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地一大學就讀的學生常闊至今仍記得2019年國慶節。香港街頭國殤大遊行，警察打出“反修例運動”第一槍，擊中一名中學生，全港震動；與此同時，她的學校正在組織歡慶建國70周年紀念活動。
輔導員特別邀請她到報告廳，觀看閱兵直播和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同受邀的，清一色是優等生、學生幹部，或“少數民族代表”。他們將國旗貼在臉上，合唱《我與我的祖國》，落淚鼓掌。常闊感覺局促，“很想趕快走掉”，同時困惑，自己“為什麽沒有辦法和大家有同樣的情感”。
《我和我的祖國》宣傳海報 （網絡圖片）
她沒有幹部頭銜、成績也一般，但她很清楚自己為何在此。輔導員寄望通過這類活動教育她“迷途知返”。
節後的共青團團日班會，輔導員突然讓常闊在全班麵前分享看電影的感受。常闊認為輔導員或期待“看起來很港獨”的她能“按照他的希望說出愛國愛黨的話”。但常闊談起最近香港的事，希望大家看到主流報道外每個人的真實生活。
會後，班幹部問常闊：“你是不是港獨？”
她感到強烈恥辱感。
“屢教不改”使常闊遭遇冷暴力。她從同學處聽說，其他學院例行點名時向眾人通報，“我們學校某一個同學被境外勢力洗腦，她講的港獨、女權都是境外勢力”，提醒學生小心。那之後，常闊被社交孤立，甚至從性別社團認識的同學也刪除她微信，不再理睬她。
常闊並非個例。香港反修例運動中，內地不少同情或支持運動的個人，籠罩在愛國主義政治氛圍下，沉默、被封禁，成為他們普遍的經驗。這些與香港遠隔千裏的內地人，成了運動一部分。
2019年香港街頭國殤大遊行時警察逮捕遊行者 （圖片來源：AFP）
付出巨大代價的網絡資訊搬運工
2019年6月起，因反對《逃犯修例》修訂草案，香港民眾走上街頭。隨著運動愈演愈烈，簡體中文輿論環境對示威者的厭惡、愛國主義的情緒日漸高漲。為主流媒體關注和報道的，是當時大批民族主義青年“翻牆出征”，與反修例網民罵戰，向境外輸出“愛港愛國正能量”。而鮮被提及的，是一批關注香港的青年也翻過高牆，卻做反向信息輸入，轉而向國內網絡不知疲倦地搬運運動信息。
2019年7月，帝吧發起“反對暴力亂港、守護一國兩製”出征行動，翻牆到Facebook洗版，香港社交媒體出現大批簡體字留言。隨後“飯圈女孩”等各網絡群體持續出征，官媒“共青團中央”官微與央視新聞聯播亦對此表示支持，稱“從飯圈女孩到帝吧網友再到廣大海外留學生，所有愛國愛港的力量正在匯聚成一股強大的正能量”。
“帝吧出征”成為當日熱點事件榜首 （網絡圖片）
戰火燒至支持運動的香港藝人。他們遭遇不成文的官方封禁，封殺名單包括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的歌手何韻詩，組合達明一派成員黃耀明、金像金馬雙料影後葉德嫻、影帝黃秋生等。
哪怕並非表達政治立場，隻要有同情運動“嫌疑”，都可能讓公眾人物退圈。任教香港中文大學的內地學者方可成因轉發運動相關資訊被全網刪號，永久封禁；歌手容祖兒微博發布在飛機上戴著口罩的照片，劉海恰巧遮住一隻眼睛，寫道“隻知道飛”，即被網民視為港獨，“飛”字解讀為Free的諧音。她迅速從湖南衛視雙十一晚會表演名單中消失。
容祖兒微博照片 （網絡圖片）
民族主義情緒蔓延，港台、新疆政治議題成為絕不可冒犯的領域，“辱華”抵製延燒至體壇、時尚品牌等領域。NBA總經理莫雷在推特發布“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標語，隨後整個NBA一度在中國被禁；德國球星厄齊爾因支持維吾爾族言論被大陸全網除名；Dior中國地圖缺失台灣爭議，到最新的H&M新疆棉花爭議，都是類似事件的不同版本。
長期關注社運與公共議題的內地青年社群，在這個浪潮下持續小範圍、零星地表達對香港的關注。常闊因為沒辦法忍受整個宣傳機器顛倒黑白的程度”，頻繁在朋友圈不設分組地轉發香港局勢新聞動態，搬運學者解釋運動的文章，希望更多不知曉或不關心的人看到，“打破信息差”。她也試過在線上與不同立場的人交談，但往往“很多挫敗，也付出一些代價”，輕則冷嘲熱諷，重則拉黑刪除。
網上發聲的代價，輕則刪帖，重則封號。他們的微博、微信、豆瓣、QQ空間、網易雲音樂賬號不斷重建。
賬號可以重開，但不同政治立場落入真實世界，就切實地影響了真實生活。
作為大學公開為性少數，加上異見學生的身份，常闊常年處於監視中，她每星期要去幾次學工處或團委匯報，輔導員會通過同學了解她的日常動態，行蹤被掌握，甚至要時不時發定位給輔導員。常闊感到痛苦和窒息：“我並不想被當成一個問題學生這樣被對待，而是希望對方可以把我當成一個人。”
最終她付出了人際關係的代價。常闊發現，經常的轉發和政治表露，換來了很多同學的默默屏蔽。有時她會懷疑自己做這些轉發的意義，支持反修例運動是否“隻是一種自我認同和肯定”。
後來常闊聽說兩個案例。有人匿名發布一篇自己在香港運動中的見聞，深夜被大學同學實名掛朋友圈，稱“畢業生某某一定是收了境外勢力的錢”。也有人轉發學者周保鬆關於香港爭取自由的文章，被初中同學反複辱罵，甚至掛進初中班群，意圖讓其“社會性死亡”。
溝通無果與恐懼，使她斷絕了與原本關係不錯的大學同學的信任。被監視的不適感也使常闊無法再信任同學老師，最後全部屏蔽。
關注香港使得她遭遇許多，香港輿論也並不會對此關注和回應，但她依然選擇繼續關注。她認為，作為內地人，沒有像香港人那樣的反抗空間，她其實是通過對香港運動的關注和支持來表達自己的反抗。
舉報文化深入工作生活
民族主義浪潮之下，另一個出現的社會現象是舉報文化盛行。2019年7月，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陳純曾因在朋友圈發布自己置身香港遊行現場照片，被網民舉報為“港獨”，遭遇人肉搜索、網絡暴力，其公共賬戶被關，甚至被警察帶走問話，一度短暫失去自由。
內地大學生秦宣活躍於Instagram做政治創作，寫詩或畫畫聲援香港。2019年11月，他收到學校電話，稱學校接到舉報，得知他在境外網站發布相關信息，要成立調查組專項調查。
秦宣回憶，他被叫到學工處會議廳。趕來的學院黨委書記和輔導員在門外被攔下，學工處兩名領導表示要和秦宣單獨談話。他們拿出舉報者的截圖，拿他“當犯人一樣”，一條條詢問貼文意思，問他怎麽看待一國兩製，怎麽看待香港運動。
對話被記錄下來，秦宣不知會交給誰處理。學工處在調查結束時告知，這輪是“學校找你”，不確定後續是否會有公安或國安更高層麵來找。因這場風波，學校一度想取消其獎學金評選資格，因學院保護而得以保全。
作為交換條件，秦宣手寫一份保證書，當中寫道：“本人支持一國兩製，保證不再翻牆和使用牆外軟件。”並承認錯誤，刪除已發表內容。保證書寫滿整頁A4紙。
2019年11月，公司白領於波收到朋友轉來的舉報網貼。貼文稱他為“黨內兩麵人”，其朋友圈內容被一一整理，並用紅字標出他真實姓名、工作地、教育背景，及中共黨員身份。打開鏈接瞬間，於波血氣上湧，心跳劇烈加快，滿頭大汗，“好像有很多人在指責你”。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於波自己都不敢再打開那個鏈接。
一周後，他曾就讀的大學通過輿情監測獲知此事。這則舉報從學校宣傳部轉到學生辦，也傳導至學院，學院領導向他導師打聽這個學生的思想狀況有沒有什麽問題。於波早在幾年前畢業，學校的調查尚未造成實際影響。
一個月後，公司也監測到此輿情。領導先“繞著圈子”向他所在部門負責人打聽其平時為人處世，然後辦公室打電話給於波，表示公司會組織各部門開會討論。掛斷了電話，於波幾天睡不好覺，像在“等待審判”。
下一個周一，公司黨支部、辦公室、人力資源、法律法規部門及直屬領導坐滿會議室。於波提前想好策略，在會上指出自己作為10年黨齡老黨員，“肯定是堅決支持一國兩製的”。企業黨支部對這類事件也沒有經驗，“既沒有上級黨組織的指示，企業黨支部當然也不希望繼續上報，以免事件繼續發酵”。他們想到折中方案，為免後續麻煩上門，要於波寫下承諾書，作為公司已有所作為的依據，希望事件到此為止。
於波原做好“被離職”準備，但部門領導表示“盡量會保他”，希望他配合公司要求。他上交的承諾書被黨支部書記逐字逐句修改，以符合“承認錯誤的誠懇態度”。軟硬兼施下，於波糾結萬分地交掉這份承諾書。
回想這些經曆，於波和秦宣發現，舉報者都是他們社交圈的人，然而反複推敲、排查也無法鎖定目標，隻好將重點懷疑對象全部屏蔽。
被舉報經曆讓秦宣情感遭遇“很嚴重的摧毀和打擊”。那段時間走在路上，他會突然恐懼、心痛，想到認識的人一直持續觀察、搜集信息舉報他，感覺“像文革一樣，與身邊親密的人之間的信任遭到破壞”。秦宣開始特別留意朋友圈的分組，每隔一陣就檢視一遍，判斷“好友列表裏麵的人到底是不是一個可信任的人”。
政治抑鬱的內地生，卻必須回到內地
2020年，疫情與《國安法》實施後，香港運動進入低潮，失落氣氛彌漫。身處夾縫中內地留學生也感受同樣的低氣壓。
中學時期，何鬱認為自己受香港啟蒙，視香港為文化上的精神家園。後來她來到香港讀書，經曆過運動的日常：樓上吃飯，樓下放催淚彈，打開手機看到的即時新聞就在正下方發生。經曆反送中運動後，何鬱發現，對她來說，香港作為一個政治體，已經超過一個文化符號。
“如果說2019年是一種崩壞狀態，2020年則是純粹的腐爛，它就慢慢一點一點爛掉。”參與武漢疫情時救援、再見證國安法成為事實，何鬱的政治抑鬱跌至穀底。被絕望感籠罩，她去學校的精神科醫生確診抑鬱，之後更休學回家半年。
回家前，何鬱非常恐懼。她被內地生同學威脅舉報。這名主張愛國愛港的同學，被其他學生將個人信息掛在網上，何鬱成為他的報複對象。他告訴何鬱，自己已在國安網站提交舉報她，也給香港、內地警察、軍隊打了舉報電話。何鬱也曾聽聞有同學從深圳過關時被國安抓走，失聯三天的傳言。
擔心自己被調查，回家前何鬱刪去社交媒體上所有運動內容，乃至過海關前兩晚，她都在通宵刪除和備份。過關時，何鬱通知幾個聯係人，告知超過多久沒有聯係，就去聯係父母。所幸後來平安過關。
休息期間，內地自由派同學圈子構成她主要的社交圈。相近政治立場和關心議題的社群支持對她意義重大，讓她找到抱團取暖的空間。半年後，她從抑鬱中恢複回港。
在港修讀碩士的高逸有相似感受。畢業前夕，運動帶來的政治劇變改變學術環境，他所在學校的中國研究中心隨之關閉。高逸的研究方向，正涉及中國敏感時期曆史，他的研究內容不再被許可，這一噩耗給他的人生帶來懸浮和停滯感。
身處香港時，高逸精神狀態瀕於絕望，他認為這種情緒是創傷應激（PTSD）。觸發創傷的契機是他采訪一位示威者，聽對方講述自己如何在前線，被警方追擊，怎麽逃跑，被抓，被毆打，被關進監獄，保釋後被騷擾，麵臨各種恐懼。看著對方的眼睛，他意識到對方是活生生的人，甚至可能是平行世界的自己，屏障就此打破，恐懼瞬間湧入。高逸形容這種感覺：“對於一種不受限製的暴力的恐懼，生活在這樣一種環境中，是沒有個體安全的，也沒有什麽力量能真正地限製住暴力。”有時，他會把通訊錄所有人拉黑，跟所有人告別，像“虛擬自殺”，精神好轉又再次加回。
示威者在前線被警方追擊毆打 （圖片來源：AFP）
2020年底，高逸回到內地，這讓他麵臨巨大不適。在香港時，高逸零距離接觸運動的慘烈，目睹過幾近過著家破人亡的生活，然而回到內地，恐懼變成“沒有人在乎這個事情”，“所有人都不解你為什麽會因此痛苦？和我們有什麽關係？”這種冷漠給他帶來強烈失真和幻滅感。
PTSD漸轉為頹廢，他覺得自己一兩年前還算亢奮，現在則被完全燒幹，“過著一種很僥幸的生活”，即使最好的情況也像“苟且偷生”。他意識到：“自己認為這種表麵正常的生活方式是要被消滅掉的。”
在港長居的內地行動者江思泉感覺，運動的景象已離開很久，政治打壓卻每天都在上演。
2019年，江思泉每周會去兩三次遊行現場，去最密集時是中大和理大圍城，內地生成群結隊撤離，她堅持留在校園，每天參與運動後勤。即便這樣緊密參與，仍覺得邊緣。“我好像沒有那種特別想要去和對方（反對運動的內地生）說理的狀態，更多的做法是發現周圍內地生有想要對運動有所理解的想法時，我就會帶他走進運動。”
《國安法》落地後，她和準備回內地的友人分別。對方覺得香港的社會氣氛已做不了什麽，江思泉卻仍想見證香港走向哪裏。在她可以做的事的列表裏，包括在日趨相似的環境中，內地與香港行動圈的日常交流：交流數年來在內地累積的麵對威權的經驗，比如忽視常常變動的紅線，及如何應對約談與“國寶”。
萬物皆香港，被改變的公共生活
內地公共討論中的窒息感，從香港運動議題無差別蔓延到其他社會議題。不同公共事件遭遇被歪曲、謠傳，最終“萬物皆香港”，輿論走向事件背後與香港運動有聯係的萬能結論。
2021年5月的成都49中發生跳樓事件後，民眾在校外手持白花紀念亡者、聲援家屬，進而演變為警民衝突，有民眾被驅散、抓捕。現場視頻流傳至網絡，不少評論稱手持白花是被境外勢力標誌，推斷有“港獨分子”參與其中。
民眾在校外手持白花紀念亡者 （網絡圖片）
勸阻鄰桌男性在公共場所吸煙後，女權行動者肖美麗一度走紅網絡，得到支持，隨後她被扒出在2014年發過手持“風雨中抱緊自由”標語的照片，因此遭到了曾政治舉報過不少人的微博“紅色大V”們的攻擊，指控她為港獨分子，她微博賬號被封禁，並遭遇持續的網絡暴力。
秦宣所在的一個關注公共議題的青年網絡社群經曆了聚散，見證近年線上公共生活的變化。社群中的人因2018年某個社會抗爭事件相聚，身處不同地點、不同身份，多是網友，未曾見麵，卻立場與價值相近，共同發聲和討論，逐漸形成共同體。但秦宣意識到，過去積累的“固定”社群，正逐漸被打碎、離散。
原本，他們每天看香港當地的新聞和直播，甚至有群友趕赴香港街頭觀察運動。後來遠處香港的低潮落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仍會討論國安法，但隻轉發新聞，作為見證和記錄，不過多評論，過往的“教訓”教會他們這一話題“實在太危險”。隨著網絡打壓加劇，大家對運動的討論減少，香港新聞從視野裏漸淡去，生活裏或許有更重要的事。“感興趣的還會繼續去看，不感興趣的就不會再討論，”友鄰們也慢慢變成了吃喝玩樂的酒肉朋友。
這也是反複炸號帶來失聯的結果，這是一種將人推出社交網絡中公共生活的暴力手段。2018年至今，秦宣被炸了21個微博號。最開始，秦宣會不斷注冊小號，找回友鄰互關，繼續討論。然而炸號時間間隔越來越短，注冊幾天又再被炸，“幽靈號”也不能點讚轉發評論，意味著無法參與公共事務討論，意味著朋友失聯又散開。與此同時，公共發言會招致更廣泛的網絡暴力，微博成為充滿攻擊性言論的平台。秦宣慢慢減少用了微博，最後熱情降低為零。
失去網絡發聲平台，秦宣轉而建立私密、地下的友鄰關係。“在同一個城市裏有機會見麵的話，我們就會在私密的空間裏見麵。”通過私人的聯結，也引薦一些朋友，討論無法在網絡空間討論的話題。但秦宣仍想回到公共討論中，不然“永遠在一個封閉的房間裏麵，大家關上門講話”，他不想讓自己變成圈子裏麵的人。
有人離開香港，有人卻走進香港。對學生楊慕來說，炸號懲罰帶來了沉默，她意識到自己表達欲被扼殺，長達一年，她不再更新朋友圈。她困惑：“為什麽在我好像被懲罰了之後，就不想再去反抗了？”作為內地出生長大的人，楊慕覺得自己長期處於沒有希望的政治環境中，“眼見著身邊人逐漸成為體製的一部分，環境持續惡化，卻什麽都做不了”。
她可以共情香港人的政治抑鬱，認為這是兩地“共同麵臨的問題”。
親友無法阻攔她赴香港念書的信念，她希望自己能更多投身運動現場近距離觀察。運動的發展和低潮使她清晰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她認為在這場運動之後，明白了“政府是一個什麽樣的政府，你應該站哪些人。”
所以即使發生了那麽多事，她還想去香港讀書：“與那麽多人有著相似的情感，我在這裏將不再那麽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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