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0日是星期一，像往常一樣，54歲的埃琳娜·卡塔內奧（Elena
Cattaneo）在自己實驗室裏。電話響起，是她的助理。他說，“有一個消息，你最好先坐下再聽”。卡塔內奧隨後發現，自己收到了150萬歐元。
她從未見過或聽說這個弗蘭科·菲奧裏尼（Franco
Fiorini），而現在，他卻留給了她相當於1165萬人民幣的一筆財富。真真切切，不是惡作劇。
埃琳娜·卡塔內奧是意大利藥學和神經學教授，也是意大利終身參議員。| thetimes.co.uk
捐錢給科學機構或者研究項目，常見。指定捐給某個科學家，罕有。為什麽是卡塔內奧？當然，她是頂尖科學家。許多意大利人都知道米蘭大學這位著名的藥理學家和神經學家。但這次的捐款——用意大利神經學家圖利奧·波茲安（Tullio
Pozzan）的話說——是科學傳播的勝利。故事要從七年前說起。那是關於一個“幹細胞新療法”的漫長戰爭。
第一戰：藥品管理局開鍘
2009年，意大利的一個私人組織“耐力基金會”（Stamina
Foundation）開始向絕症病人兜售一種幹細胞新療法。從人的骨髓中可以收集到幹細胞，但這些幹細胞通常隻能分化為脂肪細胞、骨細胞和軟骨細胞。這一次，耐力基金會創始人達維德·萬濃尼（Davide
Vannoni）宣稱，從患者骨髓收集來的幹細胞，經視黃酸處理後，可分化成神經細胞和多種組織。將這些混合細胞再注射回原患者體內，可以抗感染、消炎症、促進血管生長；能治療帕金森病、阿爾茨海默症、肌肉萎縮症、脊髓性肌萎縮等等，簡直是無所不能治的萬靈藥。
用萬濃尼的話說，“不管什麽疾病，總有一種細胞會起作用”。他還宣稱，2004年已經用這種自創療法在俄羅斯治好了一個麵癱患者。
耐力基金會創始人達維德·萬濃尼 | luciogiordano.wordpress.com
聽上去很美，然而，沒有證據支持這些臨床療效。萬濃尼並非醫生，不是生物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曾就這個“幹細胞療法”發表任何一篇經同行評議的論文。2012年5月，意大利藥品管理局（AIFA）檢查了耐力基金會位於布雷西亞（Brescia）的實驗室，發現實驗室管理混亂，根本無法保證培養出來的細胞不受汙染，還有實驗方案語焉不詳，缺乏患者隨訪等等問題。為保護病人權益，意大利藥品管理局隨即關閉了耐力基金會的實驗室，禁止他們繼續“治療病人”。
第一輪：意大利藥品管理局勝。但這隻是戰鬥的開始。
第二戰：患者們抗議上訴
在意大利，法律規定了絕症病人在無藥可醫且情況緊急時，可以使用尚未被批準的療法，這叫“關懷使用”（compassionate
use），費用由政府買單。這些法律的目的，本是讓絕症病人能得到及時救助，獲取一些還沒走完審批流程、但已被衛生部門初步判定為“有療效”的治療。
然而，意大利的法律體係裏缺了一個東西——意大利版的“道伯特標準”（Daubert
standard）。這個標準來自美國法律體係，要求法官身為“看門人”，必須按嚴格標準來決定哪些“專家證言”和“科學證據”可以成為呈堂證供。譬如說，隻有“按照科學方法得出的結論”才算“科學知識”，“是否經同行評議”，“是否被科學界普遍接受”也是重要的輔助判斷標準。除了美國，加拿大和英國也采納了類似規則。
不幸的是，意大利沒有本土版道伯特規則，在法庭上，“科學”、“專家”、“療效”的標準模糊不清，這就給了耐力“運作”的空間。在耐力基金會召集下，一些將耐力的幹細胞療法視為最後希望的患者集體抗議並訴諸法律。
由於相信耐力基金會的幹細胞療法能起效，部分示威者呼籲政府允許病人接受這種治療。| nature.com
起訴的450位患者中，逾半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多家意大利地方法院判定，患者有權接受來自耐力基金會的細胞和治療。
第二輪戰果，意大利法院助攻，耐力基金會勝。
諷刺的是，正是這些法院強製治療，帶來了這個幹細胞療法的第一篇正經研究論文——2012年10月，Burlo
Garafalo兒童醫院的醫生們在《神經肌肉疾病》（Neuromuscular
Disorders）期刊上表示，五名I型脊髓性肌萎縮兒童在接受耐力的幹細胞治療後“沒有改變病程”，換言之，治療無效。
萬濃尼對此的回應是，失敗原因是醫生的鍋，醫生不懂用他的混合細胞。
第三戰：科學家誌願入場
就是在這時候，卡塔內奧忍無可忍，從“關注者”轉成了“行動者”。她自己就是幹細胞研究者，在米蘭大學研究亨廷頓氏病。她深知，目前還沒有將骨髓細胞轉化成神經細胞的可靠辦法。如果耐力基金會真能做到，就是科學技術上的重大突破，但他們在自稱“我能”的同時又拒絕公布具體技術細節——科學家的本能反應是，這很可疑。
在科學共同體裏，卡塔內奧找到了戰友。她聯係上了同樣做幹細胞研究的另兩位專家保羅·比安科（Paolo
Bianco）、米歇爾·德盧卡（Michele De
Luca），再加上卡塔內奧長期合作一起研究的一位生物倫理學家吉爾伯托·科貝裏尼（Gilberto
Corbellini）。在媒體不報道，醫生不合作，政府機構不上心的情況下，2012年冬季，這群科學家們開始戰鬥。
卡塔內奧的戰友們——保羅·比安科（左）、米歇爾·德盧卡（中）、吉爾伯托·科貝裏尼（右）。| abcd-it.org
、cmr.unimore.it、web.uniroma1.it
戰鬥計劃分四步
第一步
研究耐力的療法細節。收集安全和療效方麵的證據。他們發現，2010年美國專利局就已經拒絕了耐力的專利申請，理由之一是所述方案不太可能得到那些分化的細胞。不止如此，耐力造假的證據也浮出水麵。那份編號為12/964,941的美國專利申請材料中，有些關鍵圖片根本是從其他人的論文裏偷來的。比如一張已分化的神經細胞，就和2003年一篇俄羅斯和烏克蘭團隊發的論文裏的圖片一模一樣。
耐力專利申請中的圖3（上）；和2003論文中的圖片（下）對比。| nature.com
第二步
調查耐力基金會。結果發現，這個自稱私人慈善組織的地址，是一家商業公司Medestea。Medestea公司還曾因為給膳食補充劑做誤導性廣告而被罰款。科學家們還發現，萬濃尼在不斷遊說官員和議員，要將這個療法納入健保由國家健保資金給付，同時還要政府部門不監管這個療法。（不要監管要買單，閣下怎麽不去搶？）
第三步
持續發聲，保持清晰和理性。
找患者——給患者組織寫郵件，逐一回複患者們的疑慮。
找醫生——聯係耐力基金會的合作醫院，經溝通，許多醫生主動和耐力基金會結束合作。
找媒體——每周都給報刊寫評論，接受采訪，提醒公眾這種“新療法”缺乏科學依據。電視媒體除外，因為科學家們發現，電視節目容易被情感淹沒，不適合提供理性證據。
找政府——科學家們一起準備了關於這個療法的至少6種卷宗，幾十個ppt。其中一個卷宗就長達40頁，他們用盡渠道、遞交給每一個能聯係到的官員。同時，他們天天找意大利醫療口的警察溝通。
第四步
堅持堅持再堅持。這是一場漫長的拉鋸戰。科學家們在人力、財力、廣告宣傳和政治勢力上都不占優。好幾次，耐力基金會在輿論、政治或商業上占了上風。科學家們隻得不斷碰頭，商討新的戰鬥計劃。
第三輪戰果，科學家……屢敗屢戰。
第四戰：衛生部撒錢研究
2013年3月，在萬濃尼沒有提供體外細胞實驗結果，沒有提供動物實驗結果的情況下，時任意大利衛生部部長雷納托·巴爾杜齊（Renato
Balduzzi）允許耐力基金會繼續“治療32名終末期病人”，其中許多甚至是兒童。盡管卡塔內奧等人聯係到十三名科學家，共同署名發表了一封給巴爾杜齊的公開信，呼籲他尊重科學證據，不要批準可疑療法，但巴爾杜齊沒有改變主意。
2013年5月，在患者壓力下，意大利國民健保和議會同意資助耐力基金會390萬歐元（約3029萬人民幣）來研究這個幹細胞療法。萬濃尼春風得意，說這場紛爭給他帶來了9000名新患者。他還呼籲法律進一步放鬆監管，好讓他擴大治療範圍。
萬濃尼高興得太早了。
390萬歐元研究基金，沒那麽好拿。萬濃尼此前對於如何製備注射用細胞總是諱莫如深，但在臨床試驗要求下，他不得不提供自己製備細胞的方案。意大利衛生部任命的科學委員會迅速發現，按照萬濃尼的方案，最終出來的細胞不但不能確定種類，而且不清楚有無受病原體汙染。委員會還檢查了耐力基金會此前冷凍起來的製備細胞，發現全是血細胞，沒有一個神經元——這種玩意不可能治療神經疾病。
2013年8月，時任意大利總統喬治·納波利塔諾（Giorgio
Napolitano）任命卡塔內奧為終身參議員（senator-for-life），以表彰她在促進科學上的貢獻。對卡塔內奧來說，這個任命意味著榮耀，更意味著她將成為科學界在政界的戰鬥前鋒。她做到了。卡塔內奧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動參議院調查耐力基金會。經過25場聽證會，政府收集到了一些關鍵證據——假如沒有政府介入，這些一手資料外人根本無從獲得。2013年10月，耐力基金會的臨床試驗被叫停。2013年12月，意大利衛生部宣布，此前接受耐力基金會方案治療的32名病人，狀況沒有改善。
對於耐力基金會的調查又持續了半年。期間意大利衛生部還任命了全新的科學委員會——所有曾公開反對過耐力基金會的科學家都以“帶有偏見”的理由被撤換。但新委員會調查後，仍然得出了一樣的結論——萬濃尼的“療法”，根本無效。
第五戰：法庭的最終裁決
2014年4月，萬濃尼被意大利檢方以欺詐公款罪提起公訴。2014年8月，意大利都靈法院判決耐力基金會必須停止一切“治療”，並收繳了他們的一切設備。2014年5月，歐洲人權法庭裁決，即使是“關懷使用”的療法，也必須有科學證據支持。
從此以後，絕望的患者，不會再輕易被欺詐，被利用，被盤剝。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
回望這場戰爭，轉折點出現在科學家入場的時刻。他們自帶幹糧，堅持兩年。即使麵對來自耐力基金會的詆毀，即使被患者誤解成“阻擋救命療法”的惡人，即使收到辱罵恐嚇信，即使自己所在的大學被電郵轟炸、服務器被黑客攻擊，即使自己實驗室附近有身份不明者徘徊不去……也永不放棄，永不屈服於那種“夠了，我已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的感覺。
兩年裏，為了答疑解惑，這群科學家們不曾拒絕任何一個關於耐力基金會的講座邀約——無論邀請方是社團、患者組織、教師學生還是別的什麽人。卡塔內奧、比安科、德盧卡這幾個領頭的科學家，每人都犧牲了60-80周的實驗時間——他們雖然在夜裏努力加班，也還是失去了許多做研究、發論文的機會。
2014年，卡塔內奧、比安科、德盧卡三人一起榮獲國際幹細胞研究學會（ISSCR）的公共服務獎（Public Service
Award）。
實至，名歸。
當硝煙散盡，卡塔內奧終於可以回歸實驗室。她在《自然》上撰文回顧這場戰鬥——
“科學家最喜歡的事，當然是和誌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在實驗室裏工作。但有時，他們也必須在別處挺身而出，哪怕這意味著收到恐嚇信並錯過基金的申請期限。當意大利的健保係統和病人們的利益被過鬆的臨床標準威脅時，有些人就會離開舒適的實驗室和辦公室，去為循證科學而戰，我們亦是其中一員。”
尾聲：捐贈者菲奧裏尼的故事
捐贈者弗蘭科·菲奧裏尼，可能就是被卡塔內奧的這場戰鬥打動。
菲奧裏尼是個內向的人，他沒有近親，朋友很少，身體也不太好，幼時罹患小兒麻痹症，導致部分癱瘓。成年後，他給建築公司當會計師，49歲時就提早退休。2016年初，他得了嚴重的感染，在病榻上，他寫下了遺囑。
弗蘭科·菲奧裏尼（左）親筆寫下了這三頁遺囑（右）。| nature.com
他於5月9日去世，享年64歲，遺囑隨後公布，非常簡短，“我所有財產均留贈埃琳娜·卡塔內奧博士，由她自擇善法，用於科學研究”。
這場幹細胞療法之戰，受益者包括許多癱瘓病人——他們中許多人都對幹細胞療法深懷期待，也因此特別容易輕信上當。身為小兒麻痹症受害者，菲奧裏尼也許一直默默關注著相關進展，因此讀到了科學家們未曾間斷的呐喊。
受菲奧裏尼所托執行遺囑的律師說，菲奧裏尼熱愛閱讀，“他總在讀東西，圖書或者網頁。”是什麽讓他將所有財產遺贈卡塔內奧？斯人已逝，卡塔內奧永不能聽他親口說出原因——可以猜，但永遠無法確定。她的另一件憾事是，不能為此當麵向他道謝。
善用善款，也是一種道謝。卡塔內奧計劃用這筆錢資助意大利的年輕研究者。這一份善意，起自科學，也將再流向科學。而這一場科學傳播之戰，終於有了最完美的結局。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科學家收到陌生人千萬遺產，因為她毀掉一種“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