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學者：美國不再“美”與中國的全球機遇

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務卿蓬佩奧，不斷編造謊言，欺騙民眾！先是病毒“源頭論”後是“賠償款論”每一次編造的謊言，目標都直指中國，想盡一切辦法“帥鍋”給中國。

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危機開端。這場危機遍及全球，成為激發和推動中國民族複興與全球治理變革的重大世界曆史事件。中國的抗疫成功，為世界贏得了預警時間，提供了先期抗疫經驗，分享新冠病毒基因組測序及疫情動態信息，全力支持世界衛生組織開展全球抗疫治理合作，本應得到國際輿論和世界各國的理解與支持。

遺憾的是，此次疫情防控從一開始就充斥著多版本的陰謀論、國際政治博弈、地緣戰略對抗、全球治理競爭以及與之相關的愈演愈烈的輿情戰，甚至出現了以“法律戰”名義開展的責任論辯與實際訴訟行為，從而加深和激化了全球抗疫過程中的“新冷戰”風險，對中國與世界的抗疫合作及全人類的健康安全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脅。

圍繞疫情擴展中各國政府的製度應對與政治責任，在國內輿論和全球範圍內已產生持續性的論辯。較為常見的一種聲音是對“中國責任”的檢討與追究，但這種討論似乎已經超出理性與法治的範疇，日益呈現出種族主義甚至國家體製間敵意的傾向，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推特上使用“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使這一種族主義的責任論辯達到高潮。

當前，西方一些高級官員、媒體記者與普通民眾仍在使用“中國病毒”，繼續刻意混淆病毒的科學溯源問題與國家政治責任問題，輕率地以“首發地”指認為“來源地”，故意轉移本國政府抗疫不力的責任，幹擾與破壞中國國家利益及全球抗疫秩序。對“中國責任”的論辯甚至延伸到對世界衛生組織及總幹事本人的政治化攻擊，可見西方精英的責任倫理缺失之嚴重以及對華冷戰意識之強烈。

與“中國責任”的混雜論辯相應，歐美社會出現了針對華裔的種族歧視言行與暴力事件，“中國責任”在國際政治和國際輿論場中很難完全消解，甚至會伴隨中國疫情防控的成功而得到激發，甚至還有西方政客揚言對中國“秋後清算”，搞多國集團的國際訴訟與責任圍攻。從西方的霸權主義性質與曆史行為邏輯來看，對中國的責任構陷與追究絕非輿論戰那麽簡單，輿論造勢和民粹動員隻是第一步試探性動作，是在為後續的國際政治博弈、責任歸屬及利益競爭創造對其有利的話語氛圍與議題主導權，而中國積極的對外抗疫援助未必能完全彌補這一裂隙。本文擬對“中國責任”論辯的層次與邏輯加以分析與反駁，並結合福山（Francis
Fukuyama）與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新秩序思考延伸對疫情全球影響的理性評估，引導對後疫情時代全球治理秩序的反思與重構。

一、關於“中國責任”的論辯層次：種族、政府與體製

西方對疫情防控的“中國責任”認知，在媒體與政客的操作和誤導之下，出現了層次混淆、話語摻雜、模糊錯位的現象。有些責任論辯指向種族層次，表達的是一種種族主義的歧視和怨恨情緒。有些責任論辯指向政府治理層次，涉及早期疫情信息透明度與警察權裁量規範，聚焦是否存在壓製“吹哨人”、隱瞞信息、遲延決策以及放縱疫情向外擴散的具體治理行為評價問題。還有一種責任論辯是意識形態化和冷戰思維驅動的，將疫情擴散責任歸結為中國的政治體製，尤其是黨的領導體製。

我們必須理解，西方精英和民眾對這些不同層次的責任論辯，可能有不同的關切點和理解方式，因而需要區別對待，既不能簡單一刀切地一概歸入“西方甩鍋論”而遮蔽了與西方理性精英及民眾溝通的話語空間，也不能因畏懼西方而奉行綏靖主義的“認罪認罰論”，甚至產生種族羞恥感而無知地背負過分沉重的道德責任。責任論辯必須精準和層次化，就事論事，有一說一，以事實為依據，以本國法律與國際法為準繩。訴諸事實與法律的責任論辯有助於在公共理性上說服本國民眾及國際社會，借助疫情輿論戰建構一種融合中國立場與國際話語方式的新式話語體係及話語權。

2020年4月27日，武漢重症疫情全部清零後的第一天，南湖花園小區過早一條街店鋪全部開門營業，中國防疫成果顯著。（視覺中國）

事實上，種族責任論是最容易駁斥的。其一，頻繁使用“中國病毒”“武漢肺炎”等名稱的政客、記者或知識分子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反華投機背景或意識形態偏見，此次疫情不過提供了一種新的標靶而已。其二，種族歧視性的歸責言論在西方自身的主流輿論和知識氛圍中也會受到持續性的質疑和批判，因為西方曆史上的種族歧視陣痛猶在，煽動種族暴力會傷害西方社會自身的團結與安全。其三，就曆史比較而言，人類遭遇過多次重大的瘟疫，前所未有的病毒超出了人類通常的知識與製度預防的範疇，不可能簡單歸責於任何一個國家或政府，國際法上亦無先例。

其四，疫情損害不僅針對人類的共同健康與安全，也針對全球化經濟活力與人類發展前景，種族論調既不利於全球抗疫合作，也不利於全球經濟恢複。其五，煽動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可能波及廣泛的亞洲裔群體，在國際政治上是高風險議題，美國盟友很難嚴密跟進。種族責任論的非理性與官方節製並不代表西方社會不會產生針對性的民間歧視與暴力，甚至可能在非西方社會產生聯動效應，這就是“中國病毒”稱謂的次生危害，故繼續駁斥種族責任論以及強化海外華裔群體的維權保護工作仍不可放鬆。

當然，不同意“種族責任”的理性西方人也可能進一步追問中國的“政府責任”。包括特朗普在內的西方政治家有一種言論傾向，認為中國政府在武漢疫情初期有隱瞞信息、打擊李文亮式“吹哨人”以及遲延推動全國抗疫管製與對外疫情信息分享的治理責任，因而是需要問責的，甚至美國已有涉及此類追責的民事法律訴訟，印度等國有跟進行為。這一層次的政府責任論已不是簡單的輿論戰，而是“輿論戰”向“法律戰”的轉型，焦點不再是中國人的自然生活方式、東方人體質與全球流動下的交往習慣，而是具體的中國政府機關的治理責任及加總而成的國家責任。

政府責任論顯然證據不足，不可能強製中國實際承擔，“庚子賠償”時代早已終結，但其危害性與威脅性需從戰略上予以重視。其一，需要有國際法理上的理論與人才儲備、動員和研究應對，以事實陳列與法律論證擊破西方法律霸權和長臂管轄的國際司法僭政。其二，在國家法秩序內依法懲治疫情防控不力的地方官員和其他責任人，完善本國抗疫法律體係和問責機製，如在“李文亮事件”“方方日記事件”等內部治理問題上依法保障權利、追究責任，將相關問題界定為中國法治的“內部問題”與內部管轄權範疇，取信於本國民眾及國際社會。其三，進行適當的國別比較研究，對不同治理體係應對疫情防控的得失進行客觀分析，給世界展現真實而全麵的全球抗疫的“治理錦標賽”場景，有社會科學分析，有微觀故事呈現，有合作抗疫佳話，有治理學習與改革的誠意，將西方的政府責任論轉化為呈現中國治理優勢和治理改革方向的契機。

如果說這樣的“政府責任論”還是各國之間推卸具體抗疫責任的策略範疇的話，有些西方政客與媒體的操作則具有顯著的“冷戰主義”意蘊，他們將責任進一步歸向中國的“集權”體製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甚至有人希望中國的疫情演變為一場中國版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期望一種“曆史終結”的中國故事盡快上演。

觸及深層意識形態與體製之爭的歸責論辯，是穿越種族責任表麵迷霧與政府責任中間層之後更為尖銳的國際政治對立和衝突。體製責任論不是簡單種族主義的，也不是具體可辨的政府責任，而是訴諸一種西方慣常的冷戰話語，是未終結的冷戰秩序與冷戰世界觀的沉渣泛起和幽靈再現，是一種宏大難辯、訴諸信仰而非理性的“諸神之爭”的當代回潮，是一種落後於21世紀全球化合作倫理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的“西方現代性”病灶，一種西方本位的“顏色革命”論。但這又是中國民族複興與21世紀全球新秩序建構無法回避和擺脫的鬥爭處境與鬥爭命運。這一幽靈一直存在並在近年來不斷蔓延滋長，借助中美貿易戰得以“還魂”，終於在疫情危機中全麵爆發。

事實上，在中國國內也存在一定的勢力和言論將疫情責任指向根本體製，企圖推動發生一種對“新時代”體製的政治逆轉。這些已然超出疫情防控甚至一般性政府治理責任層麵的政治論辯與鬥爭，觸及中國的政治安全與中國的全球化戰略前景，必須進行正當合理的澄清與反擊。

在特朗普總統領導下，美國疫情最為嚴重，確診病例與死亡人數都高居世界第一。 (AP)

同時也必須看到，西方社會不是鐵板一塊，甚至在近年來的民主民粹化與逆全球化潮流中日益分裂、陷入政治極化陷阱，出現了內部體製與治理能力的衰退以及全球治理中“自由國際主義”的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新冷戰主義與民粹民族主義的興起，特朗普主義在此背景下成為“美國精神”變軌變異的信號與指南。美國雖然強大，但並非毫無約束，其國內政治的分權體製與既定國際法秩序仍然產生一定的約束效力，美國亦存在強有力的全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傳統建製派對特朗普主義構成內部論辯與權力製衡，這是我們需要深刻理解和運用的美國政治及國際政治多元化資源及空間。

即便在“中國責任論”論辯議題上，西方亦結構性存在著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全球化知識精英和產業精英，他們有一定的西方內部話語權及全球化的責任倫理，我們值得對這些適度超脫於媒體及政客“民粹化”迷霧的精英理性加以理解和溝通，最大程度塑造一種有利於維持既定多邊合作秩序及中國改革開放長期利益的跨國治理共識與規範架構，為民族複興爭取更優戰略機動時空。在識別西方精英理性話語譜係過程中，不能隻局限於冷戰鷹派的智庫報告、著作與公開演講，還應向中間地帶搜尋，而福山的“政府能力論”與基辛格的“自由國際主義”就處於這樣的地帶，值得特別關注和分析。

二、體製問題還是能力問題？福山論述的反思

疫情引發普遍性的全球秩序焦慮。福山本就是西方世界最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在此議題上自然不會失語。但在“中國責任論”的政治正確與民粹話語叢林中，福山如何獨樹一幟呢？他的理論智慧或狡計在於適度分離“體製”和“能力”，從政治科學層麵討論政府的治理技術與機製合理性。這是一種美國式的“不爭論”而“有所辯論”的政治科學“離心法”，固然不可能站立在中國立場提供責任論辯的解套方法，卻可以適當弱化西方的冷戰話語力量並搭建一種基於“政治科學”的理性對話橋梁。

2020年3月30日，曾以“曆史終結論”成名的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在《大西洋月刊》發文，反對以“政體二分法”評價抗疫體製與責任，主張應以“國家能力”為新範式，從而回避在全球抗疫競爭中的“體製優劣性”論辯，對容易踩雷的“中國責任”問題則以治理能力尺度繞著走開。福山對西方抗疫的焦慮，本質上是一種“效能焦慮”，而不是“價值焦慮”。如果特朗普領導抗疫失敗，那麽通過民主選舉換人就可以問責了，下一任領導不行就再換，反正自由民主製是一個通用型的“授權-問責”程序，絕對豁免正當性質疑。

福山是在西方政治與理論語境中進行的反思性寫作，巧妙地回避被流俗化但又政治正確的自由民主體製問題，而對抗疫模式的具體治理能力加以比較，並在此“行政性承認”的、偏於中性化的意義上對中國政府的抗疫表現予以肯定。福山在本質上仍然是自由民主體製的信徒，且他的後續反思也從未直接否定曾經的“曆史終結論”和西方體製的唯一正當性。

在頂層的憲製規範性層麵，福山仍然是西方知識分子陣營中的一員，並未顯示出過分的思想與政治反叛特征。隻是他非常善於從經驗比較的層麵提出一些針對西方體製的技術性辯題，並引述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治理素材加以佐證，以引起西方學界與政策部門的關注，其所思所慮基本仍是自由民主製的技術性修正問題，而不是根本價值與結構的反思。福山的思想叛逆性甚至無法與貝淡寧（Daniel
A.
Bell）的“賢能政治論”相比，後者對中國政治體製的研究與表達已逐步達到了一種“內在理解”，而且至少從理論範式意義上提供了可與“民主政治”對話的中國體製的範式性概念。

與其同行相比，福山善於將“憲製”問題下沉轉化為“治理”問題，將“價值”問題化約為“技術”問題，以一種政治科學與未來學相結合的方式加以探討，從而在全世界贏得讀者和影響力。他的師承與寫作方式決定了他是西方較為高級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具有一定反思性和誠實對話意願的學者，但絕沒有達到真正的思想顛覆性創新的哲學高度。他就像東西方思想與政治交鋒場域中的信使一樣，至少起到了一種節製意識形態對立、引入技術理性對話及嚐試有限層次合作的作用，因而在理論和話語策略上值得加以合理的關注、尊重與接引。

福山的自我反思代表了一種西方學者理論轉型的新方向，即跳脫意識形態與冷戰思維窠臼，客觀理性看待中國體製合理性與中國發展所帶來的新世界秩序的清新氣息。但福山獨特的理論表達方式以及在西方語境中“乖巧”地充當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論尺度，在一定意義上限製了他對中國政治模式的內在理解的深刻程度及其比較政治研究的思想創見。

而福山提示的以“政治科學”來比較、評價及改進抗疫治理製度體係與技術理性，則是各國在抗疫實踐與疫情之後的本國製度改革中都需要麵對的共同問題。民主意識形態本身不能取代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技術理性，在這場疫情大考中政府能力是關鍵考題，與體製及市民社會有關但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如果說病毒來源需要訴諸自然科學，那麽抗擊病毒就需要訴諸政治科學。中國體製與中國社會共同塑造、製約和引導中國的抗疫政府能力的合倫理與合規範的釋放及改進。福山的研究視角和論述節製性或許可以向西方世界展現中國政府能力之製度理性的一麵，間接柔化對中國體製的誤解和汙名化。我們也應當在政治科學意義上實事求是，講好中國危機治理的真實而全麵的故事。

三、如何麵對“自由國際主義”遺產？基辛格的論題辨析

疫情輿論戰之所以烽煙四起甚至出現“中國崛起焦慮”，正是在於中國率先戰勝疫情並發起全球抗疫援助，引發了西方本就存在的冷戰敵意和體製幽怨，以及對後疫情全球秩序變革的恐懼心理。這裏必然出現西方奉為主流範式的“自由國際主義”與中國參與其中但逐步自主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的秩序合作與競爭難題。西方恐懼疫情帶來的“後自由主義秩序”下強勁的中國角色。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自由國際主義”及其全球秩序不僅具有其價值合理性，而且有著一整套製度遺產，美國試圖脫鉤與再造以美國為單一中心的新秩序，是對既往製度遺產的政治背叛，中國則應充分利用既定全球秩序中的合理價值與製度遺產，以多邊主義思維及和平發展的共享價值推動全球治理進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21世紀新紀元。但美國如何重新麵對既定的“自由國際主義”遺產呢？在疫情輿論戰中美國的建製規範主義的理性聲音又該如何理解呢？基辛格博士的新近論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線索。

基辛格（左）與特朗普代表兩個不同的美國，他們很難產生交集。（Getty）

2020年4月3日，《華爾街日報》刊發美國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博士的新冠肺炎疫情重磅評論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提出對新冠秩序的“自由國際主義”理解與應對。同日，95名美國學者與前政要發表《拯救來自美國、中國和全球的生命》的聯名公開信，呼籲中美合作抗疫且以美國為領導者。美國建製派精英的文章與聯名信試圖重塑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國價值觀和全球領導力，但他們能夠成功嗎？特朗普主義下的美國可能采納他們的建議嗎？更關鍵的是特朗普能夠理解他們的規範主義理想嗎？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帶來了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秩序的重大衝擊，波及全球化的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諸多層麵。基辛格的思考與寫作一貫秉承其偏向客觀理性的風格，既不追求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式的冷戰主義格調，也不追求福山式的“機巧論辯”風尚。基辛格沒有簡單陷入“中國責任”“中國威脅”“中國恐慌”式的美國時代症候之中，而是從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秩序的具體影響以及美國立足“領導者角色”的戰略應對角度出發加以評估和建議。基辛格的文章試圖以自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及美國領導權的曆史成就為參照係，討論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重建領導權的政策要點。基辛格提出了一個“平行議程”，即新冠肺炎疫情的應急管理與“後新冠病毒秩序”的框架規劃，一手“救命”，一手“救秩序”。基辛格認同全球合作抗疫的必要性，但政策建議中顯著凸顯了美國的領導角色。

基辛格沒有參與對美國政府抗疫表現的直接評價，而是體現出一定的肯定立場與規範期待。在美國的“新時代秩序”規劃中，基辛格認為需要從三個領域切入：控製病毒傳染；促進經濟複蘇；捍衛自由國際秩序。基辛格提出了一種美國式的“不忘初心”：啟蒙價值觀的回溯與堅守。啟蒙價值觀建立在對歐洲早期現代之開明專製與重商主義的曆史經驗反思重構基礎上，以“築牆城邦”（walled
city）為意象和起點，但全球化收縮到“築牆城邦”必然危及自由國際秩序和美國領導權，也將導致全球抗疫失敗與混亂。基辛格文章中充滿憂患意識，盡管並未顯露出直接的批評。文章最後提出了一個“美國新紀元”的挑戰性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帶來了美國治下的和平與自由國際秩序延續至今，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考驗是否會給美國“二次機會”創建新的世界秩序呢？

基辛格沒有清晰提示中國的競爭者角色，沒有深入批評特朗普主義，似乎是在向美國人民與政治領袖發出一個邀請和考驗：美國是否能夠“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聯係近日美國百名前政要與學者的“聯名公開信”對中美合作抗疫的有原則、有保留的呼籲，可以看出美國精英層對美國展現“抗疫領導權”的規範性期待，以及通過抗疫凝聚美國價值觀和世界影響力的“初心”與“使命”。他們對“中國責任”持保留觀察態度，對“美國領導權”持堅守立場。

事實上，美國抗疫的國內表現與全球領導力正處於嚴重的角色錯亂之中，美國媒體、民眾與盟友各國持續感受到特朗普主義的價值與決策損害，而中美的合作抗疫也是在“責任論”與“威脅論”中一波三折。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全球秩序變革，中國或許並未做好戰略、知識與製度上對稱性的競爭與接管準備，但美國的道義與責任衰退是不爭的事實。基辛格參與建構並念茲在茲的“自由國際秩序”及改良整合型的啟蒙價值觀，所遭受的最嚴重威脅並不來自於外部性的中國挑戰，而來自於美國自身，來自於特朗普主義對“另類美國”的詮釋與重構。

基辛格沒有注意到“兩個美國”的存在：建國時刻，是積極進取的“聯邦黨人美國”與故步自封的“反聯邦黨人美國”；內戰時刻，是“林肯（Abraham
Lincoln）理想主義”的美國和南方奴隸製的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新政時刻，是威爾遜（Thomas
Wilson）-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自由國際主義的美國與傳統孤立主義的美國。美國的主流立國精神，經過“聯邦黨人-林肯-威爾遜-羅斯福”的接力建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基本定型。一個理想主義的美國以民主和自由國際法對“築牆城邦”（歐式主權體係）進行了規範性批判與超越，建立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國際秩序，也就是作為基辛格核心理想的國際秩序類型。

但另一個美國的力量從來不可小覷，從反聯邦黨人到南部種族主義到孤立主義一脈相承，在美國體係內長期存在並尋求政治抗爭與突破。美國有實用主義與自私自利的強大社會傳統，這一傳統對美國在全球的道義責任與帝國價值觀構成嚴重的威脅。2016年特朗普與希拉裏（Hillary
Clinton）的競選不是簡單的國內政黨輪替，而是“兩個美國”的世界曆史競爭，是美國全球主義與逆全球主義（美國優先）的路線之爭。特朗普當選及其內政外交的結構轉型，決定了美國在本次抗疫中的基本價值觀與政策立場。

特朗普決心帶領美國“逆全球化”而行，這與英國脫歐有些類似。(AP)

以此觀之，基辛格對美國“領導者角色”的規範性期待可能是一場無法圓滿的精英迷夢。基辛格意識到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結束舊秩序、開啟新秩序，但他仍然主要將新秩序寄托於美國當局的道德擔當與秩序創造力。他也意識到這一場美國領導力的空前挑戰可能導致美國失敗，而失敗的結果就是全球性的水深火熱。基辛格的“新秩序”其實並不“新穎”，而是對“自由國際秩序”的重溫和呼籲，是對美國政府道德與管治責任的隱含批評與回歸期待。但基辛格的規範議程也許並不能引起特朗普團隊的興趣，相反，新冠肺炎疫情塑造的可能隻是一個更加不受牽製的美國“超級總統”以及更加無規則和理性可循的“無序世界”。

美國正在以一種遠離“自由國際秩序”的方式加快其“美國優先”的民族主義建構進程，在美國與世界之間建立一堵製度“高牆”，使美國退縮為啟蒙早期的“築牆城邦”。作為特朗普政績工程的南部邊境隔離牆不過是新版“美國夢”的一個縮影，一個帝國衰弱後的疲憊歸鄉意象。全球化的美國時代走向終結，“美國”不再“美”，而隻是“國”。這不是基辛格的“美國夢”，不是其文章中呼籲的“自由國際秩序”與自由美國，而是特朗普的“美國夢”，是美國的孤僻自我、異度空間與另一種曆史政治存在方式。

總之，基辛格的“自由國際主義”夢想是美國建製規範主義的代表性聲音，很難成為美國政治共識與政策指導思想。基辛格未能透徹理解特朗普主義所代表的“另一個美國”，更未能突破自身思想局限而理解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國角色的文明內涵與世界秩序構成性意義，從而既難以逆轉美國優先的民族主義內卷化進程，也難以正確評估和應對中國在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決定性崛起與秩序塑造能力。正確理解和接受中國與所謂“自由國際主義”的交疊共識以及中國對全球治理秩序的改革塑造能力，是這一秩序理想“非美國化”而繼續維係的關鍵指標。

四、正麵責任論：中國抗疫的內外優勢

中國應對疫情的體製模式與具體治理方式具有自身的價值正當性與技術優勢：黨的領導提供了應對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組織與動員力優勢，有助於克服法理官僚製的部門主義及地方主義弊端；全麵依法治國框架下的新治理體係逐步形成法治與規範治理的整體有機協調能力；以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抗疫人權價值觀排除了“群體免疫”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資本本位”的資產階級公共治理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為本，保障人權；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理念的新時代全球治理觀提供了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各國合作抗疫的共享價值，奠定了中國對外抗疫援助的規範性哲學基礎。

討論與中國相關的疫情防控政府責任或體製責任，必須具有動態、比較與全球競爭的視野，合理分殊論辯層次，立足事實與法律，在論理與實踐中贏得輿論戰，重構話語權。其一，中國國家治理整體上處於從維穩控製型體係向精細法治型體係轉變之中，在維持基本政治安全與權力集中的條件下，中國正在開展一場包括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及問責製等規範要素在內的新治理實驗，但其轉型難度不小，新舊製度的協調與整合還在調適演變之中，需要以我為主、有序改革。

中國與歐洲合作推動全球多邊主義正常發展，圖為2020年9月1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左)與德國外交部長海科·馬斯（Heiko
Maas）在柏林會晤。(AP)

其二，中國在疫情早期因客觀原因對新病毒性質、傳播規律與傳染危害性認知不足，科學判斷與政治決策存在一定的時間滯後性，且封城管控對經濟社會損害極大，這對每一個政府包括西方政府都是嚴峻挑戰，責任論辯必須將客觀決策難度納入其中，不能做事後諸葛亮。

其三，疫情治理上，中央數次派出專家組、監察指導組進駐一線並集中中國全國力量支援武漢，控製疫情，為全球防疫贏得寶貴時間，甚至早於2020年1月3日向美國通報有關疫情信息，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疫情失控主要是自身的政府責任以及市民社會自由習慣造成的，是其自身體製與社會生活方式反思改進的問題，與中國責任基本無關。

其四，中國在疫情發生的始終都與世界衛生組織保持充分的信息溝通與製度性合作，第一時間完成病毒基因組測序、公開分享及保持與世界各國尤其是醫學同行的研究性合作，在疫情全球擴展中更是克服國內重重困難提供力所能及的對外援助，體現了中國遵守衛生國際法義務及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正當作為。

其五，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政府應對首發之大規模疫情的總體製度反應能力與協調力是值得肯定的，相對超過西方許多政府的應對能力，甚至在西方知識界引發了關於抗疫“中國模式”及其製度優勢的討論，簡單的“民主/專製”二分法標簽已然不適用評價中國的抗疫表現，也無法阻擋中國抗疫成功、有序對外援助及國際社會對中國體製與具體製度的更高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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