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台後，會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在結構上做全麵調整，這已是毫無疑義的了。但是，所有關心那地區的人和利益相關的國家，特別是中國更關心的是，今後的中美關係到底能走多遠，因為這個問題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前途，更關係到地區是否穩定和繁榮。
拜登入主白宮意味著建製派回來了
拜登在11月23日公布6位重要國安和外交內閣成員名單，其中準國務卿布林肯、準總統氣候特使克裏、準國安顧問蘇利文等都是奧巴馬時代的老麵孔。給人似乎有一種當年的建製派（establishment）回來了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同時也給中國以及其他周邊國家帶來了“歡樂和憂愁”。
但拜登今後對華政策到底會如何，值得認真地探討。
判斷拜登中國政策的基礎和關鍵
準確判斷拜登政府今後的中國政策走向，無外乎要從如下幾個方麵出發。一是拜登自己的政治軌跡，他以前在政府任職期間特別是在任副總統期間對中國以及周圍地區的態度與發表的言論。這裏也包括了他挑選的政府內閣成員在以前的有關中國的政治軌跡。二是拜登以及卡瑪拉·哈裏斯（Kamala
Harris）在競選期間對中國發表的言論。三是民主黨作為一個整體對中國特別是中共的看法。而這從民主黨的相關文件中能探測出來。
四是拜登以及未來內閣對特朗普現有的中國政策的評估。
從如上所說三方麵出發，有兩個問題顯然決定了未來的拜登政府各方麵將對中國采取的具體措施。首先一個問題是，中國到底是什麽，也就是說，美國應該如何給目前已經崛起的中國定義？
顯然，特朗普執政四年，已經把中共領導的中國作為“戰略敵人”來看待。
而拜登則不同。除了意識形態方麵中國是對手，拜登更主要的是把中國看成是戰略競爭者。而在在有些問題上，則是合作夥伴。拜登認為，雖然美國的主要關注點（經濟技術軍事）必須是與中國競爭，但在氣候變化、全球公共健康和核不擴散等領域與北京合作至關重要。
第二個問題，中國與俄羅斯之間，二者尤其是在軍事上誰更是美國的威脅？
盡管拜登在競選期間也多次抨擊中國，稱習近平為“惡棍”(thug)，今年4月，他還為《外交政策》撰文，指美國必須以“強硬手段”應對中國，但他這些表述，時常被人看成是競選語言。從內心上來說，他更強調重新啟動一個積極有效的中國政策，強調俄羅斯的軍事威脅，他以及他的副手哈裏斯在這一問題上看法，使得不少觀察者擔心，他們依然在年老過時的基辛格的思維範圍內。盡管拜登提名擔任國務卿一職的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年9月在CBS的訪談上表示，中國對美國構成“最大的挑戰”。他說：“我們都認識到，中國對我們構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戰，可以說是我們在經濟上、技術上、軍事上，甚至外交上所麵臨的來自另一個國家（即中國-筆者注）的最大挑戰“。但同時，他又指出美國政策應該以製俄為主。
另外，43歲的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作為民主黨內公認的外交智囊和政治”新星“，同時又是被拜登提名當國家安全顧問對中國的看法，也跟拜登與哈裏斯相近。沙利文2017接受華爾街日報的采訪時反對“遏製”共產中國，主張走一條中間道路“以一種符合開放、公平、基於規則的區域秩序的方式鼓勵中國的崛起”，
甚至是”創造一個更有利於中國和平和積極崛起的環境“。
如果要把上麵沙利文的言論以及其拜登哈裏斯在競選中的一些言論理解成對中國威脅一種中性化的努力，但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在國外的不少中國持不同意見者，如此一致地甚至有點瘋狂地支持特朗普，以至幾乎是無條件接受對他在大選以來的各種陰謀論和翻牌的努力。當然，拜登以前的軌跡，即在其當副總統期間，對習近平的友好的評價和民主黨當初對中國的那種參與（engagenment）政策也是造成他們的不安的原因。
未來中國政策的概貌
當然，心平氣和地看，拜登今後的中國政策畢竟會有別於奧巴馬的那種對中國的寬鬆。畢竟，當今習近平領導的中國跟奧巴馬執政時期的中國大不一樣。
對應來說，拜登的中國政策在下麵幾個方麵已經有棱有角。
在經濟方麵，拜登的經濟外交政策肯定會比特朗普來的更透明更有預測性，同時也會更”軟中有硬”。
他由於在執政前期由於病疫問題以及其他問題，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內事務上，而無暇顧及調整對特朗普的關稅等一係列貿易問題的政策。但對一個試圖構建自己區域經濟領導者的中國，拜登的態度很明確：美國必須與全球其他民主政體聯手，在全球貿易政策上形成聯合陣線，迫使中國遵守自由經濟的規則。邏輯上來說，美國會考慮加入CPTPP的可能性，但是這在短期甚至中期內技術上很難實現。至於到底能在何種程度上讓北京按其規則辦事，也是個未知數。特朗普無法影響對中國內部的經濟結構（如國企的特殊地位）作本質性改變，拜登也是如此。
有一點是肯定，中美在經濟來往中有很大緩和，這將有利於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企業，也將稍有利於中國的出口。
在技術領域，有足夠理由可以認為，拜登政府將跟中國保持激烈競爭狀態。布林肯在不久前說過，拜登擔心中國利用科技來加強國家的控製，並稱”世界已分成民主技術和獨裁及技術。“
可以推斷，為了保持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的領先，美國對華的競爭政策和措施非但不會回轉，甚至可能更強化。偷技術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高等技術人員之間的交流，肯定要難於奧巴馬時期。
在軍事和安全方麵，迄今為止的拜登給人是一種尚不明確的甚至是矛盾的信號。如果按照他以前執政期間的軌跡，一般估計他在中國周圍地區的安全政策會比特朗普的更寬鬆或者更模糊。這也是使周圍一些國家如日本、南韓以及越南擔憂的地方。
一方麵，我們看到拜登傾向於讓米歇爾·弗洛諾(Michele Flournoy)提名為國防部長 （Secretary of
Defense）。後者在今年六月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雜誌上發表文章，聲稱要在72小時內摧毀中國海上軍艦和潛水艇，以挫敗中共在南海的常規威懾能力。但正是由於其過強的鷹派色彩，顯然使其提名在民主黨內遭到了阻力。盡管如此，可以想象，美國的新政府在南海地區會比特朗普政府同樣或者更努力地與盟國協調，保證自由航行的以及美國在那裏的有效存在。
至於在人權方麵，拜登政府肯定會比特朗普政府更積極地關心中國的一係列問題（新疆、香港、西藏等）。但是，筆者認為，鑒於中國政府已經把所有這些問題看成是內政，香港的特殊的獨立地位在政治、法律上已大大減弱，拜登政府的呼籲和批評，很難能產生什麽樣的效用。
在文化交流方麵，特朗普對留學生的政策將得到修正。美國依然是中國年輕人最向往的學習的地方。但同時，拜登政府一定會考慮在個別關鍵的技術學科對中國有所限製。
台灣- 一個很大的未知數
如果說，拜登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政策以及軍事平衡不亞於特朗普，盡管在表述和對中國溝通中語言要中性的多，那麽，他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就可能顯得很矛盾。
眾所周知，在奧巴馬期間，美國政府對台灣實現的是典型的“戰略模糊”政策，即通常是指美國在假設中國武力犯台這個問題上，會保持模糊的策略。即反對中國用武力攻台，又提倡兩岸的交流，以維持和平。奧巴馬當初絕對不輕易觸犯中國的底線。拜登也曾經強調，賣給台灣再多武器都不能保證台灣的安全，台灣安全感的重要來源應該是兩岸充分的交流與溝通。
而特朗普則是明顯地在打破這個框架，盡管他在軍事方麵做了一些，但並不多。而更多是在一些外交行為和表述上。美國國務卿彭佩奧本月12日表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Taiwan
has not been part of China）,
並指美國曆屆政府皆遵循此原則。為了提高台灣的外交地位，以示美國的重視，特朗普特意安排了美國衛生部長以及美國海軍亞太情報總指揮官史達曼(Michael
William Studeman) 訪台。
拜登上台後，肯定會對中國做出一些緩和的姿態。但是在台灣上，到底如何處理，拜登心裏似乎還沒有一個譜。
一方麵，布林肯曾表示，在台灣問題上，拜登政府會“通過曝光北京試圖幹預的努力”，加強對台灣民主的防禦。這似乎是對台灣的安慰。
而另一方麵，台灣當局對當年希拉裏當國務卿時對台灣的態度記憶猶新。維基解密
(Wikileaks)揭露，希拉裏曾經受到她的助手沙利文的一個郵件。沙利文在當時轉發一篇名叫保爾·卡鈉（Paul
Kane）在華盛頓郵報登載的一篇文章。卡鈉在其文章提議美國政府可以用放棄台灣而換取中國撤銷當初要美國償還的1.1兆美金的債務。希拉裏在給沙利文複件中寫道：
”我看了郵件，我想這是個很聰明的想法。
我們討論一下。我現在還有15分鍾時間“。希拉裏與沙利文是否討論而且這個討論是否又結果，這裏暫且不管，關鍵是這個當初是希拉裏助手的沙利文就是今天被拜登提名的國家安全顧問。
麵對著當今大陸中國在各方麵特別是軍事方麵對台灣不斷施壓，台灣當局在明年一月份起肯定會特別懷念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對拜登政府則是提心吊膽。如果今後美國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或者說勉強被動地做一些象征性的回應，台灣的命運則在拜登執政期將完全由對岸決定。
中國作好了兩手準備
中國政府對拜登是有兩手準備的。 一方麵，中國希望回歸到奧巴馬時代中美關係，盡管北京也知道，美國是很難回到四年前的地位。
但嚐試還是值得，所以，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傅瑩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紐約時報》發文說，中美兩國可以通過解決彼此關切的問題來發展某種“競爭加合作”的關係。記得習近平快要當上國家領袖去美國的作了一次熱身訪問。在會見美國領導人包括拜登時，他重複地強調了，“太平洋那麽大，可以容納中美兩國”，意思是雙方可以共贏共存。
這話從中國政府的角度來說，對今天的拜登政府依然有效。
但另一方麵，習也意識到拜登國內民眾以及兩黨的分裂狀態，但也清楚兩黨在中國問題上的一致性，因此，他也作好了最壞的準備。
而最近對第十四個五年計劃以及2035年遠景目標的討論，實際是基於一個部分脫鉤了的美國的前提下進行的。
未來的幾種可能性
第一種情景：中美關係在拜登進入白宮後肯定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這在2021年將會在貿易、文化交流逐漸體現出來。
雙方政府間的交流也將明顯頻繁起來。 但是，美國是否真正能全麵地在技術上、甚至軍事占據高地，還有待時間證明。
對亞太地區來說，拜登時期的安全問題上未知數大於特朗普時期，特別是在他執政的前期，基於特朗普陣營的壓力，他將更著重恢複國內經濟、對中共保持以往的壓力。但無法對局勢做一個有利於民主國家的根本改觀。
而在中國這方麵，成功地區貿易政策，疫苗外交，將有利於北京強化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並繼續深化其一帶一路的戰略。
中方期待的是，在拜登執政的中期，能實現“雙方擱置”。即美國擱置在我們新疆、西藏、台灣、香港的議題上的這些政策的批評和懲罰措施。中方則在南海與台海問題上退讓一些，也就是，中國的軍機軍艦繞台，可以暫緩，以示雙方釋放的善意。
北京想象的交易是否能成，大有問號在。即便拜登政府在執政中期能在亞太地區積極發揮作用，那麽南海的緊張局麵或許得到緩和。但在台灣問題上，頂多隻能暫時拖延習近平對台的“采取武力行動”的步伐，但無法真正建立與北京在台灣問題上的風險管理機製。拜登的第一執政期隻能被看成是一個過渡時期。
真正的大戲需4-5年後才能展開。
第二種情景將會是更悲觀。
亞太地區國家將麵臨的是一個“以老賣老”的拜登政府，即基本上依照以前的思路來構置亞太政策和中國政策。這在拜登競選發言中已經有所體現。更有甚者，拜登會繼承奧巴馬“光說不做”或“說的多，做得少”不良習氣。最終，美國的領導的智慧無法與中國政治精英的精明
（intellectual acumen）來配對，從而造成美國在亞太勢力大大削弱。 競選中做的許諾，將無法兌現。
台灣的政府最終隻能自找出路。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拜登執政下的中國政策：誰家歡樂誰家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