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銘墜亡的地點
在學校的組織下，17歲的湖北少年孫銘來到深圳一家電子設備廠，開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實習。過程並不順利，他的胃病犯了，眼鏡也摔壞了，幾次請假都被記作“曠工”。
6月25日上午，孫銘收到了來自班主任的警告，如果再有“曠工”，將會被學校開除。警告發出20分鍾後，孫銘從宿舍6樓墜落身亡。據孫銘家屬透露，事發後，深圳市多個政府部門介入此事，並承諾會對相關方麵調查追責。
曠工和警告
劉楊和孫銘是發小，也是漢江科技學校的同學，兩人一起來到深圳實習。最終，劉楊也成了第一個發現孫銘墜樓的人。
劉楊回憶，在連續上了多天夜班之後，孫銘已經有些“盯不住了”，白天大部分時間用來補覺、不吃午飯，期間孫銘犯了胃病，而且眼鏡也在幹活時摔壞了。事發前一晚，孫銘告訴劉楊，自己當晚要請假休息，第二天可以騰出時間去修理眼鏡。
6月25日早上7點左右，劉楊和舍友結束夜班回到宿舍，此時孫銘還在熟睡。根據劉楊的描述，在8點左右，兩位老師來到宿舍，叫醒了孫銘。“老師警告了孫銘，昨晚已經是他第四次曠工。”根據學校和企業的規定，曠工四次會被開除學籍。
孫銘向老師解釋，自己已經向工廠拉長請了假，並去老師宿舍寫下了《情況說明》。根據這份說明的內容，事發前一晚的7點10分左右，孫銘去了工廠車間向拉長（工長）胡某軍請假，經過胡某軍的口頭同意後，把請假條放到了胡某軍的辦公桌上。
寫下情況說明後，孫銘回到了宿舍。約二十分鍾後，他接到了班主任程某的電話。劉楊記得，孫銘當時開了免提，“班主任在電話裏還在問他，為什麽沒有好好上班，為什麽會被記曠工。”
除了電話警告，劉楊提供的班群聊天記錄截圖顯示，程某分別在當天上午9點52分和10點13分在群裏發布了兩條關於孫銘曠工四次的通報，並稱再有下次便堅決開除。
當天上午，孫銘的父親孫友海也收到了程某發來的微信。“孩子班主任告訴我，說孩子曠工已經四次了，再曠工就要開除了。”孫友海說，就在前一天，孫銘確實告訴過他，眼鏡壞了想要請假。
收到程某的微信後，孫友海按捺不住擔心，撥通了兒子的電話。“電話裏就聽著他的聲音有些疲憊，問他怎麽回事，他說上班時間長，夜班受不了，頭暈頭疼。”孫友海懷疑兒子受了欺負，孫銘隻說自己頭暈，最終以不方便說話為由掛斷了電話。
在那通電話中，孫友海鼓勵兒子再堅持一下，把眼鏡配了以後，堅持工作完這三個月，就可以拿到高中畢業證。因為知道兒子畢業後想當兵，他便告訴孫銘，拿到高中畢業證才能應征入伍。
孫銘在六樓宿舍的陽台和父親通話，劉楊注意到，孫銘掛掉父親的電話後並沒有回房間，他便去陽台問孫銘怎麽了，孫銘回複他“沒得事”。
長時間一起生活，劉楊和孫銘養成了一定默契。知道孫銘心情不好，劉楊就陪他趴在陽台上抽煙，兩人都不說話。直到劉楊的煙抽完，孫銘讓他回屋給自己“取點衛生紙”。事後，劉楊回憶起來，認為當時孫銘“應該是想把他支開。”
上午10點28分，等劉楊再回到陽台上時，孫銘已經躺在樓下。劉楊在陽台上愣了一會兒，反應過來後邊穿衣服、邊打120邊跑下了樓。“我到他身邊的時候，他都有動彈。”直到救護車將孫銘運走，劉楊一直守在他旁邊。
隨後，孫銘的父親孫友海接到醫院電話，醫生建議停止搶救。中午12點01分，當地派出所打來電話，孫友海正式收到了兒子的死訊。
孫銘在深圳期間的工牌
拿到那張畢業證
公開資料顯示，漢江科技學校是十堰的一所中等專業學校，分設有幼師、護士、計算機、汽修等專業。2021年6月1日，該所學校的家長群裏正式發出通知，將組織學生前往深圳實習。
當時正是廣東疫情的高峰期，孫友海所在的家長群裏，部分家長表現出了擔心。根據當時的聊天截屏，一位學生家長表示：“深圳沒有保障，還是呆在十堰吧”，隨即被班主任提醒“希望你說話負責任”。另一位家長直接在群聊中回複不想讓孩子去實習，“我自己的娃自己負責”，也被班主任堅定拒絕：“不行，三年教學規定，社區實踐必須參加”。
“班主任的意思是必須去，不去完成不了學業，拿不到畢業證。”孫友海說，班主任在家長群的回複態度堅決，稱除非學生身體有缺陷，不然必須參與本次實習。
6月10日，漢江科技學校計算機專業二年級兩個班級，共計90餘名學生前往深圳，他們最終抵達華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在這家電子設備生產企業開始實習。
在車間裏，孫銘主要負責搬運箱子，而且大多是夜班，他很快就吃不消了。劉楊回憶，6月14日晚，由於孫銘選擇留在宿舍睡覺，沒有向拉長請假，第二天便被記了曠工。劉楊印象中，由於14日前後曠工的學生人數比較多，那天之後，關於實習的管控變得更為嚴格，“班主任規定請假必須要有假條”。
6月17日晚，劉楊看到孫銘在宿舍捂著肚子幹嘔，知道他胃病又犯了。據他了解，孫銘曾經因為胃出血做過手術，自此腸胃變得非常敏感。持續夜班讓孫銘飲食不規律，但他沒能及時吃藥，隻是叫劉楊早上回來帶杯牛奶。那一晚，為了避免被記曠工，孫銘先去找了拉長請假，然後回宿舍休息。
淩晨零點之後，劉楊見到了和孫銘在同一條流水線工作的另一位同學，“他也跟拉長胡某軍說後半夜請假。”隨後，劉楊聽到胡某軍對該同學說：“你們想上就上，不想上就向上麵報告。”但次日早上，值班老師找到孫銘，告訴他，昨晚他和另一個同學依然被記成了曠工。
此次實習過程與畢業證掛鉤，壓力隨之而來。孫友海提供的截圖信息顯示，6月19日，一位老師在“19計算機二班實習群”中發布通報稱：袁XX因到企後無故曠工2次，通過教育仍不思悔改，於6月17日下午已被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刪除學籍，不再為該校學生。劉楊等幾位同學也向深一度證實了這條消息，他們的感覺是“挺嚇人的”。
即便如此，難以適應夜班的劉楊等人還是產生了請假休息的念頭。劉楊提供的聊天記錄顯示，6月21日晚上10點22分，劉楊給孫銘發信息說：“要不後半夜請假吧。”於是劉楊、孫銘等三人向各自的拉長請假，後半夜一起回到宿舍休息。但據劉楊回憶，第二天隻有劉楊請假成功，孫銘和另一位同學仍然被視作曠工。
十多天的實習裏，孫銘的數次請假被登記為曠工，當第四次“曠工”出現後，意想不到的一幕發生了。
事發當天，劉楊在公安局見到了來做筆錄的拉長胡某軍，據劉楊轉述，胡某軍對警方稱，自己在6月24日確實寫的是孫銘請假，而非曠工。
劉楊認為，工廠提供給家屬的孫銘的打卡表存在很大問題。他清楚地記得，他和孫銘在6月12日已經被安排上夜班，但表中仍然顯示孫銘在白天有四次打卡記錄。所以他並不確定表格中6月24日晚的“請假”記錄是否值得相信。
一位前往深圳處理相關事宜的孫銘家親友表示，結合搜集到的各種信息，包括孫銘曾多次被記曠工，同學還曾聽到孫銘抱怨“拉長搞我”，他推測，這些因素都與孫銘的墜亡有關，“到出事前兩個小時，各方麵都在密集地給他施壓，之前請假又覺得被針對了，可能他一時心裏受不了。”
孫銘遭遇警告
十四塊錢，十一個小時
除去孫銘生前的遭遇，漢江科技學校所組織的這次實習，在其他多個方麵也遭到了學生和家長的質疑。
孫友海提供的群聊截圖顯示，實習開始前，班主任程某給出的地點是深圳南山工業園區，並表示學校和企業已經聯係完備。他向家長們解釋，孩子正常的工作時間為8個小時，加班兩小時；實習工資正常情況在4000元以上，由企業直接向學生發放。
劉楊記得，進廠的第一天，他們便從班主任和駐廠老師口中得知，學生來這裏工作每個小時的工資為14元。當時，在廠的正式員工時薪為27元，同一個車間的老員工悄悄告訴他，“學校應該是黑你們不少”。同班同學周曉也表示，在與同一條流水線的小時工的攀談中，對方告訴過他：“我們廠的小時工都是26塊錢一個小時。”
工作時長也與程某通知時所說的不符。“劉楊和孫銘上夜班的時間是晚上7點到第二天早上7點，我的是晚上6點45到第二天6點45。”周曉回憶，每次夜班中間會有1個小時吃飯時間，在他們工作的十多天裏，每天的工作時長都在11小時左右。事發後工廠提供給孫友海的打卡記錄也顯示，從6月13日到24日，孫銘工作時間通常為晚上7點到早上7點。
在周曉和劉楊的回憶中，自6月12日入職以來，除了當天是白班，截至孫銘出事前，他們都在上夜班。“前半夜勉強能支撐住，後半夜幾乎‘眯著眼睛幹活’”，劉楊這樣描述自己上夜班的狀態。據他回憶，不僅實習的學生難以調整生物鍾，在廠的老員工也會忍不住打瞌睡，然後被巡邏的保安叫醒。
學生們高強度的工作時長背後，實習內容則更像是在流水線“打雜”。孫友海從工廠處了解到，孫銘前後換了三次崗位，第三次是搬運貨箱，每個箱子大約有半米高，裏麵裝滿了線路板，重量在十公斤左右。“孩子跟我說手指頭都磨破了，我就問他幹什麽，他說搬箱子。”孫友海當時就感到疑惑，兒子是計算機專業的，實習工作怎麽是去搬箱子呢？
周曉也沒有固定的實習崗位。最開始他負責檢查貨物底板，後來是在流水線上撿板、裝箱，再後來他也到了樓下倉庫搬箱子。“我前一個崗位才弄了十幾分鍾，都沒熟練，就讓我跟旁邊的人交換。”周曉回憶，最多的一次，他一晚換了三次崗位。據他了解，同校的康複、護理專業的同學實習都在醫院，幼師專業則會去幼兒園。隻有計算機專業去到了電子廠，“我感覺這個工作跟計算機沒啥關聯。”
更多的疑點出現在勞務合同上。孫友海向北青深一度記者提供了孫銘簽署的勞務合同，在合同的計時工資一欄，手寫的數字是2200元/月。這一數目與每小時14元的薪資、每天11小時的工作時長相差甚遠。合同顯示，計算機專業學生的工作地點在深圳寶安區，並非班主任此前所說的南山區；用人單位也並非孫銘工作所在的深圳市華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而是深圳市興業勞務派遣有限公司。
綜上種種，已經明顯有違教育部、人社部等五部委聯合印發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這份規定中明確要求：學校不得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學生實習，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
據深一度記者了解，此次並非漢江科技學校第一次出現跨省實習事故。早在2019年4月25日，一名汽修班的高三同學曾經因意外在東莞一電子廠宿舍樓墜亡。
法院判決書表明，該校將實習學生交給深圳市傑源人力企業資源管理有限公司，該公司在沒有通知學生家長的情況下，將學生從惠州市某汽車電器廠擅自安排到東莞某電子有限公司實習，直至事故發生，家長都對這次轉移不知情。
判決書中原告訴稱，東莞領豐電子有限公司沒有任何專業人員指導學習技術，而是由公司安排到車間從事體力勞動，勞動時間同樣長達12到13小時。最終，法院裁定校方在本案中對原告各項費用損失承擔30%的責任比例，賠償學生家屬各項費用236730元。
孫銘與勞務派遣公司所簽訂的合同
“說好一起去當兵的”
出發去實習的那天，是孫銘的17歲生日。和其他望子成龍的家長一樣，孫友海希望孫銘能夠讀好書，所以特地在他的“名”字旁邊加了金字旁，寓意“金榜題名”。
“我打了一輩子的工，就希望孩子過得比我好。”孫友海說，孫銘的中考成績並不理想，當初選擇計算機專業，就是考慮到孩子可以學一門時代需要的技術，將來可以“坐辦公室”。但他沒想到，兒子的第一份實習，也成了最後一份實習。
據孫銘家屬透露，事發後，深圳市多個政府部門介入此事，責令公司方先行支付一筆賠償金給家屬，此次實習也已終止。政府相關部門承諾，後續將按照程序對涉事企業、學校、中介公司分別調查追責。其中學校涉及的問題，可能會由深圳方麵發函給湖北。截止發稿前，深一度記者嚐試聯係涉事的校方和廠方，均未獲得回應。
7月初，孫銘的骨灰被家人從深圳帶回了湖北十堰老家。“我倆說好了要一起去當兵的。”在周曉的印象中，孫銘一直是一個沉穩的朋友，早在2020年下半年，他倆就約好了一起報名參軍。
劉楊也回到了十堰，他幫著孫銘家人料理了後事，之後一直在家中隔離。家人問他還想不想繼續在這所學校上學，他猶豫了。
“這兩年跟他（孫銘）幾乎是寸步不離。我確實不想回到那個環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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