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共產黨迎來了一百周年華誕。近年來，圍繞著第一個百年，有關中國共產黨的地方曆史被大量挖掘出來，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故事，豐富了中共的曆史，也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生動性。既然中國的經驗是豐富的、生動的、成功的，那麽，為什麽中國的敘事話語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呢？
“中國敘事”的方法論思考
正如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所有的曆史也是地方曆史，所有知識的起源也具有地方性。自然，這裏的“地方性”不僅僅是人們所說的中國共產黨在其成長和發展過程中的“地方”概念，例如嘉興南湖、井岡山、古田、延安、西柏坡等，也包括“中國性”，例如“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土改”等革命鬥爭。
“地方性”的挖掘無疑有助於人們看到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性”，以及中國共產黨所體現的中國文化性和文明性。不過，在挖掘“地方性”的時候如果不能兼顧中國共產黨的“世界性”或者“普遍性”，那麽就既不符合事實，更不能向世界講好自己的故事。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革命是當時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所承載的是一整套全新的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體係，這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傳統農民革命區分開來。
現在人們開始懷念以埃德加·斯諾為代表的那群西方記者所報道的中國故事。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之所以被西方人所喜歡、所接受並幫助傳播，是因為斯諾講的是一群中國共產黨人如何追求人類普世價值的經曆。很多中國人所不能理解的一個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當我們認為這是中國製度優越性的表現時，為什麽西方對中國的成就產生了恐懼感並對中國的製度進行妖魔化？
這裏就涉及“中國敘事”的方法論問題，表現為兩個相關的問題，一個是基本事實問題，另一個是對基本事實的認知問題。盡管基本事實是“事實”，但這些事實一方麵需要被挖掘，另一方麵需要被人們普遍承認，也就是說不管人們是否喜歡，他們都承認這個“事實”的存在。因而，上述現象的產生，可以認為是人們對基本事實在認知層麵出現了問題。這也正是今天“曆史虛無主義”討論中的核心問題之一。
認知領域的問題大而複雜。人類的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價值觀、道德觀、情感等因素都會不同程度上影響人們對基本事實的認知。不過，在認知問題上，科學研究也發現，對某種事實的認知越是訴諸某種“高深”的東西，人們的分歧就越大，而越是從“常識”出發，人們就越是能夠對這一事實達到共識。“高深”是針對哲學家們的，而“常識”是針對所有人的。近代以來，隨著大眾進入公共領域（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人們越來越訴諸“常識”來促成“共識”的形成。美國獨立戰爭鼓吹者潘恩幹脆就以《常識》為名來宣傳其革命的思想。
“中國敘事”的常識是什麽？
那麽關乎“中國共產黨敘事”的“常識”是什麽？這裏有很多問題可以探討。但無論是就事實層麵還是認知層麵而言，淺顯的“常識”至少要做到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統一。具體而言，這種統一體現為要處理好三對關係：（1）中國性和世界性的關係；（2）現代化和西方化之間的關係；（3）傳統性和現代性的統一。隻有在實現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統一的基礎上，中國敘事才能達到事實和認知的統一，才能在中國看到世界，在世界看到中國。
實際上，在實踐層麵，中國共產黨一直在追求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統一，或者中國性和世界性的統一，這種統一也是其成功實踐的關鍵。這裏先來引用兩個陳述。
第一個陳述來自美國學者舒爾曼（Franz Schurmann）在其1968年出版的著作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中寫道：“20世紀下半世紀屬於中國革命，正如20世紀上半世紀屬於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帶來了中國社會的轉型，催生了一個強大國家，宣布自己為世界落後國家的革命和發展的榜樣。”
第二個陳述來自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中共宣布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引用這兩個陳述想說明的是，西方人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世界性”，中國共產黨也是把自己的實踐置於“世界性”之中的。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麽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也很難理解為什麽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國實踐的攻擊和妖魔化。曆史地看，在事實層麵，離開了“世界性”，就無法理解近代以來的中國，更不能理解中國共產黨。不僅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能幫助世界理解。同樣，離開了“世界性”，就無法理解近代以來的中國實踐，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實踐的世界意義。
“中國性”和“世界性”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是近代以來世界革命的產物。自18世紀以來，世界經曆了幾個係列的革命。
第一個係列革命是從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開啟了世界經濟轉型的過程，這個過程以極度不平衡的方式伸展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工業革命之前，盡管世界各國經濟狀況起起伏伏，但可以說都處於低度發展狀態。工業革命打破了這個“不發展狀態”，促成了快速的經濟發展。英國之後，“工業革命”本身很快就成為普世價值觀，哪一個國家不想通過工業革命而求得國家的發展呢？這不僅因為如中國所說的“落後就要挨打”，更是因為追求經濟發展而獲得的人類體麵物質生活合乎人類的本性。
不過，由工業革命引發的經濟發展不僅在各國之間不均衡，而且在各國內部尤其是大國內部也是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發展對所有的傳統國家形式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在外部，麵臨先發達國家的威脅，很多國家淪落為西方的殖民地；在內部，國家和社會不是變得更加整合，而是往往相反，即不平衡發展導致國家的分裂。
第二個係列革命是從法國開始的政治革命，延伸到北美和其它很多地區。法國革命種下了政治革命的種子，催生了近代民族國家。法國革命受經濟發展的影響，但其本身不是經濟革命，而是政治革命。盡管法國民族國家的形成遠早於法國革命，但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和目標的法國革命造就了民眾的國家認同，這種認同構成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心理基礎。所有19世紀和20世紀革命無一不以法國革命為榜樣，即所有的革命都想建立在法國革命中所提出的原則基礎之上的統一國家。
始於歐洲的這兩個係列革命日後塑造了整個世界。這兩個係列革命的成果儼然變成了所有新國家革命的目標，即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或者政治整合）。不管如何，所有新國家都期望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即建立一個基於工業和技術之上的、能夠創造財富和力量的國民經濟體係和實現基於一個有效政治製度體係之上的國家統一。盡管這兩場革命起源於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曆史背景，但兩場革命的價值很快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成為普世價值，沒有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不想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
不過，越來越多的國家發現很難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因為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很難同時發生。英國的經濟革命促成了其政治的和平演進。法國是政治革命先於經濟革命，但這是有代價的，就是說，國家的統一犧牲了經濟發展。法國革命因此更是一場社會革命。法國作家托克維爾在討論導致法國革命的條件時強調，“所有社會革命的本質都是一個針對毀滅整個統治階層的行動。”也就是說，較之英國，法國的政治史充滿了暴力。
即使在英國，經濟的發展也需要時日。大英帝國和世界市場是長期曆史發展的產物，最終導向了一個充滿創新能力、能夠創造財富的經濟體係的誕生。近代以來，世界經濟體係的形成向新興國家展示，新興國家可以通過加入世界經濟體係來催生經濟發展的動力。但如果新興國家光把重點置於通過和世界經濟的融合來獲得經濟發展，那麽，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會損害第二個目標，即國家的統一。後發展中國家或者新興國家，通過這種方式的發展往往會導致國家的失衡，經濟發展往往集中在沿海港口地區，這些地區通過和發達國家的貿易而得到發展。那些被西方殖民的國家，這種情況更為嚴峻。不平衡的發展往往造成國家整合的困難，甚至導向分裂。
盡管近代以來所有的革命都是政治和經濟革命，但並非所有國家都經曆了社會革命。德國和日本便不是，這兩個國家的革命實現了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但沒有經過社會革命。在這兩個國家，精英主導的革命避免了社會革命的發生，即舊的統治階層通過自我革命而避免了被推翻和毀滅的命運。對很多後發展國家來說，不僅沒有能力進行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更沒有能力進行社會革命。
在這個條件下，第三係列的革命發生了，即俄國革命。1917年，俄國發生了自己的社會革命。俄國革命的示範意義在於一個後發展國家甚至是落後國家如何進行政治和經濟革命。正如列寧主義所顯示的，俄國革命模式在於通過政治革命先和西方發達國家“斷裂”開來，或者說，先和帝國主義經濟體係“脫鉤”，再進行一場經濟革命，趕超西方國家。同時，俄國革命也是一場社會革命，因為整個舊政權和統治方式都被推翻和取代了。
中國近代革命早於俄國革命，但直到俄國革命模式成功，中國才找到了作為落後的後發展中國家的革命模式。自18世紀末開始，中國從開始經曆一係列傳統式的“造反”直至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個複雜的革命模式演變過程。傳統的“造反”模式即我們後來稱之為農民革命的模式。但自從西方影響在中國擴展之後，中國革命就很難和西方割裂開來了。最為著名的是1848—1864年的太平天國革命。太平天國是第一次至少在表象上深受西方影響的近代革命，主要是受西方基督教的影響。盡管太平天國被鎮壓，但由此開始的革命並未終止。
所有的社會革命都是針對精英階層。如同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政治革命所顯示的，革命的目標在於經濟發展和國家的統一。無論是經濟的工業化還是國家的現代化，都需要政治領導力量。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必須有能力扮演這個角色。如果這個精英階層有能力這樣做，那麽就可以避免社會革命，如德國和日本。但一旦精英階層失去這樣的能力，那麽社會革命成為必然。中國屬於後者。當晚清統治者失去了領導國家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能力的時候，中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這是一個異常痛苦的過程。在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後，清朝統治者仍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還是停留在“中國性”找問題，而沒有從“世界性”尋找失敗的根源。直到被昔日的“學生”日本打敗之後，才開始意識到要從“世界性”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被日本打敗這個事實是當時所有的精英都難以接受的，中國精英層所受到的羞辱可謂到了極點。從此之後，“再站起來”就成為精英們的目標。晚清精英想通過學習日本式的改革來挽救清皇朝。可惜，為時已晚。革命並且是社會革命已經變得不可避免。
孫中山先生不僅從“世界性”來診斷中國問題，而且想從“世界性”來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他的第一步即用民族主義推翻了滿清王朝，應當說還是比較成功的。但是他革命的方式過分倚重“世界性”則是不成功的。無論是西方式的議會民主還是總統民主，他都嚐試了，不僅沒有解決中國問題，反而惡化了問題，致使中國最終陷入軍閥割據時代。
孫中山之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朝著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政治革命的方向發展，即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但國民黨無能進行一場社會革命，其政權所依賴的仍然是地方精英，而地方精英便是傳統的主要承載體。在這方麵，共產黨更了解中國問題的“中國性”，也更擅長以“世界性”來解決中國問題。
“中國問題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國化”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開始就具有“國際性”。從思想上來說，前麵幾代領導人都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從組織上來說，他們又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但是，較之國民黨，他們又具有更多的“中國性”。他們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因為社會主義思想和中國傳統的“大同社會”理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這兩方麵因素的結合導向了共產黨對時代的判斷，即一個平民主義時代的來臨。
從社會革命的角度來看，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鬥爭便是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之間的鬥爭。精英主義是反社會革命的，而社會革命則是平民主義的目標。當奉行精英主義的國民黨沒有能力同時實現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這兩個目標的時候，一場社會革命就勢在必行。當然，不能忽視的是，促成精英主義向平民主義過渡過程中的外敵入侵因素特別是日本侵略也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正如已故美國學者約翰遜(Charles
Johnson)在其著作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所指出的，日本入侵直接催生了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可以說正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有效催化了精英主義向平民主義的轉換。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解決了“中國問題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國化”之間的關係。毛澤東清楚地看到，近代以來的中國問題和世界（西方）密不可分，因此要從世界大趨勢中來解決中國問題。也就是說，他要尋找“中國問題的世界方案”。他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來界定中國社會，因此中國革命的目標就是反封建和反殖民地。這一點其實和自孫中山開始的國民黨的判斷沒有很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地方有兩個領域：
第一，國民黨本身便是這個“半封建”係統的一部分，沒有能力進行自我革命，從這個係統中脫離出來。第二，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找到了“世界方案中國化”的方法，而無論是國民黨還是當時共產黨內的一些領導人都沒有找到“中國化”的方案。共產黨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領導人並不是原教旨主義者，而是實事求是主義者。“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土改”等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實踐和理論。也正是這些促成了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走上了社會革命的道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表明中國共產黨政治革命的成功。用上述美國學者舒爾曼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動用其強大的組織和意識形態的力量把“一袋散裝的土豆”組織成一個新國家。新國家產生之後，中國共產黨想“畢其功於一役”，同時推進經濟革命和社會革命。再者，要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共產黨的領導力是關鍵。因此，毛澤東提出“繼續革命”的口號，意在繼續進行政治革命，並且是對自身的政治革命。
在今天看來，毛澤東時代的複雜性在於以過度理想主義的方式以及烏托邦的理念，幾乎同時進行了三場革命，即經濟革命、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中國革命的“複合性質”或者“綜合性質”使得中國革命在近代以來世界革命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可以理解，無論是中國革命還是毛澤東思想一直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顯學”。但也正因為其“複合性”，中國革命很難用任何現存革命的理論來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今天不同的人們從不同的角度來評價那個時代，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結論。但不管怎麽說，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所進行的這三場革命，就很難理解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所發生的巨變。
改革開放促成毛澤東時代三場革命的正負效益全麵釋放出來。毛澤東的“中國問題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國化”的統一方法得到繼續應用。鄧小平一代領導人也是用“世界性”來界定和解決中國問題的，但同時也強調世界方法的“中國化”。最顯然的就是鄧小平對世界局勢的判斷，認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大趨勢，並把“貧困社會主義”的中國問題置於這個大趨勢中來解決，即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這就是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問題、世界方案”。同時，鄧小平並沒有簡單使用世界方法，而是強調“世界方法的中國化”。
因此，從鄧小平開始，中國通過學習西方和其他國家的好經驗來發展自己，但並沒有照抄照搬，體現為“全麵學習、選擇性使用”的特點。鄧小平一方麵強調市場經濟是工具，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另一方麵不是簡單搬用西方市場經濟方法，而是強調“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共產黨如何處理三對關係
概括而言，正如其在革命時代的成功，中國共產黨在建設時代的成功應當歸功於其處理好了三對關係：第一，中國化和國際化之間的關係；第二，現代化和西方化之間的關係；第三，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
第一，中國化和國際化之間的關係。這關乎“中國問題、世界方案”和“世界問題、中國方案”。中國共產黨善於把中國問題置於世界背景之中，從世界經驗中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同時，也強調世界方案的中國化。這與俄羅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自從蘇聯革命時期和西方世界“斷裂”開來之後，蘇聯直到現在的俄羅斯還沒有真正和西方世界關聯。在有能力的時候，蘇聯和俄羅斯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世界，但很難和自己身外的世界融合。而中國則不然，中國把問題置於世界背景下來解決，通過實行開放政策，成為世界體係的一部分。
中國也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對西方開放，但往往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結果失去了國家的獨立性，和西方形成了依賴關係。就中國經驗而言，因為中國是在開放狀態下通過學習國際經驗得到發展的，中國模式具有了“世界性”；同時因為中國不照抄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經驗，總是通過消化融合到中國經驗之中，因為又能保持“中國性”，也就是獨立性。從更長曆史觀來看，這也是中國開放文明的“一貫性”，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長處，把它們變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生生不息。
第二，西方化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因為受五四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很多人把現代化理解成為“西方化”或者“蘇俄化”（取決於不同的領導人和年代），這種認知直接導致了人為“西方化”的現象和政策，例如去中國傳統文化。但是，直到今天，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中國共產黨都明確意識到現代化並非“西方化”；盡管學習西方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途徑，但中國追求的現代化是自己本身的現代化，而非西方化。
第三，與此相關的是傳統性與現代性。中國共產黨一直沒有停止過對現代性的追求。同時，在追求國家經濟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也實現了其本身的現代化。但是，追求現代性並非拋棄傳統性。就其製度演化來說，中國共產黨越來越注重從中國文明中吸取養分。隻有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西方社會直到現在才意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演變成為西方類型的政黨的。但中國共產黨從傳統中構建其“文明性”並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是封閉的；恰恰相反，麵向未來和開放性是其特征。
“開放性+文明性”，一方麵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進步，與時俱進；另一方麵保障了其文明的合法性和可持續性。中國共產黨承認自己會犯錯誤，也會在執政能力和執政方式上遇到挑戰，但是開放性賦權其糾正錯誤，應對挑戰。從學術研究來說，通過對其開放性和文明性的研究，人們可以預見這個政黨的發展和變化方向。
為什麽“中國敘事”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
正確處理好這三對關係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經驗。那麽，既然中國的經驗是成功的，為什麽中國的敘事話語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呢？
簡單地說，我們的敘事話語沒有直接反映這些成功的實踐，知行不一。人們在聚焦和宣揚“中國性”與“傳統性”的同時忘記了“現代化”和“國際性”，我們在強調“世界問題、中國方案”的時候忘記了我們實踐中的“中國問題、世界方案”。或者說，我們過度強調了“特殊性”，而忘記了“普遍性”，忘記了我們所具有的“特殊性”就是從“普遍性”發展而來的。在實踐層麵，普遍性和特殊性這兩方麵總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人們所說的“窯洞對”就是很好的一個案例。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住處的窯洞裏，與黃炎培進行了關於“曆史周期律”的談話。在“窯洞對”中，黃炎培先生問及“朝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時，他提出的是“中國問題”。當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曆史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時，他強調的是“世界方案”。但同時，正如日後的實踐所展示的，中國共產黨也經曆了“世界方案”的“中國化”過程，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製度。
鄧小平提出的“貧窮社會主義”是“中國問題”，但其主張的“市場經濟”方法則具有世界性。同時，鄧小平所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和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區分開來。在這個基礎之上，今天的中國形成了多種所有製共存共榮的混合經濟體係。
一句話，如果不去深刻理解近代以來西方經驗對中國製度構建的影響，那麽就很難理解當代中國的製度體係，無論是政治體係還是經濟體係。同樣，今天我們提出“共同富裕”的問題，這既是中國問題，也是世界問題，具有普遍性。這一“中國問題”的答案需要在世界經驗中尋找，但也要用“中國方式”來實現。
一旦過度強調“特殊性”，我們的“中國敘事”話語就會充滿民族主義或者民粹主義色彩。明明具有普世性，卻說成隻有特殊性；明明是我們在吸取了他國成功經驗或者失敗教訓基礎之上的實踐，卻說成和外國經驗的“對立”；明明是在實踐普世性價值，用中國方式實現普世價值，卻無端去蔑視和批評普世價值。結果又怎樣了呢？不僅扭曲了我們的實踐，解釋不了我們的實踐，更促成和外在世界的對立，甚至對抗。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的現代化是世界現代化的一部分。我們的巨大成功明明可以促使我們坐在世界之巔，但我們表述出來的似乎隻是坐井觀天。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鄭永年：為什麽“中國敘事”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