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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所有不該做的事情，巴西都做了”

如果他還活著，約西爾多·德·莫拉（Josildo de
Moura）將在今年12月慶祝他結婚40周年紀念日。然而，這位全心全意的丈夫和五名孩子的父親患上了新冠肺炎，在聖保羅郊區的一家社區診所外艱難地喘氣，最終死去。他今年62歲，和絕大多數巴西人一樣，當時仍在等待接種疫苗。

“痛苦是無止境的，”他的妻子希達（Cida）說，她坐在廚房的桌子旁，周圍都是兒女和孫輩。“每天我們都聽到越來越多的家庭經曆我們一樣的痛苦，失去至親。”

這裏的損失是驚人的。超過50萬巴西人死於新冠肺炎，死亡人數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這裏的專家預測，他們的國家正在趕超美國。

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並有一套成熟的針對疾病的疫苗接種係統（譯者注：巴西從1970年代開始便設立了全國性的免疫項目，覆蓋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巴西如何淪落至此？對許多人來說，責任在該國的極右翼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

“他本可以幫助每個人采取正確的措施，”聲音堅定、留著濃密灰色卷發的希達說。

“他的做法完全相反，沒有對人民的尊重。真讓人反感。”

就在巴西仍在埋葬死者之際，聯邦參議院正仔細審視對這一流行病的處理。聽證會於四月開始，對外現場直播。對這裏的許多人來說，它成了必看的電視劇，一種由悲劇和爆炸性證詞組成的連續劇。

來自疫苗製造商輝瑞（Pfizer）的一位代表的證據足夠確鑿。他告訴調查團，該公司去年多次提出向政府出售疫苗，但它被忽視了好幾個月之久。發了100多封郵件都沒有回音。

調查中的另一名證人指責總統博爾索納羅在從印度購買未經批準的新冠疫苗的合同中，對違規行為和嚴重的超額收費視而不見。總統否認知情，也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此項調查由反對黨參議員奧馬爾·阿齊茲（Omar
Aziz）主導。他是來自遭疫情重創的亞馬遜州（Amazonas）的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奧馬爾·阿齊茲自己的弟弟瓦利德（Walid）也在死者之列。在我們見麵的當天，他還因疫情失去了一個終生摯友。

“拯救生命的是在巴西人手臂上紮的兩針，”他告訴我們。“如果政府早點買疫苗，我們就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們有一個不相信科學的總統，他相信群體免疫。”

這名聯邦參議員堅持他的調查不是黨派性的。“病毒不會選擇政黨，”他對我們說。“每個人都快死了。”

從大流行伊始，這位巴西領導人就對新冠肺炎不屑一顧，稱其為“小型流感”。去年，當他被問及疫情導致民眾死亡時，他回答說：“這是一個應該給掘墓人的問題”。

他蔑視社交距離，堅持認為經濟必須保持開放，並說呆在家裏是“白癡做的”。就在上個月，他還因在帶領支持者進行摩托車集會時沒有戴口罩而被罰款。

當總統完全輕視風險時，佩德羅·哈拉爾（Pedro
Hallal）教授卻在計算死亡人數。他是一名流行病學家，領導著巴西最大的新冠病毒研究。作為一名科學家，作為一個巴西人，他說這是一場清醒的夢魘。

“在人生的某個時刻，每個人都會做這樣的夢，在夢中他們不能動，也無法大叫，”他說。“這正是我這16個月的感受。我接受過培訓，明白大流行中正在發生的事情。我說了，但政府裏沒有人在聽。就在我們今天講話時，又有2000名巴西人即將喪命。”

哈拉爾教授已經失去了幾個朋友。他說，他的國家已成為大流行病中所有可以被做錯的事的實驗室。據他的研究，有40萬人的死亡本可以避免，其中四分之一（10萬人）是由於去年未能簽署疫苗合同造成的。

“所有你不該做的事情，”他說，“巴西都做了。”

“他說大流行並不重要。去年4月，我們的總統說這將結束。然後他說疫苗不安全。總統自己的這些言論造成了惡果，導致了民眾死亡，這就是我們需要說的。”

哈拉爾教授在調查中提供了證據，他還給這位巴西領導人留了個口信。“辭職吧，”他說。“這是你能為巴西做的最好的事情。”

這種可能性很小，但博爾索納羅如今腹背受敵。雖然參議院的調查預計不會導致對他的彈劾，但最高法院已授權開展刑事調查。他的支持率處於曆史最低水平，全國範圍內發生了一係列抗議活動。

但即便博爾索納羅對風暴的不斷加劇或死亡人數的飆升感到不安，他也沒有表現出來。他仍有政治盟友和鐵杆支持者。

希達很難理解這麽多人死去，總統是如何繼續執政的。“他仍然掌權，好像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她告訴我們。“他應該被趕出去。我希望聽到博爾索納羅再也不是巴西總統。”

像許多失去至親的人一樣，她希望關於巴西罹難者們的故事成為呈堂證供，苦難在明年的大選中得到昭雪，如果在此之前做不到的話。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新冠疫情：“所有不該做的事情，巴西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