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了去送外賣/快遞。”這是多少打工人給「不願再受氣了」的自己留的最後一絲餘地。實際上，許多等待考公考研上岸的年輕人也確實這麽幹了。
是不是開始一份工作前，我們都會無比自信地以為，自己已經做足了準備，不管是體力上的還是思想上的。然而實際上，一份工作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辛酸苦辣得多。作為曾經的“快遞小哥”、本文的作者胡安焉真實地記錄了他在北京送快遞的經曆。跟我們所能做的心理建設一樣，他以為，對於這份工作可能承受的東西，已經想象得足夠充分，也說服自己，決心為它吃點苦頭。然而，當一切真實擺在麵前，卻發現，要麽滿腦子都是痛苦與憋悶，企圖逃走；要麽，連去想生命困難的時間都沒有，更遑論保住生活中的最後一點體麵了。
直到他和同行們被遣散——這份工作即將迎來終結。當不必爭分奪秒，不再把自己看作一個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未曾想，送快遞的日子卻迎來前所未有的輕鬆與收獲。他也因此更加領悟到直麵和肯定生活的意義：生活中許多平凡雋永的時刻，要比現實困擾的方方麵麵對人生更具有決定意義。
下文摘編自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行業的種種難處，與人打交道的眾生百態，他在這份工作上的所遇、心酸與收獲，也許能給你我帶來一些對生活的重新思考。
我在北京送快遞
文 | 胡安焉
來源 | 鳳凰網讀書微信公號
01
我在北京送快遞
高樓金總共有16棟樓，其中1號樓到7號樓住的是回遷村民，8號樓到16號樓是外來的租客。回遷樓的快件都很好送，他們是本地人，白天有老人在家，即便碰到外出買菜，快件也可以放在門邊或水電井裏。因為村民們彼此熟識，鄰裏間會互相關照，連貼小廣告的都不敢上去，怕被樓裏的老人逮住。相對地，租客住的幾棟樓就魚龍混雜，他們大多是北漂的年輕人，有的還是合租戶，白天都去上班後，屋裏就沒有人了。住戶之間彼此不認識，樓裏進出的陌生人也多，快件很容易丟失。我剛到高樓金的時候，同組的一個同事就讓我送8號樓到16號樓，他自己送1號樓到7號樓。於是我每天送半個高樓金、一個新城樂居，加影視城工地，三個分開的地方來回跑，經常疲於奔命、氣急敗壞。
電影《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2011）劇照
漸漸地，我在工作中陷入一種負麵情緒裏。我發現小區有的好送有的不好送，誰送了好送的別人就得送不好送的，同事之間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要不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剛來的時候，誰都是從最爛的小區送起，有的人因此走了，有的人沒走。沒走的人可能會換到好一點兒的小區，最後得到好送的小區的人會長久留下來，剩下不好送的小區就讓新人去送。新人剛來時一般都不會太計較，但逐漸地就會察覺到其中的不公平。這種心態的轉變一般隻需要一兩個月，甚至更短。假如遲遲沒有改變的機會，新人就會離開。於是小組裏總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動，另一半的人卻換個不停。
我不想和搭檔鬧翻，不想難看地和他爭執、討價還價。但我也不喜歡和占我便宜的人共事。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別人晚、掙錢比別人少，我就會煩躁和不滿，然後變得不太在乎這份工作了。就像深海裏的魚都是瞎子、沙漠裏的動物都很耐渴一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處的環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謂本性決定的。其實在當時我就已經察覺到，工作中的處境正在一點點地改變我，令我變得更急躁、易怒，更沒有責任心，總之做不到原本我對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這些改變有時會讓我覺得痛快，我痛快的時候就不太能感覺到煩躁和不滿。比如有次我罵了一個不認識的婦女——我很少罵人，因此印象特別深刻。
平常我們在小區裏送貨，一般離開三輪時都不會拔下鑰匙，因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鑰匙很浪費時間，也沒有實際意義，小區裏沒人會偷快遞車。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樓，才剛走到二樓，無意中朝樓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正看見一個五六十歲的婦女，把她三歲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駕駛座上玩耍。
娃娃的雙手扶在了車把上，模仿在開車的樣子。可我知道他隻要輕輕一擰，車就真的會往前衝出去——我嚇得趕緊撂下快件往樓下跑。當時我組裏的一個同事，因為上樓時忘拉手刹，三輪車被大風刮跑了，蹭到了旁邊的一輛小轎車，最後賠了1600塊。我不敢想象一個小娃娃啟動了我的三輪會造成什麽破壞和傷害——他可能會撞到停在前麵的轎車，那是我賠不起的，也可能會剮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從車座上摔下來，被車輪碾過……想到這裏我幾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氣地罵了那個婦女，她隻訕訕地看著我，我還記得我說她：“小孩子不懂事，難道大人也不懂事嗎？！”——這其實是我在葛優主演的一部電影裏聽來的台詞。
《滾燙的愛》（2016）劇照
說到賠錢，對快遞員來說，賠錢是家常便飯。大多數時候是由於丟件，但也有別的情況。當時高樓金有個韻達小哥，在小區裏三輪開得太快，避讓一個孕婦時，車子側翻摔倒，前擋風罩脫落碎裂。孕婦雖然沒被撞到，但受了驚嚇。他修車加賠償人家花了近2000塊，當即就決定辭職不幹了。
我還記得事後他瞪大眼和我說“我已經不幹了”時心有餘悸的表情，他受到的驚嚇可能不比那個孕婦小。我聽說過的金額最大也最離奇的賠償，發生在臨河裏路的方恒東景小區。一個快遞員在把快件塞進消防栓時，水管或接頭被他弄壞了，水噴出來灌進電梯井裏，導致電機損壞，最後賠了三萬塊錢。
我在S公司的半年裏運氣還算好，既沒有丟過件，也沒有賠過錢。隻有一次，我在高樓金送一箱常溫水果快件，敲門的時候，屋裏有一個女聲，讓我把快件放在門外。
這種情況是常見的，有些人屋裏養了寵物，開門前要把寵物抱開。還有一些是單身的女住戶，出於安全的考慮，不敢給陌生人開門，她們會等我走了之後再開門取快件。這我當然能理解，雖然我不太相信在高樓金，會有壞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以這種方式作案。
我放下快件就走了，不料過了一會兒，這個女人打來電話，說要拒收這個快件。我告訴她，當她讓我把快件放在門口時，就意味著她已經簽收了，我在係統裏做了反饋，這個操作是不可逆的——已經簽收過的快件不可以再拒收。她說怎麽可能這麽不人性化，才過了兩分鍾，怎麽就不能改呢。我說：“別說過了兩分鍾，就是一秒鍾也不能改，你要拒收就得當即驗貨，你讓我把快件留下，我怎麽知道你有沒有拆開調包？”而且，後麵這句我沒說出來：那根本就不是兩分鍾，都已經過去二十分鍾了。
聽到我這麽說，她開始耍賴了，說她還沒有親自檢查過快件，我怎麽能代替她簽收，等等。當時我很生氣，覺得這個女人素質太低，蠻不講理，出爾反爾。因為這個緣故，我心裏突然極其鄙視她，不屑跟這種水平的人爭辯。於是我自己掏了幾十塊錢——具體數目我已忘了，但那箱水果有五斤以上——幫她把快件寄回給發件人。我回去取水果的時候，她還是把箱子放在門外，不過看得出來，箱子是打開過再封上的。從頭到尾我都沒見到她，卻被她訛了幾十塊錢，而她還覺得門外都是壞人，要想方設法保護自己。對於這種人，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麽了。
《燃燒》（2018）劇照
還有一次，我讓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在路邊等了將近三個小時。事後我震驚地發現，自己心裏甚至沒有絲毫內疚。
很多人出於各種原因，不喜歡在快遞單上留下完整的地址，這給我的工作增添了麻煩。有次我送一個高樓金的快件，地址裏沒寫樓號和門號。我在路上提前五分鍾打去電話，收件人說他並不住在高樓金，隻是每天要到高樓金菜場買菜。他又說自己馬上出門，半小時內能趕到，讓我在路邊等他。但我滿滿一車的快件，這會兒一個都還沒送出去，所以別說半小時，五分鍾我都不能等。我讓他到了再給我打電話。然後我就進小區了，轉頭就忘了這茬。
那個收件人一直沒給我打電話，直到我把早上的快件都送完，出來準備接次班貨的時候，一個老人在高樓金菜市場外的路邊叫住我。
我看見他滿頭白發，戴一副眼鏡，起碼有七十歲了。他問我：“小夥子，你是S公司的嗎？”我連忙說是。
這時我已經猜到他是誰了。我趕緊從車裏把快件找出來交給他。他接過之後有點兒生氣地說：“我在這兒等你一上午了，你早上怎麽不等我呢？”
我吃了一驚，他竟然等了我近三個小時。我問他：“你怎麽不給我打電話？”
他說：“你的電話打不通啊。”確實，我的電話不容易打通，因為在高樓金的所有電梯裏，以及在大部分樓道裏，我的聯通卡都沒有信號。早上我給他打電話時，因為正在馬路上開著三輪，繁亂的交通和焦急的心情可能導致我的語氣不大友好。加上我向來反感地址不寫全的人——我覺得他們既然那麽重視隱私，就不該使用快遞服務。不過，我並不知道這個收件人年紀這麽大。
我跟他解釋，我每天要送很多快件，必須馬不停蹄地奔走，確實不能停下來等。也不知道他聽清楚我的話沒有，他接著批評我：“你這樣幹活兒真不像話，顧客就是上帝，難道你不懂嗎？”我愣了一下，本能地為自己辯解道：“可是上帝應該隻有一個，我每天卻要伺候很多個啊。”他聽到後笑了，原來他並沒有生氣，隻是假裝生氣逗我玩而已。老人家也挺幽默的，隻見他搖搖手裏的快遞盒，壓低聲音對我說：“我愛人不讓我買，所以才不讓你送到家裏去。”
《肥皂泡》（2017）劇照
在S公司還會經常碰到電視購物的快件：有些客戶訂購了衣服，收貨時要先試穿，試完又拒收，這種情況我們一分錢提成都沒有，白白在門外等半天，完後還要把產品疊好、打包好。我還送過一隻電熱茶壺，客戶拆開來看後拒收了，十幾個小配件我要一一嵌回到結構精巧的緩震材料裏，我研究了半個小時才把它裝好。因為這些緣故，我們都對電視購物深惡痛絕。
有次我在高樓金送一個電視購物的快件，收件人是個老阿姨，對我很親切。她買的是一個學英語的機器人，是送給孫子的禮物。她想打開來試一下，但不懂操作，於是我邊看說明書邊教她用，雖然這不是我的分內事。我發現那個機器人從包裝、說明書到產品本身都很粗糙，感覺像華強北的山寨產品，頂多能賣三四百塊錢，但這票訂單的應付金額卻是兩千多。老阿姨對機器人也不太滿意，但她主要是覺得機器人太小，和電視裏看到的不一樣。
雖然我認為這產品不值它的價格，但我隻是個送貨的，所以我告訴她：“這些科技產品並不是體積越大就越好，有時候小巧的反而更貴。”老阿姨顯然還在猶豫，她讓我先等等，然後拿出手機，撥通了銷售客服的電話。對方沒有接聽，不過在她掛斷之後，有人立刻撥了回來。我站在老阿姨的身邊，看見她的手機屏幕上，撥入的電話號碼被自動標注了“推銷詐騙”。然後，我聽見一個客服的聲音，在電話裏一味地哄她付錢，說使用後假如有問題，可以再打來電話谘詢，不滿意的話還可以退貨。
掛了電話之後，她顯然沒有感到釋然，但看到我滿頭大汗的樣子，或許覺得過意不去，就對我說：“那我先給你拿錢吧，有問題我再找客服。”突然間我覺得很難過，我也說不清為什麽。她的經濟條件顯然比我好，但這不完全是錢的問題，雖說錢的問題我一般也很在乎。我鼓起勇氣對她說：“你付了錢之後，客服就不會對你那麽耐心了。”
老阿姨吃驚地看著我，大概在琢磨我的用意。我接著解釋：“我覺得這機器人不值兩千多。”老阿姨說：“我也覺得不值，但我不想讓你白跑一趟。”我說：“沒關係的，我隻負責送貨，你買了這錢也不是我掙的。”假如她買下的話，我會有千分之二的提成，但我不想很多年後還為這件事耿耿於懷。
《肥皂泡》（2017）劇照
02
不得不接受的
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
有天我和同事在站點裏閑聊，一個同事說到他認識的一個快遞員，有天在路上把一輛奧迪給砸了。因為奧迪的司機在他後麵拚命摁喇叭，把他給惹毛了，於是他摸出一根鐵棍，把人家車前蓋和擋風玻璃完全砸爛了。我也有過近似的衝動，而且不止一次，或許不如他的強烈，但已足夠傷害人。那衝動就像一根鋼纜繃斷後瘋狂地反彈，不顧一切地反噬身後的壓力，發泄對世界的不滿。那個快遞員據說後來蹲牢房去了，因為他賠不起，可能也不想賠。也許，這就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盡管小心翼翼地避免，但是有一次，我還是被一個留錯地址的客戶投訴了。那個收件人實際上搬到了通景園小區，但收件地址寫了瑞都國際北區。這兩個小區實際上相隔不到兩公裏，我在派她的快件時，並沒有察覺到異常。
我記得是一個男青年開的門，我報出收件人的名字，他接過快件時什麽也沒說，既沒說他不是那個人，也沒說謝謝。不過這其實也正常，有的人就是不愛說話，這樣的人我每天都遇到不少。再說我又不是偵探，我不會動不動就對人起疑心。而且我很忙，為了節省等電梯的時間，我有時會用雜物卡住電梯門，所以出於良知，我派件時得速戰速決，不能和收件人磨嘰，否則就會耽誤其他樓層等電梯的人。
然而過了兩天，投訴來了。
助理在微信裏通知我，說這個訂單的收件人反饋快件沒收到，但是顯示已簽收。這就是所謂的“虛假簽收”，一次要扣罰50塊錢（但我可以申訴）。我馬上給收件人打去電話，當時我剛從金成府小區出來，天上正飄著毛毛小雨，我坐在三輪的駕駛座上。平常我會邊開車邊打電話以節省時間，但生氣的時候不會。我在電話裏問收件人：“這是你犯的錯，你竟然還投訴我？”她委屈地說：“我沒有收到快件啊，你怎麽能說我簽收了呢？”我說：“你寫的地址有人收件啊，難道我能檢查他的身份證嗎？”她說：“對不起啊，我在App裏找不到你的電話號碼，沒法聯係上你，我隻能打客服電話，但我沒說過要投訴你，都是客服幫我處理的。”
我並不完全相信她的話。客服確實會引導客戶，在淡季的時候引向投訴，用這種方法督促我們提高服務質量；而在旺季則盡量幫我們開脫，以免影響促銷期間的配送穩定性和效率。這些，站長和助理都提醒過我們。可是我懷疑她並沒有如實地告訴客服，她在下單時留錯了地址，所以客服才幫她進行了投訴處理。因為她擔心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客服就不幫她追討快件了。此外，訂單的物流信息裏可以看到我的手機號碼，她說找不到，可能隻是怕直接聯係我，我會拒絕幫她的忙。而通過客服來協調，我就無法拒絕了。
《地球最後的夜晚》（2018）劇照
當然，以上隻是我的猜測，我當然不會質問她。畢竟她在電話裏向我道了歉，在我看來，她並不傲慢無禮，隻是有點兒過度緊張而已。於是，我又去到瑞都國際北區，幫她把快件取了回來。那個快件還擱在客廳裏，另一個房客把它還給了我。然後我把它帶到了通景園小區。通景園小區並不是我的地盤，但和我負責的旗艦凱旋小區隻隔一條馬路，我每天都會路過。見了麵之後，我發現她好像難過得快哭出來了，說要賠償我50塊。因為我在電話裏告訴過她，她的投訴會害我被罰50塊。但這個投訴我可以申訴掉，隻要客服回訪的時候，她說明情況就行了，所以我沒要她的錢。
我的實際損失：我把快件送到她錯寫的地址，又上門取了回來，再送到正確的地址，這相當於為她這個快件跑了三趟。我生氣不是因為錢，而是因為被冤枉，以及平白增添的麻煩。或許還有對所有我不認同但不得不接受的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規則和條件的不滿。但我不能把氣撒到她身上，否則我對她也是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
03
我像是變得既在乎錢
同時又不在乎錢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發自內心地喜歡送快遞。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見的。反正我和我認識的快遞員都不是那種人。一般來說，隻有在發工資的時候，我才會感覺自己付出的勞動值得，而不是在比如說客戶露出感激的表情或口頭表達謝意的時候——雖說那種時候我也很欣慰。
我給自己算了一筆賬：在我們周圍一帶，快遞員和送餐員在不包吃住的情況下，平均工資是7000塊左右。這是由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強度決定的，是長年累月自然形成的市場行情。低於這個報酬，勞動力就會流動到其他地區或其他工種。那麽按照我每個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塊。這就是我的勞動價值——我避免用“身價”這個詞。
然後我每天工作十一個小時，其中早上到站點後卸貨、分揀和裝車花去一個小時，去往各小區的路上合共花去一個小時，這些是我的固定成本。那麽剩下用來派件的九個小時裏，我每個小時就得產出30元，平均每分鍾產出0.5元。反過來看，這就是我的時間成本。我派一個件平均得到2元，那麽我必須每四分鍾派出一個快件才不至於虧本。假如達不到，我就該考慮換一份工作了。
漸漸地，我習慣了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待問題，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時間。比如說，因為我的每分鍾值0.5元，所以我小個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廁是免費的，但我花費了兩分鍾時間。我吃一頓午飯要花二十分鍾——其中十分鍾用於等餐——時間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蓋澆飯賣15元，加起來就是25元，這對我來說太奢侈了！所以我經常不吃午飯。為了減少上廁所，我早上也幾乎不喝水。
在派件的時候，假如收件人不在家——工作日的白天約有一半的住宅沒人——我花一分鍾打個電話，除支出0.1元的話費外，還付出了0.5元的時間成本。假如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放去快遞櫃，我將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而且往快遞櫃裏放一個快件，平均還要付0.4元，那麽這筆買賣我就虧本了。如果收件人要求改天再送到家裏，我將虧損更多——不僅打了電話，還將付出雙倍的勞動時間。這些還隻是順利的情況；假如電話沒人接聽，我將在等待中白白浪費一分鍾，也就是0.5元。還有的電話打通後就很難掛掉，客戶百折不撓地提出各種我滿足不了的要求。有時打完一個電話後，花去的時間成本已經超過了派件費，可這快件還在手上沒送出去。
比如有一次，還是在玉蘭灣，我在客戶預約的時間上門取一件唯品會的退貨，但客戶並不在家。電話接通後，是一個親切的中年女聲，她說要晚上七點後才到家，讓我到時再過來。不過七點後我已經下班了，所以我讓她把預約時間改到第二天。可是她又說，明天也是七點後到家，她每天都是這個時間。
我說：“如果是這樣的話，建議您把退貨帶到工作的地方退。”可是她告訴我，她在醫院上班，工作的時候不方便處理私事。像這種情況，她隻能自己把退貨寄回了，唯品會的上門攬退不支持夜間預約。不過那樣她會有點兒麻煩，因為玉蘭灣的快遞員除S公司的以外，其餘的都不上門收件。但S公司的運費遠高於平台補償的10元，大多數人並不願意發S公司。而發其他快遞，她要自己帶去快遞站寄，她不一定能找到，或者不願意費這個勁兒。相比而言，在電話裏動員我是更省心的解決辦法。何況她顯然是個樂於溝通的人，相信凡事隻要爭取就有可能。
在我拒絕了她的幾個提議後，她問我能不能下了班吃過晚飯之後，到玉蘭灣來散散步，順便把她的退貨取了。她始終保持著良好的溝通態度，措辭很得體，語調溫婉，富有感染力，簡直無可挑剔。不過，晚上到她的小區去並不像她說的那麽詩情畫意，我來回得花上一個小時，還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擁堵、喇叭、廢氣、紅綠燈……誰會選擇散這麽個步，而不留在家裏休息和陪伴家人？再說從經濟角度考慮，專門為她的一個訂單跑一趟也很不明智。我們收一個退貨的提成是3.5元，我當然不想花一個小時掙3.5元，而且還是在加班的情況下。
《火花》（2016）劇照
或許她自己是個工作狂，義無反顧地願意為工作付出和犧牲，而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她認為我理應和她一樣。可是我的覺悟沒有達到她的水平，而且我還想反過來建議她：不如你晚上吃了飯出來散個步，順便找個快遞站把退貨寄掉。當然我沒有真的這麽說，我隨便找了個理由拒絕了她。後來我還給她送過幾次貨，麵對麵的時候她仍然很禮貌，絲毫沒有因為我曾拒絕過她而心存芥蒂，或者起碼沒讓我感覺出來。
有一個事實是，我並沒有因為切身地意識到時間就是金錢而賺到更多的金錢。
實際上我的基本工作方式並沒因此有所改變，我沒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所有快件扔進快遞櫃裏，也沒有不接電話或索性屏蔽掉陌生來電——我像是變得既在乎錢同時又不在乎錢了。
04
遣散：我不總是個糟糕的快遞員
2019年唯品會的業務倒是蒸蒸日上（這之前作者經曆了從S公司跳槽到品駿快遞），公司投入了很大的宣傳力度，包括在一些熱門網劇裏安排植入廣告。這使得起碼在上半年，雖然失去了一些第三方商家，但我們的派件量並沒比前一年下降，相反還提高了一點兒。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都沒有料到，品駿快遞會在年底解散。我們當時還以為，唯品會既然在快速發展，就不會拋棄嫡係的品駿快遞。
到了10月，S公司開始接手自營訂單的配送後，情況就截然不同了，我們的工作量迅速地減少。不過S公司也不是一下子把業務全接過去，唯品會安排了一個多月的緩衝期，按比例逐步地把訂單從品駿轉移到S公司。這時候情況已經昭然若揭，不過公司還不承認，還給我們發安撫短信，勸我們不要聽信社會上的傳言，等等。總的來說，在這整個過程中，我和同事們都情緒穩定、心中踏實。畢竟在北京，快遞和送餐工作很好找，東家倒了我們就換西家，隻要肯幹，不可能餓死，而我也不像2018年初剛來時那麽戰戰兢兢了。
我們自嘲成了“沒媽的孩子”，唯品會的訂單在一點點地被S公司蠶食，像當當網那種大客戶也終止合作了。隨著公司一步步地關停業務，我們的工作量也一天比一天減少，經常下午兩三點就能下班，甚至連“雙11”也隻忙了四五天。年底的工作不好找，但大家好像並不著急，都說等過了年再說。似乎有一種“終於解脫了”的氛圍籠罩著我們所有人，盡管我們也知道這隻是暫時的。當時還沒有人會料到，因為即將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來年的日子將會更加艱難。但相比於去找新工作，我們更關心的話題是公司會補償多少錢，為此每天都要興致勃勃地討論一番，大家都對未來懷著殷切的好奇與憧憬。
《火花》（2016）劇照
公司最後公布的補償方案是“N+1”。我的工齡是14個月，因此將得到兩個半月的工資補償。
日子開始過得輕鬆和愜意後，我試著和客戶們相處得更好——盡管開始得有點兒晚，因為我即將要和他們告別了。對一些客戶我是懷有感情的，雖然還算不上是朋友，因為我們對彼此所知不多。但也不僅僅是業務關係，我覺得我參與和見證了他們的部分生活：他們居住的環境、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寵物、他們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待人接物方式以及在唯品會上的消費內容，等等。
我嚐試帶著玩耍的心情，當然是善意地，用謙卑得過分的口吻和他們說話。當他們不在家的時候，我問他們幾點回來，假如我等不了，我就說：“沒有關係，我下班後給您順路帶過來吧。”實際上我並不順路，我下班回家不經過所有我工作的小區。我專程多跑一趟，僅僅因為我心情好、時間充裕，還有些好奇：假如我不計成本地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會受寵若驚嗎？
事實證明隻要我不在乎自己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說不計較付出回報比的話，那麽幾乎所有客戶都很好相處，都懂得對我綻放真心的笑容。這證明了假如沒有利害得失，這個世界確實可以變得和諧融洽。然而即使如此，我也沒有用完我的所有時間。於是在下了班之後，我又重新拿起了書來讀。我讀了羅伯特·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這花了我近一個月時間。我讀得很慢，有時讀著讀著分神了，我又回過頭重讀。然後我又讀了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兩部書都是我從前讀過但沒讀下來的。我已經有幾年沒讀書了——不是完全沒讀，是讀不了費力的——因為工作的緣故，我讀不進去，而且也不想讀。
在工作的最後幾周，我經常在送完所有快件後，坐到京通羅斯福廣場裏，打量逛街的人流和店鋪裏的售貨員，看不同的送餐員跑過來跑過去。我打量他們的舉止，揣摩他們的心情，我猜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被我觀察時都是麻木的，腦子裏什麽都沒想，什麽都沒感受到，隻是機械地動著，就和我之前一樣。我還發現當我獲知我很快就要脫離這份工作後，我的大多數感受都是正麵的、美好的，我變成了一個比原來的我更好的人——最起碼比在之前工作中的那個我更好——更溫和，更平實，對人也更有耐心。這說明我其實討厭這份工作，甚至討厭所有我做過的工作。當我被迫去工作的時候，我很容易煩躁、怨恨、滿腹牢騷，而且總是不公正地把我每天伺候的客戶看得比真實的他們更自私自利、蠻不講理和貪得無厭。
《肥皂泡》（2017）劇照
當然我不總是個糟糕的快遞員。相反，我除了不喜歡也不善於和客戶溝通以外，其他方麵我可能都是站點裏做得最好、最認真負責的。我並非能力出眾，主要是我從不多攬活兒——有的人為了多掙錢會吞下自己照管不過來的地盤，然後頻繁地被投訴——也就是說，我的收入並非最高，甚至都不屬於站點裏收入高的那幾個人之一。但是我覺得客戶在評價一個快遞員好不好的時候，很少會考慮到他收入高不高這個方麵。
在結束工作之前，我發了一條朋友圈，僅客戶可見，告知了品駿快遞的解散，還有我將不會再負責唯品會訂單的配送。很多顧客在微信上給我留言，稱讚了我的服務態度，並且感謝我此前長久的付出。這令我對自己的工作評價也隨之提高了一點兒——此前我一直感覺自己做得實在糟糕。
其中一個顧客說道：“你是我見過的快遞員裏最認真負責的。”——我對她的印象其實不是十分深，所以從沒想過她對我的評價會如此之高。不過我相信她是真心誠意的，因為她和我已經沒有業務往來，很可能以後都不會再打交道，她沒有必要違心地奉承我。所以我想可以用這句話來總結我這段快遞工作經曆，它並沒有誇大其詞：我曾經做得比一些客戶見過的所有快遞員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