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文革中軍隊扮演了什麽角色？獨立曆史學家追尋真相

幾十年來，從商人變成獨立曆史學家的餘汝信一直在中國各地的舊書攤上尋找磨損、泛黃的“文革”記錄，那是毛澤東發動的長達十年的大規模政治動亂。

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將於本月在香港出版，這本1354頁的曆史著作讓人們對“文革”期間軍隊的核心作用有了新的了解。眾所周知，人民解放軍被召來維持秩序，但餘汝信還詳細記錄了軍隊是如何參與清洗和政治迫害的。

《風暴曆程》這本中文著作分為兩卷，有2421個注釋，在中國當局決心抹去黨史最黑暗篇章之際，它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就在本月，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慶祝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活動略過了該黨執政早期的數十年時間裏充斥的政治動蕩和巨大苦難。

現年70歲的餘汝信說，他不是反黨人士，但中國應該對“文革”進行公正的清算，據一些專家估計，有160萬人在那段時間遇害。

“產生的後果是我們吸取不到真正的曆史教訓，我們不會真正的吸取曆史教訓，隻不過是曆史可能會產生一個重複，”餘汝信在香港接受采訪時表示。“它不可能跟‘文革’完全一樣，但是相似的（地方）是不能排除的。”

新聞簡報：歡迎訂閱新聞簡報，包括每周五由華文記者榮筱箐撰寫的“海外華人劄記”專欄，獲取全

近年來，在中國討論這類話題變得越來越困難。曆史學家和出版商都麵臨與官方口徑保持一致的巨大壓力。

即便如此，餘汝信的新作還是展示了獨立的中國曆史學家是如何克服種種阻礙的。他在中國南方的廣東省長大，上世紀80年代末移居香港，靠房地產生意的收入前往中國進行采訪和文件搜尋。

通過詳細敘述解放軍如何卷入權力鬥爭，餘汝信說自己想挑戰人們對紅衛兵的普遍關注，即他們是推動文化大革命暴行的主要力量。在中國，當局現在將軍隊視為一個服從統一的、自上而下秩序的守護者；餘汝信的發現挑戰了這種形象。

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專門研究中國政治軍事史的助理教授唐誌學(Joseph
Torigian)說，餘汝信的著作“極有價值”。

“你真的需要花多年時間從各種各樣的地方慢慢累積素材，”唐誌學通過電子郵件說，“仔細地將碎片拚湊在一起，把基本情況弄清楚，然後才能得出一些假設。”

早在“文革”結束之前，餘汝信就已經開始了自己的研究。當聽聞毛澤東挑選的接班人林彪元帥死於飛機失事的消息時，他正在廣東的農村勞動。林彪在1971年9月31日逃離中國。

對餘汝信那一代人來說，這個消息是令人震驚的轉折點。在“文革”之初，他跟許多人一樣，都對毛澤東忠心耿耿。但現在，黨卻說那位忠實的繼承人是個叛徒。

“對我們來說，它就像9·11對美國人一樣的——就是說，當時你什麽時候，什麽地方聽到了那個消息，你永遠忘不了，”餘汝信說。“我們把毛看作跟一個神一樣（的）人物，‘九一三’把這些都打破了，把毛的神話給打破了。”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文化大革命結束。多年後，餘汝信已經定居香港，中國曆史學家開始探究過去幾十年間的鬥爭。在鄧小平領導下，共產黨於1981年發布了一份關於曆史問題的決議，總體上為毛澤東的政治遺產進行了辯護，但承認他在晚年犯了錯誤，導致了巨大苦難。

之後，許多人撰文揭露毛時代的災禍之深重，比如大躍進期間，農村有數千萬人死於饑荒。這些執筆者有自由主義學者或記者，也有一些已經離退休的人，他們發表博文和日誌，分析當年親曆的事件。

“他們的工作確實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巴黎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現代中國的教授魏簡(Sebastian
Veg)表示。“他們改變了民眾談論饑荒的方式。再也不是官方曆史所說的‘三年自然災害’了，而是政策和政治的災難。”

餘汝信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幾十年，中國軍隊所扮演的不那麽為人所知的角色上。餘汝信說，沒有軍方領導人的支持，毛澤東是不可能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如果不是他們在毛澤東1976年去世後逮捕了激進領導人，“文革”也不會結束。他說，中國大陸曾有過一本關於“文革”期間解放軍的書，1989年出版後不久就下架了。

“軍隊在‘文革’起的作用比任何紅衛兵還要大得多，而且時間的長度也長得多，”餘汝信說。“你看大部分書的話，你就不會知道這點。”

他走遍中國各地，說服50多名上了年紀的前幹部和官員接受采訪。他參觀了一些地方，比如中國西北部廢棄的“原子城”，在那裏，殘酷迫害擾亂了製造核武器的努力。

最重要的是，餘汝信試圖理解毛澤東的繼任者林彪。中共的宣傳把這位元帥描繪成一個惡毒的陰謀家。在今年中共建黨100周年官方長達531頁的黨史中，他的倒台就留下了一句話。餘汝信說，林彪的垮台是複雜的，因為毛澤東已將他的繼任者視為對手。

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官員試圖嚴格控製對中共曆史的敘述。習近平以蘇聯為戒，稱其解體的部分原因是反黨批評人士被允許玷汙蘇聯的政治遺產。

習近平的觀點是，“關於曆史的太多辯論和多元化，讓每個人都偏離了中國複興的核心任務，”研究中國的曆史學家、紐約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美中關係研究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研究員格萊米·R·巴梅(Geremie
R. Barmé)說。“過去必須明確、固定下來，這樣中共才能掌握未來。”

香港也未能幸免，此前那裏一直是那些無法在內地出阿版的作品的天堂。中國領導人去年強加給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對出版商造成了威脅。餘汝信這本書的出版商新世紀出版社的聯合創始人鮑樸說，中國邊境官員近年來加大了對旅客試圖從香港帶回來的禁書的沒收力度，疫情導致的旅行凍結也進一步打擊了圖書銷售。

鮑樸在接受采訪時說，十年前，像《風暴曆程》這樣的書可以賣到8萬本，主要是賣給中國大陸的讀者。他說，這本書他隻會印刷1000冊，而且他找不到一個願意在最近的香港書展上展示這本書的商家。

餘汝信說，不管銷量如何，完成這本書已經成了他的個人使命。他說，他寫這本書花了七年時間，通常每天要花四五個小時。

“居然我們親身經曆了十年的東西，我們都弄不清楚的話，我覺得我這一生很大一部分，”他停頓了一下，說，“就沒有什麽意義的。”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文革中軍隊扮演了什麽角色？獨立曆史學家追尋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