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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歲“失落大齡職場男”致信上海市長求職 一個月後又離職

“雖然我是碩士/本科都是重點大學畢業的上海人,也曾經在知名外企工作過近20年,也做過好些年的外企高管,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也有過硬的管理以及業務能力,不過自從2018年離職後就一直未能在社會上找到合適的工作。我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我已經48歲了,絕大部分公司和企業由於種種原因原則上不會考慮錄用我這樣的大齡青年;我也嚐試過自主創業,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日前,一位48歲男子寫給上海市政府的失業求助信引發熱議。

  寫信者王先生(化名)自稱高學曆,曾任職外企高管,但失業三年求職無門。他和妻子育有兩子,“一直在申領政府發放的微薄的失業金,加上偶爾掙到的谘詢費及家裏有限的儲蓄勉強度日”。王先生還表示,“我們這些人的退休年齡被延遲到65歲,那就意味著我這樣的大齡青年至少還需要工作十多二十年才能正常退休。”

  6月15日,紅星新聞記者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網站搜索該郵件,網站“政民互動”一欄顯示,該郵件名為“失落大齡職場男的求助信”,為王先生寫給上海市市長龔正的求助信。來信時間為2021年4月6日。但點擊該文時,顯示已“404”。

  48歲“失落大齡職場男”致信上海市長求職 一個月後又離職

  ▲相關求助信截圖

  網傳截圖顯示,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回複稱,已安排王先生所在鬆江區就業促進中心與其對接。4月12日,鬆江區就業促進中心將該信息反饋至其戶籍地街道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並安排就業援助員和職業指導師進行跟蹤對接。此外,相關單位還協助王先生辦理求職登記、宣講部分就業扶持政策;指導其完善簡曆;還為其推薦了四個崗位,包括銷售管理崗、城市合夥人等。

  鬆江區就業促進中心相關負責人6月15日告訴紅星新聞記者,確有此事,王先生在信中言及的高學曆、知名外企工作近20年等經曆屬實:“他信裏麵沒有誇大。(在求職者中,)他的學曆應該是高的了。”如網圖所示,鬆江區就業促進中心確實為王先生做了前述幫扶。

  48歲“失落大齡職場男”致信上海市長求職 一個月後又離職

  ▲網傳截圖中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相關回複

  該負責人稱,此前,王先生已於今年4月找到工作,在鬆江區就業促進中心推薦的一家民營企業任市場部副總。鬆江區就業促進中心為王先生推薦了四家公司,王先生麵試了三家,最終選擇了其一。“總體來說,他當時應該還是比較滿意的,跟他的求職意願比較接近。在求職過程中,他對自我的定位也在不斷地調整。”

  但工作了一個月左右,王先生離職了,“做了一個月,他還是覺得不合適,所以沒做了。我們了解下來,可能還是跟企業文化有關係。他覺得這樣一種氛圍還是不適合的。因為(他當時就職的)是一個民營企業,而他原來就職的崗位,各方麵條件都比較好吧。他接下來想找的崗位,是公共關係這一塊的。我們後續也會進一步對接,盡量地去幫忙匹配。求職者找到我們,我們會盡力去幫忙,但我們隻能按職能範圍內來做,我們也不能替企業來做一些選擇。”

  該負責人還表示,該中心幫助的35歲以上的求職者“比較多”,今年,就業援助員和職業指導師已幫助了六十多例求職者,但像王先生這樣寫求助信給市長的情形,尚屬首次。

  該負責人坦言,還有比王先生年長的求職者,“年齡這一塊,企業的關注度還是比較高的。我們也在不斷地溝通協調,希望有一些崗位能夠給到年齡稍微偏大一點的人。如果求職者的能力等各方麵能夠符合要求,也希望企業能放寬一點。經過我們的協調,也有一部分企業會在這塊有所放鬆。”

  媒體評論

  “失落大齡男”致信上海市長,呼喚社會正視職場年齡擠壓

  日前,一位48歲男子寫給上海市政府的失業求助信引發熱議。寫信者王先生(化名)自稱高學曆,曾任職外企高管,但失業三年求職無門。他和妻子育有兩子,“一直在申領政府發放的微薄的失業金,加上偶爾掙到的谘詢費及家裏有限的儲蓄勉強度日”。王先生還表示,“我們這些人的退休年齡被延遲到65歲,那就意味著我這樣的大齡青年至少還需要工作十多二十年才能正常退休。”

  這則“失落大齡職場男”求職記,在網上引發較多關注,不隻是因為他的高學曆與“就業難”形成的反差,也更是因為中年人的職場失落,的確觸發了不少人的共鳴。

  事實上,“4050”(指處於勞動年齡段中女40歲以上、男50歲以上)人員的求職難問題,一直就存在。而在當前背景下,它又呈現出新的動向。過去通常理解的“4050”人員,往往專指那些“本人就業願望迫切、但因自身就業條件較差、技能單一等原因,難以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就業的勞動者”,換言之,他們被默認為是典型的就業弱勢群體。但是,這次事件中的主人公又明顯不符合傳統的設定。

  比如,他自稱碩士/本科都是重點大學畢業,曾經在知名外企工作過近20年,也做過好些年的外企高管,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也有過硬的管理以及業務能力……毫無疑問,擁有這樣的履曆,算得上是妥妥的社會精英了。連這樣的“精英”也在就業市場遭遇冷落,經不起年齡的“考驗”,說明我們確實得重新審視“4050”人員的就業難問題,而相關的就業幫扶服務可能也得轉變思維。

  按照目前社會的平均壽命以及老齡化水平,“4050”人員無論之於家庭,還是社會,都是絕對的中堅群體。他們的就業狀況,關係到無數家庭的穩定,也攸關社會的就業質量和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不過,這些年,無論是互聯網人的“35歲危機”,還是公務員、事業單位招聘中顯現的“35歲門檻”,都真實地反應出當前職場上的年齡“擠出效應”可能比以往更為劇烈。這次事件中的48歲“失落職場男”,不過是為此增加了一個活生生的現實案例。

  年齡增大,在職場的劣勢也逐漸顯現,這種現象形成的背後有其必然性,可以說全球都是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年齡大就必然應該被淘汰,更何況目前的退休年齡也將延遲。就拿“35歲門檻
”來說,它的形成與人口紅利充裕下的社會年齡偏好有著直接關係。但在當前的社會年齡結構下,這種“約定俗成”的做法對於公平就業的阻礙其實越來越大。因此,像公務員、事業單位等招聘首先就應該帶頭減少年齡限製,增進就業市場對於不同年齡群體的包容性。

  此外,互聯網也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青春崇拜”,放大了年齡擠壓,這種職場文化和年齡文化,都需要被重新審視。應該看到,“大齡”群體未必就等於落伍,他們也可能擁有職場忠誠度高、經驗豐富等優勢。如何讓這種優勢得到合理的利用,既考驗企業人才篩選機製的合理性,也需要就業服務部門增加一些針對性的服務,減少用人單位和求職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甚至還可以考慮借助稅收優惠政策引導用人單位接納更多的“大齡”求職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現實中,中年人的就業難問題似乎一直處於“低能見度”的狀態。如我們日常的就業服務體係,也更側重對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就業重點人群的幫助。我們似乎默認了年齡對人的淘汰,而中年群體可能也自覺承受了這種社會偏見而選擇沉默或采取“降維”的方式應對。這樣一種狀況,置於老齡社會不斷加深的背景下,的確需要予以重視與改善。它也應該是應對老齡化社會,必須要做好的準備之一。

  說到底,如何看待不同年齡群體的價值,如何構建更開放的就業觀、年齡觀,這是值得全社會深思的問題,也關係到每個人的中年乃至老年的生活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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