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一窺教育在韓國社會的重要性，那你必須在晚上快十點的時候去首爾東南部的大峙洞轉轉。這裏被視為韓國補習聖地，短短的幾條街道上就有成百上千家各類學科的補習機構。夜色已深，家長們在車隊中等待他們的孩子。
7月底，中國祭出重拳整頓教培行業：嚴禁教培機構“資本化”運作，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北京希望借此促進教育公平和緩解中產階級的經濟壓力。
第一個“hagwon”是一所傳教士學校
很少有人知道，韓國幾十年來也一直在努力規範教培行業，而且該國的教培行業相比之下更加極端。根據韓國統計局2019年的數據，該國近四分之三的學生參加課外輔導。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韓國人對孩子的平均私人教育支出位居亞洲首位。
“Hagwon”是韓國人對補習班的稱呼。第一所現代“Hagwon”是由美國傳教士阿彭澤爾（Henry
Appenzeller）於1885年創辦的一所男校，主要用於間接傳播當時官方禁止的基督教。而那個時候的韓國人已經在利用這個課外機構學習英語。
截至2020年，韓國有73865所課外補習機構，其中約一半在首爾。它們的廣告無處不在，尤其在建築物外牆上，成為這座城市中不可忽視的元素。它們也是房價上漲的原因，例如在首爾的繁華地帶江南區。許多韓國父母希望住在最好的教育機構附近，以使他們的孩子有較好的機會進入精英大學。畢竟，韓國人認為，隻有考上“SKY”大學——首爾國立大學、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才能前程似錦。
輔導禁令於2000年解除
1980年，韓國總統全鬥煥——1987年該國首次民主選舉前的最後一位獨裁統治者——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他首先禁止了所有的課外私人教培機構。當時，他的意圖與中國政府如今的目的相似：使弱勢階層獲得更加公平的教育機會，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畢竟這是該國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這一措施受到了部分民眾的歡迎。平等社會的理念在韓國的道德價值體係中根深蒂固。這點尤其表現在強製性的校服政策上——通過統一服飾弱化階級差異。不少韓國人反對富人通過昂貴的家教為孩子“購買”更好的教育。然而，也有人認為，他們為後代提供更好機會的自由受到了限製。
這項禁令在維持了將近10年後第一次被放寬：韓國政府開始允許大學生擔任家庭教師，還為一些教育機構頒發了許可證。但是，私人輔導班依舊違法：在20世紀90年代，突擊檢查仍然很普遍，被發現違規的教師被處罰款。不少想通過教英語而非法賺取外快的背包遊客也被驅逐出境。有幾名私人補習老師甚至遭受牢獄之災。
富人鑽漏洞
然而，韓國政府的戰略最終全盤失敗。因為韓國的富人階層總能找到漏洞來規避法律。“沒有東西可以阻攔韓國人對其孩子教育”，現居美國的“問一個韓國人（Ask
a Korean）”博客的博主“T.K.
”在他的推特賬戶上寫道：“新法律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抬高了私人補習的價格。”他坦言，自己的父親也曾受益於此。白天是高中教師的父親曾通過晚上非法家教的收入為自己購買了人生的第一套房。
美國英語教師拉蒂格（Casey
Lartigue）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評論中回憶了他於20世紀90年代在韓國私人授課的經曆：“我清楚，每次在接過學生父母裝有現金的信封作為報酬時，自己都麵臨著風險。”
1998年，首爾國立大學的校長在為自己的女兒安排非法家教後也不得不引咎辭職。2000年，韓國憲法法院徹底廢除了校外補習禁令，理由是該禁令“侵犯了公民教育其子女的基本權利”。
堅持改革不懈嚐試
但韓國教培行業的問題從未消失。一些嚴格的規定仍然適用。例如，禁止對私人輔導收取“過高的費用”，但卻為明確規定何為“過高”。大約十年前，李明博領導的保守派政府得以落實：私人補習班隻能開到晚上十點，以確保孩子有充足的睡眠。
而現任左派總統文在寅也反對精英學校，尤其是獨家輔導機構：對每個孩子每月收費超過相當於700歐元的機構，一經發現將被關閉。
盡管如此，韓國也意識到，不能僅靠禁令來解決問題。韓國父母的教育支出依舊很高。由於沉重的經濟負擔，該國出生率持續低迷，許多年幼的孩子仍然承受著巨大的學業壓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已經暫時滿足了許多壓力山大的學生的心願：補習班關門。至少暫時是這樣。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整頓教培行業：韓國的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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