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上過央視的農村女性劉小樣，與主持人張越精神交流十幾年，後來卻消失了……
失蹤的女人
張越一直在等一個女人的電話。差不多十年了，那個號碼再也沒有打來。
第一次接到女人的電話，還是遙遠的2001年秋天。那時，世界還籠罩在千禧年樂觀和浪漫的餘暉中。那是《半邊天》節目開播的第六年，女人結婚的第十年。
距離北京1100公裏的關中平原深處，電話從一座簇新的紅磚院落撥出，由《半邊天》節目組的策劃王峻接起。此前大半年，這個農村女人給節目組寫來數封長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寫道：
「在農村，有錢可以蓋房，但不可以買書；可以打牌閑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際，不可以太張揚，不可以太個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壞。有約定俗成的規矩，要打破它就會感到無助、無望、孤獨，好像好多眼睛在盯著你。不需要別人阻止你，你會自覺自願地去遵守這些規矩。」
王峻對這封信讚歎不已。他揣著這封信，激動地在辦公室裏，見人就讀。在又一封來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無際的金黃色的麥浪，秋有青紗帳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歡這裏，因為它太平了。」
來自平原陌生女人的書信和電話，震驚了節目組的每個人。在《半邊天》誕生的最初幾年，觀眾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鮮少聽到來自村莊和邊地的女性聲音。女人在來信中所寫的，也與過去農村婦女的主流敘事殊為不同。
《半邊天》主持人張越和同事們敏感地捉住了這個聲音。2002年3月23日，《我叫劉小樣》在《半邊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觀眾第一次在國家電視台的平台上，聽到一位普通農村婦女內心的呐喊。
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風雪中，劉小樣穿著一件大紅的外套，坐在灰黃一片的天地和田壟間，向張越講述她對生活和所處世界的諸多不滿。
「人人都認為農民，特別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做飯，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務，她就幹地裏活。然後她就去逛逛，她就這些，你說做這些要有什麽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劉小樣咬咬牙，「我不接受這個。」
「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麽都不知道，然後我就很滿足。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這就很好了。我不滿足這些的，我想要充實的生活，我想要知識，我想看書，我想看電視，從電視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東西——因為我不能出去。」
所有看過那期節目的人，都記住了電視機裏，那個始終微微抬高著下巴，做出不服從的姿態，顴骨處的皮膚發紅，像是正發著一場高燒的紅衣女人。
圖源節目《我叫劉小樣》
在新世紀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國傳統農耕文明最厚重的核心地帶，劉小樣忍受的，是「一種怪異的悸動，一種心有不甘的感覺，一種渴望」。
這種來自女性的悸動和渴望，第一次為世人所關注，是在20世紀中葉的美國。作家貝蒂•弗裏丹在《女性的奧秘》一書中，刺破曆史文化語境形塑和壓抑下的美國郊區主婦神話：
「她鋪床，購物，挑選沙發套布料，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醬三明治，晚上與丈夫同床共眠，在做著這一切的時候，她甚至不敢默默地自問一聲：『難道這就是生活的全部？』」
來自中國北方平原的農村婦女劉小樣，在半個世紀後，發出了同樣的呼喊和不甘。
這不僅僅是一個農村選題，或者一個女性選題。穿過性別、地域、階層的阻隔，劉小樣的表達，是對
「人」的本質的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越覺得，「劉小樣既是她自己，又是我們每一個人——她是『一個人』，同時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劉小樣》因此成為《半邊天》最著名也影響最深遠的一期節目。「劉小樣」這個名字，從北方的平原走出，成為不同世代觀眾心中的一個暗號，在之後的二十年裏，不斷引發識別和回響。
劉小樣和張越，兩個同出生於六零年代，但生存環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為20年前那場風雪中的對話，成為之後彼此生命的觀察和參與者。
在節目播出後的若幹年，她們在電話中交換著彼此的生活。這些電話從客廳、麥田、工廠、縣城、學校、商場、車站、外省打來。在電話裏，劉小樣告訴張越，她做了什麽，她去了哪裏，她在計劃什麽，她又因為什麽而雀躍和哭泣。
從2010年起，這樣的電話消失了。沒過多久，張越的手機壞了，係統重裝後，通訊錄全部丟失。她失去了劉小樣的聯係方式。
此後十年，張越換過幾隻手機，號碼從未改變。隻是她再也沒有聽到電話那頭，響起劉小樣的聲音。
「她如果真想找我，她是能找到我的，但她並沒有找我。」那個來自北方平原的女人，突然從張越的生活裏消失了。
和張越一樣，很多人也在尋找劉小樣。每隔幾年，就有人在網絡發出問詢：有人看過劉小樣那期節目嗎？有人知道劉小樣後來怎麽樣了嗎？
幾乎每個人都提到黃土壟和紅衣服，但這些丟出去的石子，大多沒有回音。後來，《半邊天》也終結了。20年間，工作人員不斷流散。早年收到的觀眾來信，連同信封右下角的郵寄地址一起都散失了。
但「劉小樣」似乎無處不在。「劉小樣」甚至出現在課外輔導機構的初中語文試卷裏。
在試卷的閱讀理解部分，出題者設問：「寧要痛苦，不要麻木」說明了劉小樣怎樣的思想狀態？結合劉小樣的處境和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請借助所學過的知識提出建議：中國農民怎樣才能獲得良好的「心靈的去處」？
沒人知道劉小樣究竟去了哪裏。失聯十年，不需要特別的場景和時機，永遠有人在提醒張越，劉小樣的存在。
最近一次「遇到」劉小樣，是在2018年的英國。台裏派張越去倫敦進修。有一天，她站在威斯敏斯特大學傳媒係的走廊，等待上課。樓道那邊，突然撲過來一個亞洲麵孔的女性，她抱著張越，大哭著說，你改變了我的一生。
女孩生在河南農村，成長中一直不受重視。小時候，她不甘於眼前狹小的生活，卻也不知如何改變自己的人生。直到某一天，她在電視裏看了劉小樣那期節目。
「你知道你那期節目給了我多大的鼓勵，劉小樣給了我多大的鼓勵嗎？」她哭著告訴張越，「劉小樣當年說的那些，讓我也想走出去，去看平原外麵更廣大的世界，後來我努力學習，考大學，大學畢業後進外企，又出國留學、結婚，現在在歐洲做紀錄片導演……」
張越覺得這位女士，「其實也是小樣的分身，是小樣的另一種可能性」。或許劉小樣並沒有失蹤，「因為她一直都在」。
張越 圖源網絡
生活好像不太對勁
飛機降落鹹陽機場，世界頃刻之間被拉入一隻昏黃的大罩子。罩子的底部，是廣漠、單調、一覽無餘的關中平原。
這就是劉小樣在20多年前的信中，向《半邊天》節目組描述的八百裏秦川。在來鹹陽尋找劉小樣前，張越告訴我，她問過當年參與節目製作的所有同事，沒人保留了劉小樣的具體住址，隻有人提供了一個模糊的地理信息：鹹陽興平農村。
劉小樣最後一次留下蹤跡，大概是在2010年的冬天。劉小樣的丈夫王樹生，給張越打來了求助電話。從他那裏，張越才知道，那年42歲的劉小樣，去江蘇打工了。
電話裏的王樹生很苦惱，「打擾您，張越老師，您能幫我勸勸劉小樣嗎？她就不能好好過過日子嗎，老折騰，今年過年也不回家。」
張越打過去，劉小樣正在昆山一家工廠的食堂做工。那段日子，她和丈夫之間有一些不快。張越回憶，「聽上去主要是，一家子可能嫌她有點不安分吧，老往外跑」。
那年農曆春節前，劉小樣給張越打來電話，說她已經從昆山去了西安。張越勸她，別走得太徹底。「因為她那樣個性的人，如果再離了婚，再沒了家，在外麵漂泊，她內心又特別的敏感，她會受苦。」
那是她們的最後一次通話。張越不知道劉小樣後來怎麽樣了。有時她甚至擔心，她已經離婚了。當時夫妻二人的不快，不是因為一時一事。「她的問題在於她的心越來越遠，這個怎麽辦？」
汽車停靠在一隻孤零零的站牌前。站牌後是一座水泥砌成的小橋。過橋，眼前是一條泥濘板結後的狹長爛路。劉小樣的家就在路旁邊的一座紅磚院落裏。
推開掉漆的暗紅大門，門後的暗影裏，有兩人在倒麥粒。牽著口袋的那人，正是劉小樣。她沒有消失，她隱身在平原深處的庭院。
二十年過去，劉小樣的麵容沒有太大變化。大笑時，頭依然喜歡往後仰去，細長的眼尾皺在一處，沒有保留地展示此刻的快樂。馬尾短了，也低了，黑色薄毛衣外麵罩一件灰白羽絨背心，腳上是一雙舊棉拖。高高的顴骨，最緊處的皮膚依舊泛紅。
隻是普通話遠沒過去流利。她有七八年沒和人說過普通話了。夾雜著陝西方言說了十幾分鍾，她終於找到了熟悉的語調。
二層院落，還保留著當年節目中的樣子。褪色的磚牆勾出頭頂四方的天。客廳擺著幾件家具，茶幾，妝台，衣櫃，沙發，都顯得陳舊黯淡。
妝台鏡前，立著一張婚紗照。照片裏隻有一個抱著百合花的年輕女人。那是2001年，劉小樣獨自去縣城影樓裏拍的。劉小樣有些羞赧地解釋，「我們農村啊，好多女人都拍過這個，男的都不去。」
一個人的婚紗照
婚紗照對麵的牆上，貼了十幾張褪色的粉紅便利貼。每張上麵有一首劉小樣抄的古詩。其中一張寫著：
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前院牆邊，斜歪著兩盆牡丹。劉小樣計劃開春後，把它們移植到後院的地裏。廚房光線昏暗，一束方形的光，斜著，從廚房頂上的天窗透下來。那是整座院落最光亮的角落。在這束光正下方的灶台邊，劉小樣開始了作為妻子、兒媳、母親的青年和壯年。
「2001年那年的冬天，張越他們來了，我也是在這裏，給他們和麵，弄的油潑麵。」
她回憶起那個下著大雪的冬夜。一群扛著設備、拎著箱子的外省人，從北京風塵仆仆地來了。他們竟然真的來了，她驚慌到想要連夜逃跑。隨後，那期節目的播出，改變了劉小樣的人生。
變化就是從雪夜開始的嗎，劉小樣和王樹生都不這樣認為。她覺得，它發生得更早，也更隱蔽，很難說清楚，究竟是河麵的哪塊浮冰，最早在早春蘇醒，繼而開始融化。
1968年，劉小樣出生在關中平原渭河邊的一個村莊。80年代起，僵固的社會板塊逐漸鬆動。蘋果園從麥田裏長出，成為當時最賺錢的營生。
15歲的一天，家裏大人說，回來幫忙吧，別念了。家裏的三個哥哥和四個姐姐，都在家裏照料蘋果園。那時她讀初二，沒有掙紮，懵懵懂懂地，劉小樣和大部分同學一樣，離開學校進了果園。
那是1982年，家裏的蘋果園每年能賣出一萬多塊錢。幾乎每個村民手裏都有一隻小小的收音機。遠方的聲音，第一次來到劉小樣的世界。
她覺得自己的心裏，從小就有一塊莫名混亂或者混沌的地方。憋悶的時候，同學們去逛縣城。她喜歡一個人騎車去渭河邊發呆。
她從小喜歡花。秋天放學路上，摘一筐河灘上的金色野菊花回家，隨隨便便找一隻瓶罐，往窗台一放。再大些，從地裏頭幹完活回家，手裏也是一把野花。
有了收音機，多了一個伴。盛夏，果園該除草了。田壟上的收音機，跟著劉小樣手裏的鐮刀，一米一米往前挪。
那時，收音機裏常播廣播劇。跟著李野墨的聲音，劉小樣在蘋果園裏聽完了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她也喜歡《新聞和報紙摘要》，總是在心裏默默跟著播音員，一字一句學習普通話。
「普通話對我非常重要」，劉小樣說，那代表著外麵的世界，「可能就是從聽收音機開始，心裏覺得不滿足，覺得生活好像不太對勁。」
2001年拍攝節目時，這裏還曾是一片農田
我的心沒有遵守
具體哪裏不對勁，劉小樣說不上來。平原上的一切，沒有起伏和遮擋。
1991年，劉小樣23歲，她的生活，終於起了波瀾。經媒人介紹，她和隔壁村的青年王樹生結了婚。婚前，王樹生和家裏的哥哥們在青海做生意。兩人通過書信交往了兩年。
劉小樣常常會將生活詩意化和審美化。她認為自己是個幸運的女人。似乎是隨便找了一個婆家，但正合她的心意。她喜歡看書，王樹生的爺爺曾是村裏的私塾先生。家裏祖宅的門楣，寫著「耕讀傳家」四個大字。
除此以外，王樹生是極少數的出去闖世界的男人。劉小樣覺得，這個人能夠帶給她「一種新的生活，跟別人不一樣的生活。」
新婚第一年，王樹生把她帶去了西寧和西安。火車從平原駛向高原，劉小樣覺得生活是那麽新鮮暢快。
在西寧塔爾寺前，這位新婚的妻子，沒忘了從路邊摘來一把波斯菊。照片裏的她，留著童花頭，在陽光下露齒大笑。
新生活很快中止了，她懷孕了。1992年，劉小樣回到平原上的王家老宅待產。一年後，她再度懷孕。她和王樹生有了一對兒女。
王樹生在外勤勉奮力。1996年，他們在祖宅地基上，修起一座簇新的二層紅磚院落。新房裏擺了大彩電，安裝了當時罕有的電話。王樹生和劉小樣的生活奔到了村莊的最前麵。
在王樹生的記憶中，從結婚到兩個孩子陸續出世的那些年，劉小樣和村莊裏其他媳婦沒有太大不同。她管兩個娃，做家務，幹地裏活，照顧老人，一切做得都很好。
結婚後一年，劉小樣生下兒子，從外地回到平原
他們所棲居的村莊，被厚重的曆史密集地包圍。阿房宮的脂水曾流經此處。楊貴妃「宛轉蛾眉馬前死」的遺址就在縣城。再往東走，是漢武帝的陵寢。往南，是《詩經》裏的渭河，還有半坡遺址。
來自曆史的強大慣性，依舊支配著平原上的生活。一年中，除去農忙的兩三個月，剩下的時間，劉小樣和所有女人一樣守在家裏。
農村女人的空間是很小很小的。有時，劉小樣會覺得周圍有許多雙眼睛在監視她。農閑或者孩子睡著的時候，她喜歡打開電視機，停下手裏的活計，觀看《讀書時間》和《半邊天》。和小時候一樣，她在心裏跟著字幕默讀，把電視當做書來讀。
有一陣子，中央一套開始播放一則公益廣告。廣告裏，一個穿著紅棉襖的女孩，在雪後的原野起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每次看到這裏，劉小樣就「怦然心動」。她會想，「她為什麽要穿著紅棉襖在那兒跳舞呢？她穿著紅棉襖就好像是我在那兒，田間地頭就是我的舞台，鍋碗瓢盆就是我的音樂。」
村莊的地理位置，似乎加劇了她內心火焰的燃燒。村子的北口，有兩條平行的省道和鐵路。南邊是一條竣工不久的高速公路。所有道路都直通西安，往返車費隻要9塊錢，但村裏很少有人去過。距離村莊二十公裏，就是西安鹹陽機場。
在四方的院落裏，劉小樣常抬頭尋找飛機的蹤跡。隻要仔細分辨，還能聽到高速公路上，汽車飛馳而過時，摩擦空氣發出的嗡嗡聲。最規律和最清晰的，是火車經過時的汽笛聲。
外麵的世界就這樣不由分說地，擠到劉小樣的麵前。西安是劉小樣30多年裏的一個夢。結婚後，王樹生帶她去了西安。站在鍾樓下，看著眼前陌生的人群和匆忙車流，她失聲痛哭。她不明白，到底是什麽把她和世界分隔開來。
她由此更覺得，眼前的生活太平了，土地也好像太平了。她覺得孤獨，想要知道更多的知識和訊息，幻想生活在地平線之外的大山大海邊。
她有意給生活製造一些動靜。衣櫃裏的衣服大半是紅色。城裏人覺得紅色土，那時的劉小樣覺得，周圍的一切都是土色，再穿得跟土接近，人徹底沒有了。「紅」成了她的寄托。
孩子睡著的時候，她開始悄悄在紙上寫下自己的想法。好多好多的話表達不出來，她氣自己隻讀到初二。一個人邊寫邊哭。村裏的人都認為農民，特別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每個人都自覺自願地遵守著這些規矩。
劉小樣覺得自己的身體在遵守，「心沒有遵守」。她為自己感到深深的悲哀。有時她會問自己，如果住得遠一點，離那條高速公路遠一點，離那條鐵路遠一點，她的內心會不會平靜一些。
「但是，它就是，看得見，摸不到，離得又不遠，又不近。」
就在許多的新和舊，遠和近，許多的僵固和流動的混雜中，平原上的劉小樣蘇醒了。那是20世紀的最後兩年。邁過30歲之後，劉小樣覺得眼前的世界突然清晰了。
2001年秋天，兒子和女兒都上小學了。劉小樣有了更多的閑餘時間。她照著《半邊天》節目的地址，寫下了第一封信。後來，踩了十裏地的自行車，從縣城郵政局寄出了這封信。
鹹陽市裏依然有許多身穿紅衣的行人
這人是不是假的？
20世紀的最後兩年，也許是一種微渺的巧合，在距離劉小樣一千多公裏外的北京，張越也正在經曆一場蟄伏和覺醒。
她辭職在家兩年了。1995年，她開始擔任《半邊天》的主持人。做了三年後，她漸漸對自己感到失望。屏幕上，她雄辯、聰明，話不落地，但她知道，自己並不滿意眼前的工作狀態，也從未見識過演播室外真正的生活和人群。
遊蕩兩年後，張越回到《半邊天》。2001年秋天，組裏的策劃王峻，從幾袋子觀眾來信裏，挑出了劉小樣的信。所有人都被劉小樣「寧願痛苦不要麻木」的表達觸動了。
但劉小樣拒絕了采訪的提議。她說，寫信隻是想鼓足勇氣找人說說話。她請求王峻不要再給她家打電話了，這會讓公婆、親戚說閑話，「一個媳婦兒不好好過日子，給遠處的陌生人打電話，這是特別壞的行為。」
因為她的一再拒絕，節目組基本放棄了這個選題。但劉小樣的信沒有停止。每封信都寫得很長。有一天，她在電話裏說，願意跟他們聊一次，隻要他們不吵得全村所有人都來看就行了。
丈夫王樹生還不知道這一切的發生。2001年冬天的一個雪夜，晚上九點多，他跑完運輸剛進家門，劉小樣倉皇地告訴他，怎麽辦，張越老師他們已經住進縣城招待所了。
她想逃跑，王樹生穩住了她。第二天一早，攝像機在院門外的地裏架起來，劉小樣又垮了。信裏那些豐富的感受，一句也說不出來。張越停下采訪，和劉小樣同吃同住了三天。
三天後，攝像機再次在雪地裏支起來。但劉小樣還是無法說出一個長句。錄了兩個小時，張越最終決定放棄。
她讓攝像去周圍多拍些空鏡備用，拍完就走。攝像搬走腳架，挪去了院牆那邊。張越不願意場麵太尷尬。她隨口問道，小樣，你說你老不開心，可是怎麽著你就開心了呢？比如，換成書裏或者電視裏的誰，你就開心了？
「你。」
「啊，為什麽是我？」
「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有同事，你哪兒都去過，不像我……你看我住的這個地方，去西安隻要5塊錢，村前頭就有汽車站，後頭有火車站，但我一輩子就去過一次西安……」
真正的談話開始了。也許是看到攝像抱著機器離開了，劉小樣終於定了下來。張越體會到現場對記者而言的那種巨大魅力，但同一時刻，她又被無邊的絕望和恐懼擠壓著。
以劉小樣的性格，如果把攝像叫回來重錄一次，她一定說不出來了。張越渾身冒汗，手指甲無意識地摳進手心裏，棉服裏的毛衣濕透了，心裏不斷在重複：完蛋了，我全錯過了。
簌簌的風雪中，昏黃的原野模糊又清晰。雪花落在兩個女人的肩頭，她們的談話充滿曆史感、時代感和個人的命運感，但張越不能張口說，停下來吧，等我一下。
圖源節目《我叫劉小樣》
對張越而言，那天最後一小時的談話，是巨大的折磨也是巨大的收獲。在劉小樣這裏，她看到了一個普通人波瀾壯闊的內心世界。對劉小樣來說，那同樣是生命裏重要的一天。她第一次清醒地原原本本地講述作為人類個體活著的感受。
等張越起身去看同事都去了哪兒時，躲在屋後的攝像，遠遠地衝張越做了一個ok的手勢，他救下了這期節目。
在欣喜的人中，還有王樹生。那是他第一次深入了解妻子的內心。他悄悄告訴張越，他很欣賞妻子。「人沒有思想，就沒有進步。她這個人特別浪漫，可我是一個隻能在現實中過日子的人，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錄完節目，告別劉小樣一家，他們回到縣城賓館。出差快一周了，他們決定當天就回北京。收拾好箱子正要出門，劉小樣突然衝進了房間。她紮到張越懷裏，痛哭了十幾分鍾。
臨行前，她告訴張越，「你們忽然就來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場夢一樣。你們走了，我就又一個人了。」張越很酸楚，她明白那不是一般性的離別傷感。離別的傷感不至於這樣。
「她是因為在那個環境裏沒有跟她交談的人，沒有跟她一樣的人，突然碰到一群人，她覺得這些人跟她互相能夠懂得，突然之間這些人走了，她就覺得立刻又給扔回去了。」
2002年3月23日，《我叫劉小樣》在央視播出。很多人告訴張越，劉小樣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其中很多是男人，有的是藝術家，有的是學者。
也有不少人，跟張越表達質疑：這人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你們教她說的那些話？否則一個北方農婦，怎麽能說出「人在向往的時候，ta的眼睛裏會有光澤的」，「我雖然痛苦但我不悲傷，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種蛻變」這樣的話語。
甚至有一位觀眾打來電話，一口咬定劉小樣是城裏的大學生，弄不好是被拐賣到農村的，希望節目組再去陝西調查一下。
還有許多記者找到張越，希望拿到劉小樣的聯係方式。但劉小樣告訴張越，誰都別給。
因為，「生活沒有機會再改變了，如果我還年輕，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會走出去的，可是我現在的生活沒有機會改變了，別再讓別人來勾我了，我現在都覺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隻能這麽待著。」
圖源節目《我叫劉小樣》
因此隻得走
在平原上，這期節目也引發了轟動。村裏人看了節目，說，劉小樣還會說外頭的話呢。哥哥姐姐問咋回事，她幾句話躲過去了。她不喜歡自己變成一個異類，不願意再跟人提起這件事。
鹹陽當地的官員，從張越那裏要不到劉小樣的聯係方式。他們根據節目中描述的地理和交通信息，鎖定了村子。慰問的人來了一撥又一撥，送來許多書。其中一位官員說，你的心情我們非常理解，其實有時候我也會這麽想。
麵對湧來的關注，劉小樣表現出不合時宜的冷漠和人際交往上的生疏。王樹生記得，慰問的人問她想在家幹啥事，是搞養殖還是搞一間農家書屋，人家給對口支持。劉小樣一口回絕了，她不想要別人的施舍。
那場雪中的談話，像一場高燒的序幕，將她的生活拉入了翻攪不停的岩漿之中。她不知道自己的話，擊中了平原外無數陌生人的心，她隻感到自己成了村裏那個「瞎想，胡扯，想的東西一點兒都不實際」的女人。
那是清醒後最難捱的日子。每天清晨五六點，她早早地醒了，躺床上跟王樹生說心事，一遍遍地說，一遍遍地說。
「主要就是說，人家把她捧上去了，她自己這樣子，啥都幹不了。」王樹生安慰她，「人家是弘揚你的思想，不是奔著你的能力和位置來的。」
說到天亮，兩個孩子該起床上學了。王樹生記得，那段時間，兩個娃都自己擱鍋，熱兩個饃，一吃就走了。
劉小樣終於短暫地離開了那間昏暗的廚房。如同1923年，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所說過的，「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隻得走。」
從漩渦中和床上坐起，劉小樣出走的第一步，邁向了別人家的農田。她一直羨慕有工作、有同事的人。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她跟鄰居說好，以後幫她家去幹地裏的活。
有一次，張越打電話過去，王樹生說，她上別人地裏給人幹活去了。電話再打回來時，劉小樣告訴張越，現在每天起來，拿著東西出門，騎車去別人地裏，「有了一種早晨起來去上班的感覺」。
2005年春天，劉小樣收到《半邊天》節目組發來的邀請。那年的「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半邊天》將舉辦一台名為「我們的十年」的晚會，紀念「95世婦會」和《半邊天》十周年。
張越本想讓他們夫妻倆來北京玩一玩，散散心，沒想到劉小樣在北京又哭了兩場。
第一次，是看到台上表演節目的小朋友，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兒。第二次是晚會錄製結束，道具部門開始拆景，觀眾排隊領取幾十塊的車馬費時。
「她原本特別向往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別尊敬城裏人，可是沒想到城裏人是這樣的，那麽好的東西，你們給砸了，電視台好心請你們來看晚會，你們還跟人家要錢……」
隔天，張越打算給劉小樣買幾件新衣服。劉小樣死活不去櫃台，在商場裏就要翻臉。但是一說，咱們去書店吧，立刻就去了。
在西單圖書大廈，她提出想買一套魯迅全集，另外還想要幾本西北作家的書。走過心理叢書架，張越問，要不要買幾本心理學方麵的書，譬如「怎樣戰勝孤獨」之類的。劉小樣拿起兩本翻了翻說，「這些書一點都沒用，人的心理問題得靠自己去調整和戰勝。」
劉小樣的話又一次令張越震動。她回憶起在鹹陽村裏采訪的一周，劉小樣永遠在做飯，「一天三頓，永遠在和麵、擀麵和煮麵，唯一能變的隻有麵的形狀。」
在天安門的金水橋前，夫妻倆留下合影。照片裏的劉小樣，穿一件淡紫色的短羽絨服，看上去比同齡人年輕許多。隻是眼神焦灼不安，像是在籌謀一件大事。
回憶那一年的北京之旅，劉小樣說，自己根本就不高興。再次遭遇「刺激」的結果是，她更清楚自己的處境了。
離開北京前，張越囑咐她，小樣，你的心別亂，你回去還是好好地過你的日子，我們能幫你的，或者你自己能幫自己的，是隔三差五地小小地刺激一下，比如出一次門，或者多讀一些書。
「你不要企圖離開你的環境到北京這樣的地方來生存。大城市不是你想象的那個樣子，以你思想的細膩和敏感程度，即使在大城市裏也算是一個異類，這個城市會嚴重地傷害你，你根本就承受不了。」
2005年， 丈夫王樹生和劉小樣在「我們的十年」晚會現場
我就是不甘心
從北京回到平原上的村莊，劉小樣不再滿足於去別人地裏幹活。
既然已經走出廚房和庭院，她還想走得更遠些。那幾年，除了照顧好一雙兒女和丈夫的生活，她的內心隻有一件事：突圍。
2006年的一天，劉小樣經過縣城商業街時，看到了一張招聘啟事。新開的商場招聘會說普通話的售貨員，年齡在20到30歲之間。
劉小樣心動極了，在街對麵站了好一會，最終走開了。走到半路，不死心，她掉頭回到商場門前，來回又走了好幾趟，終於鼓起勇氣推門進去。
因為多年來自學的普通話，劉小樣在快40歲的時候，獲得了第一份工作。每月工資600多塊，每天騎自行車來回縣城和家，單程半小時，每天八點半上班——符合她對一份工作的基本想象。
她極為重視來之不易的工作。有天早上，她起遲了，王樹生騎摩托車送她去上班。騎到半路，摩托車沒油了，劉小樣急得快哭了。冬天，大雪沒過膝蓋。下班時，天已經黑了。劉小樣一個人蹬著自行車，在雪中緩慢前行。蹬不動的時候，就下來推著走。
她喜歡櫃台的工作，每天都能接觸許多人。在那裏，她學會了做賬，學會了推銷和幫顧客搭配衣服。她終於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並從中獲得了成就感，但有時也不免受到傷害。
有一次，女裝部丟了一件衣服。沒人知道是顧客還是售貨員拿的。商場老板要求每個人下班的時候，在門口接受翻包檢查。劉小樣告訴張越，自己有受折辱的感覺。
2008年，張越正好有一個去陝西出差的機會。在縣城最大的商場，她看到了在櫃台整理毛衣的劉小樣。她給她帶去幾隻小包，包的大小隻夠容納幾件隨身的小東西，她想，這也許能夠避免她下次再被搜包。
這次見麵後不久，商場經營不善，倒閉了。當時一起在櫃台工作的一位同事，去貴州開了一間化妝品店，叫劉小樣一起過去。
張越不建議她去。貴州和陝西，不論地理還是文化習俗，相隔遙遠。她又從來沒出過遠門。劉小樣說，好，那我就不去了。過兩天，電話又打過來：
「我就是不甘心，還是想去試試。」
「行，既然這樣你就去。」
「我害怕，不去我不甘心，去了，我又有點害怕。」
「能怎麽著啊，頂多就是不幹了，買張火車票回家。再退一萬步說，出了天大的事你給我一個電話，我半天之內一定出現在你麵前，你去吧。」張越安慰她。
火車不停地鑽洞。從西安出發，一路往西再向南。劉小樣坐在靠窗的位置，累了就趴在小桌瞌睡，醒了就望著車窗外變換的地形和作物發呆。
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一個人出門遠行。王樹生把她送上了火車。火車走了兩天兩夜，劉小樣滿懷心事，不知這次出走，會把她的生活帶向何方。
上車前，王樹生拿出一些錢給她防身。在結婚的第17年，妻子決意要去遠方尋夢，王樹生沒有阻攔。他已經明確感知到，妻子內心有一座火山。那座火山活過來了，妻子也醒了。
他時常感到愧疚。如果家裏條件再好一點，如果他不是家裏最小的兒子，如果結婚後他們不需要回到老家照顧父母，那麽他帶著她，到外麵去打拚，去接近她對生活的那種「抽象的想法」，也許她就不會那麽辛苦。
劉小樣的這次出走，也讓張越感到意外。2002年節目播出後，劉小樣說她已經認命了。事實上，她沒有。從替別人家幹活，到爭取一個去縣城上班的機會，再到去遠處打工，她有一個掙紮的過程。
許多人覺得苦悶，於是在房間裏打轉，很少人真的會走出去。在原地打轉了好多年後，劉小樣真的出走了。
那段時間，張越特別留意是否有去貴州出差的機會。結果真的出現了。她安排好行程和住宿，臨去貴陽前，劉小樣打電話過來，「我幹不下去，我想回家了。」
王樹生從縣城車站接回了妻子。在貴陽的大半個月，劉小樣都在店裏賣化妝品。她覺得營銷、產品、同事都不太對勁，很快就撤回了。
第一次出走，以失敗告終。劉小樣再度陷入焦灼。要不就在附近再找個工作幹吧，王樹生勸慰她。她很快在縣城一所寄宿小學，找到了一份生活老師的工作。
劉小樣喜歡和這些留守家庭的小孩待在一起。她負責照顧30個孩子的生活起居。每個周末，她從家裏帶來糖果、餅幹。王樹生說她工作認真負責，不到一年，就成了幾個生活老師裏管事的那一位。
那幾年，他們的家庭生活看上去寧靜平穩了許多。兒子和女兒都在念高中，劉小樣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隻有張越，從劉小樣間隔越來越長的電話中，察覺到了一些異樣。
「她是這樣一個人，如果她過得好，她會跟你分享的，如果過得不好，她會老覺得我都在電視裏采訪她了，一定是很看重她的，她卻不爭氣，沒有幹出點樣來，她就不好意思來找我。」
張越做主持人快三十年了。她承認，一個人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去跟蹤、同步每個采訪對象的生活。但對劉小樣，她始終有一種心疼和憐惜。不過那幾年，張越也處在自顧不暇的階段，工作忙，家人生病，「心裏一大堆事，每件事要逼到眼前才能麵對」。
圖源節目《我叫劉小樣》
你也看了，就往回走吧
劉小樣再次逼到張越麵前時，是兩三年後。那時，劉小樣的兒女都去西安念大學了，女兒讀的還是旅遊相關的專業。
孩子們都離開家了，她43歲了，結束又一段繁重的母職期，她依舊迫切地「想衝破有些東西，想突破一些東西，想突圍出去。」
最初她考慮的是去東莞，最後定的是江蘇。她知道娘家好多親戚都在那邊打工，萬一有什麽意外，也不至於太慌亂。和過去的每一次出走一樣，除了丈夫和孩子，她誰都沒有告訴。
王樹生陪她去西安買票，再度送她上了火車。他從不幹涉她的計劃，「任她折騰」，他能給的隻有支持，「多的沒有了」。那段時間，他手裏沒錢。從別人那裏借來，馬上給妻子轉了過去。
孩子們都長大了，小時候看過媽媽上電視，但很快就忘了。此後的十幾年裏，家裏不再談論那段往事。可這個媽媽確實和別人的媽媽不一樣。
她喜歡讀書看報，但與人交接時，總是不老練。她喜歡春天第一場雷雨後激起的土腥味。喜歡鞋底踩過麥地後，帶出的青苗味，「那個味兒甜甜的，好像得眯著眼睛才能去聞它」。她覺得勞動裏不隻有繁累，也有美的部分。早春時節，她還會領著他們去地裏看葉苗上的露珠。
「這個媽媽總是長不大，太幼稚。」
媽媽又要一個人出遠門了。在別的家庭，外出打工，多是出於生計需要。劉小樣是為了自己。
在昆山，43歲不是一個好找工作的年紀。她在一家工廠的食堂，找到一份做員工餐的工作。真實的打工生活，比她在家想象的粗糲得多。工業園的環境一般，員工待遇不均，廠裏很少有她這個年紀的工友。
劉小樣覺得孤獨，不快樂，她想辭職，又怕找不到別的工作。在怏怏中，待到了2010年底。她不甘心像貴陽那次一樣，很快就回去。在一次電話中，她向王樹生抱怨對工作的不滿。王樹生勸她回家，她還想再堅持。兩人發生了爭吵，她宣布，那年過年留在昆山，不回去了。
王樹生知道她的性格，隻好求助張越。張越勸她，最好不要徹底和家庭決裂，「別走得太徹底」。要不去西安找工作吧，她建議她，西安是大城市，「既能當職業婦女，離家又近，可進可退。」
女兒和兒子也打來電話。「你回來吧，這種年齡在那邊根本找不到好工作的。你也知道南方是咋回事了，南方就是種稻子的，你也看了，就往回走。」
劉小樣陷入了掙紮。她表現出強烈的堅持下去的意願，並不惜與家人對峙。臨近春節，打工的外鄉人都回家了。劉小樣最終聽從張越的建議，從昆山去了西安，和做了導遊的女兒，租住在一起。
她的秘密出走，又一次以返歸平原而告終。離開昆山前，劉小樣專門進城，去參觀了昆山市立圖書館。
圖源節目《我叫劉小樣》
平原上咋就出了一個她
此後的十年，劉小樣成為眾人心中的一樁懸案。
在由丈夫、兒女和她組成的四人核心家庭，關於那次節目錄製，以及此後多年，她內心的動蕩和燃燒，早就成為全家心照不宣、從來都不去觸碰和複習的秘密。
關於那段往事，家裏隻存留了一件最明顯的證據：一隻黃鴨毛絨玩偶。那是2005年在北京時，張越給劉小樣的女兒買的禮物。
劉小樣覺得，孩子們知道鴨子模糊的來曆，「這就夠了，到此為止」。有一年，孩子們說，要不全家一起出去玩一次吧。提到北京，大家都很有默契，「北京都去兩次了，就不去了。」
在核心家庭之外，劉小樣從不和親戚們談往事。隻是有時候，家族聚餐，娘家人會跟劉小樣的女兒開玩笑，「你媽沒上學，你媽可惜的」。
2011年春節前，從江蘇折返西安後，沒有工作的日子，劉小樣在平原上的村莊裏，過著一種隱秘的生活。
沒有人知道，她一個人去過貴州、江蘇和西安。沒有人知道，她給女兒取的名字，來源《詩經》，她把自己名字中的「小」改成了「拂曉的曉」。沒有人知道，她隻願去電影院看電影，因為在電視和手機上看電影，沒有她想要的儀式感。
一個人在家的下午，她從地裏采把花回來，插瓶子裏，倒上自己釀的葡萄酒，放著齊豫的歌，喝下午茶。
盡管這一切都在大門背後進行，但村裏人還是覺出了劉小樣的不同。早些年，別家媳婦都用上手機了，她還沒有。等人人都拿上智能機了，她手裏還是一隻老年機。大家都覺得奇怪，「這人在外頭工作了那麽多年，怎麽對新生事物不感興趣」。
村裏的媳婦們喜歡跟著手機拍小視頻，男人們則喜歡傍晚的時候，拉出一套簡易設備，在門口直播唱歌。
前年春節，家裏養了七年的狗，歡歡，眼睛裏長東西了，一個勁兒流淚。劉小樣抱著歡歡，坐在王樹生摩托後麵，去縣城治病，花了兩百多。村裏人知道了都笑話，「這幹嘛呢，農村土狗，自生自滅完了。」
村莊裏，幾乎見不到年輕人。夏天的早上，樹上的鳥，喳喳喳喳喳。劉小樣說，這聲音可好聽，王樹生說，吵得人睡不著覺。屋後有片池塘，劉小樣說，青蛙叫得可好聽，王樹生說，你說那是好聽，人家不笑話你。
隻有長大後的女兒和兒子，漸漸覺出了母親的不甘。劉小樣從來不跟孩子講心事，她怕孩子不開心。但後來，她發現，他們隻是不點破。她不喜歡看電視劇，他們就給她發電影資源。她不喜歡抖音，他們從來不推著她下載。她不喜歡出去和人打麻將，他們說，不想去就不去。
「媽媽的渴望在哪裏？我媽媽想過什麽樣的生活？」劉小樣覺得，他們都知道。
生日的時候，他們送給劉小樣一束紅色康乃馨。出去旅遊的時候，帶媽媽住民宿。走在重慶街上，聞到黃桷蘭花朵的香氣，劉小樣一定要找人問出樹的名字，女兒等在一邊，並不催促她。
在西安的時候，有一天，女兒買好票，拖著她去曲江的音樂廳聽古典音樂會。她擔心自己聽不懂，女兒說，咱去感覺一下，你不是有這個願望嘛，人家鼓掌，咱也跟著鼓掌。
那天，劉小樣很開心。知道她還喜歡宮崎駿，女兒說，那下次咱去宮崎駿電影的音樂會，不過聽宮崎駿，你可是要哭呢，劉小樣說，哭就哭吧。
這些快樂，無法與再多人分享。王樹生不喜歡音樂會，但他不會去阻止。年輕的時候，他心氣也高，渴望去外麵的世界。17歲出門做生意，26歲從蘭州回家。他的奮鬥，讓整個家庭在改革開放後「打了一個翻身仗」。
中年以後，作為大家庭裏最小的兒子，他必須在家照顧年邁的父母。早早知道不能再出去後，他幹脆就不想了。這是他和妻子最大的不同。
在他看來，妻子的目標都是很抽象的。「她就說她要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她要走出去。但是話又說回來，俺都不知道她真的到底具體想幹什麽……她自己一個人出去，江蘇也好，貴陽也好，都是很短時間她就回來了，待不住。」
她與周圍的人和環境都融不到一塊。王樹生感慨，「其實她也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啊，一生下來就是，俺這村3000多口人，整個縣60萬人，小小的地區，60萬人，關中人口最密集的地方，這周邊哪個村子的人，不是幾千年都在這個環境生活，咋沒人像她這個樣子，這平原上咋就出了一個她？」
2005年，張越給劉小樣女兒買的毛絨玩具
「病人」
大概五年前，劉小樣告訴王樹生，她想去西安的一家「醫院」「治病」。
她覺得自己「病」了。否則為何過去二十年，她都像一鍋永遠在沸騰的水一樣，無法平靜。
王樹生也覺得她「病」了，「她的不快樂，任何人都看在眼裏」。他記得，那年去北京，白岩鬆都來現場見她，說，「我來看看你這個外星人是啥樣子」。
「醫院」是一家「幫助人清醒地認識自己，解決成年人思想問題和做心理疏通」的機構。整個療程長達兩年，「過程很折磨人」，學費就要好幾萬。
王樹生支持她去「看病」。當年，妻子在電視裏說，她寧願痛苦，也不要麻木。那時的王樹生聽了，極受震動。二十年裏，妻子清醒了，可他不明白，人練敏銳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受自己活著的苦痛，究竟是為了什麽。
他和她都過了五十歲。這些年，王樹生在村裏任職，每個月不到兩千塊的工資。90年代那會兒，他們是村裏最現代最富裕的家庭。如今，他們已經落在後麵了。
「表麵上沒有發展，實際上也沒有積蓄」，他感到落寞。兩個孩子都到了結婚的年紀，他緊追慢趕，還是趕不上別人，而妻子還在漩渦裏受苦。
想不出答案的時候，他也向她抱怨過，「對，你現在痛苦著，你清醒著，你沒有麻木，但是你痛苦著，這就是你要的人生嗎？你痛苦著，整個家庭也跟著你，包括親戚朋友都跟著你，這合適嗎？」
當年呐喊的人，最終成了自己和別人眼中的「病人」。對劉小樣來說，這或許是身處茫茫四野，無處也無力突圍後的無奈暗示和自我改造。這也意味著，她終於接受了丈夫和其他人所說的一些東西——和大多數「正常人」相比，她是「不正常的」，始終「想入非非的」。
和「想入非非」相比，丈夫對她的其他描述，比如「性情中人，天真的人，清高的人，不貪別人便宜的人」，都變得無足輕重。
西安「醫院」裏的「病人」，有大學教授，也有公司老板。劉小樣和一位上了年紀的女教授很談得來。兩人曾住隔床，教授不相信她隻念到初二。
關於「醫院」的一切，劉小樣不願意詳細去追溯。也因此，和外界徹底斷了聯係。
她在「醫院」裏找了一份後勤的工作，每個月能拿到一點報酬。對外，他們說，她又在西安的一家學校做生活老師了。
前幾年的一天，王樹生突然想上網找找《半邊天》的那期節目。他發現，原來網上還有很多人在懷念和尋找劉小樣，想知道後來她怎麽樣了。
他知道，那期節目確實給很多人留下難忘的記憶，或許也真的影響了一些人，「可是如果她連自己的人生都改變不了，如何去影響別人？現在她自己的生活都是一塌糊塗，還有啥值得去弘揚的？」
我問王樹生，人完善自己，不就是一個最大的用處嗎？
他說，「完善自己，最起碼首先得把自己從煩惱中走出來，從痛苦中走出來，這才算你成功，但她做不到。世上的所有努力，一個是金錢物質上的，一個是思想上的。兩點她都做不到。」
劉小樣也深覺自己的失敗。在「醫院」「治病」期間，她的頭腦依然無法平靜，疾病的聯想和隱喻，逐漸彌散到她的生活中。以往的不甘心，漸漸轉化成對自己的失望和否定。
在進退兩難的中間時刻，婆婆病倒了。劉小樣主動提出，回家照顧婆婆的晚年生活。2016年前後，她回到了平原上的老屋，此後再未出走或「治病」。
婆婆是個愛幹淨的人，幾個媳婦裏，她隻滿意劉小樣做的飯。周末，劉小樣還要去鹹陽城裏，幫兒子打掃衛生。
一個農村媳婦該做的，劉小樣覺得自己都在做。隻不過，她一直在兼顧些其他的東西。在這方麵，王樹生從來挑不出她的毛病。可是，他覺得，這也正是妻子矛盾的地方：
「她兩邊都想做好。她的痛苦就來自於，你既生活在這個現實中，家務你得幹，娃和老人你還得管，然後你又有那麽多想法。」
王樹生
自我消除計劃
午後的村莊，空氣一片死寂。走在村道上，能聽見風吹柿子樹葉的聲音。遠處，幾個老婦人蹲在蘿卜地裏拔草，紅色的背影在昏黃的冬日雨霧中緩緩移動。
這是劉小樣回歸的鄉村，如同中國的大多數事物一樣，這裏既古老又嶄新，既躁動又凝滯。
十月底，平原進入漫長的農閑季。幾乎所有人家，都敞著大門午休。門前的空地，大多種著蔥、辣椒和白菜，劉小樣家的門口，種了一大片半人高的臭牡丹，雞冠花，紫茉莉和玫瑰。
前院和後院也遍植花草。前院正中，有一片黃槽竹。那是和女兒從重慶回來後，她從鄉集上，花十塊錢買回來的。三年後，已鬱鬱蔥蔥。這是少有的能在北方種活的竹子。
攀著牆角的三角梅，也是她從南方回來後的念想。可惜隻開了一次，後來隻長葉子，不再開花。和她以前種過的百合一樣，與這裏水土不合。可她實在喜歡百合，後來繡了一幅十字繡，掛在了臥室牆上。
近來的幾年，劉小樣覺得自己平靜了許多。從西安回來後，她要侍奉婆婆，做家裏三畝地的活，考慮兩個孩子買房和結婚的事。這些事情，讓她從半空中落了下來。
2019年春天，婆婆去世了。院子裏又隻剩下劉小樣一個人。頭頂還是四方的天。一切像是回到了她剛嫁過來的時候。
女兒年底就要結婚了。那幾天，劉小樣坐在家裏，等女兒婆家送棉花過來。按照此地風俗，婆家送來棉花，娘家給孩子做成婚被。女兒的婚事之後，接著就是兒子。再之後，是他們的孩子出世。
村裏和她同齡的婦女，早就抱上孫輩了。劉小樣由此看到一條清晰的幹道。順著這條幹道往前，生活也許不會再燃燒起來。
劫後餘生，她將這些稱為一個女人的主業和根本。她說，「在以前，可能意識不到這個東西，但現在，家和兒女就是我的根本。主業跟副業有時候不能顛倒了。」
沒人知道這是「突圍失敗」後的自我排解和注意力轉移，還是經過「醫院治療」和自我改造後的反省，抑或是深厚艱固的曆史文化邏輯在此時又發揮出了強大的形塑效力——總之，劉小樣自願回到了30年前的軌道裏。
在50歲後，她終於接受自己就是「一個普通平淡的農村婦女」。看到莫言出了新書，寫「晚熟的人」，她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晚熟的人。
畢淑敏的書，王小波的書，魯迅的書，全被她收了起來。她已經好幾年不看書了。那些書堆在一張舊木桌上，桌子藏在臥室房門背後的角落。最上麵是幾本張德芬的身心靈成長書籍。
從西安回到村莊後，「好像是潛意識的」，她想跟周圍的人一樣，就拒絕看書。這幾年，她隻能聽音樂，特別喜歡聽歐美民謠。
為了抑止自己再「發病」，她把過去寫的東西，全部燒掉了。過去，王樹生看過一些片段。他總勸她，「不要想那麽多了」。現在，一頁紙都沒有了。她有意抹掉過去生活的痕跡，執行一種嚴格的自我消除。
劉小樣覺得，「敏感或者說敏銳，對自己來說，不見得是一件好事」。現在，她開始用丈夫過去勸慰她的那套話語，來進行自我說服，「一個普通人各方麵還是遲鈍一些好，否則你對痛苦的事情相應也會比其他人更加敏感。」
她不再抱怨。她願意承認，「這個土壤已經夠可以了」。她所在的土壤，目前隻能把她「養到這個程度，這就很足夠了」。她承認前半生的失敗，「連自己都沒推動」，「沒夠著，那就接受吧。」
火山似乎平靜了下來，屋子和女主人都恢複了往日的麵貌。隻有客廳電視櫃上的那隻毛絨鴨，是還未被女主人消除的舊日符號。
毛絨鴨的上方，有四扇狹長的木欞窗。最左邊的那扇窗戶，扣上了插銷，永遠朝外開著。那是劉小樣專門為家裏的貓——波妞——留著的。
「我們家那波妞，生活最幸福了，想玩就玩去了，想吃就回來了。」
小黃鴨身後的那扇窗，永遠開著，是為貓咪留著的
她不再給張越打電話，這也是整個自我消除計劃的關鍵一步。張越的號碼，一直在她手機裏。從江蘇回到西安後，她覺得自己一次次頹敗而歸，辜負了遠方的期待。
她開始變得合群。以前她很少和人站在路上閑聊。現在村裏老人多了，有時她跟人去地裏撿地瓜，有時去對方院子裏挖棵花。
我去的那幾天，王樹生正組織村民修路。隔天需要三十個勞力往路麵鋪沙，每人一天六十塊的工錢。劉小樣自告奮勇，連夜出門去找十個人。原先，這些集體活動她都不參加。這兩年，在丈夫的教導下，她還學會了打麻將。
從表麵上看，劉小樣和過去大不一樣了。但在王樹生看來，妻子隻是在「努力地爭取平靜下來」，她「天生骨子裏的東西，不可能一下子改變過來。」
最明顯的是，除了做家務、做飯之外，大多數時間，她還是把自己關在家裏。白天，一個人在家。晚上，全部燈都要打開。王樹生覺得這很不正常。
「她的平靜，就像坐牢。你的心沒有收回來，你把自己關在家裏，你的心關不住，你等於還是在痛苦中。」
她還需要人陪。王樹生每天回家，把當天發生的、見到的，包括工作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都給她講一遍。他覺得，那都是無聊的事情，「每天在一塊待著有多少話題要談啊？」
他坐旁邊教會她打麻將了，也讓她別在意輸贏。打了一兩次，別人再叫，她不再去了。跟親戚們也都沒有深交。「誰也改變不了她，姐姐說話得順著她」，她「拚命地孤立，就累，就煩，就痛苦」。
這幾年，他看她隻愛好花草。「哪怕是野草，她也要養活，這就是她。」唯一讓他稍感放心的是，已經五十多歲了，再要折騰，「恐怕也沒氣力了」。
花園裏的月季和紫茉莉還在開放
我的小花園
辯論有時會在兩個人的庭院發生。2020年10月下旬的一個夜晚，王樹生從工地回來，我們談起「人是否應該去夠自己可能夠不到的東西」的話題。
王樹生認為，人如果超過自己的地域環境和家庭條件，去夠一些現實裏沒有的東西，很徒勞，也一定會失敗。
和20年前相比，他顯然世故了許多。「你這種思想，啥事都成不了，因為太普遍了。」
他的話激怒了劉小樣。她反問他：我連跳起來去夠的權利都沒有嗎？
在我來訪的幾天裏，劉小樣的內心似乎有一道定時升降的閘門。閘門總在午後升起，那個多年來上下求索，四處奔逐，不斷出走又不斷回歸後，被壓抑和馴服的自我被釋放出來。她終於又「逮著一個能說話的人」，說出許多「平時不能說的話，不敢說的話。」
可每到傍晚，那道閘門和牆外的暮色一起重重地落下。她變得遊移，矛盾，躲避和反複。一道有力的監視的目光，從她自己內部發出，將她重新喚回牢籠裏。
2001年，覺醒後的劉小樣告訴張越，她的身體在過著一種日子，心裏永遠想著另外一種東西，她又不能出去，這是她的悲哀。
20年後，劉小樣告訴我，不能徹底地出走，總想要兼顧，這可能就是她的局限。
這位自認為不徹底的反叛和出走者，回到20年前出發的庭院。在一個人的庭院，她把內心和過往，放在磨盤下，晝夜不停地研磨、辨析和探尋。
她想過，如果當年「配的是一個別的人，那個人徹底地不合自己心意，徹底地沒有共同語言」，那麽她可能也就沒有這些糾結，「徹底飛了。」
在重新一個人打轉的日子裏，她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新舊雜糅，以及直麵自身有限性後的虛妄：
「有的人以為我這人思想前衛，『她怎麽那樣考慮問題』，其實我現在才發現，我其實是一個太傳統的一個人——我傳統的東西根本也揪不掉，新的東西夠不著，就是處於這種狀態下。」
為了壓服這些不斷跳躍、互相抵牾的念頭，從2019年的春天起，她「特別特別刻意」地開始在院子裏大肆種花。
她跟家人說，「誰都不能動我的花，誰動我的花我跟誰急。」
有時在外麵看到別家的好花，她開玩笑，「真想偷回我家裏」。快到縣城的綠化帶，前年引種了海棠。去年春天，粉白的海棠花開了。她騎電瓶車經過，心裏十分不服氣，「這麽好的花，應該種我家裏啊！」
至於為什麽從前年開始種花，劉小樣說，因為那年竹子長得特別好，給了她一種希望。
「竹子是綠的，那我得配紅花啊，哎呀，那個春天，鬱金香活了，芍藥開了四五朵，幾盆雛菊分開根，全都種到了院子裏。」
庭院四方的天和劉小樣的竹林
除了種花，這兩年，她對家務也更上心了。農村一般不拖地。現在，劉小樣幾乎每天都要把水磨石地板拖一遍。她說，原來，「沒有這麽愛家，現在特別特別愛收拾家裏。」
在娘家做姑娘的時候，她喜歡騎車去渭河邊想心事。這幾年，種花、拖地，讓她有一種回到渭河邊的感覺。這是茫茫的生活裏，她能捉住的少數幾項慰藉。它們部分能使她從混亂的「想夠夠不著」的狀態裏，稍微安靜下來。
張越曾在采訪中評價，劉小樣思想的勤奮程度超過絕大多數人，「在這方麵，她屬於『為伊消得人憔悴』，是一個永遠在思想中的人。」但現在，劉小樣不想再開動了。
「真的能做到嗎？」我問她。
「我得努力，我得努力啊！」她提起小時候的農業合作社，白天，大家在地裏一塊兒幹活，晚上回家，自己的腦子愛想哪就想哪。
這是劉小樣給牢籠中的自己找到的運行方式。「我安靜下來的同時，也給自己留著想的時間啊，我不是沒給我留下時間，我有我的自留地啊。我這塊自留地，在我自己家裏，我愛想啥就想啥，我愛做啥就做啥，誰也幹預不了。我出去跟你們在一起的時候，我能隨大流。但我不能讓你們徹底同化了，那樣一種狀況我永遠達不到，如果讓我跟別人一樣，我永遠達不到。」
王樹生知道她盡力了。他不否認妻子身上的某些審美價值。對她，他的情感裏不隻有親情，不解，埋怨，也有義氣和不忍。
有時，聽到妻子全盤否定自己過去的二十年，認為自己是個備受期待但最終失敗的出走者。王樹生會急切地打斷她，「聽我說啊，人家走出去那個想法，隻是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與你那個想法差太遠了，層次差太遠了……」
「但這也有限」，張越覺得，王樹生比普通農村男性寬容和能溝通，「但哪個階層的男的，最終也不能接受一個一心要追夢，已經難以自控的女性，她總要往外衝，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她內心有強烈的悲歡離合的各種感受，有一段時間她會很沮喪，有一段時間她會很渴望，有時候她特傷心，你知道一個過日子的男的，誰一天天這麽陪你跌宕起伏……」
更多時候，王樹生像守著一座火山一樣憂慮和不安。她還會再次出走和突圍嗎？這場平原上曠日持久的高燒，真的褪去了嗎？
王樹生不能確定。女人身體裏那股力量太巨大了，他知道她現在是在「極力克製」。而劉小樣自己覺得，「突圍的前提是人在城裏」。現在，她不覺得自己在裏麵，她覺得自己在邊上，在裏和外之間。
邊上是她的小花園。在花園裏，她自己跟自己說話。一直以來，「瞎想」這件事，對她的生活都特別重要。
20年前，在《我叫劉小樣》的結尾，她帶著絕望和不甘說，「我就是不要把這個窗戶關上。我讓它一直開著，一直開到我老，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怕我失去那些感動。」
現在，她真的有些老了。客廳的那扇窗戶，為貓咪波妞永遠打開著。
窗外的小花園，雞冠花正開得肆烈。她說，以後，小花園給她多少，她就接受多少。花開得好的時候，她跟誰都炫耀，說，我的花開得可好。女兒聽了取笑她，就那幾朵花，成天說我的花，說得好像有多多似的。
我們最後一次談話，是在廚房裏。那天傍晚，平原上飄起了雨夾雪。我問劉小樣，有時會覺得這是個悲劇嗎？
她陷入了沉默。天光從頭頂的天窗透進來。廚房幾乎還是二十幾年前的樣子。隻有柴火灶荒廢了，被一隻電磁爐取代。碗櫃、水缸、菜刀、蒸饅頭的大木盆，都還是1991年劉小樣嫁過來時，婆婆為她準備的。
「我沒覺得這是個悲劇。我這樣的人，也許很多，隻是咱不知道。即便發生在別人身上，也不能說是悲劇。我不會報以同情，憐憫或者怎麽回事，我可能就是欣賞。」劉小樣覺得，最多用「悲壯」來形容。
「我覺得就是個悲壯的東西。悲壯的東西，它本身就有美在裏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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