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下的輿論語境裏,我們總會看到一種激烈的情緒,同仇敵愾、抵禦外侮,操一套同質化極高的話語模式,撲殺在每一個“有汙點”的人或事件上。
這種情緒就是“民族主義”,在中文觀念領域裏,它已經是正在進行時的“最大當權派”,有某種不容抗拒的力量。
某些人擁躉“民族主義”,就好像擁躉某個共同的身份,沉醉於與榮有焉式的虛幻尊嚴感中無法自拔。而共同體之外的一切,都是要詰問、攻擊,甚至驅逐的“他者”,哪怕這些人當中的絕大多數終其一生,都不會有機會親眼見到那些讓他們咬牙切齒的“他者”。
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種族滅絕大屠殺,“民族主義”無法規避其責任,因為極端的民族主義會不可避免地成為國際衝突的火種與國內族裔壓迫的溫床。但如今,社會重新被“民族主義”支配,“民族主義”被毫無節製地征用到本不該由它主導的諸多場景上。
而曆史的教訓告訴我們,這絕非一件可以放鬆警惕的事。
(文字經刪減編輯)
01.
民族主義
是正在進行時的“最大當權派”
“民族主義”這四個字,在今天的中文環境裏,還會被人一個字一個字完整碼出來的機會,倒不一定真的那麽多,至少肯定不會有十年前那樣多。
當一個概念還是會被人頻繁提及的時候,就像我們前麵已經聊過的言論自由、政治正確、女權、種族歧視那樣,無論場上的實際力量對比如何,但至少能說明它們一來還有空間被討論、二來也還沒有走到已經得出某種不容抗拒的結論那一步。
但是,民族主義顯然不是這樣的,民族主義是正在進行時的最大當權派,民族主義已經掌有了如今中文觀念領域裏的最大權力。
它每一天都在真實地訓練、規訓著每一個中文使用者的說話方式。我們可以說什麽、不可以說什麽,說什麽會招致遊街圍毆、說什麽又可以安心放肆——今時今日,我們公共觀念生活的這種常態,可能會有很多來源,但如果真要找出一個最大的來源的話,我相信民族主義就是那個答案。
當然,民族主義的強勢肯定也不是一個隻屬於此時此地的現象。縱向來看,二十世紀自“五·四”之後的全部中國革命以及社會曆程,除卻一些偶然的短暫時期以外,絕大多數事實上都是帶有濃烈的民族主義底色的。
而橫向來看,民族民粹主義在2010年代的全球性崛起,也已經讓民族主義成為了此時我們所身處世界的最重要政治主題。

也許對很多人來說,一個由民族主義支配的世界才是一個正常的世界,一個民族主義不那麽重要的世界反而會是無法想象的。
然而,一旦站在人類整體觀念演進的層次上看,如今的這種局麵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說是正常的,甚至應該說是意外的、遺憾的。民族主義有其很具體的曆史功能,對於新興的民族國家來說,民族主義確實是一種很必須的、也是能夠最有效率地完成國家建構的思想資源,這對於十九世紀的歐洲和拉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亞洲和非洲來說都是相似的。
但是,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明明已經經曆過一輪長達半個世紀的意識形態競爭以後(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競爭),對比民族主義,前者不得不說是一種更“高級”的競爭。這時候世界的主題,竟然是又回到了民族主義式的對抗軌道上,多少還是會給人帶來一種曆史性返祖的既視感。
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自由主義很長時間以來第一個真正的挑戰者,一個很必要的條件在於,和自由主義一樣,這兩種意識形態都抱有向全體人類提供終極社會方案的雄心壯誌。從邏輯上說,它們必然是普世主義的,共產主義曾經的國際運動就很好地體現過這一點。
比如,列寧對民族主義的反感是廣為人知的,他反對民族主義的排他性,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由資產階級有意推廣的意識形態,其目的是借用民族國家這個方便的政治工具更好地統治無產階級。所以,與之相對立的全世界無產者們,當然就應該不分民族地聯合起來,共同打破這種壓迫的枷鎖。
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是20世紀最重要的民族主義學者之一,埃裏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甚至說過:“一個基本事實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會是民族主義者。”我對這個說法有所保留,但我們大概還是值得從這種斬釘截鐵之中,體會到民族主義與那些最富願景的人類理想之間的距離。
02.
民族主義的唯一回報
隻是沉浸在虛幻的宏大敘事裏
在一個一度被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白熱化競爭所支配的世紀裏,民族主義的位置按理來說應該是很尷尬的。
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中沒有民族國家;在自由主義方麵,自由主義理論曾經有過對民族主義友善的曆史,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工商階層也的確曾經在很多社會扮演過民族主義最主要的推手,列寧在這裏是沒說錯的。
不過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自由主義世界的觀念界潮流已經在明確地反對民族主義了。畢竟,極端民族主義需要為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種族滅絕大屠殺負責,民族主義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國際衝突的火種與國內族裔壓迫的溫床。
人們為了避免重蹈覆轍而建立的戰後國際新秩序,與民族主義在根本價值上一定是衝突的,所以民族主義代表的隻能是過去,不應該是未來。

我們在十九世紀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既討論民族主義、也推崇民族主義的作者,但是到了戰後的二十世紀,雖然出現了更多出色的民族主義學者,但是他們之中卻幾乎不會再有人願意自稱為“民族主義者”,還能對民族主義保持一種有節製的寬容態度已經差不多到天花板了。
直到今天,在西方的知識圈層、精英話語裏,“民族主義者”都仍然是一個定義上的貶義詞。民族主義永遠都不會成為像自由主義、共產主義那樣的“主義”,甚至說它是一種意識形態恐怕都有點勉強。
它從來就不是一套社會方案,不具備為人類命運提供終極答案的能力。它發光發熱的舞台應該隻局限於具體的曆史節點與片段,它曾經被思想界認為隻會是人類生活一種臨時過渡的狀態而已。
然而,後來的曆史發展並沒有按照這個理論上的劇本來走,我們分明看到在為數不少的社會裏,民族主義長期地占據了政治議程最中心的位置。
作為意識形態而言,一旦脫離了民族國家建構的功能性場景,民族主義的內核其實應該說是相當空洞的。然而它卻的的確確為一批二十世紀以後才出現的新政權提供了最重要的合法性支撐,這之中甚至不乏經受住時間的考驗、直到今天也依然堅挺的案例。
每當想到這裏的時候,我總是會為了人類需求之簡單、原始、易滿足而感到震撼:他們甚至不再像不久之前那樣,還需要得到某種慷慨的未來承諾、精巧的社會藍圖,更加不需要看到、摸到可見的、切實的關於自身處境正在改善的證據。
他們對於自己正在承受的不公不義表現出了驚人的容忍力。他們身上僅存的一絲可以被稱為“公共性”的元素,與那些他們所能實際接觸到的、也能真實左右切身福祉的本社會公共問題毫無關係。
他們所謂的家國情懷,完全投向了與他者的區分、對立、敵意,哪怕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不會有機會親眼見到那些讓他們咬牙切齒的他者。
他們所得到的唯一回報,僅僅是一種與有榮焉式的虛幻尊嚴感,卻已經足夠讓他們沉醉其中難以自拔。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現實的生活滿目瘡痍,或是潛意識裏深知自己的再多努力也無法撼動真實社會的分毫,他們將自己的全部熱情交給民族主義的宏大敘事,反而會顯得是一種更加舒適的選擇。
畢竟,宏大敘事的多數時候隻是想象,而想象中的偉大鬥爭當然可以一直贏、一直爽。
03.
被毫無節製地挪用
是民族主義當下最關鍵的問題
民族主義提供了一種極其簡潔明了的關於國家與政府的合法性思路:因為存在外國、存在外國人、存在異族、存在他者,又因為他者對本民族來說是重大的威脅,所以我們需要建立國家和政府,以對抗外敵。
對比約翰·洛克契約論式的“為何個人應當交托部分主權組織政府”的複雜論證結構,民族主義的邏輯堪稱簡單粗暴。
它實在是太簡單了,以致於完全不需要依托係統性的理論學習,都可以輕易讓足夠多的共同體成員感受到支持民族敘事的必要——隻要權力時常宣傳強調來自外部的威脅就可以了,營造出一種同仇敵愾的情緒,可以讓人們暫時忘記自己切身的不幸。
但凡對契約論邏輯稍微了解的人們,都會時常審視自己與政府間的關係是否足夠公正合理,如果什麽時候得出了否定的評價,那麽契約是有理由被解除的。而民族主義則沒有這種弱點,至少就目前這個曆史階段來說,外國是一定存在的,隻有哪一天真的不再存在外國了,民族主義的故事才會徹底難以為繼。
但是民族主義的內容畢竟那麽簡單,它肯定沒有辦法覆蓋所有的邏輯弱點,比如,為什麽抵抗外部威脅的一定要是這個政府?
又比如,境外勢力的危險就算確實巨大,可是給生活在這裏的人們造成各種可見困難的,無論是民生不堪還是法治不彰,不都是來自本民族的同胞嗎?
這麽久了,也沒見真的和那些敵對勢力打仗,但是同胞對你的盤剝卻每一天都正在發生,所以外部威脅優先於內部問題一定是這麽絕對的嗎?
民族主義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民族主義在內容與邏輯上是非常單薄的。但是也許應該更加公平一點地說,民族主義內容與邏輯的單薄本來是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的,現在之所以會是一個問題,是因為民族主義被毫無節製地挪用到了各種本不應由它主導的應用場景上。

從十八世紀的美洲殖民地,到十九世紀中歐分裂的城邦諸侯國,再到二十世紀世界大戰後掙脫帝國主義殖民枷鎖的亞非民族運動,民族主義在這些曆史階段當然發揮過不可替代的曆史作用,這些功績都是值得承認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太多社會在早已完成民族國家建構的前提下,對民族主義本不應有太多必然的需求,卻依然有如成癮一般地征用、依賴民族主義的思想與情緒資源。
譬如,那些政治製度、政治權力來源極其欠缺合法性基礎的政權,經常就是最熱心的民族主義玩家。二戰後中東與非洲一批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威權政權就集中展現過這樣的特征,對鄰國的戰爭,往往是出於為了維持國內獨裁統治的目的而發動的。
又譬如當上述政權出現政治社會困境的時候,原本徘徊在邊緣的政治力量也非常擅長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異軍突起。他們或者為自己成功地奪取了一部分乃至最大的權力,或者就因為他們的出現而改變了整個政治賽場的溫度,讓原本占據主流的政治派別也爭相加入到民族主義的向下競爭之中。
說遠的有二十世紀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說近的有2010年代、尤其是2016年之後的世界諸國。從很多指標上看,2020年代的世界與1930年代的世界是非常相似的。
這種時代性氣候太有理由讓人警惕了,然而我們隻能看到越來越多人熱情奔湧地縱身躍入民族主義的狂熱漩渦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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