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所有怕私企倒閉的山東家長一樣，薇薇的父母要求她大學畢業後從事教師行業，盡管薇薇在大三一次性通過了教師資格證考試，但這個提議還是遭到了薇薇的拒絕。退而求其次，薇薇父母說，不做老師，就考公職。薇薇考了兩年，最後成功上岸，成為一名山東省濰坊市某下屬縣級市的公務員。
這個地方對於薇薇來說不算陌生，她上小學之前生活在山東省濱州市鄒平縣大坡村，村子與她上班地車程一個半小時。每三個星期，薇薇會回一趟家，與家人交流生活情況。提起小時候在坡村的生活，薇薇印象很深刻的是，家裏如果喝水，需要騎著自行車裝上桶去村裏井口帶水，用水做引子，舀幾瓢水從上麵倒下去，然後不停地上下按壓，才會正常出水。每逢農初十、十五，薇薇的姥姥會帶她到鎮上趕集，走不動時，姥姥會獎勵她一個生煎包。她回憶生煎包的味道“超好吃”。
上中學時，薇薇偶然讀到一本郭敬明的小說《夏至未至》，十幾年過去，她已經不能清晰地描述其中細節，但還記得書裏寫到了一個長滿了香樟樹的南方城市，每逢夏季雲霧繚繞，讀起來生機勃勃，讓人十分向往。
“想去看一下南方城市”，在這樣的向往下，薇薇報考了長沙某師範類一本院校，讓她欣慰的是，長沙有很多香樟樹，冬季不落葉，一年四季氣候濕潤，這與她此前想象中的南方城市相差無二，一抬頭就能看見陽光從樹蔭中滲透出來，“就是讀小說時腦海中想象的畫麵”。
但是，在某個具體的情境裏，薇薇意識到了自己與大城市氣質上的“格格不入”。她陪室友去香奈兒專櫃買香水，櫃姐隻給了她室友一個人試香卡，室友開玩笑說，她這一身加起來可能都沒有一瓶香水貴。紮心之餘，薇薇說，當時的確不知道香奈兒是什麽，雖然後來也買過一線品牌，但不會特意去專櫃買，一般是遇到了很喜歡的物品再通過代購購買，“還是為了省錢”。
在網絡上，像薇薇這樣出生於三四線城市及以下的縣城、鄉鎮，在老家生活工作、或前往大城市及省會周邊城市打拚的青年，被統稱為“小鎮青年”。但因“小鎮青年”最早隻是流行於網絡中的社會學概念，官方並無明確界定標準。如果將其認定為“18歲-30歲，學習、工作或生活在三四線城市的人群”，中國大約有2.27億“小鎮青年”，而一二線城市的城鎮青年數量大約為0.68億，且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小鎮青年”的內涵越來越豐富。他們的就業、消費，與人生選擇，既不同於父輩一代，亦迥異於城市青年。
城市生活的追隨者
上海，南京東路步行街。圖/IC
“小鎮青年”的內涵變了。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特聘研究員呂德文告訴《財經》記者，小鎮青年原本屬於網絡語言，最早定義的是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在鄉村小鎮工作生活的80後、90後。他們與父輩在生活方式、就業觀、知識結構、消費行為等方麵都呈現出較大差異，這類人被稱作“小鎮青年”。
“從現階段的研究來看，小鎮青年的內涵豐富得多”，呂德文說，首先是相當一部分小鎮青年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其次，小鎮青年有一個共同點——城市生活經曆。這意味著哪怕他們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也在初高中畢業後去城裏務工過。因此，小鎮青年的視野與知識結構和城裏青年差距不大。如果以父輩作為參照係，作為“農二代”的小鎮青年喪失了父輩勤儉節約的消費習慣；如果以“白領”作為參照係，小鎮青年的獨立性還不夠，很多小鎮青年要依賴父母“輸血”維係在城裏的生活。因為他們的就業與收入不穩定，所以他們對人生的長期規劃較弱，對於何時結婚生子、購房購車，規劃性不如城市白領，隨遇而安、隨波逐流的特征比較明顯。他們沒有條件與城裏青年亦步亦趨。因此，某種意義上講，他們隻是跟隨潮流，在做“城市生活的追隨者”。
從另一組數據也可窺見小鎮青年的“不穩定性”。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青少年與社會問題研究室指導，拍拍貸聯合南方周末發布了《2019年中國小鎮青年發展白皮書》（下稱《白皮書》）。《白皮書》通過追蹤1406名小鎮青年三年的生活軌跡，發現他們中有32%曾經在北上廣深生活過，有20%曾在省會城市生活過，但這些受訪者在省會城市居住3.1年後，就決定離開北上廣，回到家鄉。
與動輒“北漂”十幾年的人群相比，小鎮青年離開的決定略顯倉促。呂德文分析，三年是一個選擇周期，25歲差不多是本科畢業三年的時間，兩三年的城市生活體驗，足以體會到這個城市的好與不好，這時他們會做出選擇，是留下還是離開。並且，25歲也是選擇未來生活的窗口期，年輕人到了考慮安家的年紀。這時，繼續留在城裏奮鬥還是回老家過安排好的生活往往是他們在城市與小鎮生活都體驗過後的理性抉擇。
理性權衡後的抉擇
為何小鎮青年在往返大城市與家鄉之間迭代速度如此之快？原因可能和個人與家庭情況有關，對於薇薇來說，家庭因素在促使她回鄉就業中占比較大，但自己也會衡量現實因素，南方城市再美、香樟樹再多，對她而言終究是一個陌生城市，作為異鄉人，她缺乏社會資源。
呂德文表示，小鎮是個熟人社會，熟人社會有利有弊，總體利大於弊。生活在熟人圈裏，做事有人幫襯，生活意義感更豐富。如果無法在大城市買房，大城市隻能提供較好的收入，麵對未來，個體始終有較大的不確定感，而小鎮生活的歸屬感和確定感很強，還能在買房等大事上得到家庭的支持。
隨著城鄉一體化的推進，城市與鄉村的差距在逐步收窄，反映到個體上，一是前述現象“小鎮青年”的學曆越來越高。二是“小鎮青年”內涵改變後，這類標簽變得更可以接受。《白皮書》顯示，80%的小鎮青年認可“小鎮青年”名片，在經濟更活躍的南部出生受訪者認同度更高，85%的受訪者認同自己“小鎮青年”的身份。也就是說，回到小鎮，不再是“大城市混不下去”、“躺平”的代名詞，而是青少年經過理性思考後做出的現實抉擇。
薇薇說，回家以後生活成本更低，家裏積攢的社會資源、人際關係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不能稱之為“失敗”，隻能稱之為“選擇”。但是，有人有得選，有人沒得選，“比如一個從事研發的朋友，他的專業限製他隻能在北上廣深工作。”
有人回到鄉鎮，是因為回去更好，也有人是因為在城市裏過得不好。吳雨出生於湖南小鎮，大學畢業後，她選擇在廣州一家在線教育的互聯網公司從事銷售工作。因為是初創公司，部門有六人，四個都是領導，很多事情都要吳雨親自去做。她形容廣州一年是“人生至暗時刻”，無休息時間、手機不能離手，回複客戶消息速度有五分鍾倒計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湛江看林俊傑的演唱會，演唱會全程都在回工作信息。”這讓她感到身心俱疲。
因為工作繁忙，吳雨很少與家裏聯係，有一次，母親去廣州看她卻被清早電話吵醒，電話裏，客戶喋喋不休地罵吳雨。“被罵多了也狼狽慣了，但我不想讓母親看到自己如此狼狽的一麵，不想讓她心酸。”因此，僅在廣州工作一年，吳雨便“逃”回老家。
另外一層要納入考慮的因素是現實問題。吳雨評估後認為，無論在廣州奮鬥多久、多努力，也攢不出一套房子的錢，她不能一直租房生活。在她看來，回家，意味著擁有更好的生活。
呂德文認為，小鎮青年回到家鄉工作往往出於理性抉擇。一則，他們都在大城市裏生活過，了解其中絢爛，更明白個中艱辛。二則，縣城與小鎮城市化程度高，青年回到鎮裏也可以過上與城裏差不多的生活。如今語境下的“回到小鎮”不是想象中的“回到村莊”，城裏的消費設施鎮上也有，且隨著互聯網業態不斷發展，很多青年回鎮以後都在從事互聯網相關工作。三則，城鄉融合在物理空間上基本實現，開車從鎮到臨近地級市一般隻需要一個小時。所以即便青年生活在小鎮，他們也能保持城市生活的體驗感。四則，城鄉工資水平差距在縮小，技術工人在中西部地區月薪4000元-5000元，珠三角地區7000元-8000元，這個標準在老家也能達到。
呂宏出生於福建省龍岩市武平縣岩前鎮將軍村，2012年他從福建農林大學東方學院畢業後在廈門順豐物流工作一年後回到村裏從事種植業。將軍村生態資源豐富，山林麵積37186畝，生態公益林麵積為24104畝，其中竹林麵積有近萬畝，憑借這個優勢，呂宏承包了450畝竹山，春季春筍滿山，上半年采挖春筍、做筍幹，下半年砍毛竹出售。村民們聯合起來出資興建了4個筍幹加工廠，實現大批量製作筍幹，同時村裏還引進了竹器加工廠，將毛竹製作成竹器成品、半成品。
2017年，呂宏在了解百香果的特性後，種植了10畝百香果，第一年就實現全縣最高畝產5000斤，隨後，呂宏以電商及開放采摘園的模式進行百香果銷售，讓遊客親自采摘、體驗到采摘樂趣再結算，通過朋友圈、微信公號、廣告牌等到了8月-11月采摘季，每天大約有10-20多名遊客前來采摘、購買百香果，一年下來，百香果售賣淨利潤能達到12萬元。
提到返鄉原因，他說，不甘心每天都在重複機械般趕時效的工作，他從小生活在農村，對村裏有感情，加上國家政策方針都向農村傾斜，所以他決定回村裏創業。他告訴《財經》記者，農村需要年輕人，但是真正能在農村待得住的年輕人非常少。他認為自己的選擇很對，每每看到村子在大家的努力下越變越好，心中十分有成就感。
對於那些選擇回去的人，他們也考慮得十分清楚：他們自知比不過城裏家庭出身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留在大城市，不會有太多階層躍遷機會，回去反倒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現實新困局
在呂德文看來，青年理性抉擇的背後還存在更深層原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以支撐包括小鎮青年在內的大部分人口享受高質量城市生活。小鎮青年的收入無法支撐他們的城裏生活，就會尋找高風險、高利潤的賺錢方式。有人因為創業失敗難以翻身，又不能接受重回工廠打工而選擇冒險，走上網絡詐騙、網絡賭博的不在少數。
對於那些沒有鋌而走險的歸鄉人群，回去工作逃避了諸如高房價、高社會成本等現實問題，但現實也不盡如人意，他們正麵臨另一個層麵的矛盾與衝突感。
從某種程度來看，從大城市回到小縣城好像是從法理社會回歸到了鄉土社會。薇薇說，在長沙時沒感覺長沙有多好，回來以後更懷念大城市。老家“內卷”比大城市還嚴重，大城市靠實力，而在老家升職提拔基本都是靠關係。（內卷指競爭激烈的現象，形容競爭的白熱化。）舉例來說，如果不找關係，連一個簡單的證明都開不出來。正式入職之前，薇薇需要開一份思想考察報告，以證明她思想良好、政治正確，可以入職國家公職人員。最開始薇薇去小區裏開，失敗之後又去社區開，社區回複說，隻管馬路這邊的小區，很不幸，薇薇隸屬於馬路另外一邊的小區。她問社區工作人員，馬路另一邊的住戶要去哪裏開，被回複道，他們也不知道。薇薇找到了社區上一級的街道辦事處，被告知街道沒開過這類證明，讓薇薇等著，他們先匯報一下。
薇薇坐不住了，深感這樣坐以待斃不是辦法，折騰到了街道一級已經到了周五，而周一就要交這張證明。最終，薇薇還是“托了關係”，一層一層打電話下來，才開出了這張證明單。
盡管得到了“人情社會”的福利，但有時這樣的福利也讓她略感負擔。
長沙是一個“夜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吃喝玩樂的地方很多，各種小吃奶茶品類齊全，而薇薇回到家鄉以後，首先發現小吃的品類不夠豐富，味道也差強人意，很多商場晚上9點就關門，公交也在下午五六點停運。從外省市讀書回來的年輕人去省內濟南和青島兩個城市居多，在縣級市卻少見年輕人的身影。也因如此，屬於年輕人的快樂——奶茶店品類在當地少之又少，隻有CoCo、滬上阿姨，今年6月才開了一家瑞幸，除此之外，就是一堆盜版奶茶。薇薇2021年第一次喝奶茶，是去濟南參加考試，買了一杯喜茶。
種種因素加成下，回來工作的第一年，薇薇就在盤算換個城市生活了，隻是因為她公職人員的特殊性，工作調動尤為困難。“在大城市，大家都是外地人，不存在誰看不起誰。但是在小城鎮，你卻會發現當地人有意無意之間透露的‘優越感’。”
談到換工作，一股不適感又撲麵而來。因為想換工作免不了參加各類筆試和麵試，在單位傳開以後，總有人在背後議論薇薇“廟小，容不下大菩薩”，
在薇薇看來，不像他們一樣安於現狀，就要被“檸檬精”，三觀難以契合是回老家後碰撞特別激烈的地方。薇薇在長沙讀的一本學校，回家鄉後，要求男朋友也是一本的學曆，她覺得勢均力敵的要求並不過分，卻頻頻有人說她要求太高，可能也是因為當地一本線以上的男生實在太少。
呂德文分析，很多人對返鄉勾勒了一個美好的想象，認為回鄉會過得更好，畢竟老家有兜底的田、地、房，但事實卻並不如此。鄉村往往是老年人的退路，而不是年輕人的退路。首先，創業是一個窄口，如果創業能改善生活，就會造成很多人一擁而上，擠得人多了，口就變窄了。也因如此，哪怕是返鄉創業，挑戰也並不比在城裏少。其次，返鄉後，“鄉”也要麵臨城市化，社保繳納、養育孩子、買車買房等支出一樣不會少，這意味著，回鄉後的生活成本並不低。因此，如何讓新一代小鎮青年真正融入城市，還需周期，在此之前，小鎮青年們依然會掙紮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矛盾中。“套用政治術語，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文中薇薇、吳雨、呂宏為化名）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小鎮青年逃離北上廣：理性選擇還是“混不下去”？
南京師範大學內 pic.twitter.com/JBM2VT5ZFD — Leo (@LiuLiu92266749) June 8, 2021 據江蘇省丹陽市公安局發布的通報，6月6日，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部分學生將院長“非法扣留，限製其人身自由達30餘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