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旅日僑網報道
2021年5月，日本自殺人數高達1745人，相比上一年度同期數據已連續11個月飆增，其中女性相較去年5月更是增長21.1%。
而在2020年10月時，女性自殺人數相較2019年10月更飆升約83%！
疫情後日本女性自殺人數飆升的現象，美國《福布斯》稱之為“日本特色悲劇”。
（圖片來自旅日僑網）
而造成這一“日本特色悲劇”的原因與日本社會男女不平等問題脫不了幹係。
疫情爆發後日本各行業、各企業為了縮減開支而紛紛裁員，首當其衝就是女性員工，日本多數女性員工都是非正式員工，不受雇傭保障、屬於日本職場較弱勢群體，自然就先被日本資本家開刀了。
根據統計，被炒魷魚的人中近7成為女性。失了工作，沒有經濟來源了，實在走投無路下深感“人間不值得”的女性也就選擇了結束生命。
不過，導致女性自殺的原因遠不止失業這一因素，根據日本官方統計，去年來自女性的家暴谘詢高達19萬件！
疫情後因丈夫居家辦公或是失業在家，多數已婚女性與丈夫的相處時間增長，部分男性由於工作壓力或失業壓力，反而將拳頭揮向了最親密的太太，加上育兒、家務等壓力，不堪其負而自殺的日本太太也不在少數。
在疫情依舊蔓延的今天，漸漸不堪家庭暴力的不止日本主婦們，因家庭暴力而出走的日本少女們也在逐漸增多。
第三次緊急狀態期間，日本政府無數次呼籲民眾“外出自肅”，不過澀穀依舊零零散散有少女徘徊在深夜的街頭，哪怕商家響應政府的“關燈宵禁令”，她們仍在黑暗的街頭停留。
或許有人會懷疑她們是“站街女”在等候生意上門，不過她們中的多數卻是因為無家可歸，而跟同病相憐的人聚在街頭、企圖互相“取暖”。
日本記者看到街邊兩位看著年紀極小卻夜不歸家的女孩，擔心地上前詢問，發現她們均是高中生，稱自己無家可歸了。
這兩位高中小姑娘稱由於受到家庭暴力，她們在家裏一刻也待不下去了，上學也不開心，有時覺得“還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記者詢問她們有輕生想法是否會向人谘詢求助，而兩位小姑娘回答“隻能擁有同樣想法的同齡人傾訴”。
一位17歲化名“みほ”的高中生講述了她的類似悲慘經曆，疫情後她爸爸工作減少、居家時間增多，心情一不好就會把她喊到房間裏對她拳腳相加，打完她後還要威脅“不準告訴其他人”。
她父親下手時毫無輕重，她全身（包括頭部）都曾挨打。為減少跟父親的相處，她經常在圖書館或者是外麵廣場空地徘徊一整天，“家”對她而言不過是暴力的牢籠，能逃多遠想逃多遠。
另一位化名“かな”的20歲大學生則更慘，她從小遭受父親的家庭暴力，好不容易挨到18歲父母容易離了婚，心想可以喘一口氣了。
結果，疫情來了，她母親的壓力無處可散，全部發泄到她身上，對她惡語相向、否定她整個人格，還暴力毆打她，父親那裏受到是身體暴力虐待，而在母親受到心身全麵虐待。
為了活命，她離家出走了，無處可去的她擔憂錢花完後再無容身之所，便上網發推特問有沒有可以收留她。
回複她的都是男性，而她也自知對方並非善類，不過為了有個容身處她還是去了。
逃了狼窩，又入虎口，等待她的是來自陌生男性的性暴力，以及會時不時地突然掐住她脖子、暴力相向，要身體也要她的命。
麵對自己的過往經曆，明明是受害者的她卻擺出一臉冷淡：“雖然我去他家很害怕，但自小受到虐待，自尊心低下、人格早已被摧毀。但我已無處可去了。”
從她這一番卑微又可憐的描述裏，可以看出來她的父母到底是把她摧殘到什麽程度了，才會這樣自己都不拿自己當人好好對待。
此前，旅日僑網也曾報道過疫情後越來越多女大學生由於父母狠心不給提供幫助、為掙學費生活費隻好墮入風俗業賣肉。
其中一位女生的父母不但不救濟她，還反吸女兒血，連她的獎學金都搶走、占為己用。
一位來自雙親都是國家公務員家庭的女生，家境良好、父母卻見死不救，母親明知女兒在賣身卻毫無勸言。
不堪家暴而離家出走的也多為女孩子，日本父母們不願救濟的也多為女孩子，除反映了部分日本父母實在過於冷血之外，也可以隱約窺見出：這些日本父母潛意識裏輕視女孩、厭女，潛意識裏對女性的憎恨、厭惡。
上述例子裏的女孩們的母親或許是默認了丈夫對女兒的暴力、假裝不知曉，或許是聽從了丈夫對女兒見死不救，甚至有對女兒進行全身心虐待的，明明同為女人，她們卻選擇了為難女人。更可見：連日本女性本身都未對女性有多友好。
根據日本總務省調查：5月的完全失業率為3%，相較4月增加了0.2%。
目前，日本完全失業、無任何工作的人高達211萬人，連接16個月飆升。
按日本社會男女不平等的慣例來看，新增失業人口裏可能仍是女性占多一點，參考部分無良日本男性失業後可能會對妻女拳腳相加的劣根性來看，日本今年女性自殺率可能還會持續走高，“日本特色悲劇”仍將加溫。
雖然疫情不過是一麵照妖鏡，照出了日本男女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照出了日本社會對女性到底有多不友好。而疫情若不早一日改善，不論男女，出於絕望而拿到“自殺劇本”的日本人隻會越來越多。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日本特色悲劇：女人在日本活著到底有多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