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及附近地區的疫情重現，引發國內對新冠病毒的再度關注。
今年以來，從英國變異病毒開始，到印度、南非等國出現變異毒株，新冠病毒的變異越來越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
5 月 27
日，筆者在汕頭大學采訪了著名傳染病學家管軼。他認為，新冠病毒與人類社會長期共存已經是個大概率事件，必須重視對新冠病毒變異可能性的監測和研究，並呼籲各國政府、科研機構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做好長期應對新冠病毒的準備。
采訪
問：管教授，您最近研究和關心的問題是什麽？
管：我最近關注的問題是，新冠作為一個常見病原體長期流行是個大概率事件。新冠的病死率目前來看，大概是季節性流感（甲流或者乙流）的十到五十倍。如果每年按這個速度去收割人類，人類的平均壽命都會縮短。這個病毒比流感毒性強很多，目前臨床還沒有特效藥，大家盼星星盼月亮都隻能盼著好疫苗。這樣厲害的病毒，如果長期流行會遇到什麽問題，怎麽應對它？這會是我們人類社會的長期挑戰。
▲管軼
問：人類要跟新冠病毒長期相處的話，最需要重視的問題是什麽？
管：單刀直入地講，麵臨的首要問題就是這個病毒會突變。
問：目前首要的應對措施是什麽？
管：現在全世界對病毒突變的概念都沒有統一，英國株、南非株、印度株 ……
還有謠傳印度有幾百種突變上千種突變。現在不但老百姓，連科學界對病毒變異的認定都沒有共識。
其實主要變異株（major
variants）是有科學定義的。舉例來說，把一個人身上的病毒提取出來培養，從肺部和胃部等身體不同部位提取的病毒，都可能有 0.01%
或者 0.001%
的不同。這個有專門的術語，叫做準種（quasispecies）。那是不是能夠把一個人身上的不同病毒都叫做突變株呢，這就是一個問題對不對？病毒就是靠這樣的差異，來適應宿主，適應不同的部位。
因此我第一個建議是全世界建立一個統一的鑒定標準，認定病毒主要突變株。有了這個統一的主要變異株認定，藥企才可以根據這個標準來研發藥物。你研究張三，你研究李四，再一個人研究王五，再來比較藥物的有效率，不是很好笑嗎？所以要先建立主要突變株的鑒定係統。現在大家都搶著在做藥，基礎的標準沒製定。主要變異株的認定，跟疫苗藥物的選拔，用什麽做疫苗，有直接關係。比如印度的變異株一出現，中國的國藥科興，美國的輝瑞、Modena，對新出現的變異株有沒有保護率？
講有保護率的也好，沒有保護率也好，首先要有科學實驗證明，其次要有係統可以預判。就是說，我們選拔的疫苗，根據不同地區變異株的不同，世界衛生組織應該建立一個係統（體係）來統一認定。不然東家做一個，西家做一個，用到人身上以後的效果，會直接關係到下一個季節，下一波病毒疫情的控製問題，這是個很專業的問題，無關政治正確。
以流感為例，我是世衛流感疫苗選定株委員會的成員，幾十年了。有些流感病毒的前線疫苗是要強製性使用的，必須要用世衛組織選定的疫苗。每年會舉行兩次會議，一次是北半球流行的病毒，一次是南半球流行的病毒。就是因為掌握這個體係的標準，目前世界五大藥廠占據了
94% 的流感疫苗生產量。我們國家有 9 家生產流感疫苗的廠家，年產量隻有 3000
萬支，流感疫苗這麽容易生產，產能嚴重不足。麵對新冠病毒，目前世界的疫苗產能還是嚴重不足的，中國也需要提前思考這個標準和產能的問題。
另一個方麵，沒有確定主要變異株，就不能及時應對疫苗失效的問題。疫苗實驗、研發，審批、生產，分配、運輸，打到老百姓身上需要時間。今年就要針對性地準備明年的疫苗，這個時間是要精心計算的，如果跟不上病毒變異的腳步，疫苗的保護效果就會大幅降低，病毒危害會擴大。
問：病毒變異的話有哪些可能性呢？怎麽根據變異來預先研發藥物呢？
管：第一個可能是，主要抗原決定簇的改變——點突變的累積 ( Spike gene or protein ) 。由於 S
蛋白的突變，現有的治療性單克隆抗體，就是特朗普用的那種，幾天就可能失效，演變成免疫逃避。那就要更新抗體，盡快地應用到臨床治療去救人。這就要求建立一個新的藥物審批係統，如果按照現有的係統，一步步審批，可能等你審批生產，病人已經死了。
其次病毒會隨著藥物投入大麵積的使用形成耐藥性。這就要及時地做好對耐藥株的鑒定。有的化學藥物，比如抗流感的達菲很有名，但達菲的使用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抗病毒的藥為什麽難研發，是因為病毒劫持我們的細胞作為它的繁殖場所。藥物要作用病毒，一定是先作用到我們自己的細胞，幹擾它的生物新陳代謝途徑，副作用比較大。RNA
類病毒比如流感，它一用藥，比如說達菲，第一天檢查病人所有病毒都是敏感的，第二天檢查就有部分病毒變得耐藥了，如果用到一個禮拜，這個病人還沒痊愈的話，病毒就已經全部耐藥了。如果在一個城市用半年，大家都用，那麽這個病毒就完全耐藥了。這是個蠻大的問題，藥企研發新藥周期可能長達
8、9 年，投入資金是 50 億美金，但是用了不到半年全部耐藥，成本都收不回。
那麽怎麽在基因水平、病毒學水平認定它的耐藥性？怎麽合理使用這個抗病毒藥物？目前還缺乏明確的鑒定標準。像瑞德西韋，當時有人稱為神藥，世衛都沒有審批，美國審批了。它有沒有用呢？適當時機還是有用，但是藥物持續的時間不是太久，所以講它有用也對，講它沒用也對。那怎麽辦呢，需要建立專業的機構去鑒定確認，這個藥物它有耐藥性了，大家不要用這個藥了，讓它歇會兒，讓病毒繼續變異，可能過段時間又有效了。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主要基因組的大改變（Recombinant）。這個就不是點突變，而是雜交病毒。就是有 A、B 兩個病毒，A
病毒的頭接到 B
病毒的尾巴上去了。這樣一來，病毒性情大變，已經有的疫苗和治療性抗體可能瞬間失效。後果是會出現準大流行或者地區性嚴重爆發，這也是很可怕的，因為手上又沒有可用的武器了。
1918 年西班牙流感大爆發，當時保守估計一年多時間死了 2000 萬人。以紐約市為例，當時人口 150 萬，死了 5 萬人。在
1947 年，就又出現了西班牙流感病毒，還是 H1N1，但是死亡人數跟後來 1957 年 H2N2 的大流行，1968 年 H3N2
的大流行差不多。（注：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幾次大流行全球死亡人數各為 100 萬到 400
萬左右。）當時很多科學家不明白，為什麽這次西班牙病毒卷土重來會死這麽多人，亞型和病情反應都是已知的 H1N1。直到 2007
年才搞清楚，是因為西班牙病毒出現主要基因組大改變（Recombinant）。A 病毒變異株的頭接到了 B
病毒變異株的身體或者尾巴上，這個病毒變成了一個準備全新的病毒，以前準備的疫苗都失效了。這個變異的可能性要進入我們對新冠病毒變異預測的雷達視野中。
問：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會是怎麽樣？
管：未來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是 S 蛋白糖基化位點的變異。那些一根根皇冠形狀，手臂一樣伸出來的棘突是捕捉人類細胞受體的 S
蛋白，冠狀病毒因此而得名。目前 S
蛋白隻是一點點地突變。如果糖基化位點變異，就會出現重組株或者雜交重組株。根據新冠病毒 S 蛋白的組成，我預判在 10
年或者 20 年後疫苗或抗體會完全失效。到時候找不到它，也不知道病毒會在人體內發生什麽變異。
現在的甲型流感，乙型流感有部分病毒已經出現蛋白糖基化的問題。蛋白是由氨基酸構成的，糖基化就是它有些部位結合多糖，多糖是大分子的，簡單地講就是會在蛋白身上裹一層毯子。毯子一裹，你有抗體也找不到它了。前麵這幾招，疫苗也好，單抗也好，藥物都不容易做成，這就出現很大的問題。檢測都沒有辦法，找不到它，因為它有鬥篷了。像現在的印度變異株，嚴防死堵還是會溜進來。這個蛋白糖基化比這個印度變異株還要厲害很多很多倍。
我做這個預判的根據是對病毒的結構分析。
流感病毒它的糖基化位點隻有 10 個左右，我們人類每年係統地打流感疫苗，病毒大概用了 3、4
個位點變異，就已經變成人類對付不了的病毒。我在這個流感疫苗變異株選定委員會，外麵的人就罵你，說你們選定的疫苗不準確，效果不好，今年的病人還是很多，打了疫苗也沒用。他們不知道病毒已經變成這樣了，抗體、疫苗也不認識病毒了。用通俗的話講，它換了個馬甲，這個馬甲像鬥篷一樣把病毒藏起來了。流感的糖基化位點是
10 個左右，艾滋病大概是 20 到 22 個位點，新冠病毒的位點大概是 65 到 70 個位點，是流感的 7
倍。這個難度有多大，隨便裹幾張毯子換幾個馬甲，我們就抓不到它了。
問：要長期應對這些變異病毒的，哪些方麵需要引起足夠重視？
管：困難要預測到，不要每次都追著病毒屁股後麵。很多人都是沒事的時候，要一分錢都要不到，有事的時候，不要錢也塞到你懷裏來，財神爺老是追著瘟神跑。我們該怎麽做？天天打嘴炮沒用的，天天跟人吵架也沒用的。我這裏對世界、對國家都呼籲一下，要預先采取措施，準備長期應對新冠病毒。可能有人講，哎，我不知道啊，這些都是新情況啊。不對，我告訴你，情況已經在路上：明天後天，明年後年，下一個十年，下一個二十年，都在排隊等著你。
一是要建立全國性的監測網絡。監測才能及時發現很多變異，才有能力分析哪個是主要變異哪個是次要變異，防控好救治好。監測網絡是要長期投資的，這些拿了錢的機構是要幹活的，要跟國際組織接軌的。要建立這個監測網絡，對疫情有預測預判和預先準備的能力。不能每次出現疫情都說，我不知道啊，突如其來的，不能這樣講。不能永遠躺平在突如其來的框架下，為一切沒有做的工作找借口。
二是建立製度化的專業委員會，對這些變異進行認定，建立疫苗和特殊藥物評審的新機製。在去年的第一波疫情中，我國進入臨床的試驗藥物
589 種，是全世界所有國家加起來總額的 N
倍，最後篩選有效的數量為零。這些藥品委員會的專家們在幹什麽呢？是憑什麽標準讓它們進臨床實驗的，既浪費錢又折騰病人。把藥物試驗變成了口號式的，甚至是情緒發泄式的，有些甚至變成了企業割韭菜的商業利益輸送渠道。所以要建立專業委員會，這個專業委員會應該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要求委員會的專家們進行利益衝突宣誓，發現有利益輸送的問題，要送交法律審判處理。
三是建立定期不定期的討論製度，製定相關的應對政策，及時地應對病毒和疫情的發展變化。
采訪手記：管軼其人
5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九點三十分，晴。
管軼的實驗室座落在汕頭大學裏麵一個小山坡上，一條彎彎曲曲的水泥道路沿著山坡通往帶著鐵門的院落，院子裏是前後兩幢四層樓的建築物。麵朝著道路方向的大樓立麵豎著一排大字：汕頭大學
· 香港大學聯合病毒學研究所。
這樓是 2018 年建的，在汕大校園裏算是比較偏僻的角落。” 其實我們實驗室 2000 年就已經在汕大建立了。”
迎接我們的李利峰博士開著車經過校園時說，” 我這輛車去年疫情時經常在校園裏進出，保安都認識了。”
我們並沒有直接去實驗樓。實驗樓的山坡下就是幾排高大的宿舍樓，在最靠近實驗樓的這排宿舍二樓，我們見到了滿臉疲憊睡意未消的管軼。”
管老師通常工作到早上四點鍾才睡，因為夜裏安靜沒人打擾，” 李利峰說。
宿舍很簡陋，可以從客廳看過去的一個臥室裏除了床大概沒有什麽多餘的家具，靠窗是廚房，擺著一排的調味料，但從灶台看好像不是經常開火做飯。
我們坐在一張老式沙發上，圍著一張簡單的硬木茶幾，李利峰直接坐在對麵的一張矮凳上。管軼用一個看起來用了好些年頭的普通陶瓷茶壺泡茶，據說是很好的功夫茶，催著我們喝掉，不要浪費。”
我穿著睡衣接待你們，是很少有的待遇。” 管軼臉上還帶著睡到半夜突然被人吵醒的懵然，也毫不掩飾因此而產生的些許怒氣。
” 去年 1 月我從武漢回來，網絡上對我各種攻擊，他們隻是拿我當作發泄情緒的工具而已。” 他審視地盯著我說，”
我接受一些媒體采訪，更多的媒體尤其是自媒體根本都沒有采訪過我，就互相抄來抄去，胡說八道，當作吸引流量的工具，根本不在意我是誰，也不關心真實的管軼是什麽樣的一個人，做了些什麽事情，有什麽貢獻。”
幾杯功夫茶喝下肚子，管軼稍微平和了心氣，似乎是要寬慰我們：”
科學家大多是怪人，性子急脾氣怪，說自己認為正確的話。請你理解。”
李利峰帶著我們出了宿舍，爬上短短的坡道，穿過院門，進入實驗樓，路上還在跟我們解釋。” 管老師沒睡夠，脾氣有點不好。”
四樓的走廊筆直到底，大部分門牌是類型不同的生物實驗室，” 所有的實驗室和辦公區域包括樓道都是 24
小時監控錄像的，管理很嚴格很安全。” 帶領我們參觀的是王嘉博士，2000 年港大和汕大聯合建立這個病毒實驗室，她是見證者之一。
管軼辦公室的書架上擺著 2000 年實驗室創辦時的一張合影。裏麵有世界衛生組織的代表，有香港大學的 Malik Peiries
教授和 Kennedy Shortridge 教授。
▲管軼辦公室的照片
管軼，江西寧都人，1983 年畢業於江西醫學院，任江西醫學院附屬醫院兒科講師及住院醫生。1989
年獲得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的兒科碩士。同年進入汕頭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擔任兒科主治醫生。從此管軼跟汕頭大學結下了不解之緣，至今已經在汕頭大學工作
30 年。
Kennedy Shortridge 教授是流感專家，也是管軼在港大攻讀微生物學博士研究生時的導師。1993
年，香港大學博士生管軼在導師帶領下開始從事豬流感與禽流感的進化研究。1997 年，他又跟隨流感研究專家韋伯斯特（Robert G.
Webster）教授在美國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
二十多年後的管軼簡曆，是一長串的頭銜：
管軼是香港大學終身講座教授和明德教授、汕頭大學教授、英國皇家醫學院公共衛生院傑出外籍院士、世界衛生組織高致病性禽流感參比實驗室聯席主任、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教育部病毒學與新發傳染病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主任、汕頭大學
• 香港大學聯合病毒學研究所所長、粵港新發傳染病聯合實驗室主任。
他是 SARS
冠狀病毒及其傳染源的發現者、流感病毒研究國際權威，香港特區政府、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顧問，也是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2017）、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特別貢獻獎、香港傑出衛生研究獎、《時代》雜誌全球衛生精英人物、”
亞洲英雄 ” 等榮譽稱號的獲得者。
過去二十多年中，管軼領導的研究團隊，為病毒學研究和全世界新發傳染病控製作出了傑出貢獻。
在流感方麵：
1）確定了在東南亞、歐洲、非洲地區傳播的 H5N1 流感病毒的所有主要前體和傳播途徑， 提供了世衛組織提出的大多數大流行前期
H5N1 疫苗株；
2）開展了 H9N2 病毒的係統研究，該病毒與 H5 病毒被視為最可能導致流行病的新流感亞型；
3）確定了家鴨在攜帶和傳播流感病毒中的關鍵作用；
4）為識別 2009 年 H1N1 流行性病毒的出現、演化史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5）揭示了近年出現的 H7N9、H10N8 流感病毒的發生、傳染源、演化過程和可能的傳播途徑。
在冠狀病毒方麵：
1）成功確定了 SARS 冠狀病毒及其活禽畜市場的傳染源，幫助我國政府成功避免了 2004 年年初 SARS
的再次爆發；
2）率先明確了中東呼吸係統綜合症（MERS）在沙特阿拉伯的人類感染源頭，為疾病防控提供了重要依據；
3）發現穿山甲是除了人類和蝙蝠之外，第三種可感染 SARS
及新冠樣病毒的動物宿主，並指出在這三類冠狀病毒間存在著廣泛的基因重組現象。
國內很多人知道管軼在 SARS
期間做出的貢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幫助世界其他國家防治傳染病所做的工作。每年 9 月和 2
月，管軼要到日內瓦參加選定南北半球使用的流感疫苗。他幫助印度建立了全國的禽流感監測網絡，還在港大定期幫助印度培訓科研人員；幫助孟加拉建立了流感監測體係。
中東呼吸係統綜合症（MERS）後，歐美科學家多次到中東尋找病毒起源，都沒有結果。疫情爆發兩年後，沙特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邀請管軼前去調查。
”
我到達沙特不久就知道病毒來源了，但是我需要攢集足夠的標本證據才行。說服沙特人這個病毒是從駱駝來的，很難。駱駝是阿拉伯人的朋友，是運載工具，是食物來源。駱駝跟人類在一起幾千年了，它以前為什麽不帶病，你現在講他有病？裏麵還有宗教情感因素。”
管軼回憶說。
9 個月的時間，他帶著十幾位沙特教授，取了 1309 隻活駱駝的標本。沙漠平常溫度 50
多攝氏度，隻能在下午五點太陽下山的時候出去采樣，又要趕在太陽完全下山之前結束，因為晚上野駱駝有攻擊人類的危險。大的駱駝體重達到 1
噸多，要把活的駱駝放倒在地上，還要在駱駝身上抽血采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工作。標本運回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檢測分析後，證實了駱駝是中東呼吸係統綜合症的病毒來源。
2021 年 4 月初，管軼以及上文照片中港大的 Malik Peiries
教授一起獲得加拿大蓋爾德納全球衛生獎（Gairdner
Awards），以表彰他們在深入了解亞洲各地新發傳染病尤其是人畜流感及嚴重急性呼吸係統綜合征（SARS）、中東呼吸係統綜合征（MERS），揭示其爆發源頭、提出疫情防控措施和策略等方麵做出的重大貢獻。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管軼:新冠若按這個速度收割人類 平均壽命將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