想時的興奮，向導們的首要任務並非登頂，而是保障登山者的安全。習以為常的他們也無法回答，用天梯和繩索丈量的8848米裏，哪一米走得最艱難。
王三斌從醫近30年，如今是920醫院血液科主任，在對外表達中有意避開了那些極具個人色彩的情節，比如，他在聽完高堂鑫和徐偉漫長的發言，說了一句“沒問題，我來幫你”後，就再沒後退、懷疑過。
不論是技術上還是合規上，醫院和醫生是完成基因給藥避不開的一環。常規藥物研發至少需要五六年，留給徐顥洋的生命期限不足一年，其間有巨大的天塹。
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IIT）是跨越這道天塹的唯一橋梁，但它的發起者是醫療機構，是醫生，即便有了藥，也需要有醫院和醫生配合發起IIT。
IIT這樣的臨床研究形式需要獲得倫理委員會的批準後才能實施。但是因為近年來醫療糾紛頻發的大環境，也讓醫院“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願意實施具有挑戰性的治療方案，承擔患者出現不良反應甚至死亡的風險。
從去年年底開始，徐偉和高堂鑫，在廣州、昆明兩地陸續聯係醫院，許多醫生將聲音反應給了科室和醫院領導，但沒有下文。彼時的徐偉已經成名，甚至僅僅因為他是徐偉，被冠以“藥神父親”的名人，聚光燈下的輿論和風險，成了醫院拒絕的理由。
基因治療前，在920醫院血液科的辦公室裏，我把“為什麽願意幫助徐偉？”的問題，同樣拋給了王三斌。
王三斌果斷的決定背後有充分的專業判斷：首先，如果不去救他，如果沒有更好的治療手段幹預，可以預見餘下的生命期限也不會太久；其次，患者家屬充分理解風險，也願意嚐試；最後，他們有地中海貧血基因治療的經驗，有一定的底氣和把握完成這件事。
但Menkes綜合征的治療創新和一般的模仿式創新經驗完全不一樣。如果成功，最大獲益者是病人，是徐偉和徐顥洋；反觀失敗，最大損失者除了病人以外，一家醫院可能會因此被深陷醫療糾紛，而主治醫生則可能從此斷送了職業生涯。
即便是相處多年的朋友，也要求王三斌擔保，如果發生醫療意外，責任要由王三斌來承擔。轉到另一家醫院時，對方也要求王三斌做擔保，甚至一度希望以醫院的名義簽承諾，但這些王三斌都默默承受了下來。
經曆了數家醫院的拒絕後，王三斌拉了一個小群，群名叫“喜洋洋”。在這個沒有徐偉的群裏，一些不方便告知患者的風險，內心的隱憂，在這裏被擺在了明麵上討論。
但從第一次見麵開始，王三斌就是所有人中最篤定的那個人。
哪怕孩子被推進醫院的治療室，又被推了出來——由於擔心治療和輿論風險。這樣的情形，在不同的醫院裏重複上演。
在年初的那次三方“會晤”中，他確定了徐偉不是一個隻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患者家屬。徐偉在給藥完成後，極度冷靜地告訴我，如果失敗，孩子沒了，他也不會去找“救命恩人”的麻煩，他會消失，會去流浪。
王三斌幾乎會跟關注此事的每一個人談起，“假如這個孩子是你的，你會怎麽做？”
將“換位思考”“回歸醫療本質”的表麵邏輯拆解，嵌套在個人經驗裏去理解，才能琢磨出這句話裏的內涵。2002年，當時隻有30歲出頭的小醫生王三斌，父母先後罹患肺癌和肝硬化，在兩年內相繼去世，而當時腫瘤還沒有常規放化療以外的治療手段。
“醫生隨時可能轉化為患者家屬，甚至每一位醫生老了，最後也都會成為患者。”無論是二十年前還是今天的醫療環境裏，理解與平等是醫患關係中的理想模式，而邊界感永遠是關係的核心。
經過不斷尋找和反複溝通，最後基因治療的給藥環節安排在昆明霍普禾森醫院進行。這是一家毗鄰醫藥產業園的民營醫院，願意為徐顥洋的治療提供協助。
但在對外披露上，藍田和王三斌默契地希望保守處理，減少不必要的爭議和阻力，這樣有助於以此為契機去為罕見病治療困境切個口子出來，但個體的奇跡在宏觀限製下顯得極其微不足道，他們又想著至少不會從此斷了下一個徐偉的路。
而徐偉自己的路，也還沒到終點。
尋找一座天上的山
昆明霍普禾森醫院，人們正在見證這個重要時刻。
搭載著基因藥的透明液體，被分裝在幾個小玻璃瓶內。高堂鑫從冰箱裏把藥取出，屏住呼吸，生怕手抖沒拿穩，精貴的基因藥不能灑出來一滴，無論是成本還是重新生產的時間，都耽擱不起。
注射連接器的一頭，是徐顥洋的身體，另一頭，是基因藥物，在多雙眼睛的凝視下被緩緩推入孩子的身體內。
此刻，躺在床上的小朋友並不知道自己即將接受的基因療法有什麽風險，也不知道為了這場救命的“臨床試驗”，這一年裏，高中學曆的父親為他做出了怎樣的努力，更不知道為這次拯救一個孱弱的生命的登山背後聚集了多少萍水相逢又小心翼翼的善意，以及，冰冷的質疑。
耗費千萬元的基因治療藥物，注射過程看起來就像平時肌肉注射組氨酸銅一樣，甚至和打疫苗沒什麽差別。
在鏡頭看不見的地方，在無數個等待的漫長歲月裏，徐偉在無數個電話尋找著可能的機會，研究人員泡在實驗室裏，不同醫院和科室間反複溝通和慎重考慮，前期的隱形投入成本反而是更巨大的。從構建模型到成藥，從實驗動物到人體，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之間反複掂量確定劑量，當所有心血最終凝聚成裝在一小管透明液體時，注射隻是一錘定音最後的敲鍾動作而已。
基因給藥完成後，徐偉給十幾個人打了電話，給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發了微信，算是對於長期懷揣善意關注他的人做出及時回應。
徐偉並不否認自己的偏執，但也正是這樣的偏執，長久以來支撐著他一個人孤身前行，並創造了不可能。
紀錄片導演的鏡頭裏，記錄了許多徐偉跟父母同框吃飯，但卻一言不發的畫麵。他總是吃上兩口，也不常與家人主動開啟對話，然後回到自己的一方天地裏，沉浸在與顥洋有關的研究中。
徐偉和妻子一度決裂，但走到最關鍵的基因治療這步，夫妻倆終於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解，像是密切合作的人生戰友。
積極的信號之外，距離實現最終目標，無論以何處作為終點，都有很長路要走。
基因治療主要有基因替代和基因編輯兩種方法，目前顥洋接受的是基因替代療法。
基因替代療法並不是一針治愈，僅僅是為孩子爭取了一些可能性，最後的效果也有待觀察。
徐偉相信更進一步的基因編輯和細胞治療也許是最終改寫孩子命運的機會，天上的山中有一座神仙瀑布，穿過瀑布，所有壞掉的、有缺陷的細胞全部都再生，有望徹底治愈顥洋。
在針對孩子未來的治療上，高堂鑫認為徐偉還沒有完全認識到科研的複雜本質。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持續關注孩子成長，多留些時間陪伴家人和孩子，做好後續的照護和跟訪。但徐偉並不想駐足於現狀。
徐偉的堅持一直被質疑，而往前更進一步，無論技術上還是倫理上都相當困難。如果說已經成功應用的基因治療藥物，是攀登挑戰極大但不缺成功登頂記錄的珠穆朗瑪峰，而想用基因編輯和細胞治療再生已經有嚴重損傷的組織器官，在今天看來還是一座全世界科學家都未能翻過的山，甚至是一座天上的山。
現階段，徐偉登上珠穆朗瑪峰，一路協助他的夏爾巴向導下撤，繼續在山下為他呐喊，眼前的路，是他們驗證過後發現走不通的路。但徐偉相信，道路盡頭，將通往一座傳說中的山，一座天上的山，他堅信，不斷翻高山後，總有一座山上有徹底解決孩子疾病的治療方案。
徐偉在珠峰山頂又變得孤單異常，因為他要攀的下一座山，還找不到一個認同者、也找不到任何合作者。陪他走這一段的路的人，又成了他的不支持者。每個人都隻能陪他走一段路，接下來的路，他又得自己孤身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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