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擊疫情之後，那些不被承認的“野生”誌願者

方艙醫院陸續休艙那段時間，新增確診病例數持續走低，幾個誌願者在臨街民居的二樓吃了頓飯。酒後的深夜，幾個人在空蕩蕩的街道上大哭大喊，“我們為武漢拚過命”。

當武漢成功抗擊新冠疫情後，這一群“野生”誌願者由於未在社區正式注冊，而始終無法得到官方的承認和肯定。至今也沒有媒體和機構統計人數和組織數目，沒人知道這些原本獨立的“補丁”是如何一片片綴成城市安全網。

12月14日，武漢落雪的次日，瀟瀟在茶室裏燒熱一壺開水，燙出幾隻杯子。茶室是她工作室的一間，飄窗上放著罐裝和盒裝的茶葉，她挑了單樅，野茶，樣子不好看，泡開有股花香。

這座城市解封已經250天，但瀟瀟關閉了大半年的裝修工作室才剛解封。以往有7個員工，現在隻剩她一個人，既做銷售又做售後、設計、後勤。每月一萬多的開支，靠著老客戶的訂單才能撐下去。

工作室多數時候是冷清的，茶室卻時不時地熱鬧一陣。瀟瀟手中這一泡野茶是給“野生”誌願者的——那些在疫情期間一起“為武漢拚過命”的朋友們時不時來拜訪，和她年齡相仿的珊珊甚至有個專座和專屬的天青色茶碗。

在這間茶室裏，他們聊行業經濟，聊父母孩子、蘿卜白菜，唯獨封城的76天幾乎絕口不提。“就像是做了一場大夢，醒來了，生活就該繼續了”，瀟瀟說。

但她的“戰友”，50歲的大象卻並不這麽想。他總希望“野生”誌願者們的76天被記住——在發現官方無法出具證書後，他托朋友籌措資金，請某大學生創業團隊設計、燒製了屬於“野生”誌願者們的紀念品。

在茶室裏，他打開牛皮紙盒，把這個白色小瓷人立在飄窗邊。它30厘米高，全身罩著防護服，眼睛上有護目鏡，右手舉起，做著宣誓的動作，底座上寫著“2020新冠疫情逆行者紀念”。

它不代表任何人和機構，隻是證明這一場大夢曾存在過。

▌“我們為武漢拚過命”

大象，朋友們叫他“象哥”，而瀟瀟叫他“象爹爹”。他沒當過兵，但因為商業探險和戶外拓展的職業而總是穿著黑灰或軍綠的迷彩服，開一輛軍綠色吉普。封城的76天裏，這輛吉普車是城市的渡船，瀟瀟提及一件小事——他往倉庫運送物資，自己戴個粉紅的一次性醫用口罩，打開後備箱，運來的是幾箱醫用N95口罩。

12年前，大象參與過汶川震後救援。離開時，帶走唯一紀念是一件白色紅領的翻領T恤衫，棉麻的，胸前一個小紅圈，裏麵寫著“抗震救災”四個字。大象拿它先當夏裝，再當內衣，穿了又穿，衣服慢慢變得寬鬆又皺巴，不知什麽時候丟掉了。

今年3月，當有其他誌願者來問，“象哥，我們能不能有個誌願者證書”的時候，大象想起當年的遺憾。“以後擺在家裏，兒孫都能知道我做了什麽。”一個叫老狼的誌願者說。彼時，方艙醫院陸續休艙，新增確診病例數持續走低，幾個誌願者在臨街民居的二樓吃了頓飯。酒後的深夜，幾個人在空蕩蕩的街道上大哭大喊，“我們為武漢拚過命”。

▲ 大象的車窗前放著曾用過的護目鏡，車裏掛的護身符也是疫情中的受助者所贈。

拚命的證據，往大裏說，散落在這座城市的每個角落；往小裏說，可以是一個黃色鏡腿的護目鏡。那是紀錄片《在武漢》的導演張悅在跟拍時送給大象的，後來疫情結束了，不用了，他摘下來放在車窗前，“也不知道哪天還能用得上。”

每每說起“在疫情期間的主要工作”這個話題，大象們總會出現短暫的遲疑——他們沒有上級和下屬，求助與交接、認領發生在幾十上百個微信群裏。而在當時，對於這些城市孤島間的擺渡人來說，每一個需求都有不得不被滿足的理由。

“我這裏誌願者兩名，吉普車一輛，可以運送醫護人員上班下班，運送以及搬運醫療救護物資（後排可以坐三名醫護人員，座位倒下可以有兩平方米的空間），不計報酬，不論生死。”封城第二天，大象與另外一名從事戶外探險的朋友加入了護送醫務人員上下班的隊伍。這是他在醫護人員接送群裏發出第一條信息。

消息不斷擴散，電話很快打進來——走路上下班要4個小時的護士需要接送；一個母親去世、父親感染的女孩需要一台冰箱儲存免疫球蛋白；一個患了腎病的19歲男孩需要去醫院透析。電話那頭的聲音有時煩躁，有時帶著哭腔，其中一位老人讓他記憶尤為深刻，“聲音聽起來不像是在人間，像是個天外人”。

那是一位醫生的父親。醫生在一線，輾轉托付大象將一台製氧機帶給家中疑似感染的老人。大象開車繞過架起路障的街道和雜亂的垃圾堆，把製氧機放在電梯左手邊的老人家門口，又在上麵放了一箱蘋果，一袋蔬菜。“你的兒子值得人尊敬，如果有什麽需要的話，可以繼續找我”，他在紙條上留下幾行字，寫下電話。

下樓之後，他打電話給老人，詢問東西是否收到。“他說，嗯，好，對，收到了，謝謝，再見，”沒有急躁或者感動，平淡得像是收到了一個打錯的電話，“就像是已經放棄了。”

大象在地震時做過救援誌願者，探險時帶人攀雪山、穿沙漠，腿摔骨折了也沒掉過淚，但武漢的狀況殘酷過野外。

他從自家民宿的房梁上取下一麵紅旗綁在吉普車車尾，希望“紅色能辟邪”。彼時，一個又一個的求助電話把他在三鎮之間調來調去，有時眼看著紅燈，但刷一下就開過去了；有時等紅燈時盯著群裏的求助信息，後車鳴一聲笛，他才恍惚抬頭，繼續出發，“腦袋全是懵的”。還有一次開在路上，恍恍惚惚注意到路兩邊豎起藍色的鋼板，他猛然心裏一緊，“媽的，是華南海鮮市場”。

▲ 大象在深夜接送醫護人員。 © 受訪者供圖

當大象們在路上奔波時，瀟瀟的工作就是籌措物資——她最初不過是掃了朋友圈的二維碼，接下來，一個又一個的誌願者群拉她進去。後來一群素未謀麵的人建成一個新群，有人找到一家騰空的房屋中介門店，將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物資通過私家車，源源不斷地送到這裏。

民間倉庫的成立，彌補了當時紅十字會倉庫運轉的瑕疵。“野生”誌願者李明告訴全現在，他所在的公司為不同醫院籌措了大量醫療物資，但當時所有捐贈物資必須先運往紅十字會。這些物資遲遲不到位，他隻好在一個地下停車場成立了民間倉庫，自己負責籌措、對接。

在2月3日《北京青年報》的報道裏，“物資源源不斷地運送進來，但1月31日，越來越多呈現在人們眼前的，卻是武漢若幹定點醫院物資領取困難的消息”，一位倉庫裏的誌願者說，“我們知道倉庫裏有東西，能不能你們向上麵匯報，快點分下去，紅十字會就說這份職責不在我們這兒，我們沒有權力做這個事。”在上述采訪結束時，這位誌願者說，“已經將自己誌願者工作的重心，從紅十字會的接線員轉移到了為民間慈善組織運輸物資上。”

直到2月1日，武漢市紅十字會才做出調整：境內外單位或個人如有定向捐贈醫院，可直接與定向捐贈醫療機構對接，確認後可直接將物資發往受捐單位。

在《南方周末》2月10日對“野生”誌願者的報道裏，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說，由於誌願機製不同於行政體製的強製性、統一性、官僚性，而具有多元、靈活、及時、直接、細化的特點，是與行政體製不同的另一種資源配置機製。

▌“你不是小姐姐，是媽媽呀”

大象無法像學者一樣，用專業的語言解釋“野生”誌願者和“官方認證”誌願者的區別，但他努力想證明自己和朋友們曾“為武漢拚過命”——他看新聞，電視裏中國誌願者協會的一位領導正在講話，就發信息給張悅，詢問對方能否聯係到這個機構；他想起一位在公益組織工作的朋友，就拜托對方去詢問武漢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員。消息發出去，收到的隻有“抱歉”，“誌願者都是注冊審核後登記，”兩位朋友都無法提供幫助。

武漢市社區誌願者協會給出了類似答案。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全現在，他們認可的誌願者，必須是現在社區登記、注冊，擁有社區誌願者的身份，才能記錄服務時長，獲得認證，“就像你在醫院掛號再看病一樣，有了合法身份才能獲得服務記錄。”

而武漢市青年誌願者協會的工作人員則建議到相關的獲贈單位開具證明，“我們的每一個誌願者都是有記錄的，參與活動的時間、服務的項目、報銷，全都有台賬可查。”

但對“野生”誌願者來說，籌措物資和捐贈都未經過上述係統，“官方查賬”自然無從談起。

不過，為了避嫌，除了對親近可信的親友，瀟瀟從不接受任何現金和轉賬。她會把捐現金的人和賣物資的人拉到同一個群，她隻見證交易與捐贈。一位在銀行工作的誌願者承擔了庫管的工作，負責收貨和出貨。

大象則通過手機相冊和收到的單據記錄物資流向——給金地格林、龍井和北華社區的防護服、口罩和護目鏡；給廣水第一醫院和福建省救援隊的物資和給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300斤橘子；還有更為零碎的，一個女孩的母親患癌症，需要兩套防護服去醫院做衝洗治療；另一個十幾歲的女孩，母親和舅舅在醫院陪床，大象就送去兩套防護服和護目鏡，還有4個N95口罩。

▲ 大象在深夜往醫院運送物資。 © 受訪者供圖

防疫政策帶來的需求像潮水一樣推著誌願者們往前走。瀟瀟記得，小區實施封閉管理幾天後，她在樓下看到一位拖著防水布拖車的奶奶，後者說了幾句話，就癟著嘴要哭出來，“家裏沒菜還行，但現在已經沒米了，再不讓買，老兩口就要餓死了。”

瀟瀟趕緊上樓——幾乎把冰箱掏空，用紅菜苔，泥蒿，萵苣和花菜，再加上5公斤的一袋大米塞滿老人的拖車。老人掏出花布小錢包，抽出一疊10元錢遞給她，瀟瀟沒要錢，把自己的電話號碼給她留下了。從這天開始，瀟瀟又開始募捐米、菜，79個社區的民間誌願者們為她搜集起5800個獨居老人的名單，送菜分文不取。

後來，社區工作者開始解決獨居老人們的食物來源問題，瀟瀟和其他誌願者就將手中的名單交給他們，結束了捐贈。

對於民間誌願者留下的照片與捐贈記錄，社區誌願者協會的工作人員持有更冷靜的態度，“疫情期間魚龍混雜，我們怎麽認定這些是誌願活動，而沒有獲利呢？”她舉出社區代購物品的例子，“有些人想要‘疫情防控最美誌願者’的榮譽，但到了社區一問，他們確實幫老人買菜了，但卻收過代購的手續費，這怎麽算是誌願者？”

而在武漢市青年誌願者協會，表彰上報早在4月份就結束了，即便是補齊了相關的證明與材料，也隻能在係統裏獲得一份誌願服務的記錄。

對於官方誌願者，媒體上有著更為詳細的記錄。根據《湖北日報》的報道，“武漢‘誌願服務關愛行動’招募通知發出一周多時間，報名的誌願者超過7萬人”；《中國青年報》報道，“武漢共青團的發動和組織下，先後有兩萬餘名青年誌願者挺身而出。8月26日，中宣部和中央文明辦表彰了100名疫情防控“最美誌願者”，10月23日，共青團中央和中國青年誌願者協會表彰了295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青年誌願服務先進個人”。

電視劇《最美逆行者》拍下了他們的事跡——一位接送醫護人員、為醫院送盒飯的青年司機，在與醫生出現誤會後，亮出自己的紅袖標：“這怪我，兩次都沒有正確佩戴誌願者標誌。”

至於“野生”誌願者，則至今沒有媒體和機構統計人數和組織數目，沒人知道這些原本獨立的“補丁”是如何一片片綴成城市安全網。直到最近，大象才成為央視一部紀錄電影裏的角色。

更多時候，大象們是新聞和曆史裏的片段。一二月份的報道裏，一些誌願者組織的名字短暫地出現——大象救援隊、代表月亮消滅病毒、8090車隊、向日葵等。《在武漢》也記錄了其中部分人的身影，包括大象和瀟瀟。疫情結束後，大象與朋友們簽下的五份“生死書”被收藏進了湖北省博物館，“代表月亮消滅病毒”一張簽滿名字的旗幟則被收進地標展覽館——武漢客廳的專題展覽。

這一年，瀟瀟幾次拒絕了媒體采訪。隻有一次，《在武漢》劇組跟拍大象時，遠遠地拍到了她。鏡頭裏，大象把藥和蔬菜裝在袋子裏，放在路邊長凳上，坐回車裏；瀟瀟穿著紅色白邊的披風出現，遠遠地招了招手。

▲ 為獨居老人門口留下食材之後，瀟瀟敲敲門就會走遠，很多拿到食材的老人並不知道她是誰。

後來，瀟瀟的女兒看到了這個片段，也看到了彈幕裏刷過的“小姐姐”，她很開心，“我要去彈幕裏讓別人都知道你是我媽媽——你不是小姐姐，是媽媽呀。”

▌“精神滿足”

紀錄片《在武漢》2月底播出，某大學生創業團隊的成員張燎在裏麵認出了大象——他們曾在一場活動裏相識，此前聯係不算密切。他在武漢讀了十幾年書，總想為這座城市做點什麽，就聯係了大象。大象說，他希望自己籌款，為朋友們做個紀念品。

張燎想到了奧斯卡獎小金人。以此為原型，他設計出了身穿防護服的小瓷人，它站在白色的方型底座上，右手握拳做宣誓狀，左腳向前邁出一步，防護服像所有曾在一線的人一樣寫了名字，“逆行者”。還有一個圓形獎牌，上麵是一張戴著防護服帽子、口罩和護目鏡的正臉照，細細的眼睛顯示人物原型是大象。

小瓷人的初稿建模以男性誌願者的照片為原型，但張燎從頭到腳做了調整：防護服的設計更加貼身，戴著帽子的後腦勺更飽滿，眼部、臀部和胸部的線條更柔和，肩膀也改窄了一些。

“這是更加中性的設計，帽子鼓起來，或許是因為塞著長發，肩部、胸部、襠部和臀部都削減了性別特征。”張燎告訴全現在，女性醫護人員被剃光頭時的眼淚，過於寬大、不合身的防護服都讓他難過，因此他希望無論男女，每一個誌願者都能在這個小瓷人的身上看見自己。

“這個事情激起我心裏的勁，像回到當時和他們一起戰鬥一樣，”張燎說，彼時學校尚未開放，各地的陶瓷工廠也未開工，隻有福建的廠子剛剛複工，他用獎學金墊付了打樣、設計、物料、包裝等費用，做出不到20個。他將整套的小瓷人與獎牌寄給鍾南山、李蘭娟和張伯禮三位院士。後來，他與團隊成員到廣州專程拜訪過鍾南山，小瓷人就擺在書桌上，一眼就能看得到。

但另一邊，負責籌款的大象卻遲遲沒有動靜。從4月初在朋友圈發出小瓷人的設計圖後，他一筆錢都沒有籌到。

瀟瀟受大象之托，問了疫情期間捐過物資的企業和個人，其中不乏大手筆的大公司——某個公司在疫情期間捐贈的醫療物資和食品價值17萬元，但沒有一個企業願意捐錢。“表彰難道不是官方該做的事情嗎？”有人問。

“有個人跟我說，瀟瀟我非常信任你，也認可你在疫情裏做的事情。如果讓我給幾百個老人捐贈吃喝，那就算沒辦法我也會去想辦法，但給誌願者紀念品，我沒法做到。”瀟瀟向全現在轉述，“這種精神上的需求不迫切，我沒辦法滿足。”

被拒絕過幾次後，瀟瀟也感到愧疚和猶豫，“那個時候疫情平穩了，經濟還不樂觀，有個醫療耗材企業連去年一半的銷售額都沒有達到——就好像是人家沒有吃飽飯，我就已經開始追求精神上的滿足了。”

她沒再堅持，放棄了“化緣”。

7月下旬，張悅在微信上找到武漢皇冠蛋糕店的老板王秀梅，“做總比不做好，能讓一個誌願者收到鼓勵而不是寒心就仍有意義，”他對王秀梅說。

“給我賬號，大概多少錢？”王秀梅幹脆地問，後來直接捐助了6萬元。她也是疫情期間的捐贈者，曾為火神山項目捐贈了1000份麵包。

▲ “代表月亮消滅病毒”的旗幟在武漢客廳展覽。 © 受訪者供圖

這筆錢讓中斷的“逆行者”計劃繼續，並在11月底舉行了頒獎典禮。大象本以為不會有太多人，但出席的“野生”誌願者們坐滿了現場的大堂，開場視頻裏空蕩蕩的街道、泛著光亮的小瓷人讓不少參與者落淚。悶熱卻能帶來些許安心的防護服、口罩和護目鏡；工人用藍色礦石染料花費半個小時畫上去的藍色線條；寫在防護服背後的“逆行者”，每一個元素都是過去時光的明證。

幾乎每一位曾經的“野生”誌願者都表達出對小瓷人的喜愛，但他們都會說，自己並不想爭取這份榮譽——半年多來，大象隻在3月時聽到幾個朋友私下表露過委婉的遺憾。“那些都過去了，人該往前看”，瀟瀟說，“當時做誌願者，是為了緩和封城之後的慌亂——當時真正做點什麽事情，我就不哭了。那個時候心態上的平和就已經是回報了。”

“我不是為了得到榮譽證書或者要點獎勵，我從來沒有這種想法”，另一個誌願者說。但小瓷人對她來說並非全無意義，後來，她結識了一位曾在一線工作的醫生，將小瓷人轉贈給後者，“她比我更配得上這份紀念，”這位誌願者說。

▌忘與不忘

武漢的冬天又到了，上一個冬天還不相識的幾個人如今湊在一起喝茶。

瀟瀟把蘿卜切成小指粗細擺成一盤，紫的是紫美人，綠的叫青龍望月，蘿卜皮帶著點辛辣，正適合天涼了吃。天色暗下來，珊珊放下天青色的茶碗，去接兒子放學，大象和李明則留下吃晚飯。

瀟瀟到陽台上的小廚房做飯，冰箱裏凍著臘魚和臘鴨，前者清蒸，後者跟蘿卜一起燉湯，出鍋了放一把香菜和青蒜，素炒黃豆芽被戲稱是魚翅，而香菇是素鮑魚。她在一個小時裏變出5道有葷有素的菜，上桌前高聲宣布，這裏的規矩是主人做菜，男士洗碗。

瀟瀟戲稱茶室餐桌的談話是“比慘大會”。解封之後，生活的重壓並沒有放過他們，大象在江邊的拓展基地受洪水影響，半年未開，民宿也生意慘淡，李明的銷售業績遠不如去年；而她則父親、妹妹接連生病，收入也大減，直到最近還清上半年欠下的大半債務，才能喘口氣。

哪怕話題繞到了疫情，他們也更願意把故事講成段子。“當時有誌願者幫忙給獨居老人送菜。一開門，老人感動得跪下磕頭。誌願者一看慌了，馬上跪下對著磕頭，回頭他跟我說，怎麽像是拜堂一樣？”瀟瀟笑說。

李明則提起一批傷透了他的心的蔬菜：

“四川當時捐來一批菜，說是兒菜。我拿到後備箱，誰知道這批菜運了太久，已經臭得流水，我的車上幾天都彌漫著那個味道。

後來過了幾天，又有人叫我去運菜，我說我不要運兒菜，對方說沒關係，是娃娃菜。等拖到車上，我聞著車裏的味道——還是兒菜。

下次再有人要我運菜，我就說不要兒菜，不要娃娃菜。這一次，對方跟我說，運的是新鮮榨菜——放到車上，居然還是兒菜。”

連著運了三次兒菜之後，味道在他的車裏久久不散，李明做出最後的努力——在車裏噴了香水，“結果，又香又臭，那個味道啊，要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拿來當化學武器。”

“人們知不知道我做過的事情，其實早就不重要了”，趁大象和李明去刷碗，瀟瀟又衝出一泡紅茶，她說，自己疫情之後多了不少可信任的朋友。李明和瀟瀟都給大象送過口罩和防護服，大象則回報以護目鏡；而大象在瀟瀟發燒、咳嗽的時候找遍了媒體記者，給社區打了十幾通電話，把她送到醫院——他們時常半開玩笑地對彼此說，“你救過我一條命。”

至於疫情到底在自己心裏留下了怎樣的烙印，瀟瀟一時也說不清。她以為那些故事早就翻篇了，可前幾天在武漢火車站看見穿著防護服的人，眼淚無知無覺地就流下來。哭了一會，她擦擦眼淚笑一笑，“這是幹嘛，這怎麽這麽脆弱了？”

她看看窗邊舉著右拳的小瓷人——這是大象下午剛剛擺上去的。她把小瓷人收進盒子，放進衣帽間的櫃子裏，“它隻要在那裏就好了，但是看著，心裏就好難受——但你不要告訴象爹爹。”

（原標題為《新冠一周年，那些不被承認的“野生”誌願者》，為保護采訪對象隱私，文中瀟瀟、珊珊、李明、張燎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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