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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曆16年政治煉獄 習仲勳澳洲之行影響了華為的誕生

華為的總部是一個由12個“城鎮”組成的龐大園區，分別模仿了十二個歐洲城鎮，林立著各種比擬歐洲城堡和宮殿風格的建築。

華為是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機製造商，但並非一開始就有如此宏偉的園區。

這一宏偉的新園區距離華為的誕生地深圳隻有幾公裏遠。40年前，深圳還隻是個遍地沼澤的漁村。

然而，這要歸功於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如果沒有他，這裏可能不會孕育出像華為這樣的巨頭公司。

1978年，習仲勳來到廣東，上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這對習仲勳來說意義重大。習仲勳是毛澤東的早期追隨者，也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元老，曾經一度高居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職位。

這份新工作沒有副總理職位那麽位居顯赫，但此時的習仲勳會欣然接受派給他的任何職位，這是因為他在20世紀60年代被劃為反對毛澤東的反黨分子，在之前的20年中，他遭到了16年的審查關押。

雖然廣東在當時的中國省份中名列人口第六大省，但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毗鄰當時還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

研究中國精英政治的專家約瑟夫·托裏吉安（Joseph Torigian）表示，習仲勳在香港看到的令情景他震驚不已。

“他能從這些異常醒目的視覺感受中看到中國有多麽落後於資本主義世界，隻要從廣東看看香港就可以知道，”
托裏吉安博士說，他目前在研究習仲勳，將出一本關於他的新書。

習仲勳的澳大利亞之行

經曆過16年的政治煉獄後，習仲勳很想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他到訪的第一個國家就是澳大利亞，時間是在1979年。

“根據我們所掌握的關於他訪澳之行的資料，這次出訪似乎對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托裏吉安博士告訴ABC播客節目《聽我說中國》。

據托裏吉安博士說，習仲勳參觀了新南威爾士州的工業、農業、牧業基地以及衛生、文化、教育和科研活動。

悉尼（Sydney）、紐卡斯爾（Newcastle）、獵人穀（Hunter
Valley）、卡斯諾（Casino）、達博（Dubbo）、納蘭德拉（Narrandera）和利頓（Leeton）都在行程中。

“他是應當時新南威爾士州領導人內維爾·韋蘭（Neville
Wran）的邀請來訪的，韋蘭在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致祝酒詞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廣東省革命委員會萬歲，廣東和新南威爾士州的姐妹省州關係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大利亞的親密和諧關係萬歲’。”

托裏吉安博士說，作為回禮，習仲勳讚揚了新州。

“[習先生]說，新南威爾士州的物產及其先進技術將使廣東與之的合作很有價值。”

時任省委書記習仲勳在回到廣東後，決定必須做出改變。

當時，每年有數十萬人從他執政的廣東省越境逃到香港，尋求更好的生活。

習仲勳理解這些人離開的原因。

“農民是最務實的，”他寫道。

“如果我們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就不會留下來。我們關於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講話對他們來說是空話。”

在進入香港之前的最後一站是深圳——一個邊陲小鎮（按中國的標準），本意是“深水溝”的意思。

習仲勳製定了一個計劃，要讓深圳轉變為“農業和工業商品的出口生產基地，香港遊客的旅遊目的地，以及一個新型的前沿城市”。

他獲得批準把深圳變成一個經濟特區，所適用的規則和條例將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

習仲勳打造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源地。

80年代崛起的深圳

習仲勳在任的早期，香港退役船舶的廢金屬開始在廣東進行加工和交易。

到習仲勳任職的第二年底，深圳這個“深水溝”已開始發生驚人的轉變。

一位在深圳創辦了工業園區的當地企業家掛出廣告牌宣稱“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在當時的共產主義中國是一種革命性的概念。

在中國其他地區，所有人，要麽是國有單位的員工，要麽就是農民；而在深圳，西方的雇傭製開始越來越普遍。

私營企業以合同形式而非永久的編製雇傭工人。工作的保障性雖然差了，但工資卻高出兩到三倍。

深圳歡迎外國企業與當地公司建立合資企業，這引領了第一批西方企業在中國的出現。

這個想法很快在其他城市得到複製，但深圳仍然是最突出的一個。

1982年，深圳的第一座摩天大樓國貿大廈開始施工。建築工人們每三天就建一層，這催生了一個新詞：“深圳速度”。

國貿大廈得高度為160米，是中國當時最高的建築。

深圳的條件對中國其他地區的民眾吸引力極大，當局不得不在深圳周圍修建了80公裏長的鐵絲網，阻止人們湧入深圳。要進入共產中國境內的這個新資本主義特區，需要特別許可證。

一個巨頭的誕生

獲得特別許可證的人中，有一位叫任正非的年輕人。

他和深圳的許多人一樣，以前為國家工作，在中國軍隊中擔任一名工程師，後來從部隊轉業。

任正非在一家石油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後來在1987年創辦了自己的電子公司。

在為公司命名時，他用了“中華有為”這個短語，取“心係中華，有所作為”之意，取名“華為”。

他的計劃是製造電話零件——從海外購買零件，弄清工作原理，然後為中國生產。

當時，安裝一部固定電話的費用與全國平均年薪差不多。他想把價格降下來。

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華為的發展，公司麵臨了各種挑戰。

當華為從電話交換機轉向移動通信時，中國各個城市已經被各大公司占據。

於是，華為專注於在農村地區尋找客戶，並尋找向西方公司學習和合作的方法。

華為與IBM合作，使其管理方法現代化，並開始向海外出口產品。

到1998年，華為已經大到可以擁有自己的園區，並且即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

任正非在當時已是億萬富翁，但他並不滿足。

華為的牛角園區

到了2010年代，深圳和廣東省的其他地方幾乎已經沒有什麽區別。

帶刺的鐵絲網仍在，但早已被往來深圳的人群所忽視。

資本主義的理想已經擴散到廣東省的其他地方，而深圳周邊地區已經發展成為從某些標準上來看堪稱地球上最大的巨型城市，有數百座比國貿大廈還高的摩天大樓。

雖然深圳這座城市大部分看起來與任何現代商業中心無異，但在城市的一角，矗立著幾座歐洲城堡。

比利時布魯日的貝爾福裏城堡、捷克克魯姆洛夫城堡、德國海德堡城堡和匈牙利布達佩斯的自由橋都可以在這裏看到。

這些都屬於華為。

當任正非決定建立一個新的園區專門進行研發時，他決定不建造新的摩天大樓。

他沒有縱向發展，而是橫向發展華為。

他在風景如畫的鬆山湖畔買了一塊比大多數大學校園還大的土地，並根據歐洲各地的建築風格建造了12個“小鎮”。

很多評論家都試圖解讀這一決定。

是因為他對西方思想的崇拜嗎？一些評論家說，這證明了華為公司在複製他人創意方麵的技巧。

但另一種解讀是，任正非先生隻是決定在這個讓他發家的城市建造一些不錯的東西。

近年來，華為和西方國家之間展開博弈，引起了廣泛關注。

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和英國都對擔憂華為可能對其國家安全造成風險，稱華為將來有可能受命於中國政府，使用其設備進行間諜活動。

對此，任正非的回答是，“我們非常歡迎他們來深圳來參觀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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