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注:紐約時報)編輯:
對7月2日頭版文章《習近平“七一”講話傳達了什麽信號?》的回應:
在中共建黨百周年前夕,外交部長王毅敦促更多記者效仿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我的父親)。他的書《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是記錄中共崛起的經典之作。《中國日報》開設了“新時代斯諾工作室”,鼓勵記者“展示真實、立體、全麵的中國”。
這些活動被解讀為呼籲隻報道中國的正麵新聞,回避對該國的批評,引發一些人聲稱斯諾與毛澤東關係“親密”,且他的獨立性“受到影響”。實際上,斯諾相信自由、獨立和真實的報道。他一再抵製其他人對他作品的支配、篡改或審查,無論是蔣介石、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莫斯科的斯大林主義官員還是冷戰中的中國和美國官員。
任何認為埃德加·斯諾會支持當前中國政府對記者打壓政策的人,不是對他作品的真正意義一無所知,就是故意利用他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西恩·斯諾(Sian Snow),於瑞士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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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演員、作家洛伊斯·惠勒·斯諾(Lois Wheeler
Snow)於4月3日在瑞士尼翁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7歲。斯諾生前對中國的人權侵犯問題的諸多批評,在其丈夫、著有劃時代作品《紅星照耀中國》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傳奇助推下顯得愈發有力。
其女西恩·斯諾(Sian Snow)證實了這一消息。她的母親自1959年起一直生活在瑞士。
1949年與埃德加·斯諾結婚時,洛伊斯·惠勒還是百老匯一名嶄露頭角的演員。她的丈夫因《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1937)而聞名於世,這本書以讚同的視角描繪了年輕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者的鬥爭,向許多西方讀者介紹了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其他隨後領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物。
“在和埃德加·斯諾相識、結婚後,中國就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斯諾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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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首次到訪這個國家時,她和丈夫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和她一起觀看乒乓球賽,與孫中山的妻子宋慶齡共進晚餐,尤其值得注意的還有,在國慶遊行時,她和她的丈夫與毛澤東並肩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後來,人們才將這一姿態理解為毛澤東向理查德·M·尼克鬆(Richard
M. Nixon)總統發出信號,表示願與華盛頓重啟關係。
七十年代初,埃德加·斯諾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毛澤東和周恩來派出一隻由三名醫生、四名護士和一名譯員組成的團隊前往瑞士,那是他們夫妻當時生活的地方。即使在丈夫於1972年去世後,斯諾也與中國領導人保持著友好關係,頻頻訪問中國。
“我當時是個享有特權的人,出行坐的是有花邊窗簾的紅旗豪華轎車,”斯諾在2000年接受《時代》亞洲版(Time
Asia)采訪時說。“我能見到這麽多人,就隻是因為我是埃德加·斯諾夫人。”
但是,在中國政府1989年暴力鎮壓天安門抗議者、導致成百上千的平民死亡之後,與中國官員的這段曾經熱情而充滿活力的友誼開始惡化。之後,斯諾開始以一種不同的眼光來看待共產黨——一個她和她的丈夫多年來一直熱忱支持的政黨。
“這讓我清醒了過來,”她在《時代》亞洲版的采訪中說。“比如你會看到臉上滿是血的人被拖走。我逐漸了解到,這些人的家庭是在被以某種方式迫害的。”
斯諾立即譴責了那次鎮壓,並發誓再也不會重回中國。多年來,她都會給鄧小平、朱鎔基等中國高層領導人寫信,希望借助她丈夫在中國的聲望,呼籲人們去關注被天安門鎮壓影響的家庭的困境。
“這都不是我該管的,”她曾經這麽說,“但我管了,借由命運,承著埃德加·斯諾之名,我覺得有責任在中國利用這個名字。”
2000年,時年79歲的斯諾最後一次回到北京,希望能把一筆捐款轉交給一位知名活動人士,此人的兒子在天安門事件中喪生。
那趟中國之旅,是她的最後一次,和她30年前的第一次到訪有著天壤之別。她和兒子克裏斯托弗前往葬著丈夫一半骨灰的北京大學墓園,全過程處在監控之下。
活動人士丁子霖十幾歲的兒子在天安門抗議活動中喪生。當他們試圖與住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丁子霖見麵時,至少有二十多名便衣警察將他們包圍,秘密拍攝,並禁止他們進入。
丁子霖後來回憶說,她對阻止她們見麵的警方說:“你們怎麽能這麽殘忍?她是中國的老朋友。”
洛伊斯·惠勒1920年7月12日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斯托克頓,父親是斯托克頓市市長雷蒙德·約瑟夫·惠勒(Raymond Joseph
Wheeler),母親是家庭主婦,婚前叫凱瑟琳·庫爾茨(Katherine Kurtz)。在家鄉的太平洋學院(College of
the Pacific,即現在的太平洋大學)學習了戲劇表演後,斯諾搬到了紐約市。在那裏,她在社區劇院(Neighborhood
Playhouse)學習,並成為演員工作室(Actors Studio)的創始成員。
作為一名年輕的演員,斯諾參演了多部百老匯劇目,包括《第五季》(The Fifth Season)和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吾子吾弟》(All My Sons)的首演版。1946年,她在俄羅斯戰爭救援(Russian War
Relief)在紐約舉行的一場聚會上與埃德加·斯諾相識。當時,埃德加·斯諾的妻子是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他的第一段婚姻以離婚告終。)
兩人於1949年結婚。不久後,隨著麥卡錫時代開始到來,他們發現自己因為涉嫌通共而被列入了黑名單,得不到工作機會。1959年,他們帶著兩個孩子克裏斯托弗和西恩移居瑞士,在日內瓦附近定居。
克裏斯托弗於2008年去世。除女兒西恩外,斯諾身後還有兩個孫輩。
盡管她對中國的第一印象主要受她丈夫的影響,但晚年,對這個深深影響了自己一生的國家,斯諾形成了自己的獨立看法。
“即使是我也很難意識到,那麽長時間以來,我一直不知道那些侵犯人權的行為,要到天安門事件才讓我清醒過來,”她在2000年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它就在電視上,在客廳裏,在你麵前。孩子們,我的子女,都在我身邊。我們大叫起來。就像在現場一樣。”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斯諾之女回應父親親中共論:我父親當年如何報道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