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央行一份《央行談人口下降：應全麵放開和鼓勵生育
要控製城市房價留住年輕人》的論文（以下簡稱“央行論文”），一石激起千層浪。
央行論文提出，我國要認清人口形勢已經改變，要認識到教育和科技進步難以彌補人口的下降。為此，應全麵放開和鼓勵生育，切實解決婦女在懷孕、生產、入托、入學中的困難，綜合施策。這被市場解讀為我國人口生育政策有可能進一步放開。
江南大學社會學係校聘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博士彭青雲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這是一篇呼籲倡導的文章。“對於生育的全麵放開我認為是應該的，尤其是當前低生育率的情況下，限製生育已經不符合人口轉變規律和人們的主觀意願了，所以全麵放開生育，把生育權交給個體，讓人們自主地選擇生育，我認為是社會人心趨向所在，是社會發展的必須趨勢。”她表示。
但是，即使放開生育，業內人口專家也普遍認為，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到來已經不可能扭轉了。
“我認為，要應對這一局麵，需要全麵放開生育並大力鼓勵生育。但並不是說，放開生育之後，出生人口就會反彈。放開生育而不鼓勵生育的話，隻會略微減緩但並不阻止出生人口的萎縮。”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學者黃文政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中國步入人口負增長時代？
有報道稱，中國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結果將顯示人口出現1949年來首次下降。
黃文政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確實在不斷下跌，但並不能確定是否進入負增長。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經曆過一輪人口生育高峰期，因此1985年到199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均超過14‰，其中1987年達到16.61‰。1978年之後的數據顯示，1978年到1997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均超過10‰。但之後，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一路走跌，到2019年已經下跌到僅有3.34‰。
彭青雲指出，單從自然增長率指標看，從2016年的5.9‰左右下降到2019年3.3‰，用主流的觀點看，人口形勢是嚴峻的，其嚴峻的表現是生育率持續低迷，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下降，人口紅利在消失。
自然人口增長率的下跌，是由人口出生的減少所導致的。
彭青雲表示，目前的出生人口，相比上世紀80-90年代出生的人口下降了一半以上。“我們找一個年份進行比較，2019年出生人口1100萬，2009年出生人口差不多1600萬，1999年出生人口1800萬多一點，1989年2400萬，1979年1715萬，單從1989年和2019年數據比較，出生人口確實跌了一半多。”
為何我國會出現低生育率的情況，從而導致自然增長率快速下跌？
黃文政指出，出現這麽一個局麵，首先是因為育齡婦女的減少。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20-24歲的女性數量隻有30-34歲的一半多，也就是說育齡高峰期的女性數量正在快速萎縮。不僅潛在母親數量在銳減，生育率也是節節走低。根據近年出生人口的數量來推算，扣除二孩政策的堆積因素外，我國的自然生育率可能不到1.1。
國際上，一般把15-49歲女性計算為育齡婦女。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當年5歲-39歲的女性，到2020年正處於育齡階段。計算後發現，2020年15-49歲的女性有3.3387億人，而2010年處於15-49歲的育齡婦女為3.7978億人，2020年的育齡婦女數量和2010年相比減少4591萬人。
如果計算最佳生育年齡婦女，即20-34歲的女性人口，則同樣出現較大比例降幅。2010年，最佳生育年齡婦女的人數為1.6120億，2020年這一數字為1.4603億，下降1517萬人。造成這一大幅下降的原因，是2020年30-34歲女性人口，遠遠高於25-29歲、20-24歲這兩個年齡段女性人口
。在2010年，20-24歲女性人數為63403945人，當年10-14歲女性為34641185人。
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出生情況尤其嚴峻。
根據北京市衛健委官網上的數據，2020年，北京市戶籍人口出生總數為10.04萬人，死亡人口為9.76萬人，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逼近0這一關口。與此同時，2017年，北京市戶籍人口出生總數為17.13萬，2020年的數據下跌超過40%。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北京戶籍人口早在上世紀70年代總和生育率就進入低於2.1的低生育水平了，新世紀總和生育率在1.1左右。其他城市也大同小異，這主要是當時非農業戶口的獨生子女政策長期影響比較大。
黃文政指出，很多中產階層麵臨很大的壓力，包括住房、教育等，他們的生育意願和實際生育率都在下降。但是，因為大城市有吸納外來人口的優勢，相對中小城市和農村並不會那麽強烈地感受到人口萎縮的負麵影響。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農村人口會更多進入城市或者縣城生活，這本身也會進一步降低生育率。而在農村地區，隨著人口的減少，大量農村小學被撤並，這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小孩上學的難度，反過來也會降低農村家庭的生育意願。
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彭青雲指出，中國未來可能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這是長期人口慣性作用的結果，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因為人口的問題要動態地長期地看待，如果未來生育倡導的效果不明顯，可能會進入百萬出生人口的時代。
放開生育作用幾何？
央行論文提出，應全麵放開和鼓勵生育，切實解決婦女在懷孕、生產、入托、入學中的困難，綜合施策，久久為功，努力實現
2035年遠景規劃和百年奮鬥目標。
2016年，我國實施“全麵二孩”政策，當年生育率有明顯反彈。那麽，如果進一步放開生育，對我國影響如何？
黃文政認為，需要全麵放開生育並大力鼓勵生育。但是並不是說，放開生育之後出生人口就會反彈。因為中國現在願意生育三孩的父母本來就很少，隻取消生育限製對提升生育率來說是杯水車薪。
“之前雖然全麵二孩生育政策實施，但實際生育意願很低，不婚、晚婚、離婚以及不育比例的提升，生育水平上升非常困難。”王廣州表示，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放開生育對全國總人口的影響非常有限。
彭青雲表示，國家遲遲沒有全麵放開生育，可能還有一些顧慮，因為當真正全麵放開的時候，首先那些選擇生多個孩子的人可能更多是在三線城市以下，而城市中產階層往往選擇不生或者少生，因為大城市養育孩子的成本太高，養育多個子女對於育齡婦女的壓力太大。
其次，全麵放開生育未必能夠大幅提高生育水平。已有的生育意願調查顯示，中國人的生育意願並不高，已經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了，具體低到什麽程度，一般認為在1.5左右，學界並沒有達成共識。
如何進一步提升生育率？黃文政指出，要鼓勵生育，就必須降低家庭養育孩子的負擔，比如托兒所、幼兒園是否收費，對多子女家庭減稅並按數量累進製補貼。
與此同時，要加大對人口素質的提升。
彭青雲表示，孩子的質量對數量的替代效應很明顯，養育數量更少的優質子女，對家庭對社會的回報率更高，人口數量並不是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
與此同時，她認為，每年還有不少大學畢業生就業難，中國的人口問題更多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跟勞動力結構不匹配的問題，並不是人口或者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但黃文政認為，人口數量和質量並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同等質量下，數量有倍乘甚至加速倍乘的效應。比如一個500萬人口的城市，其人才和人力資源的規模是一個100萬人口的城市的5倍甚至更多。
所以，不管質量如何變化，數量的減少對經濟和國力都是絕對的損失。而且因為規模效應的下降，數量的減少甚至也會對平均質量產生負麵影響。雖然少子化狀態下，每個孩子平均能得到更多關注，但這往往會使得孩子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成為常態，加劇教育競賽，對培養孩子的冒險和團隊精神都不利。
人口減少會不會改善就業？黃文政認為，長期來看，所有的就業機會都是來自於人的需求。人口萎縮雖然會減少求職者，但更會減少就業機會。這也是為何人們一般都是從人少的地方去人多的地方求職，而很少反過來遷徙。同樣，人口衰減的地方，就業往往會變得更加困難。比如，東北地區已經步入人口萎縮階段，東北的就業景氣指數在幾大地區中一直是最低的，這雖然有很多原因，但也在一定意義上說明人口萎縮對就業並不是利好。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育齡婦女10年減4591萬，“全麵放開生育”能否提升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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