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前言
我第一次和長平談話是2016年在多倫多，那時他來接受加拿大支持言論自由記者組織頒發的“國際新聞自由獎”。活動很多，他很忙，我們隻談了兩個小時，我就得趕飛機回華盛頓。最近幾年裏，隨著我為改變中國網站繼續訪談或特寫更多的人，並開始從這些不同的故事中看到過去三十年、乃至四十年裏有一條共同主線的時候，我不止一次感到需要再次“造訪”長平的故事。下麵就是我2020年2月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和柏林對長平的第二次訪談。這次訪談持續了好幾天。
長平的記者生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完美平行，始於成都，時間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前後，終於廣州，2008年奧運會舉行以後。用他的話說，那一年是“外部世界對中國誤解最深的一年”。上世紀九十年代末，31歲的長平成為《南方周末》的新聞部主任。那時的《南方周末》一期僅零售就賣一百多萬份，而那也是1989年以後中國民間社會最有希望、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間。
在這次訪談前以及訪談過程中，我一直強調我們談話的目標：把一個時代中的個人故事講出來；從個人故事中把一個時代的故事講出來。越具體越好。
我們先從長平的成長談起。為簡潔起見，我在此把他的成長經過總結一下：長平出生於1968年，在四川南充地區的一個山村長大，1987年入四川大學中文係讀書。長平從高中起便是個如饑似渴的讀者，大學期間，除了當代和古典文學外，還讀了大量政治、文學、哲學等翻譯著作。大學期間，他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謀求自立，賣酸奶、寫電影海報、學生社團放電影等。他參加了很多學生社團，書法、寫作、戲劇，興趣廣泛。89年的時候他是在校學生，參加了學生民主運動，他說他不是學生領袖，但他參加集會、發表演講，還目睹了6月6日發生在成都錦江飯店的屠殺。六四後他被學校關押了一個多月。
訪談進行得很順利，我的提問大都很簡單，有時提出一些追問細節的問題。為閱讀流暢起見，我去掉了提問，隻保留了幾個必要的問題。訪談的標題《籠中自由》來自長平幾年前的一篇文章。
改變中國將分五部分登出長平訪談，從長平1991年離開大學、在成都過著波希米亞生活講起。
——曹雅學，改變中國主編 （ChinaChange.org）
大學時代的長平（右）。
成都，荷花商情谘詢
1991年到1992年，這兩年在成都有一群人，基本上都跟64有關，沒有機會或者不屑於在政府機關、國有企業、主流社會工作的人。大家經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那時候其實就是窮困潦倒，但是沒人覺得自己是窮困潦倒，因為我們是主動放棄的人。而且我們覺得自己是很有抱負的人，所以經常會在一起討論中國社會應該怎麽辦。那時候我住在成都西郊的一個房子裏，25塊錢租一個月。很宅，天天就在家裏看書、寫作，看書、寫作。
大部分人都在寫詩，或者畫畫，還有一幫人在做行為藝術和裝置藝術。同一門住了兩位作家，原來在農民日報工作，64上街了，鎮壓之後害怕，從北京逃跑出來，逃到成都。
一個大學老師介紹我認識了一個書商，我就給書商工作。那個書商主要做兩個方麵的內容，一個是中小學的課外讀物，所以我當時改寫了一些曆史故事，什麽唐傳奇，也寫了一些詩賞析，我寫過一本納蘭性德詞的賞析，還寫過一本書叫《商潮滾滾》。因為這個原因，我就看報紙，剪報紙，看了一些當時的商業發展信息。可能跟這個有關係，後來一個朋友想做一本商情谘詢雜誌，找我去做主編。所以我幹的第一份媒體工作就是去做個主編。那時主編就我一個人。
成都有個很大的集貿市場，有點像北京的秀水街和廣州天河路那樣的經貿市場，叫荷花池，所以我們就叫《荷花商情谘詢》。當時我很快就組建了一個編輯部，也是四五個人，每天看各種報紙、雜誌、剪刀加漿糊，把它分門別類，按照政策、法律、信息、海外資訊匯集，然後印刷成一本薄薄的雜誌。當時我們實行的是會員製，就是一個會員一年繳交300塊錢，就可以得到這本雜誌。
我也去熟悉整個出版印刷的流程。當時還是鉛字印刷，我還很感興趣，跟著去跑印刷廠，去看工人怎麽排版。鉛字排版真是個技術活，要迅速的找到字釘，排好，而且還要嵌上一些鐵條，把它們打得牢固。他們非常的驕傲。我眼睜睜的看著他們被時代淘汰，因為接著做第二份報紙的時候，才一年時間，就是膠片印刷了。很多活字工人就沒有工作了。
很快我們就有了幾百家會員，有了很多錢。當時這個事情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掙錢的事情，但是我有些興趣去學習如何去辦一份刊物，比較新鮮，組建一個編輯部，同時也了解一些商業和經濟資訊；但是另一方麵還是回家總是要讀詩、讀小說、討論，跟一些都跟64有關的文學青年朋友聚會。
所以我很快就離開了這本刊物，又回去給書商做。1992年那一年我出了7本書，都是不值一提的，包括一本滿洲國史，60萬字，我都沒去過滿洲那時候，幾年之後我去長春，才把我寫到那些地方，仔仔細細的看了一遍。我還改編了一本唐傳奇，還寫過一本納蘭性德詞的賞析。那時候一本書大概可以掙2000塊錢，在90年代初，那是很多錢，我有一個在電台工作的朋友，一個月才掙95塊錢。
我在做商情谘詢的時候是91年。到92年我剛離開那份雜誌的時候，就發生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當時做那份雜誌的時候，我確實已經感覺到鄉鎮企業非常活躍，而且他們很希望得到很大的發展，社會底層已經有這個積累。
加入媒體行業
所以南巡講話對我來說既是個新聞，但同時也覺得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一個事。
我自己那個時候就開始關注媒體。你看得出他們的創新，他們不想走新華體的路是比較明顯的。我記得我蹲在報架之間，很高的報架，翻翻翻，翻到《中國青年報》，一個標題叫“城頭變換大王旗”，講的是克林頓勝選。我當時想，怎麽能這樣報道呢？
其實媒體的很多變化是從國際新聞開始的，它相對容易一點。
那時候剛好有個機會，有人叫我給另一份報紙寫稿，叫《市場導報》。我給報紙寫稿的過程中，主編就慫恿我，說你把它承包了吧。當時流行承包。給一點錢給主辦單位做管理費，他們就可以把他的刊物包給你，你甚至可以新辦一個。
當時我就找了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我們很高興有了一份報紙。我們采訪了一些有意思的題目，比如說府南河工程改造，因為汙染和垃圾，府南河變成一條臭河，政府在對它進行清理和改造。市政府對我們的報道很讚賞。我們還對不同的社會人群做了一些報道。比如說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對一個盲人群體的報道。盲人群體有自己的一個世界，他們的情感，他們的生意，他們的居住，他們的全國網絡，和所謂正常世界既有關聯，但又有很不一樣的地方。但是這份報紙做了幾個月後，我們就沒錢了，也沒有能及時找到投資，於是就倒閉了。
這時候有幾個人辦了一份報紙，叫《成都商報》，做社長的人叫何華章。何華章當時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編輯，業務能力很強，但是在六四的時候，他和一些同事上街，聲援學生運動。六四鎮壓之後，他們感覺到在體製內前途無望，於是就商量出來辦了這份報紙。當時還是一份內部報紙，他們借了30萬塊錢，租了辦公室，招募了一些記者。但是他們的人主要是些出版界和文藝界的人士，對報紙出版沒有經驗，所以印刷流程和排版技術等等都搞得他們很頭疼。當時已經到了膠片印刷、套圖，有時候搞錯了一個圖片，就把標題遮住了。當時我們市場導報解散了，但是我們的團隊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成熟的，所以我們幾乎是整體加入了成都商報，前前後後都成為成都商報的重要的支柱，從排版，到選題，到管理，都給成都商報貢獻了很大的力量。
《成都商報》
對我來說，成都商報讓我非常興奮的一個事情就是我們公開鄙視新華體。成都商報當時非常有意識地打著市民報的旗幟，用四川方言寫了很多新聞，被語文老師、語委會等投訴，被學校禁止進入校園，也被宣傳部問話。但是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嚐試，而且我們發現語言方式變了之後，它的意義確實被改變了。
我記得很清楚的一個例子，全國人大、政協開會，也叫兩會，那個時候報紙版麵的標題還不能直接叫兩會召開了，要說第多少屆政協在京隆重召開，通常是這樣的標題，而且還有眉題和付題做配合，要套紅。但是當時我們按照所謂的市民語言做了個標題，叫《人大政協開會了》。結果人大政協震怒，認為我們的報道非常不嚴肅。
當時我意識到，換一個說法，就會有不同的意義。所以這反而促成我們有意識的去做了很多嚐試，當然也挨了很多批評。
後來成都商報在何華章的努力下越做越大。後來又通過和其他報紙合作的方式，變成了正式出版物。再後來又借殼上市，做成全國首家上市的市場化的報紙。
但是在成功之後，當年一再批評、恨不得停掉成都商報的省市宣傳部門就把它納入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設成果。也就是招安了。
招安之後，矛盾也就出現了。它的選題、報道方式、甚至版麵安排更加主流化了，願意接受宣傳旨意的時候也越來越多了。
這個時候我就萌生退意了。雖然報社領導一再地留我，我退過幾次，但是都被留下來，繼續做，因為當時收入也還不錯，但是我還是越來越覺得這不是我要呆的地方。報紙商業上很成功，我們搬到了一棟新的大樓，也買了很多宿舍，我們都住著很寬的房子。我們換了幾次，從80平米的房子換到120平米的房子，也有相當不錯的收入。但我還是非常的困惑。我當時也不想給書商做了，那我到底要做什麽？看起來我有了一些媒體技術，這個技術到底能有什麽用？
我在做成都商報的時候，就開始很認真的看全國的其他報紙。當時我們訂了很多報紙，主要是北京、廣州兩個城市出版的報紙，還有一兩份香港報紙。當時我就看到南方和北方的報紙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那時比較流行的是周末報，比較有名的，南方有《南方周末》。當時南方周末的風格基本上是頭版一個大特寫，主要是警匪和文藝明星的一些故事，最容易有賣相的新聞。但是它一開始就有一塊是很嚴肅的，就是頭版下邊開了個“周末茶座”，當時請了一些知名作家，包括王蒙、蔣子龍，來寫一些雜文，談一些社會問題，影響很大。
北方最出名的是《北京青年報》的周末版。北京青年周末版的頭版基本上也是一個大特寫，有些寫得比南方周末的特寫更長，選題也更寬泛一點，都市化色彩更濃一些。然後還有北京的一份報紙，叫《中華工商時報》的周末版，設計非常清新秀氣。然後就是《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報在很多年間一直是改革的排頭兵。
中國青年報那時候有幾份周刊，社會周刊、經濟欄訊、青年時訊、青年參考，和冰點周刊，都做得非常有特色。而且那些記者有些人文素養很好，有些曆史功底很深，有些調查能力很強。
的確，南巡之後又出現一種欣欣向榮的感覺。很多政府部門都在承包他們的產業，媒體也在承包。私營公司也開始發展起來，鄉鎮企業也比以前好像更有機會。更重要的是在南方和沿海，深圳、海南的開發一下提速了，很多人都在往南方去。我當時很多朋友都去了南方，我也曾經想過要不要去，但是我知道他們去都是投資房地產，做房地產或者跟房地產有關的事情，房地產的周邊產業，我對此沒有興趣。
自我邊緣化
在成都商報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負責頭版。那是隻要我們覺得一個事情有意思，就可以發頭版頭條。後來完全不可能了，必須是市長書記或者省長省委書記的事情，或者是省裏的大事情才可以發頭版頭條。隨著報紙的影響越來越大，頭版就越來越要聽宣傳部的話，而且越來越去學習主流。那個時候，主流就是正統的晚報、都市報。我就越來越沒有興趣了。
我在成都商報頭兩年做的相當的順，在編輯部可以說得到極高的認可，有很大的權威，不是職務上的權力滿足感，而是被認可的那種感覺。不管是我寫的新聞還是寫的副刊文章，都得到很大的認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成都商報我做得最順利的兩年，其實是我最迷茫的兩年。
在成都商報創業之初，我肯定算是元老之一、功臣之一了。但是在它開始掙錢，而且開始發現很能掙錢、一年有幾個億的收入的時候，我就開始覺得跟我沒有關係了。後來我就選擇自我邊緣化，主動申請去管特稿部門。特稿部門的好處是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深度報道。當時成都商報經濟上已經比較好了，每個部門都有很多錢，我們部門也有自己的車，自己的預算，所以可以全國出差。
比如，我叫人去采訪過崔健，他的“無能的力量”那個新碟出版之前，我們對他做了一篇長篇采訪。而且我叫記者著重寫他的一些苦悶和他通過音樂做的一些反抗。當時這報道受到一些批評。我還和幾個記者上列車上跟蹤民工過年回家的經曆。這個時候我們做的一些報道就被南方周末注意到了。
1995年，我買了一台電腦，一是用電腦看碟，那時看了大量的外國電影、奧斯卡片、和其他好萊塢片和歐洲的文藝片。另一個事情就是練打字。我覺得要把這個技術解決，為我以後寫文章做準備。所以我那時練打字。其中練打字的一個內容，就是把喜歡的文章錄一遍，甚至錄兩遍。我錄了很多文章。有一套書，上下冊，叫《外國優秀通訊作品選》，是西方媒體報道的深度報道，尤其是普利策獎獲獎作品。那兩冊書相當不錯，我全部看了，特別喜歡其中幾篇，就用來練打字。它們也教會我怎樣做調查報道和其他類型的深度報道。它也選了一些著重編輯的文章。
昆明孫小果案是長平為南方周末寫的第一篇報道。
當時南方周末有一個特點，就是它邀請全國各地很多記者和它一起工作。大約1997年到1998年間昆明有個案子，後來大家都知道，叫孫小果案。當地的一位媒體人約南方周末記者去采訪，南方周末的記者就叫上我，我們就去了。去了後發現，那個案子在當地第一是影響非常大，第二本地人都不敢碰。有叫孫小果的黑社會頭目，他有一個流氓團夥，橫行夜店，敲詐、毆打、羞辱、強奸性工作者，就是所謂的三陪女，其中還有若幹未成年人。這位孫小果其實之前就被判過刑，但是他沒有進過一天監獄，還是一直在外邊在橫行霸道。所以有些司法係統的人對他也是非常憤怒。他的繼父是昆明市一個區公安局的副局長，他的母親也是一位官員。我們做了一些采訪，有些幹警也非常支持我們。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當時我們終於找到了受他欺負的一些三陪女。三陪女和她們的家人的處境是非常的悲慘。一方麵她們被欺負、被打得非常慘，有些人甚至被打得麵目全非。但另一方麵，由於她們三陪女的身份，所以自己也感到很屈辱，我們在旁邊采訪，有些家裏人就一直在旁邊罵她：丟臉！活該！
後來我們就寫了報道。那是我在南方周末發表的第一篇作品，當時在全國影響都很大。南方周末就希望我過去，我也決定去南方周末。
2001年在內蒙古報道沙塵暴問題。
加入南方周末
1998年7月我到了廣州，天氣非常熱，我的朋友在廣州所謂的城中村幫我租了一個房子，非常破敗，完全沒法跟我在成都的住宿條件相比。但是那時真是年輕，完全沒覺得這是個問題。我和南方周末的編輯記者一見麵，雖然原來認識一些人，但是和他們集體一見麵，我覺得這個地方來對了，因為整體上大家都有一種朝氣，整體上比外界想象的年輕。而且大家都喜歡喝酒、唱歌、開玩笑，有一些甚至是很嬉皮士的性格，有一些是很書呆子氣，有些很能說話，有些不能說話，就是多元化，和中國的那種單位文化，尤其是北方的單位文化非常的不一樣。
南方周末是《南方日報》的子報，而南方日報是廣東省委的黨報。南方周末辦周報是比較早的，1984年創刊的，先知先覺。有些人說可能跟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地有關，也有可能跟南方日報內部也有些對創新有興趣的人才有關。
對報紙改革來說，當時中國整體上是要把一些報紙推向市場。政府想減輕養報紙的財政負擔，所以希望一部分報紙他們能夠自負盈虧；有一些報紙可以養，但是你如果有機會去掙錢也是歡迎的。所以就出現一批叫子報子刊，也就是黨報你不能動，還是那個樣子，但是，你可以創辦一些子報、次一級的報紙。在管理上，這些子報的離宣傳部遠一步，宣傳部原則上直接管南方日報。有什麽禁令，再由南方日報傳傳達給南方周末或者南方都市報、南方農村報等等。這些都是南方日報的子報。在這種政策下，幾乎全國各地的黨報都有自己的子報，而且他們對子報就采取不一樣的政策，就是要有市場目標，也是要有讀者、有廣告，要有很大的發行。
當時一個流行的做法就是收一些費用，把子報、子刊報紙承包出去。我開始辦的商情谘詢、市場導報，都是這種性質，都是另外一張大報承包給我們的。但還有一種像南方周末、北京青年報、中國青年報這樣的周報、周刊，因為母報的影響比較大，也比較重要，或者他們內部人才也比較多，他們就派內部的人出來辦，某種意義上也是承包給內部的人，給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到了多少幾年以後，你就自負盈虧，最好還為母報掙錢。所以大部分的在市場中崛起的晚報、都市報都是這樣出來的。
這時候就有相當多的人發現，他們可以通過報紙來實現自己的一些社會抱負。更進一步的，很多人發現，在實現社會抱負的同時，還可以得到市場回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大家都希望進入這樣一種正循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確也實現了。
南方周末創辦的時候隻有4個版，後來8個版。我去的時候16個版，我去了之後很快就變成24個版。我去的時候可能有20多個人，我離開的時候，大概有40多個人。我離開以後3、4年之後，可能有六、七十個人。
我到了南方周末的時候，它從地攤小報式的報道，轉型為以揭黑、反腐為主要題材的報道，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而且也有相當的發行和影響了。而且，它當時還有一些實驗性質的東西，比如說它做了一個民間版，會報道一些底層社會、通常一般媒體可能不會去做的一些事情。它也出版連載漫畫，畫派出所內部的刑訊逼供方式。後來也因為漫畫實驗，這個民間版被叫停了。
在南方周末轉型中有一個人做了很大的貢獻，就是當時擔任新聞部主任的沈灝。他實行了一些變化，把南方周末轉向更多的調查報道。
‘伐木工人的最後一位勞模’ — 報道1998年洪水
我1998年夏天到了南方周末的時候，中國發生了所謂百年不遇的大洪災，就是長江發洪水。那時候江澤民、朱鎔基都到前線視察抗洪搶險，大批的軍人也被派去抗洪搶險。同時由於媒體的市場化也發展到了一個高潮，所以記者非常積極。所以有一個笑話說，前線除了軍人，最多的就是記者了。南方周末也有人去到抗洪前線，但是它把更多的記者派到了別的地方。派去了哪裏呢？去長江上遊，從長江的發源地西藏境內的沱沱河開始，一直到長江中下遊，派人去探尋長江洪水的源頭。這樣一個報道策劃，現在看起來好像比較常見，但在當時還是不多見的。南方周末編輯部派人去探源，這本身就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我接到任務是去四川。報社也不知道應該在四川哪一段去采訪，我就去了省林業廳，先了解了一些基本情況。由於常年砍伐太多，四川省剛好也正在進行恢複植被的號召。
我決定去馬爾康看看森林砍伐的情況。我一路上相當地震驚，根本就沒有想象中的森林。你以為已經走到大山深處，但從兩邊看，還是光禿禿的岩石，要走到很深的山裏，才勉強看到一些很低矮的新栽的樹木，要看到原始森林相當不容易，因為從50年代以來，中國的伐木工人一直是一支很強悍的隊伍。當時有一種感覺，就是樹木不斷地往後退，退得再深，伐木工人都能把它找出來，砍掉。
大部分記者寫了沿途見聞，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也這樣做了，但我當時很不滿足，我覺得要找到一個故事，找到一個人，把我所見到的東西呈現出來。
這時候就打聽到有一位伐木工人在住醫院，住在馬爾康醫院，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地區醫院。我就要求去看他。他是一個老實巴交的工人，一輩子勤勤懇懇，得到了很多獎勵。我告訴他來意，在采訪的過程中，他對我說，“好像這次長江洪水和我有點關係？”
當他意識到森林砍伐和洪水的關係時，他相當自責，他甚至認為記者就是來責怪他的。我了解了他的故事，他也向我做了些詢問。我基本上了解到，中國在50年代評出的全國勞模，會有20多個伐木工人，後來降到十幾個，再後來幾個，到了他這一代，我判斷這次洪水之後不會再評伐木工人作勞模了。所以我就下了一個標題，叫《伐木工人的最後一位勞模》。
這篇報道出來之後，引起相當大的反響。我也覺得這樣的報道是相當有意思的，我對采訪小人物在大事件中的命運，非常有興趣。
大渡河瀘定橋槍殺案報道被封殺；南方周末記者的信心
我剛去南方周末做的另一個印象比較深的采訪，是瀘定橋大渡河旁邊發生的一起槍案。當地人因為債務發生糾紛，大概600塊錢的債務糾紛，一個警察持槍在現場槍殺了9個人，兩個受傷的人後來也死了，一共死了11個人。
那是我第一次到大渡河那一帶，真是山高路遠。大渡河在四川西部，就是共產黨長征曆史中“飛奪瀘定橋”發生的地點，是所謂的革命老區。那裏非常貧困，老百姓生活非常艱苦。我和一個同事去到一個小鎮，找到鎮上的唯一的一家旅店。等了一會，女老板才來。老板介紹說，一個房間有6個床位，每個床位兩塊錢。當時南方周末的出差住宿標準是300塊錢，就是一個晚上可以報銷300塊錢住宿費。我說我給你20塊錢，把這間房子包了。“啊，老板，你是做藥材生意的嗎？”
女老板問。那一帶隻有做藥材生意的能掙錢。
受害者家屬非常悲憤但同時也很絕望。他們願意接受采訪，但是他們都覺得沒用，因為警察殺人涉及到公安的形象，肯定不會讓報道的。當時我和同行的記者就給他們保證，“我們是南方周末，你聽說過南方周末沒有？我們是可以報道的，我們一定要給你們報道出去。”
他們就配合采訪，我們把整個過程都了解清楚了，我把報道寫了出來，發回去。報社那邊說，我們已經接到公安部的要求，不許報道這起案子。
所以就像村民認為的那樣，沒法報。想到我們給村民做的保證，我感到特別內疚。
曹雅學：我們先停一下。當你告訴村民，“我們是南方周末，我們可以報道，我們一定要給你們報道出去”的時候，我很驚訝你的信心。你問村民聽說過南方周末沒有，好像南方周末是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一樣。但是南方周末從很早開始對審查、乃至懲罰都不陌生，所以這種信心來自哪裏呢？你顯然不是故意對村民做不實的承諾。
南方周末通過一些勇敢正直的報道，已經廣為人知。人們從各地給南方周末發新聞線索，編輯部有一台傳真機，每天幾乎不停地在收件。當時南方周末的口號叫正義、良知、愛心，吸引了一些有社會理想的媒體人。他們會說，我們來這裏就是要報道真相，你們不能讓我不幹這樣的工作。南方周末並不是唯一有這種使命感的報紙，南方都市報甚至發生過中層幹部集體抗命的事件。南方周末也經常發生這種情況，開會的時候都會爭吵,
主編會感覺到來自編輯記者的壓力。逐漸地它就形成一種文化。領導每周周會都會宣讀宣傳部的意見或者宣傳禁令，在讀的過程中或者讀完之後，大家就會嘲笑，領導有時候也做出一副反正就是這樣的態度。
另一個我們了解到的事情，就是真相是有市場的。南方周末那時候市場非常好，一期僅僅零售就可以賣到一百二十萬、一百三十萬、甚至一百五十萬份，一份那時候是一塊五。所以南方周末作為子報，是給它的母報南方日報掙錢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母報也不希望它被關了。
當時南方周末的主編江藝平是業內非常受尊敬的一位主編，她自己也是個非常有理想的新聞人，也非常尊重員工，所以她會去頂住一些壓力，保護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時有一個判斷，就是南方周末要被關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管理人員被調整是有可能的。現在回頭看，我們當時是太樂觀了。實際上要調整南方周末的班子是隨時隨地的事情。
所以多種因素加起來，那時候的南方周末毫無疑問是業界的良心和標杆。我們會感覺到自己身上有一種道義力量，也覺得有些事情總是要有人去推動、去做。南方周末記者到很多地方采訪的時候非常受尊敬，也具有一些媒體的權力，包括地方領導，他們會害怕南方周末。
‘優秀共產黨員’
我到西安郊外一個農場做過一個報道，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讓我思考很多問題。有一位國有大型農場的場主，相當於一個國有大廠的廠長，非常有勢力，也是多年的優秀共產黨員、先進個人。但他實際上是地方一霸。那一年發生了一件事情，他派人去搶收了一戶租戶種的蔬菜，因為租戶沒有給他送禮。被搶的蔬菜大概值幾萬塊錢，可能是這家人一年甚至幾年的經濟來源。所以這租戶就打官司，法院就判他們輸了。他們就一再去找法官。有一天，父子倆一起去找法官，法官說，“無論如何，你們都不可能贏這個官司。”
結果他們就掏出一些準備好的農藥，當著法官的麵就喝了，死了。
他們的死當時也沒有為他們贏得更多的公義，案子並沒有進展。在這種絕望的情況下，他們家又有兩個人自殺了。這時村民感到非常不平，集體告狀，但是案子仍然沒有進展。然後南方周末、羊城晚報等報紙就去報道。南方周末就讓我去。我去後先做了一些外圍采訪，見到了這家受害者的家人和村民，然後我就要去農場采訪。村民都攔著我，說你千萬不要去，不要去，那個人惹不起。
作為記者，這種情況下，我更想去了。我就花幾百塊錢包了一輛出租車，農場在西安北郊，有幾十裏路，開到的時候，已經下午下午三、四點了。我偷偷的采訪了幾個農場的工人，然後就直接去找場長。找到場長之後，他非常生氣。“是誰叫你來的？”
“是不是有人給你錢讓你來的？” 說著他就把我拽進一個像倉庫那樣的大屋子，空蕩蕩的，同時就進來四、五條大漢。
然後他把門關上了。我一看，還是挺害怕的。那位場長說，“你知道我是誰？我是多年的優秀共產黨員，你還當我是流氓，是嗎？”
我說我沒有。他就把我筆記本給搶了，錄音機搶了，還把我手扭傷了一點。然後就問我，我搶了你的筆記本嗎？我說是。他就問那幾個大漢，你們看到我搶了他的筆記本嗎？大家說沒有。他就這樣給我展示了這個黑白顛倒的過程。然後他拿出一張報紙說，你看這報紙上是怎麽寫的？是表揚他的，而且報道的是同一個案子，黑白顛倒報道的。他叫我給他讀一遍，我還真給他讀了一段。
他一直問我是誰派來的。我這時有點明白他在懷疑我是個假記者。然後我說我沒法跟報社聯係，手機沒信號，他說你要聯係上，那我就借機打電話，出門了，他也就沒攔。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去了。外邊他的工人都在圍觀。我真的聯係上了報社，把我的情況告訴了他們。這時候我就堅決不回去，他可能也沒有辦法，我就走了。我一看，出租車不見了，那可壞了，天已經黑了，我沒辦法，就往前走，結果，出租車在路邊草叢裏招呼我。司機說他們趕我走，我在這等你。
我回去後就把報道寫出來了。登出來之後，當時的南方周末的確是影響非常大，迅速就有了反應。當時陝西省的副省長就要見我，而且很快就就派出工作組調查。
所以這確實也是一種媒體的權力。在中國是這樣的，媒體都是黨的，隻要它沒有壓過你，如果事情出來了，它沒法否定媒體本身。
我很快就去了，去做第2次采訪，還見了那位副省長。那位副省長給我講了很久，相當動情，都講哭了。他還一點不虛假，表演得非常好，講他如何愛民，如何痛心。
他們一調查，情況比想象的更惡劣。法官收了場長一些錢和一卡車西瓜，然後直接用白色的塗改液改了個卷宗裏一些關鍵的地方。那是很明顯的，直接改了卷宗。
我第3次去的時候就是法庭開庭，場長就坐在那裏，還跟我對上了眼。總之，我坐在那裏，一點都高興不起來，心裏很悲涼。這樣事情根本就不應該發生。
我也沒想到報道這個事件會那麽危險，法官會那麽荒唐，當然我也沒想到副省長在媒體采訪前什麽事沒有，媒體報道後，他還可以哭。
所以當時南方周末每一個案子背後都有好多故事，而且都反映社會的好多方麵的問題。我曾經和另一個記者策劃，說我們做一個電視係列劇，每集都是同樣的兩個記者，去采訪一個故事，每個故事都展示社會的一個方麵，就好象一個偵探片，兩個偵探每一集破一個單獨的案件，每一集各有曲折的情節。
最後一集是什麽呢？兩個記者曆經艱難萬險，終於成功的完成了一次采訪任務，打電話給報社報告進展，但是編輯部告訴他們，不用寫了，報社被關閉了。
類似這樣的故事在其它報社是現實發生過的。
南方周末其實經常都麵臨被關門的風險。有一次他們惹惱了公安部，真是下了命令要關他們。那是我去之前的事了。當時廣東省委書記出麵保了它，那位省委書記是本地人，他以廣東是改革開放前沿這個名義化解事態，讓南方周末深刻檢討，徹底整頓，但報紙還是不要關門。
其實南方周末的人會有這樣一種感觸：外邊總是不斷在報道，說中國對新聞媒體的管製加強了，又加強了，但是從內部的人看，有個記者就跟我說，我們沒有一天不感覺到壓力，沒有一天沒覺得緊箍咒不在了，並沒有前麵鬆、後麵緊的感覺。其實我們每一天都是高度緊張的，都在麵臨著批評，而且每一次批評你不知道所謂的力度有多大，你也不知道這一次你是否應付得過去。當然每一次報社上下都是全力以赴去解決。
長平在廣州街頭。
中國改革開放20周年紀念日
我到南方周末之後很快遇到一件大事，那就是1998年的12月18日，中國改革開放20周年紀念日。20年前，也就是1978年的12月18日，被認為為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決定而且定下基調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的京西賓館開幕，它就成為一個曆史性的日子，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紀念日。所以每十年的那一天就是個非常重要的日子，中國的媒體都要進行方方麵麵的紀念，當然主要就是歌功頌德。
所以我們開了一個策劃會，但是我們紀念什麽？“改革開放”這幾個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半真半假的。它有相當程度的改革，也有相當程度的開放。但是，它也有一開始就決定不改革、不開放的一麵。在這之前，中共把它包裝成逐步改革、逐步開放。事實上後來回頭看，涉及到可能影響政權穩定這一部分，它從來就不改革，也不開放。所以當時我們回避了改革開放這個詞。我們認為改革開放是一個真偽並存的概念。我們選擇了“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可以說也是不徹底的，但是它作為一個曆史事實，比改革開放更接近真相一點。
編輯部認為，思想解放是所謂改革開放20年的一個核心問題或者最重要的問題，所以南方周末那期的主題叫“思想解放20周年”。
我接到的任務是寫一篇在頭版發表的紀念文章。當時的南方周末已經被認為是改革開放的橋頭堡，自由民主的吹鼓手，影響力一呼百應。代表編輯部寫的一個頭版文章，那是非常重要，我感覺到編輯部對我的期待，要寫一篇縱橫捭闔、大氣磅礴的社論，俯仰天地，臧否古今。
那時候我已經寫了十多年的專欄文章，他們都熟悉我的文字，我也寫過大量的調查報道，也寫過小說，出過書，可能他們認為我能夠完成這樣一個任務。當時編輯部非常重視，雖然把寫作的任務分給了我，但這整個工作是編輯部的，所以編輯部就分派10來位編輯記者分頭為我提供支持。一部分人到資料室分門別類去找資料，有些人負責找黨史，有些人負責找人民日報，有些人可能負責找國外的參考資料。很快，大家就在資料室的一張大桌子上滿滿的堆了無數堆資料，然後他們就散去了，就留下我一個人，埋頭在那裏閱讀資料。我記得有一位同事非常同情的看著我說，“那麽我們就走了啊。”
當時我的感覺是，在浩如煙海的各種記錄和論述中，從宏大曆史的角度去論述改革開放的意義，其實已經沒有必要。所以我當時也沒跟編輯部商量，就自己做了一個決定：我要寫一篇另外的文章，我要寫一篇關於當年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命運的文章。
但是當時我已經沒有機會出去采訪了。我想起來南方周末做了一個征文，叫《我與20年》，有大量讀者投稿。我就把這些征文信件拆開看。那些信件就是一個非常豐富的資源。我來不及看全部的信件，就找了一些留下聯係方式的、我感興趣的故事，我也叫同事來把各地報紙反映當時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的記錄給我摘下來。然後我就打電話采訪。
‘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八日’
最後我寫成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標題就叫《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八日》，發表出來後出乎很多人的預期。這篇短短的文章首先羅列了當時的電影院的電影、天氣預報，還有北方、南方和中部的人們在吃什麽飯，理發多少錢一次等等這些數據。裏邊有一些有名的人物，比如說我寫晚上《中國青年報》思想評論部編輯馬立成和幾個朋友聚在一個人家裏吃飯，其中一個人的妻子因為天安門事件、就是當時紀念周恩來逝世的四五運動中被捕。他還記得當晚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熬白菜，啤酒根本買不到，但沒有人在意，聚會直到深夜1點才散。或者另一段，京西賓館開會時，50歲的楊奔有所風聞，但仍然兢兢業業的操著他的頂上功夫，就是理發，小孩2毛5一次，光頭三毛錢，其餘的3毛5分錢。廣州一位工廠廠校的教師在日記中記下了當天的夥食，她讀給我聽：早餐水泡飯、鹹菜，中午白菜、豆腐，晚上雞蛋炒酸黃瓜。在這整個記錄的背後，你能看得出來當時的民眾對於變革的渴望，以及在極權政治下個體命運的無助。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得出南方周末當時的編輯記者是相當自由的，給你一個任務，你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發揮，按照你能收集到的資料、能采訪到的人物決定你的文章寫成什麽樣子，既沒有政治任務，也沒有一個確定的形式上的要求。這是一種創造力，而且它滿足了我當時作為一個記者和寫作者對自由表達的一種需求，同時也滿足了我對於個體生命的關注這樣一種當時在我心目中還算比較隱秘的渴求。後來它就越來越變得明晰。
宣傳部下令三名記者離開：新聞部主任沈灝、消費版編輯曹西弘，專欄作家鄢烈山
到了南方周末之後，我非常享受作為一個記者的職業，到全國各地去采訪，從上到下各個方麵接觸這個國家。我當時和同事有一個很長的采訪計劃，但是很快這個計劃被終止了，因為南方周末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故。
它遭到了中宣部的很嚴厲的批評。南方周末自報道風格轉變以來，遭到省委宣傳部、中宣部的批評，是經常的事情。但是那一次，1999年1月，中宣部點了三個編輯的名字，要求他們離開南方周末。一個是當時的新聞部主任沈灝，一個是當時的消費廣場版麵的編輯曹西弘，一個是雜文家鄢烈山。
沈灝自己寫作和組織了一些反腐報道。曹西弘在他的消費廣場版麵上，為消費者爭取權益，是全國最早的這類報道，針對中國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如中國鐵路、中國電信、中國的銀行業，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拷問，就是立足於消費者權利的立場，質問他們手機為什麽要雙向收費？為什麽費用這麽高？火車票價漲的理由是什麽？管理機製為什麽隻是為了保護鐵路部門的利益？為什麽忽略、剝奪消費者的利益？
鄢烈山寫了很多針砭時事的文章。
當時的南方周末，從上到下已經非常明確，我們要為民生呼籲，要揭露腐敗，要倡導新聞自由，要促進政治改革，為此這些編輯和記者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所以當時報社領導是要保護這些人。
被點名的這三位中，沈灝作為新聞部主任，必須離開。當時對他的保護就讓他暫時離開，到南方日報的其他部門任職。鄢烈山是讓他在家裏寫作，不要來坐班。他換了個名字，後來很多讀者都知道了南方周末出現了一位叫劉有德的時評家，寫作風格跟鄢烈山一樣。
曹西弘的工作無法在家裏做。他當時很多工作是指揮記者去采訪，還要處理大量讀者來信，要編輯發稿。所以他必須在辦公室工作。當時我們想的辦法就是讓他像性工作者那樣，白天睡覺，夜裏上班。這是中宣部的命令，所以你看的出當時的南方周末在保護記者編輯方麵是非常有勇氣的。
那個時候曹西弘通宵上班，白天在家裏睡覺,
有些時候還要讓其他部門，比如說電腦錄入部門、排版部門配合他，還給他派了一個助手。這個助手白天上班，一是協助他處理白天的事情，另一個就是冒充新的責任編輯。有時候讀者會上門來拜訪編輯。更重要的是我們擔心宣傳部門會來抽查這個版麵是誰在負責，所以就需要有人來充任這個角色。
有一天有個陌生人來到編輯部，說我找責任編輯。這位助手就出去說，我就是。那個人說我要找曹西弘，這個助手說我就是曹西弘。那人說，你不是曹西弘，我是他的中學同學。所以鬧出一些笑話。
過了一年多時間，曹西弘、鄢烈山又回來了。但是更重要的一個位置，新聞部主任，可能很難像這樣操作，所以那個位置就空出來。
出任新聞部主任
當時的新聞部主任沈灝被迫離開了，那就需要新的新聞部主管，我被認為是一個合適的人選之一，因為我寫作時事評論已經有10多年時間，我去了之後也做了一些得到讀者和同行認可的新聞報道，也寫了一些社論性質的文章。但是有兩個障礙，第一個是，我畢竟剛剛到南方周末不久，可能還不到半年時間，是一個新人。另一個最主要的障礙是，當時的南方周末和中國絕大多數媒體一樣，員工分成兩大類，一個是體製內，一個是體製外，或者說，一個叫在編人員，一個叫聘用人員。
當時的南方周末對外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推動改革的標誌性的媒體，但實際上它內部的一些機製仍然是非常僵化的。我去之前在編人員的工資等於聘用人員的工資的兩倍，但是由於真正給南方周末帶來聲譽的，真正為推動改革開放鼓與呼的是一些新來的、聘用的記者。
我作為一個聘用人員，是不可以被任命為管理者的。這是體製管理幹部的一種機製，體製內的人員都是經過嚴格考核和嚴密控製的。但是當時沒有更合適的人選，所以南方周末就任命了我和另外一位也是非常年輕的編輯陳菊紅，做新聞部副主任。我們做副主任做了差不多一年時間。
到了1999年，南方周末內部改革已經開始有一些很大的變化，比如說在編人員和聘用人員已經開始同工同酬。在1999年底的年會上，部分編輯記者強烈要求報社任命我做新聞部主任，他們聯名去找主編談判，以罷工相威脅，主編連夜請示集團領導，最後宣布我任新聞部主任。
這對我來說當然是個非常大的榮譽。迄今為止，我是南方周末曆史上唯一任命過的體製外的中層幹部，南方報業史上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一個事情。我是唯一的例外。
關於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係列報道
從1999年1月到2002年3月，我負責南方周末新聞部的管理工作。我的工作任務主要是負責新聞選題策劃、記者工作的安排、編輯記者工作的考核，以及版麵編輯，實際上跟南方周末這個新聞出品有關的所有事情都要負責。而我自己仍然對采訪和編輯工作很感興趣，所以我幾乎每一個周末都會出去采訪。
我認為在這期間值得一提的有幾件事情，它們要麽是由我親自策劃的，要麽是我參與者策劃的，但反映南方周報當時的麵貌。
一個是1999年5月，代表北約的美國飛機轟炸了中國駐南南聯盟大使館事件。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當時在全國引發了一場民族主義浪潮，可能也是1989年後中國人第一次被允許大規模上街表達自己的想法。後來一些年輕人喜歡把自己稱為“南聯盟使館被炸的一代”，他們認為這件事情決定了當時在校大學生很多年內的想法和行為。在他們之前有天安門一代，天安門一代是想推動中國自由民主的一代。在89年後的10年，中共改變了它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和內容，加上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培養出了民族主義的新一代。
南聯盟使館被炸這個事件發生得很突然，確實令人震驚，而且三名記者被炸死。中國媒體差不多都在呈現這種震驚以及由此事件帶來的反美情緒，所以很多報紙的標題都是非常聳動的。憤怒，眼淚，血淚！我們不能忘記！網絡上還有以牙還牙、以血還血這樣的情緒。
在南方周末，我們除震驚外，一方麵擔心冷戰結束之後的和平方向出現戰爭風險，另一方麵我們看到中共在利用這個事件強化民族主義情緒，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民眾中出現一些非理性的聲音和行動。所以我們很謹慎的做了一組報道，那組報道的頭版大標題叫“比導彈更強大的力量”，編輯部社論的標題是“沒有高度的紀念碑”。
“比導彈更強大的力量”，“沒有高度的紀念碑”
在這篇社論中，我們表達了對三位失去生命的記者的痛惜和悼念，譴責了暴力行為。但這一組報道和這篇社論的核心內容是呼籲大家保持理性，維護和平。這篇社論寫道，“我們應當高揚和平、人道的旗幟。和平要建立在大地上，它也必須根植於人心中。這個世界上還有比巡航導彈和重磅高爆炸彈更強大的力量，這就是正義、良知、與理性。社論引用帕斯卡爾的話說，‘你為什麽殺我?
什麽？你難道不是住在河的對岸嗎？假如你住在河的這一邊，我當然就成了凶手，殺死你就是非正義的了。但因為你住在河的對岸，於是我就成了英雄，殺死你就是正義的。’
帕斯卡爾說這以河為界的奇怪的正義，他的意思是希望讀者以正義、良知和理性作為判斷，而不要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者一條河劃界，形成敵對關係。
在當時全國媒體對這一事件的報道中，南方周末的這組報道，從版麵到標題到寫作風格，都獨樹一幟。它的意思雖然比較委婉，但是讀者一下子就感覺到了它的不同。那期報紙上街之後被搶購一空，賣了150萬份，
是我所知道的南方周末曆史上最高的零售量。中國報紙的發行量數字都是有水分的，但南方周末是實實在在的150萬份。
報紙出來後，我站在廣州街上一個報攤前駐足觀看。我看到其他報紙煽動民族主義、甚至煽動仇恨的一些報道，我看到南方周末與眾不同之處。說實在的，我內心感到非常驕傲。
長平在《外灘畫報》辦公室。
公共知識分子孵化器
曹雅學:我九十年代初就離開了中國，在很多年裏對中國發生的事情、社會的動態了解很少。最近幾年做改變中國網站以來，我開始了一個補課過程，有太多要了解的事情。我手裏從沒有拿起過一份南方周末，但是這些年裏我不斷看到南方周末一些成為集體記憶的文章，比如二十年前新年獻詞、一些裏程碑的報道。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那些年裏很多知識分子給南方周末寫文章，比如賀衛方教授就是因為1998年在南方周末寫的一篇題目叫《複轉軍人進法院》的短評而出名，並開始在報刊撰文，成為家喻戶曉的公共知識分子。我認識的一個北師大文學教授，也給南方周末寫文章。所以我得到的印象是，南方周末在很多年裏似乎是一個活躍的公共話語場所。想請你回顧一下。
南方周末一直把思想解放作為它的一個價值核心。它不隻是在紀念改革開放周年的時候把它作為一個主題、一個關鍵詞陳列在報紙上，而且它實際參與和推動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爭論。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那幾年期間，中國思想界發生了一場很大的爭論，叫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爭論。這個爭論被認為是中國這麽多年之間始於民間、終於民間、影響力極大的一場思想事件。它肇始於讀書、天涯的一些學術雜誌，但是由於南方周末的參與和推動，它迅速的變成了一場公共事件。
簡單的說，新左派強調他們更重視公平，自由主義更重視自由，他們都分別援引西方的學術資源，使得一些西方思想家在中國民眾中成為明星，羅爾斯、柏林、哈耶克這些人的著作在中國暢銷起來。但是在中國，兩派基於自己的學術背景和政治傾向，把它變成了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思想爭論。新左派看起來是強調公正，但是他們的爭論中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特征，而且，鑒於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發端於左翼，所以至少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新左派很大程度上是在維護當下的意識形態、維護當下的政權，甚至在為老左派進行某種張目。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是公平正義的基礎，中國的改革開放應該以政治上的憲政民主、思想上的自由包容、經濟上的市場經濟作為方向。
這場爭論讓很多本來在書齋內進行學術研究的人成為大眾明星。比如說賀衛方、徐友漁，秦暉、朱學勤就在南方周末發表了大量的文章，成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當然他們的論敵，像汪暉、甘陽、劉小楓也為很多人所知。
以南方周末為代表的中國當時的市場化媒體，它們的價值立場是傾向於自由主義的。南方周末當時編輯部的兩個重點，一是法製，二是市場經濟，它推動的是政治上的憲政民主和法律上對法治進行製度性的建設。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兩種人迅速的成為明星，一種是法律學者和律師；另一種是經濟學者和企業家。能夠進行這樣的推動，和中國加入WTO的時代氛圍是分不開的。
賀衛方在公眾輿論中的那篇成名作《複轉軍人進法院》，講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政府分配大量的退伍軍人到法院當法官。他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不安排退伍軍人到醫院當醫生？他說，大家都明白，醫生需要專業技術，退伍軍人沒有這樣的技術，不能當醫生。但是法官的工作難道不需要專業知識嗎？法官的工作難道可以讓沒有專業知識、沒有專業訓練的退伍軍人來充任？
這篇文章提出的，實際上是法律在執政黨心目中的角色。法院的工作不是實施法治，而是聽從政治指揮、服從政治命令，需要的時候甚至充當打手。
媒體可以通過議題設置把一些話題凸顯出來，並且通過發表回應文章、組織讀者參與討論而將之變成一場公共辯論。南方周末在對這些思想事件的報道和推動中，實際上成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孵化器。它把隔離在高校格子、單位格子裏、法院格子裏的一些人連接起來，讓他們參與到公共事務的討論中來。這對公民運動的興起、乃至維權運動的發展，都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2000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李昌平
三農問題，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李昌平
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中國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焦點話題。中共建政後的政策取向是實行城鄉剪刀差和建立戶籍製度，讓農民支持工人，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到兩千年初，中國有12億多人口，其中農民有8億。當時農民不僅是城市底層工人的主力，而且農民還承擔著極高的農業稅。
2000年，中國湖北省有一位鄉黨委書記，名叫李昌平，他給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寫了一封信，講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他講了這三個方麵的內容。這封信先在《中國農業報》發表，沒引起太大的關注，後來南方周末進行了報道。2000年底，我們把他選為當年的年度人物，頭版大照片，我寫了當選年度人物的評語。李昌平一下子成為全國新聞人物。
我給李昌平寫的評語讚揚了他作為一個基層官員所具有的良知和責任感，強調了中國農民長期以來的艱苦生生存狀態和中國三農問題的急迫性。在那以後我們繼續對中國的農民的生存狀態和農村問題組織了若幹深入的報道。後來李昌平辭去了鄉黨委書記的職務，去北京擔任一個雜誌的主編，成為當時推動中國政府直麵三農問題的新聞人物之一。
‘張君案檢討’
2000年到2001年間有個全國很著名的案子，叫張君案。張君出生在湖南農村，青年時和中國千千萬萬的農村青年一樣南下打工，但也和千千萬萬的農村青年一樣，一再遭遇挫折。一再失業後，他參與了一些搶劫、偷盜等犯罪活動，多次被警方抓進去，又放出來，抓進去又放出來。他後來自己敘述，他每進去一次，出來的時候都變得更壞。第一，他從派出所出來或者從監獄出來，就更加沒有生計。第二，他進去總是遭到刑訊逼供，讓他對警察、對社會產生越來越多的仇恨。所以他後來就組織了一個黑社會團夥，越做越大，搶銀行、殺警察，犯下了好幾起重大刑事案件。
2001年的時候，他在重慶落網。當時的重慶市公安局局長叫文強，也因為抓捕他而成為明星警察。
曹雅學：我給讀者說明一下，在張君被判處死刑10年後，2010年薄熙來在重慶打黑，時任重慶市公安局長的文強被指控是“黑社會保護傘”，
被判處死刑。薄熙來的命運，當然眾所周知。
所以當時全國媒體是每天都在報道張君案，中央電視台有機會去看守所麵對麵的采訪張君。大部分都在報他如何犯罪、他傳奇和驚人的殺警察、搶銀行的經過，他戲劇性的被抓捕的經過，以及警察為民除害的功德。
但是當時我看到很重要的一些方麵沒有被涉及，就是他是怎麽走到今天的？這是南方周末長期關注農村問題的一個必然的思考。我就派記者去他的湖南老家去調查他的成長經過，還派記者去湖南、湖北等等他留下一些印跡的地方，最後我們做了一組報道，其中頭版封麵報道的大標題叫《張君案檢討》。
我們是要檢討這個案子，檢討的重點是兩個方麵，一是他從一個純良的農村青青年怎麽一步一步變成一個極端暴力集團的頭目。二是我們的司法製度，為什麽一些人從監獄放出來後更加的反社會？嚴打酷刑對社會治安到底起到什麽作用？
‘張君案檢討’
報道一出來，也是一下子洛陽紙貴。那期報紙零售量是135萬，是我的記憶中繼美國轟炸南聯盟使館報道之後第二高的零售記錄。
報紙出版後馬上引起了地方當局的反應。湖南省委省政府感到震怒，重慶市公安局也震怒，他們給中央寫信說，我們沒有想到這樣一件好事，我們警方為民除害的一件大事，也被南方周末用來汙蔑我們黨，汙蔑我們黨的農村政策，貶損我們警察隊伍的形象。
中宣部閱評；我被調離編輯部
中宣部也很生氣，把南方周末進行了閱評，點了四篇文章的名，要求南方周末處理相關的編輯記者。
第一篇就是《張君案檢討》。第二篇是一篇評論，講中東問題，標題叫《獨裁專製是地區動亂的根源》。中宣部說這是明顯的影射我們黨。就像一個蘇聯笑話說的那樣，“大家都知道你在說誰。”
‘石家莊大爆炸現場目擊’
第三篇是，
2001年初石家莊市發生了一起惡性爆炸案，死亡108人，受傷38人。當時宣傳部門限製報道，但是南方周末進行了詳盡的報道，同時在報道中質疑地方政府對民眾安全的責任。第四篇文章是講文革中的一段曆史。重慶紅衛兵武鬥死了很多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他們埋在一塊墓地，叫重慶青春墓地。這也被認為是揭中共曆史的傷疤。這四篇文章加起來，被中宣部認為有嚴重的輿論導向問題，要求嚴厲處罰編輯記者，整頓編輯隊伍。
我被認為是直接的責任人。為了應付中宣部要求整頓的命令，第一個就把我調離編輯部，就給中宣部回複，長平已經調離編輯部，而且再也不允許從事采編工作。
但是中宣部認為還不夠，要求繼續整頓。又過了幾個月，南方報業集團應中宣部的要求，讓主編江藝平、副主編錢剛也離開了他們的職位。所以這次事件，主編、副主編和新聞部主任被調職，成為南方周末曆史上遭遇的最嚴重的一次打擊，也成為南方周末曆史的一個轉折點。
‘青春墓地埋葬重慶文革武鬥’*>‘青春墓地埋葬重慶文革武鬥’
我被調離南方周末新聞主管的職位之後，南方周末的新聞管理以及主編這個職位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憑業務競爭上崗這樣一個傳統就終止了。新聞部主管也由南方日報調派政治上可信任的人擔任。
我被調去了發行部門。但實際上很長時間無事可幹。它是一種流放。發行部門也對我說，其實你就是流放在這裏，也不用做太多具體的事情。
在中央電視台短暫工作一段時間
那個時候中國媒體的市場化已經深入到了一定時候，南方周末的編輯記者在業界都享有很高的聲望，更不用說我還有新聞主管這樣一個光環。所以盡管受到了中宣部的打壓，但還是有很多地方來找我。其中湖南有個機構想辦一家新的都市報，想讓我去做總編，給我提供了很高的待遇，但我還是希望有機會做一些關注深層次的社會問題的報道，所以沒有去。
2002年中央電視台創辦了一個新的頻道，叫第12頻道，也叫西部頻道，有位製片人在這個頻道辦了一個欄目，叫“新聞夜話”。他找到我，希望我去做主編。我當時對了解中央電視台的、中央電視台的運作和學習電視製作都很有興趣，所以就去了。去了之後參與了欄目的創辦、構想、招聘主持人，然後排練新的節目。但是我很快感覺到中央電視台的審查製度和南方有非常大的區別。
2002年3月5日，長春發生了一起很大的事件，法輪功學員成功地在長春電視台插播了一段叫“天安門法輪功學員天安門自焚事件真相”的電視片，時間長達四十分鍾。長春數百萬觀眾很驚訝，但誰也沒吭聲，把這段揭露江澤民政權迫害法輪功的視頻看完了。這成為令中央震怒的一次重大電視新聞事故。這之後，中央電視台的審查製度更加嚴格，不隻是內容審查的製度，還有錄像帶的保護，建立了非常嚴密的製度。當時我們在中央電視台大樓之外，因為大樓已經住滿了，很多欄目組都在外麵租房子。這些欄目組錄製好的節目要送進大樓裏播出，每個錄像帶要由好幾名武警荷槍實彈押送。
有一天我作為欄目主編去參加中央電視台的中層以上幹部會議，台上坐了一位領導，在念中宣部的宣傳通知，口氣極其的嚴厲，聲調激昂，高到有點刺耳。我抬頭一看，原來是我認識的一個人，他是中央電視台改革創新的代表欄目“東方時空”和“實話實說”的創辦人之一。我去了中央電視台後，在一次餐桌上和他見過麵。他對南方周末表示讚賞，對我個人顯得非常尊敬。他說很高興能夠和我做同事。但是那時他作為一位領導坐在台上，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麵孔，讓我感到非常驚訝，也很不適應，我就忍不住笑出了聲。我的笑聲在全場顯得特別的刺耳，這位領導就停下來，花了兩分鍾時間對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當時我就在想，這一位領導和在餐桌上對我表示歡迎的那位知名的欄目製片人，到底哪一個是真正的他。
曹雅學：這個問題也許無關。大多數人是環境塑造的產物，不管是否意識到，都在服從於環境的要求。如果南方周末是慣例，而不是例外，他可能就是餐桌上的那個人。人有信念很罕見，按照信念做人行事更是罕見。
說到法輪功，當年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中宣部要求全國的所有報紙都要統一使用新華社通稿，但是南方周末就抵製了，真的就從來沒有用過。說起來，最早對法輪功提出批評意見的是南方周末知名的雜文家鄢烈山寫的一篇評論，但是等中共開始打壓法輪功的時候，我們一個字都不發了，而且成功的抵製住了。這是當時我們南方周末編輯記者的一個驕傲。
這種不限於一個主題、整體上對南方周末的自豪氛圍，延伸到我們的發行員、廣告員、校對員們。南方周末的人從上到下，對那種反動和荒謬的審查製度和宣傳禁令，從內心是鄙視的。
我在中央電視台工作了幾個月就離開了。那時候我接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新聞學院的通知書，去做訪問學者，但是沒能成行。我妻子出了車禍，大腦和腿嚴重受傷。
《外灘畫報》
到了02年底，我和一些同事在上海創辦了一份報紙，叫《外灘畫報》。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加流動人口，有2000多萬，但沒有一份時政類的報紙。那時候，南方報業集團出於兩方麵的原因，一個是實現新聞理想，另一個是擴展市場，開始往別的城市發展，創辦了若幹到現在為止都很知名的報紙，包括上海的《東方早報》（2003年)，北京的《新京報》(2003年），長沙的《瀟湘晨報》（2001年），都是南方報業集團的編輯記者參與主創的。我們有個基本的想法，就是南方集團積累了開通媒體市場的經驗，它依據新聞自由價值觀所提供的信息是人民需要的信息，我們相信它能獲得市場。所以我和另外幾個朋友就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合作，創辦了外灘畫報。
你可能會感到意外，但上海的宣傳管理比別的城市更加嚴厲，而且從來都是。上海人一再說，我們是一個時尚都市，對政治新聞不感興趣，但事實上，這種“不感興趣”是新聞嚴厲管製的結果。
我們到上海之後，發現宣傳禁令比廣東更多。在廣東，宣傳禁令隨時都在下發，有時候多，有時候少，少的時候，可能一周會接到三條、四條，多的時候也是每天都有；但是在上海幾乎每天都有禁令，每天都有3~4條，明顯超過其他地方。大部分禁令是為了社會維穩，還有一部分禁令是息事寧人，他們也通過宣傳禁令來禁止報道官員腐敗、企業行賄受賄這種情況。
90年代上海有一位宣傳部長，大凡有重要的事件發生，他都要到新民晚報去值班。他要親自畫版，親自決定哪條線套紅，哪個標題用什麽字體。這在別的地方是很少見的。
在別的城市，宣傳部門並不會去重視一個剛起步的新媒體，他們重視的是那些已經有影響力的媒體。但是外灘畫報從剛開始誰也不知道的時候起，宣傳部門就看關得很嚴。
長平為外灘畫報寫的社論 — “有尊嚴地抗擊非典”
曾經有一家企業，它的產品出現問題，我們就派記者去調查。那家企業要求我們不要刊發這篇文章，提出在我們這裏做40萬廣告，交換我們不發。同樣的事件在南方周末曾多次出現，南方周末的主編曾經嚴辭拒絕過國營大企業中國電信300萬的廣告。我們當時非常缺錢，但是經過緊急商量之後，我們決定拒絕這份廣告，不被收買，堅持刊發這份新聞。結果第二天我們就收到了宣傳禁令，直接要求不許刊發這份新聞。我們一下子明白了。這家企業一定是被人點撥，或者是它自己想明白了，直接找到宣傳部門，不需要花40萬，甚至1/10的錢都不用花，買通審查部門就可以了。這背後的腐敗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後來宣傳部門強迫上海文藝出版社將外灘畫報賣給上海文新集團。文新集團是上海最大的報紙機構，運作《文匯報》和《新民晚報》。上海文新報業集團並不想買外灘畫報，因為這份報紙是個麻煩；上海文藝出版社也並不想賣這份報紙，他們希望保持這份自己創立的報紙。結果宣傳部門強令這筆生意成交了。文新集團的領導對我們管理非常嚴格，但我們還是強行報道了一些我們想報道的東西。到了年底，因為我們不聽宣傳部門的管教，上海市委宣傳部對整個文新集團進行罰款，每一位員工都受到了經濟損失。
這就類似中國的計劃生育實施，一個村裏隻要有一家人超生，全村都被罰款，甚至被抓。這樣一來，上海文新集團的一兩千員工都非常痛恨外灘畫報；他們認為我們出了風頭，讓他們背黑鍋，遭受經濟損失。這給了我們很大的壓力。
國保上門
比審查和禁令更為糟糕的是，國保警察開始頻頻找上門來。他們不告知報社，在主編或者副主編根本不知情的情況下，頻繁約見我們的記者或編輯。被約見過的記者回來後通常會給我講，但是可以想見，有一些記者被約見了但沒有跟我講。他們都感到非常害怕。有一位編輯多次被國保約去喝茶，要求他充當他們的線人。那位編輯很苦悶，跟我講，我說我當然希望你拒絕，但是也不希望給你帶來麻煩。這些暴力部門，他們態度可以很溫和，但其實你不知道你拒絕他們之後會發生什麽事情。他們約你喝茶，雖然不使用強製力，但一般來說你不敢失約。他要求你做線人，理論上你可以說不，但是當你說不的時候，你不知道進一步會發生什麽。所以那位編輯很害怕，但他不願意為國保工作。後來他不得不離開了這個城市。
有一天，國保終於找到我了。雖然這之前我寫的文章遭到過宣傳部門的批評，但是被國保約談，z這是第一次。國保先後一共和我約談過兩次。第一次是他們來我的辦公室，第二次是他們約到一個茶館。每一次都來兩位國保，兩次是不同的人。但是他們都有當時在我看來比較可笑的一個風格，就是穿著黑衣，其中一位還戴著墨鏡。我當時的感覺是，他們有點想模仿港台片裏的警察。
發生了一件什麽事情呢？2005年在中國廣東汕頭出現一座文革博物館。那是中國迄今為止唯一的一家文革紀念館。我就派記者去做了采訪，寫了一篇報道。同時我也是南方都市報的專欄作者，我就寫了一篇評論。在知名作家巴金多次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情況下，政府雖然號稱否定文革，但是從來沒有啟動文革博物館這樣的事件，結果汕頭一位退休副市長募集民間資金，建立了這樣一座博物館。很多人感到失望，為什麽不是國家而是民間建立文革博物館。我在文章中說民間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一件好事情。我給南方都市報寫專欄，和派記者去采訪。同時我第二天在新浪微博發了又把我的那篇評論貼到我在新浪開設的博客。這是三件事情。
國保坐下來後，開門見山地說，我們來執行任務，調查關於汕頭文革博物館的輿論問題。他們問了我若幹問題，我都一一作答。他們說，他們經過了深入調查，發現我們有一個巨大的陰謀集團。南方都市報、上海外灘畫報、和新浪網經過嚴密策劃，進行聯動，同時掀起這場反動的輿論風波。南方都市報和上海外灘畫報和新浪博客，當時的編輯都來自南方集團。
我心裏覺得很可笑，但是還是給他們解釋，並不存在這樣一件事情。接下來他們進行了一些政策宣講，再接下來進行了一些威脅，軟性的威脅。他們說，你們是外地人，不懂上海，可能也不懂得我們上海的法治，意思就說上海的法治和外地不一樣，更加厲害；如果你們還要想繼續生存下去，你們要學會我們上海的把關，要有在上海做新聞的把關能力。
第一次約談可能用了兩個小時，中間發生了少許的爭論，但我一直比較克製。我發現他們明顯的帶著權力的優越感，而且自尊心非常強。其中一位國保對我說，我知道你怎麽看我們。我說我什麽都沒有說。他說，不要以為你們知識分子就比我們懂得多，我們更懂得怎樣保衛我們的國家。我不想激怒他們，就緩和了氛圍，一直到談話結束，送客出門。
過了大概一周時間，國保把一份報告抄送給我們編輯部，把他們講的陰謀論重新寫了一遍，變成了國保的一份文件。
(注: 汕頭文革博物館2016年被關閉。)
2008**年因為一篇關於西藏的專欄遭到人身攻擊**
2005年底我又回到了廣州，參與創辦了南都周刊。南都周刊是一份關注城市新聞和城市文化的刊物，但它的報道範圍超越了我們當初的定義。那些年中國出現了公民權利運動、NGO組織，很多新觀念開始蓬勃發展，南方報業的幾個出版物對此都很感興趣，南都周刊在這方麵的報道比較突出。當時我作為南都周刊的主編，也作為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的專欄作者，有意識地跟讀者講述公民社會這個概念，而且我們還和社會上的一些機構進行合作，組織研討活動和調查活動，擴大公民社會這個概念的影響。
轉眼就到了2008年。2008年是個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國將第一次舉辦奧運會。在世界眼裏，中國加入WTO以後正在與世界接軌，世界期待中國進一步接納和遵守國際規則。中國民間社會充滿了另外一種希望，就是向民主化轉型的希望，其中一份重要的文件《08憲章》就在這一年誕生。
但是在中共眼裏，這一年具有另外的意義。在此之前中共講韜光養晦，與國際接軌；這一年後，中共發現自己可以成為世界的中心。在經曆了2007年到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後，中共發現它可以向民眾宣稱，中國的製度好於資本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不僅能夠辦奧運會，而且能夠幫助世界度過經濟危機。所以中國夢的元年不是在習近平上台的2012年，而是在2008年。
2008年是世界對中國誤解最深的一年。
這一年對我個人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記得4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一個餐廳吃飯，有個朋友給我發來信息，說你上網看一看，他給我發了一個網址。我打開一看，吃了一驚。我的一篇文章被一家網站置頂展示，有了40多萬的閱讀量，2萬多的留言評論。我瀏覽了一下評論，90%的讀者都在批評我、譴責我、詛咒我、威脅我。這篇文章是我為FT中文網寫的一篇專欄文章。
那一年3月14日，西藏拉薩發生了抗議運動，藏人希望在這樣一個舉世矚目的年份讓世界看到自己主張權利的訴求。這起事件得到西方媒體的廣泛報道，一些中國留學生發現西方媒體報道中有些不準確的地方，於是聲稱西方媒體歪曲事實，汙蔑中國。這些留學生發起了反CNN運動，就是以CNN為代表的，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的媒體被認為發表了反華報道。
我是一個媒體專業人員，那麽我想我可以跟大家談一談新聞報道這個話題。我當然知道涉及西藏是非常敏感的，但是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畫地為牢，而且我認為我們的言論自由是個一直在變化的籠子，
如果你不努力把它撐大，它就會縮小，一直壓迫你。
四月初我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叫“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發表在我在FT中文網的專欄裏。在這篇文章中，我謹慎地談到兩個問題。首先，我說既然大家對新聞真相感興趣，那麽我們應該明白，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媒體也會報道錯誤，但正如一些留學生正在做的那樣，我們可以公開的指正它，反駁它，讓更多的信息得以散播，那麽它就有機會得到糾正。但是我們要意識到，比錯誤報道更加嚴重的問題是新聞管製。中央電視台先把外國記者趕走，然後自己獨家報道，它的觀眾不可以去反駁它，也沒有機會去揭示更多的真相。這是更加嚴重的問題。
第二點，我說，如果少數民族在抗議，那麽我們應該做的不是去責怪他們，說我們給了你們這麽多錢，你們怎麽還不滿意，而是應該讓他們坐下來，雙方平等地商討，聽聽他們到底在說什麽；更不應該將他們尊敬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羞辱性地稱作披著羊皮的狼。我的專欄就談了這兩個問題。
那篇文章被若幹個網站置頂推薦，但是最積極推薦這篇文章的是炒作民族主義情緒的幾家所謂的愛國網站。他們利用這個事情來攻擊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攻擊南方報業集團。但是網上也有很多人反駁他們，於是就形成了兩派對峙。
我一方麵感覺到受到攻擊、受到威脅。我趕緊到網上把我過去文章中留下的一些關於家庭的信息、出生地點的信息刪掉。另一方麵我其實樂見出現爭論。但遺憾的是，我很快就看到。在這場爭論中，雙方的平台是不對等的。當時我寫了一篇回應文章，我指出，如果可以平等的討論，這可能是一件好事，而且我並不相信我的支持者會像現在這樣聲音這麽微弱，這是因為他們感覺到談論這個話題、支持我是危險的。所以說，宣傳的背後是暴力，在那時我感覺到了。
聞風：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
4月11日，北京晚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叫做“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大家都知道，一家黨報發表文章攻擊一個個人，尤其是把這個人的名字放在標題裏，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它的目的一定不是為了參與爭論，而是發出一個政治風標。這篇文章說，長平的言論自由，恐怕不隻是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
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聞風”。幾個月之後，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社長梅寧華在接受一家中央媒體的采訪時很驕傲地說，聞風就是我。他親自撰寫這篇文章對我進行批判，我當時感受到一種政治方麵的恐嚇，同時我也接到號稱是網民給我打的電話。電話分為兩種，一種是很粗魯的謾罵，然後就放下電話；另一種是威脅我，要叫我小心，有些甚至直接說要弄死你。
杜克大學中國留學生王千源。
這個時候還出現了另一個事件，美國杜克大學有一位叫王千源的一年級女生被認為支持西藏的權利運動，遭到留學生和中國網民的攻擊。她的家庭信息迅速出現在網絡上，網民們對她的攻擊更加激烈。有人發出追殺令，號召網民去攻擊她的家人。她的父母因此躲到酒店裏，她的家門口出現了倒扣的糞盆。
環球時報英文版一位記者在他的博客上披露，說長平寫西藏的那篇文章，從美國拿到40萬美元，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情況，可以去看維基解密。
當時維基解密出現了一些中國異議人士的信息。事實是，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確先後和一些人見麵，其中包括賀衛方和我這樣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在他們看來，這可能是他們的工作，了解中國社會的狀況。我和他們見過麵，但我和他們見麵時就跟他們說，我跟你們談的也是我能公開發表的，所以沒有什麽秘密，我是主張資訊自由、信息公開的人。但是，作為他們的工作程序，在他們報告給白宮的文件中莫名其妙的把我們加上了“二級保護”這樣的字樣。結果他們不僅他們從來沒有保護過我們
— 我們也不需要他們的保護，而且還保護不了自己的文件，被維基泄密網站給泄密了。
這時網絡上還出現一些所謂揭露長平腐敗私生活的照片，就是把我的照片和日本色情影星的照片嫁接在一起，非常可笑。
但是對於南方報業集團來說，這一點都不可笑。這不是笑話，這是件嚴肅的事情，因為對宣傳部來說，這是一次政治事件。所以我很快就又被撤職了，再一次要求我離開新聞一線工作，被調到南都傳播研究院任首席研究員。
國安來訪；被南方報業集團‘辭職’
2009年1月，我和一群公知朋友去印度旅遊。當時我們的旅行計劃中有到達蘭薩拉去拜會達賴喇嘛的安排。我們剛到新德裏，就有人接到了國內打來的電話，要求我們不要去達蘭薩拉。最後我們就改變計劃，去印度的其他地方旅遊。
2010年5月，廣東兩位國安到報社找我，跟我交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們開門見山地說，是來完成任務的，要帶給我一些信息。這些信息就是希望我了解黨的政策，遵守新聞紀律，寫文章的時候要三思而後寫。他們說，要理解我們國家困難，要警惕海外反華勢力。最後，他們表達了對我的威脅。他們說，你應該慶幸你在廣州，如果你在北京或者上海，現在我們就不是坐在這裏跟你談話了。
我對他們說的有些意見進行了反駁。這一男一女兩位國安表示說，我們就是來執行任務的，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意思是，我不需要跟他們交流什麽。談話大概經過了一個多小時，我聽他們這樣說，就說，好吧。談話就結束了。他們走的時候再一次表示說，我們是執行任務的，我們已經把信息傳遞給你了。他們問我是否收到了這樣一個信息，我說收到了。整個談話過程都是口頭上，沒有書麵記錄，也沒有讓我簽字，然後他們就告辭走了。
到了2010年中旬，南方都市報辦公室告訴我，我被要求離開南方報業集團，因為根據國安調查的結果，我2010年去了印度，並且去拜訪了達賴喇嘛。當時我就把我的護照拿給他們看，2010年我根本就沒有去印度。於是這個理由就不成立了。又過了幾個月，他們再一次找到我，說根據有關部門的要求，我不能在南方報業集團工作了，不再跟我續簽合同。
當時這個事件立即成了一個新聞，包括紐約時報、英國衛報在內的外媒都進行了報道。
在香港主編《陽光時務》；無法獲得工作許可，被迫離開香港
2011年初，我接到香港浸會大學的邀請，去做駐校記者和訪問學者。我剛到浸會大學不久，中國就發生了茉莉花大抓捕事件。當時阿拉伯國家發生茉莉花革命，在中國的互聯網上也出現了號召民眾到街頭聚集的帖子，中國政府高度緊張。當局沒有能力追查到發帖者，但是順勢抓捕了一大批包括艾未未、冉雲飛在內的公共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他們遭到失蹤、關押和酷刑。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有人告訴我說我也在那份抓捕名單上，讓我不要回大陸。我當時不太相信，因為我認為我除了寫文章，沒有幹別的事情，跟茉莉花革命也沒有關係。
那時候我太太和女兒在廣州，女兒才一歲多。我每個周末回家，從香港回廣州去看他們。我正在猶豫是否回去的時候，接到了法國一個機構的邀請，去巴黎參加一個文化活動。當時一起出席這個活動的有餘華、展江、於建嶸和我四個中國人。我在巴黎的時候，警察到了我四川父母的家裏。這時候我知道我不能回去了，我知道那個電話是真的。所以我就決定留在香港。
在香港的時候，我和一些同行創辦了一份新的雜誌，叫《陽光時務周刊》。雜誌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些編輯記者都陸續拿到了香港的工作許可，但是，出任主編的我一直沒有得到工作許可。我們一再追問香港移民局，每周都給它發一封信，他們每周都會回一封信，都是同樣的一句話：還在進行當中。但是後來我們收到的信有了新的內容，說他們在調查我在浸會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是否涉嫌非法工作，因為我拿了浸會大學的訪問學者津貼6000塊錢。
調查進行得相當的漫長。中國護照一次可以在香港待7天，在此期間，我就利用中國護照周末離開香港，去周邊國家旅行，然後再入境香港，工作日回來工作，代價非常高。有一次邊檢告訴我，你不能從馬來西亞回到香港，再到馬來西亞，這不叫過境簽證。我覺得也有道理，我就問他那到第三國，比如說，柬埔寨怎麽樣？他說可以，這個叫過境簽證。但是下個周末我去柬埔寨的時候，又被攔住了。邊檢告訴我，你隻能回中國大陸。我說，你這樣告訴我，我就知道我不能回中國大陸了。
於是我的護照上被劃了兩個叉。我離開了香港，到了柬埔寨。在柬埔寨住了一個月，然後我接到德國伯爾基金會的邀請，從柬埔寨到了德國。
伯爾小屋。
到了德國之後，我在伯爾小屋做訪問作家做了一年。一年後我留下來，現在是德國之聲的專欄作家。
在此期間，上海國安三次托人給我帶話，希望我回中國。頭兩次被我拒絕之後，他們又說他們理解我不回中國，但是他們也不方便來德國，希望在第三國新加坡和我見麵，也被我拒絕了。帶話的人是在香港和內地活躍並知名的一名評論人士。
我在德國的時候，同時遠程主編陽光時務雜誌，直到2013年。之後不久，雜誌出版人陳平先生在香港街頭遭到兩名不明身份的男子的棍棒毒打，之後雜誌就關閉了。
遭到全網清除
2004年到2010年之間，我寫了大量專欄文章，那些年裏我定期寫專欄的媒體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中國新聞周刊、青年記者雜誌、瀟湘晨報、新聞晨報、山西晚報、FT中文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也不定期在新京報、時代周報、南方傳媒研究、天涯雜誌、香港明報等報章發表文章。
那些年裏中國主要網絡上平台上都有多個我的博客，大多是網站編輯、甚至網友自己搜集文章做的。從2008年開始，我的文章開始在中國網絡上受到了一些限製，2010年後，當局對我進行了全網清除。原來搜索“長平”，搜索結果肯定是我的文章。現在搜索“長平”，隻能搜到地名或者長平公主等。
這些年不斷有南方周末的前同事寫文章回憶那個時期的南方周末，他們在寫當時的人和事的時候，甚至在提到我寫的報道的時候，都不會提我的名字，好像我不曾存在一樣。
《南方周末》的衰落
台灣前幾年出了一本書，研究當代中國的新聞現象。書中引用一位網友的話說，1996年到2002年是南方周末的鼎盛時期，這時期的編輯記者被稱為“黃金一代”。這批人在2001到2004年期間，辭職、調職，大批出走。
2002年，當時的主編江藝平、副主編錢剛和新聞部主管我被撤換之後，接任的主編向熹來自南方日報。向熹在工作上顯得非常努力，但實際上他在價值觀上已經和過去的南方周末格格不入。2005年在向熹擔任主編期間，還發生了南方周末十多名記者集體辭職事件，抗議給記者降薪以及報紙的走向。南方周末的銷售數字也成為機密，不再允許員工知道。
但是這還不夠，在2009年底，向熹也被調離。接任他的南方周末主編張東明直接來自宣傳部，是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處長。
2012年新華社副社長庹震調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對媒體的管理更加嚴格，他對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實行了專門的管製。南方周末其實在10多年前已經開始享受一個特殊的待遇，就是它作為中國最低的行政級別科級機構，應該通過南方日報來管理。但是在廣東，南方周末的管理被升級，直接接受廣東省委宣傳部的閱評。在北京，南方周末的記者站的負責人會直接被叫去中宣部開會。
庹震擔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的時候，對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的審查待遇進一步升級，從事後審查變成事前審查，專門成立了兩南小組，由閱評員專門針對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進行事前審查。所謂事前審查，就是在報道和評論出版之前，要由兩南小組閱評員審查過關之後才能發表。在2013年發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中，編輯記者忍無可忍，集體抗議庹震對當年的新年獻詞進行麵目全非的篡改。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辭事件抗議現場。
那場事件受到國際輿論的關注，也引發中國南方的一些活動人士連續幾天到南方周末外抗議。但可惜的是，那次事件可能標誌著南方周末編輯記者對宣傳審查的最後一次反抗。
庹震在兩年後升任中宣部副部長。2018年庹震再次升官，成為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中國的媒體管理製度有很多個層麵。一個方麵，違背宣傳部指令的編輯記者會受到懲罰，小則罰款，重則調離新聞崗位，再重的甚至可能會被投入監獄。不過在幹部管理上，大部分在遠遠不到被投入監獄的地步，就被撤換了。
另一方麵，聽話的媒體工作者會得到獎勵。一是得到職務的升遷，二是得到金錢的獎勵，尤其是隨著新媒體的發展，直接的或變相的金錢獎勵越來越多。通過牌照或者是職位的控製，那些配合宣傳部門的媒體人員，可以獲得極大的利益。我過去的同事有些已經成為億萬富翁。
這些年來我從來沒有停止過寫作，我的工作得到一些國際同行的認可和支持。2016年我在獲得加拿大言論自由記者協會頒發的國際新聞自由獎的獲獎感言中說，言論是一切的開端，言論即是自由。流亡生活十分艱苦，但是，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也常想，故鄉不僅僅是一個人出生的地方，也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語言；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故鄉是他能說出的話語。
後記：我的長平訪談之行結束於柏林牆。我和長平前往觀看一個名叫《柏林1933-1945：在宣傳與恐嚇之間》的展覽。可惜的是，我們去的時候，那個展覽剛被輪換下去，我買了本展覽目錄彌補遺憾。我們沿著柏林牆，在參觀的學生和遊客中散步。“奧威爾說，一切寫作都是宣傳，”長平說，
“也許是這樣，但是如果沒有暴力在背後威脅，它就是自由言論。謊言之所以能夠立足，是因為背後支撐它的是暴力。”
——曹雅學，改變中國網站主編
好看新聞|時事與歷史：籠中自由——對《南方周末》前新聞主管長平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