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晚上，吃完一碗大盤雞後，苗紅濤向麵館老板任山虎提出：他和幾個回不了家的外賣騎手，能不能在這裏預定一個年夜飯？“都是五湖四海回不了家過年的，有啥菜就吃啥。”
“最後幾個小時營業，回家過年，請大家速來選購。”東辛店村一家雜貨鋪，吊掛在門口的喇叭重複播放著一段錄音。這天是2月4日，農曆臘月二十三，北方的“小年”，是準備年貨、祭灶的日子。而這家雜貨鋪，幾乎成了整個東辛店村“年味”最重的地方。
疫情在這個冬日卷土重來，各地驟然收緊的防控給原計劃返鄉過春節的人們畫了個圈，將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圈在了原地。
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崔各莊鄉的東辛店村是北京典型的“倒掛村”，聚集了大量外來務工者。根據朝陽區政府2020年的資料，該地的戶籍人口僅有1167人，而流動人口則有22934人，“倒掛”比例達到1比19.7。綜合現居東辛店村的外來務工者的說法，村裏房租普遍在1000至1500元之間。
當地居民告訴全現在，大約自1月起，村口就設了“關卡”，進出都需要出入證，沒有出入證的則需要7天內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
村裏的建築以兩三層高的平房為主，外牆被漆成黃色，有的房子一層有五六戶，每戶都是獨立的出租房。臨近春節，村裏卻幾乎沒有店家在擺賣送禮食品、春聯等年貨，遍插的國旗，幾乎是村裏唯一的紅色來源。
“家裏哪有掛紅旗的，都是掛大紅燈籠啊”，65歲清潔工李雲華掏出手機，靠著垃圾車，對著村道一邊拍視頻，一邊打趣。她把視頻發在老家親友的微信群裏，告訴大家今年回不去了，答應的年飯也赴不了約了。
李雲華5年沒回家了。她是遼寧鞍山人，前些年在酒店做保潔，哪怕過年也隻有短短幾天假期。2020年，她成了東辛店村的清潔工，早早就計劃著換班回家過年，遠在老家的兒媳婦也給她買好了臘月二十八回家的火車票。聽說回去要隔離後，她和丈夫商量著把票退了，留守北京。
東辛店村插滿紅旗的村道
“老家年味比這強，（臘月）二十三可熱鬧了”，李雲華感慨。同村的幾個年齡相仿的清潔女工也圍了上來，彼此交換著記憶裏家鄉的年味——“大紅燈籠高高掛，年味就來了，小年就開始放鞭放炮了，哐哐哐”，“家家淘米壓麵做年糕，二十三要吃灶堂，還要送灶門爺上天！”
“要是沒疫情，肯定就回去了”。李雲華說。
“回鄉證”
2月4日中午，村道上，一個30歲上下的男人拖著銀色行李箱匆匆走過。路麵並不平坦，行李箱上掛著的吊牌隨著路麵起伏。近段時間，“做核酸了嗎”成為熟人碰麵時的口頭禪，緊隨的一句是“過年回家嗎”。小飯館裏，老板、客人和送貨師傅都在分享核酸檢測場所的信息，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儼然成了一紙“回鄉證”。
一名老家在黑龍江的客人結賬後，跟老板講起自己的糾結——過年到底要不要回家。根據他打聽到的信息，回家有可能被集中隔離。聽到“集中隔離”四字後，老板立刻建議，那就別回去，但客人補充說，也可能隻是居家。老板態度馬上轉變過來，表示“那回家待著就好”。
在東辛店村經營了15年鹵味小吃店的王芬告訴全現在，過去的半個月，東辛店村裏不少外來務工者都經曆過這種糾結。
1月20日國家衛健委發布消息，規定農村地區“返鄉後實行14天居家健康監測”、“期間不聚集、不流動，每7天開展一次核酸檢測”。但十一天後，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綜合組發布了“六不準”，不許地方政府在執行返鄉防疫政策時出現“層層加碼”、“一刀切”的問題，明文規定“不對返鄉人員實施集中和居家隔離措施”、“不對低風險地區跨省流動到城市的非重點人群進行核酸檢測”。王芬透露，最初的消息發布後，村裏不少外來務工者不打算回家了，看到政策變鬆，態度又再度翻轉。目前，有人已經回到老家，也有人像她一樣，還在觀望政策和疫情的變化。
東辛店村內的理發店，門口寫著“回家過年”
王芬老家在河北省燕郊鎮，開車隻需40多分鍾。她兩個孩子都在北京上學，一家四口都住在東辛店村。往年春節，她都會回家過，但她又覺得留在北京也關係不大，“在北京住了這麽久，這裏已經跟家差不多了”。
28歲的趙嬌生則屬於無論政策怎麽變，都必定要回家過年的人。妻子和9歲的兒子在山西老家，他每年至少要回家兩趟，放暑假時，妻子也會帶上兒子到北京來。一年下來，一家人共同生活的時間隻有三個月左右。
趙嬌生是外賣騎手，一天大約要工作十個小時。他打算在家留到農曆十五，好好陪著兒子。他告訴全現在自己的春節假期計劃：“吃吃喝喝玩玩樂樂，過個半個月，然後回來再掙錢。”東辛店村緊鄰望京，後者是商業寫字樓的集聚區，對外賣需求大，東辛店村也因此吸引了不少外賣騎手落腳。
出租屋平房的過道和村裏的空地上，橫七豎八地停滿了電動車。它們的後備箱多是一個保溫箱，印著人們熟悉的外賣、閃送品牌。距離春節還有一周的下午，這些電動車沒有跑在馬路上，而是安靜地停在村裏，其中一些車的主人已經離開了北京。
“人嘩啦啦地都回家了。”趙嬌生發現，“六不準”出台後，東辛店村人少了，他自己則買了2月9日農曆二十八回家的動車票。
看著村裏剩下的人越來越少，保潔員王菊香輕聲嘟囔：“也不知道都是往哪走的”。她的老家在黑龍江。幾天前，她從村裏的微信群裏得知，家鄉要求外地返鄉人員一律隔離，能不回去就不要回去，有人的家門甚至因此被上鎖。
回家的路遠且漫長，中途還要換好幾次車。王菊香左思右想，她更怕的是途中沾上病毒，自己倒不打緊，染給家中小孫女就糟了，光想想“內心就直打鼓”。因為疫情，她去年春節也沒回家，孫女是2020年正月初六生的，“到現在都會走路了，我們還沒見過呢”。王菊香惦記孩子，但最終還是決定不回。兒子電話打來，她隻悶悶地說：還是回不去啊。
東辛店村內
東辛店村的另一邊，山西人任山虎也剛剛掐斷回家過年的念想。這兩天，他一直給縣城老家的小區物業打電話，對方的回複強硬而明確：有核酸陰性證明也必須隔離，居家14天，一家人都將被限製出入小區的大門。他琢磨著，一來一回隔離28天，幹不了任何事，一個月6500元的房租就打水漂了，不劃算。
年過五十的任山虎和哥哥一起在東辛店村經營一家麵館。十幾天前，哥哥和另一個老鄉先後帶著一紙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回到了農村老家。任山虎聽說，哥哥隻是被叮囑盡量別出門，另一老鄉的家門則被上了鎖。好的壞的消息交織，讓他越發不安和困惑，最終決定不回去了。
正在任山虎店裏吃晚飯的趙嬌生打抱不平：“你隻要有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他就沒有權力隔離”。近來，趙嬌生反複研究返鄉隔離的政策，也與村裏打電話確認過。他建議任山虎與物業據理力爭。任山虎搖頭歎氣：縣城和農村政策也不一樣，每一天形勢都在變，而且一個地方一個班子，“不同小區說的都不同”。
“奶奶，你想我咋不回家啊？”
晚上10點後，任山虎的山西麵館外，陸續有外賣騎手的電動車停下。騎手們剛送完一天的餐，終於可以坐下來，慢悠悠地吃晚飯了——他們一邊刷短視頻，一邊吸溜著一大碗麵，吃完再多坐一會兒繼續玩手機。也有三三兩兩一起來的，叫幾瓶啤酒，聊著各自送了多少單，碰到了什麽難搞的客人。
任家麵館外停的電動車
正值臘月二十三，北方過小年，陝西人苗江濤送完最後一單外賣後，回了東辛店，摘下手套跨進麵館，他和另外三個室友就租住在樓上一間10平米左右的屋裏，攤下來每人一個月房租隻要400多元。
出租房裏連桌子都沒有，他的晚飯基本都在麵館解決，他喜歡點大盤雞，每次還不忘喝上一兩瓶啤酒。工作十多個小時後，喝酒能讓他快點入睡，這樣才能休息好，第二天繼續上路。
往年這個時候，他已經開始準備回家了。春節返鄉政策出了後，苗江濤決定不回了——在家隔離14天，來了再隔離14天，“那多耽誤事兒”。去年春節疫情正嚴重，他一直在老家呆到3月才被允許返京。這次不回，至少還能掙點錢，春節期間除了跑單，每天還能有300元值班費。
但如果能回，他是不會留在北京過年的，“在外辛苦一年了，不可能為了這幾天多掙兩三千塊就不回家。”
苗江濤32歲了，過年對他來說，早就過了小時候的熱鬧勁兒。最近幾年，同村的夥伴很少回家過年了，人少了，“沒啥意思了”。
不過，有了女兒後，過年對他來說有了新的牽掛。女兒2019年10月生的，他上一個春節回家才見上，那也是唯一一次和女兒相處。平時他總想女兒，但孩子晚上九點就睡了，他十點多才下班，白天又趕著送外賣，最多在單少休息的間隙或者周末，才能通過視頻看看孩子。
苗江濤每天的日子幾乎一成不變，跑單占了他醒著的絕大部分時間，剩下就是吃飯、睡覺、刷手機，家裏的女兒卻在飛速成長，現在已經會說簡單的話了。苗江濤希望聽到“爸爸”兩個字，但孩子總要媳婦兒教著才叫得出來。
夜深了，麵館老板任山虎還不舍得關門。哥哥回老家後，他招了一個臨時工，一天也不敢歇。來北京多年，任山虎早先在大興開店，半年前才搬到東辛店村。去年的經曆讓他心有餘悸。去年臘月二十三，他趕在疫情暴發前回了老家，沒想到一待就是半年，六月份才返回北京，返京第一件事就是交了快一萬塊錢房租。好在大興房租相對便宜，後來趕上拆遷搬到了東辛店，房租漲了好幾倍，生意卻一直好不起來。他想著，今年可再也虧不起了。
山西老家中，他的妻子帶著孫兒和兩位老人生活。兒子和媳婦在太原的工廠裏打工，打算掙上三倍工資，大年初五再返回老家。任山虎和老家的朋友在微信裏聊天訴苦，朋友勸他，回來吧，錢是掙不完的。他有些無奈：出門在外，自己的難隻有自己知道。
任山虎經營的山西麵館
保潔員王菊香已經四個月沒收到工資了。2020年，她的工作一波幾折，年初時找好的工作因為疫情歇業被攪黃了，後來她幹過各種零工——打掃公共廁所、給鄰村村委會幫活，隻要能掙點錢的都去。
來北京三年，王菊香一直幹著各種保潔工作，從沒回老家過過年。她記得，頭一年月薪2000多，不回去是因為刨去房租沒掙上錢，“不好意思回”；第二年工資高了點，趕上疫情了沒回成；今年則是因為既被疫情政策限製，又沒錢。
一旁的村民們皺著眉頭：是啊，錢沒賺著，都沒臉回去。一個河北女人說：“我孫女問我，奶奶你想我不，你想我咋不回家啊？你說我咋答”。“過了病毒就回來啊”，王菊香苦笑著接話，“這疫情啊，也是幫著我們給打馬虎眼了！”
1月20日，人社部就業促進司副司長陳勇嘉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將指導各地組織多種形式的“送溫暖”和集體過年活動，鼓勵企業發放“留崗紅包”、“過年禮包”、安排文化娛樂活動，落實好工資、休假等待遇保障。通過暖心舉措，讓務工人員留在就業地安心過春節。
作為私營飯店的保潔員，王菊香拿不到春節福利。年關將近，她隻巴望著工資快點發下來，這樣才有錢發微信紅包給遠方的孫女。她有點羨慕幹著環衛工作的丈夫，平常工資三千多，不如她在飯店高，但勝在穩定，“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發紅包，但過年過節的，起碼會發些米麵油。”
丈夫大年三十晚上還要繼續工作。王菊香計劃著，白天去超市買點肉，用發的麵粉包好餃子，等丈夫回家吃個不夠團圓的團圓飯，年也就算是過了。
尋找年味
山西人石洪宇的雜貨店開在東辛店村的邊緣位置。一件紅灰相間的運動外套，一條黑色皮褲，這就是他過年的“行頭”——如果在老家，人們大都會置辦新衣服，不過在北京，他沒心思講究。
收銀台的上方，掛著一小袋紅包，石洪宇指著紅包說，那是兩年前的，現在都還沒賣出去。也因此，他的店裏沒有出售任何有“年味”的商品。
在整個東辛店村，幾乎看不到有商戶擺賣送禮食品、春聯等年貨。有不回家過春節的外地人告訴全現在，他們並沒有準備年貨，等到過年的時候，去超市隨便買點吃喝的就行。
石洪宇從收銀台裏掏出一盒標價6.5元的煙，“這裏住的都是窮人”。他覺得，“窮人”不會額外花錢來過年。更何況，過去的一年並不好過，因為疫情，不少住在東辛店村的外地人直到5月才回到北京，而年底疫情的反複也直接影響他們的收入，石洪宇在最近一個月就虧了800元。
這也是石洪宇決定不回家的原因。去年一整年下來，真正做生意的時間實則隻有半年左右，他擔心回家之後，再回京就要居家隔離十四天——這意味著半個月光交房租卻無法做生意。
“如果沒有它，就不行。”石洪宇拿起擺在支架上的手機，晃了一下，這是他平日看店時唯一的消遣。在微信上，他可以跟在老家的妻子，以及出嫁了的女兒聊聊天。店鋪是前店後居的格局，每天從早上8點營業到晚上12點。按照他的計劃，春節七天假期的作息也大致是這樣。
“年味，在老家裏邊有，這是北京，這地方啥也不講究。”石洪宇記得老家的年味——大街上賣什麽年貨的都有，擺滿小吃攤，賣幹果、飲料，還有弄雞鴨魚等各種肉類的檔口，小孩會玩鞭炮。一走上街，滿是過年的氣氛。
東辛店村的清潔工們
“對聯、年畫上哪買？”李雲華和她的清潔工老姐妹們站在東辛店村的大馬路上，一邊掃地一邊討論著怎麽在北京過出年味。作為習慣了張羅的家庭婦女，她們仍然希望這個春節盡量像樣。
傳統觀念裏過年，食物上一定會下功夫。李雲華掰著手指頭算：“初一吃餃子、初二烙餅，年三十晚上要吃魚、扣肘子、豬爪子”。一旁的老姐妹笑嘻嘻地接話：“對對對，最重要的是圖些吉利話，豬爪子撓錢，吃魚年年有餘，還要吃生菜，意思是生財，吃丸子寓意著團團圓圓！”
馬路盡頭，頭一回獨自過年的任山虎還在頭疼年三十的計劃：“最難捱的就是除夕夜，我一個人吃啥呀？”他想象著，家裏的春節一定會早早整出來幾樣小涼菜：腐竹、花生米，好幾盆，想吃時就隨時盛點拿出來。年三十那天，中午燉魚，晚上下餃子，就著春晚再慢悠悠地吃。
沒了家人就缺了年味，任山虎對過年的食物失去了興致。他計劃隨便做點，或者幹脆買點瓜子、蘋果，
弄個小酒，坐那嗑嗑瓜子，拿手機看春晚。
2月3日晚上，吃完一碗大盤雞後，苗紅濤向任山虎提出：他和幾個回不了家的外賣騎手，能不能在這裏預定一個年夜飯？任山虎本打算從臘月二十八開始關門休息，聽了這個提議，一口應了下來，“兩個桌一並，往那一坐，提前給我點好菜，或者下幾份餃子，咱們這年也就完事兒了。”
“都是五湖四海回不了家過年的，到時候我們跟老板一起吃這頓年夜飯，有啥菜就吃啥。”喝完最後一口啤酒，苗江濤打算趁著酒勁兒，趕緊回去躺下，暫時什麽都不想了。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困守五環外城中村，外賣騎手們用花生米湊一桌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