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米亞娜
你找曆史要答案，這個答案誰給你？並不是我們需要找男性要曆史的答案，我們是相信未來的女性，未來支持性別平等的人會給我們一個答案，我們所要求的曆史是一個記述的權利。未來會怎麽樣去判斷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未來會怎麽樣判斷我們現在在打的這個官司？其實米兔就是一個言說運動，它在鼓勵女生把自己的經曆說出來，不讓我們把判定這個經曆的權力交給別人。
作者按：2020年底弦子第二次開庭之後，我受歪腦所托對她進行了這次采訪，我和弦子聊了兩個多小時，關於她的案子，她的公共參與和她對女權主義以及米兔運動的看法，獲得很多啟發。這篇成稿本來是放在2021年3月底歪腦的女權行動派特別企劃《搶救斷層的十年中國女權運動史：行動者們的群像、曆程與現狀》裏一起發表的，但當時因為發生肖美麗事件，女權行動派遭遇大量網暴，接連炸號，為了保護弦子我們將這篇文章撤了下來，隔了幾個月後才再次發表。遺憾的是弦子最終還是遭到長達一年的禁言，失去了發聲的渠道，這對於她的案子非常不利，也是米兔和中國女權運動的重要損失。雖然弦子不願以任何“主義”來定義自己，但在我看來，她傳承了女權行動派的精神，早已經是女權社群裏不可或缺的存在，更多的，她也是現今輿論場上少有的具備著公共素養的公民。希望有更多人能夠了解她的經曆和思想。
2020年12月2日，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案於北京海澱區人民法院開庭。庭審不對外公開，但在開庭日，上百支持者聚集法院外對弦子表達支持。一群支持者各舉一個字，展示出標語“我們一起向曆史要答案”。在網上弦子得到了更多關注，至少五個微信群“現場直播”；很多網友手寫留言，拍照聲援。
這成為後米兔時代女權運動的曆史性時刻。在等待下次開庭期間，我們專訪了弦子。
- 歪腦：庭審結束後不久，理想記（@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寫了《推開K127那扇門–朱軍“性騷擾”案真相調查》一文，帶起了一波為朱軍辯護的輿論，你也受到很多攻擊。你看到那篇文章後是什麽感覺？
弦子：沒什麽感覺。那篇文章我大概掃了一下，他暗示我和麥燒是境外勢力，朱軍那邊的證人好像有接受采訪，朱軍也接受了采訪，後記裏的一大堆主觀評判和案件根本無關。
我之前也寫了一篇文章，講清楚了那個化妝室裏發生的事。剛好肖美麗幫我排了版，當天晚上就發出來了，就等於是對理想記那篇文章的回應。但我自己不是很在意別人怎麽去看這個事兒，在有很多人信任你的時候，就不要把時間花在那些不信任你的人上麵。我想對話的是比較支持米兔運動的人。他們支持性別議題，就會更願意去理解不同的個案，也有很多人都是通過米兔來理解性別議題的，這是相輔相成的。在這樣一個對立和極化的網絡環境下，我沒有期望所有人都會理解和支持我。
- 歪腦：最近鄧飛案中敗訴的當事人鄒思聰說，他做記者時看到的事件，和作為當事人參與庭審的感受非常不一樣。你在訴訟道路上有沒有什麽深刻感受？有沒有讓你特別掙紮的地方，要花很多時間精力應對？
弦子：那個案子的情況很不公平，因為是把侵犯名譽權的舉證責任放在了何謙，那個曝光鄧飛性騷擾的女生身上，然後起訴的舉證責任也在她的身上。就是不管你是原告還是被告，當你是被性騷擾的那一方，你就得無窮無盡地去舉證，而對方其實很輕鬆，他隻要無窮無盡地給你潑髒水就行了。
鄧飛（網絡圖片）
騷擾發生在一個封閉的空間，我當時去報案之後，不管是驗DNA還是當時的那些詢問，都做得很不到位。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沒有辦法自證房間裏到底發生了什麽。他們所謂的要證據，是說你得有錄音錄像，但我不可能有這個東西，我怎麽知道我會被性騷擾？
所以你在進行訴訟的時候，拿不出法院要求的證據。法院是要一個可以滿足刑事條件的證據，比如你可以當場拿出錄音錄像DNA檢測。如果沒有，那麽隻要對方不同意，不承認，你就沒有辦法自證。
你還要花很長時間去證明你精神是正常的，你在一個穩定的男女關係裏麵，你是一個慎重對待男女關係的女性，然後還要自證你不是為了名不是為了利，你不是故意想陷害對方，你要花很大的精力去自證這些。
我在法庭上還要去說，我跟我男朋友已經交往了5年，這是第一個正式交往的男朋友，我男朋友家境也沒有很好，我不是為了錢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包括我是跟男孩關係好，還是跟女孩關係好，在法庭上你都得說。我的社會經曆已經是很簡單的了，但是在輿論場上，境外勢力的帽子說扣給你就扣給你，然後說你為了炒作，暗示你跟男生的關係太好了，包括說你妄想症，對方可以無窮無盡地潑髒水。鄧飛和朱軍卻可以完全回避事實，可以不出席，不承認，你也沒有機會去詢問他。理想記現在暗示說我和麥燒是境外勢力，朱軍也轉發了，有人會因此指責他的道德嗎？也沒有人會問境外勢力跟你有沒有性騷擾有什麽關係。
鄧飛在法庭上已經撒謊了，說自己不認識何謙。但是好像法庭對他們的道德是沒有要求的，不管他表現出來的道德是有多麽卑劣都沒有關係。反而你要花很大的精力證明自己在道德上是一個完美的人，是一個沒有缺陷的人，來回應對方的攻擊。
我們這個案子還麵對程序上的不正義，14年報案的時候，警察去找我父母就已經很不正義。
這樣來看，你不是在跟一個人對抗，不管是鄧飛還是朱軍，他們背後是依附了一個強大的社會，它對男性保護，對性暴力避而不談，刻意壓製受害者。你要去對抗的話，它會從方方麵麵，不管是從結構還是從文化上都對你不利，結構上就是你在辦案過程當中就會遭遇很多不正義，包括法官他對於你的言論自由和對方名譽權的裁決，衡量的標準非常不一樣。文化上，對雙方的道德要求是不一樣的，他們對於被指控的男性沒有什麽道德要求，對於指控者的道德要求無限高，遠遠超過於你應該為指控性騷擾付出的代價。
我覺得大部分性騷擾案子都是很消耗的。你進入這個係統是希望自己可以獲得尊嚴的，但是當對方不停地攻擊你，你其實已經沒有個人尊嚴，反而這個過程在不斷讓你的尊嚴受到磨損。
- 歪腦：所以女性即便極力自證，在庭上可能也沒什麽用。或者說在法庭和整個社會文化上，默認女性有非常高的自證清白義務？
弦子：可能朱軍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因為社會對他不是對男性的道德要求，是對央視春晚主持人有一個道德標準，所以他的個人形象可能在出現指控後會受到影響。
但是你說對鄧飛，對雷闖，對劉猛那樣的人來說有什麽影響？鄧飛現在他的公益基金會什麽的依然發展得火火熱熱的，劉猛也繼續在做他的事情，性騷擾指控對他們來說都沒什麽影響。
還有一個原因是大家覺得性騷擾不是一個大事兒。很多人都說被指控性騷擾後會“社死”，根本不可能啊。你在這個社會環境裏，比如你在飯桌上麵聽到一個男性開黃色玩笑，或者是看到一個男的逼一個女的喝酒，所有人都看著他，他都不會社死的。大家沒覺得這是很嚴重的事。
當你是實習生，如果帶你的老師要摸你一下，或者是要給你講個段子什麽的，你要不要對這個事情大驚小怪？沒有必要的。他會覺得性對於女性來說，是一種資源，你在被騷擾的時候並不是你被騷擾，而是你在利用你的性別資源獲得好處。可能你的一個老師因此會對你更好，可能你在職場上是個新人，你跟領導一起吃飯，這對你有好處。
在這種情況下，女生為了追究性騷擾付出很多精力，本身就不太能為別人所理解，他們覺得你不正常，他們覺得你背後一定是有什麽動機，一定是有什麽目的，你是不是要去害男的？
他們自己對性騷擾的看法，會覺得這個事情就好像是跟你出去喝酒，不小心把杯子砸了，把水潑到你身上這麽一個小事兒。他們不覺得這是一個你的個人尊嚴被冒犯的事情。他們會說天哪，摸你一下你就要置他於死地嗎？
男性是不可以被批評的，你要批評他就是要置於他死地了，他哪怕劈腿了，他哪怕拋妻棄子，他哪怕在外麵包養小三，妻妾成群什麽的，他都沒有被批評過。他哪怕商業上麵犯了很大的錯誤，他讓員工996，他都沒有被批評過。然後現在你跟一個男性說，你開了一個黃色玩笑，你摸了一個女生你就要被批評，他們是沒辦法理解的，他們覺得這不正常。
人們首先不會去判斷男性的道德，然後他們也不會用騷不騷擾別人這種事去判斷男性的道德。所以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理解你對這個事情的態度，理解你的情緒，他也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麽有那麽多人支持你。唯一能理解的邏輯就是你肯定是境外勢力。
- 歪腦：你在開庭前告訴支持者，不要因此案對米兔運動失望。但你之前的采訪提到林奕含，強調要關注個案，重視個體經驗。你怎樣理解米兔的個案和運動整體的關係？有人說你成了運動的一個代表，或至少是最受關注的當事人，如果公眾對於整個運動的關注都集中在你身上，你又如何處理自己與運動整體的關係？
弦子：可能就是朱軍很有名，所以大家關注我很多，然後我也在公共領域參與比較多，他們會把我當做一個米兔的代表，但我覺得如果你仔細去看，每一個當事人都付出非常大的心血，其實沒有哪個當事人是完全在為自己的案子付出。
台灣女作家林奕含在處女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後不久自殺身亡，書中故事影射她遭到性侵害。 （圖：Facebook /
林奕含）
每個人都付出了過大的代價，已經超過了性騷擾本身，超過了打官司的痛苦，大家願意去承擔，還是因為每個當事人都帶著一種社會責任感來做這個事情，特別是進入到訴訟階段，當事人會帶著很強的社會責任感。
如果我總是出現在公共領域的話，是不是代表著米兔一直在被討論。我沒有消失，始終作為一個米兔當事人，一個性別暴力的親曆者在這裏。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意識到，其實站出來當事人有很多。特別是當他們願意跟其他的當事人聯結在一起的時候，是在持續不斷提醒大家，其實這些都是有聯係的，你遇到了性別暴力，並不是因為你倒黴，是因為不管是社會環境還是法律，還是權力結構，它讓很多弱者的個人尊嚴很容易被侵害，不被重視。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個案當成個案看，而是把所有個案聯係在一起，看到我們所有普通人處在一個共同的處境之中，所以你才會遭遇這樣的事情。
不管把我當做一個米兔代表還是不是代表，或者可能之後變成一個失敗的代表，但是我最希望可以讓大家想到一個當事人的時候，你不會隻想到他，你會想到米兔。你會想到那麽多年站出來那麽多當事人，他們的處境，他們的付出跟他們的希望。
- 歪腦：從個體走向公共的過程裏，你既是米兔當事人，又打通了大眾輿論，又有行動者身份，好像沒有其他人可以打通這麽多場域。是什麽促成你這種變化？從當事人變成公共人物時，是怎樣的感受？
弦子：隻是說，我可能讓我的生活更公開，因為我選擇了在互聯網上把（行動）變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像和何謙我們當時在做Jingyao的案子，那段時間何謙就一直在幫忙。我們當時就有三四個人的群，我和我的一個姐姐，然後還有何謙，然後還有Jingyao，包括花花，有參與到很多個案，都是我們一起在做。
我覺得大家還是很難想象一個性騷擾受害者可以做什麽，好像大家對性別暴力受害者抱有刻板印象，但其實不是這樣。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尤其是沒有一直沉浸在傷害當中。性別暴力隻是在你生活當中那個時間發生的事，之後它會對你有一些影響，但它不是你全部的生活。
米兔裏麵很多當事人，他們都有其他的身份，有在做律師的，有的去婦聯幫助其他人，像何謙也是在當老師。大家就覺得詫異，性別暴力受害者還可以在互聯網上發起公眾討論？但我覺得所有的性別暴力受害者在遭遇這些事情之後，不管他是完全走出來還是部分走出來，反而他們更願意去做公共參與，因為他們需要一個自我賦權的過程。
可能大家看到我主要是因為我身上有性別暴力受害者的這個標簽，這還是一個很鮮明的標簽，但其實我在做的事情是一個普通的20多歲的女生有機會就會去做的事情。
一個性別暴力的受害者會對其他的性別暴力的個案更感同身受。很多米兔的當事人，我們彼此認識的時候，包括像梁崗案當事人，深圳新入職強奸案的當事人，包括Jingyao，大家都願意去幫助對方。我這次在開庭之前，他們就給我錄了一個視頻，那個視頻就是一種公共參與，因為你在公開表達你對一個和你沒有關係的人的支持，並且和她共同承擔一個巨大的壓力。
- 歪腦：我比較驚訝的是你在公共參與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巨大能量。公共空間裏也存在很多暴力和不確定性，如網民對性騷擾受害者、女性有很多負麵言論，你怎麽麵對和調節？
弦子：我從2018年的時候陰錯陽差就開始在微博上麵進行公共表達，在這個過程當中會有很多人認識你，喜歡你，包括你會交到一些很有公共影響力的博主，而且也跟很多女性朋友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我的粉絲有很多女生，還有性少數者和跨性別者。大家都變成了很好的朋友，就在這個過程當中是有能量產生的。
在陌生的互聯網上麵去建立情感關係，非常取決於你是什麽樣的人，如果都很糟糕的話，可能別人比較會怕你，比如說像理想記那樣，是因為他的手段很肮髒而已，但是那不是真正的能量，它隻是負麵情緒的發泄，真正的能量是有沒有人願意為了一件事情付出代價。
米兔觸及了很多當下年輕人的痛點，因為它關乎個人尊嚴，不管你是男是女，它關乎你有沒有一個最基本的保護你自己身體的權利，還有你到底有沒有言說你痛苦的權利。我覺得在這個基礎上，很多年輕人把我的案子看作一個可以去參與的公共事務，這其實是一種很高尚的力量，因為它是正義的事情。有人願意為了正義付出一定代價。他們會發聲，不管是會不會被炸號還是會被攻擊，或者他會到現場去支持你，可能真的有一點風險。
我不把它看作是我個人的能量，他們本身就很有能量。
我沒有預料到我會在今年年底的時候遭遇到這麽大的攻擊，包括說我是境外勢力。但是可能在前兩年你跟大家建立了情感聯係，最後大家也會來保護你。
如果不是我，是另外一個女生的話，如果她沒有在微博上麵發聲，花了兩年的時間去做一些公共表達的話，會更可憐，她要怎麽去回應這些攻擊？但是誰會和我一樣花兩年時間做這些事呢？很多人沒有這個條件，沒有那麽多時間。
我就覺得這是很可怕，如果這種攻擊變得很普遍的話，那別的女孩沒有那麽大的話語權——Jingyao她在國外還能降低這個事對自己的影響，如果是一個更弱勢的女生怎麽辦？她可能就完全沒有言說的資格，這就是這些輿論讓我覺得最可怕的地方，不隻是對我個人的傷害，而是他們在營造一個恐怖的氛圍。
- 歪腦:
你在采訪裏說過，當你發現你的不幸，對於別人來說已是種幸運，你就覺得自己沒有放棄和權力抗爭的理由和資格。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情感？
弦子：我和麥燒的情況是很難複製，我們用了兩年時間投入這個案子，期間我們受到關注度和支持，不管是社群給我們的支持，還是父母家人跟公共資源上給我們的、媒體對我們的支持都很難複製。
如果這樣還認輸的話，如果現在就說，我們受不了了，那麽米兔現在在場的還剩下誰呢？你得在場。你不能說我們受害者都不進行公共表達了，米兔也不需要進行公共表達了。
我跟麥燒站出來之後有了這麽多關注，也接受過很多媒體的采訪，跟很多人認識了。我後來去做上海的案子，我們幫上海的當事人去聯係穀雨，還聯係過羅翔律師，都是因為大家對我個案的關注，所以我才有了這些力量。我現在很難說為了自己我要放棄，我要去過我自己的個人生活。
弦子和麥燒（來源：微博）
我前段時間看一個紀錄片，好像是美國一九八幾年的時候，就是電影《暴劫梨花》電影的原型，有一個女生在酒吧被三個人輪奸，然後三個人圍觀，她就去打了官司。這是美國第一個電視直播庭審的官司，但是這個案子報導出來之後，那個州的強奸案報案率立刻就下降了，因為很多人不敢再去報案，這個過程特別可怕。要是我都覺得可怕，覺得我們幹脆放棄好了——但是當下的人可以放棄，未來很多年之後的小孩還是會去報案，他還是會麵對一樣的情況。那我就會覺得我還是做得不夠，我沒有盡到全部的努力，我起碼要去試一下。我覺得這個“試一下”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必要的，你不能把體驗的過程放棄。
《暴劫梨花》電影海報（網絡圖片）
- 歪腦：你曾發表一篇拒絕女權主義標簽的文章，在女權圈引起蠻大的波瀾，它被解讀為你和女權割席。你現在是否依然有類似想法？你覺得女權主義和你的張力在什麽地方？
弦子：我主要是沒有辦法說我自己是什麽主義者，性格上我沒有辦法給出這樣一個承諾。如果我是一個女權主義者的話，我可能要在生活當中很多時候都要去踐行它。但是我很多時候做得很差勁，包括跟我男朋友的關係什麽的，所以我沒辦法站出來說我自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而且它在互聯網上是一種規訓。你在網上沒有辦法當一個完美的女權主義者，因為可能你對性少數的態度，你對婚姻的態度，你對其他性別個案當事人的態度，你對男性的態度，導致你要在網上花很大精力去跟大家辯論，到底什麽是女權主義者。現在女權主義也沒有成功，我們現在什麽也沒有做到，社會好像還是個男權社會，但我們花了太多時間去討論什麽是女權主義者，它的意義到底在哪裏？
我非常討厭這個話題，因為你看到有人在討論說，女權主義者不能同情gay，你要同情gay的話你不是女權主義者，你要是結婚你也不是女權主義者，你要是不說“婚驢”你也不是女權主義者。
生活當中怎麽去做女權主義者，我覺得它是一個踐行的過程，不是一個說的過程。
我覺得可能2018年的時候寫那篇文章，大家會覺得你是在跟女性割席，但是到今天的話，其實我的行動已經證明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割席。至於我到底要不要去符合大家對我的期待，我覺得就還好，我也沒有傷害到誰。
可能微博上麵那群很喜歡討論身份的女權主義者就已經對我放棄治療了，他們都懶得講我了。可能他們已經意識到怎麽罵我，我都會支持性少數，我都會支持跨性別。但是你自己想一想，跟理想記的攻擊比起來，女權主義者的攻擊不算什麽，他們還是蠻有底線的。大家真的還是焦慮，因為在輿論場上，女性內部的焦慮來自於我們跟男權的鬥爭很受挫，所以內部你要挑完美的人，你要跟大家不停提完美的要求。
但是男權攻擊你完全不是這個原因，完全不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在社會上麵處於困境，而是他們的優勢地位被挑戰了，所以性質很不一樣。
- 歪腦：
2014年你報警後，警察找了你父母要你不再追究；曝光朱軍後，微博大規模刪帖，米兔開始被全麵打壓；庭審現場也有便衣幹擾支持者。你覺得公權力對你的壓力依然存在嗎？
弦子：在司法上存在。2019年1月份，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這個名目才設立，到目前為止性騷擾訴訟隻贏了一起，隻有劉猛那個案子是贏的（弦子加注：在剛剛過去的3月8日，上海一例性騷擾案也告贏了，被告判賠近十萬元）。難道可以說中國一年隻有一起性騷擾嗎？這不可能。名譽權的案子其實也是一樣的，法庭所有的舉證責任都在曝光性騷擾的那個人。但是像美國的案子，比如說韋恩斯坦他要是告別人名譽侵權，他得去自己去證明對方有主觀惡意，他是有舉證責任的。但我們這裏發聲的人舉證責任非常大。
其實不管是名譽權的案子還是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的案子，現在法律沒有在保護當事人，沒有在保護當事人的感受。
我們是希望可以通過我們的生命體驗和自我暴露，哪怕你在法庭上麵去暴露自己的痛苦，最起碼讓大家去想一下，為什麽就隻有一起勝訴的案子？難道隻有一起性騷擾？何況像劉猛的這個勝訴的案子也沒有任何賠償，難道不需要有賠償嗎？包括說對於性侵案件的民事訴訟它有一個裁量權，你作為法官的一個裁量權，就是你自由心證的部分到底在哪裏？這些都是我們希望可以去影響的事。
現在的受害者依然還是在滾釘板，它的邏輯是一個閉環的邏輯：性騷擾你沒有辦法舉證，沒有辦法舉證你就不可以去講，法律上也不會認可你曾經被性騷擾過，就算是法律認可，法律也不認可你需要賠償。它不給你尊嚴，越這樣越不會有女生敢去報警，敢去說自己的經曆。
為什麽很多男性，鄧飛，還有朱軍，他還說相信法律，因為法律是和他們一邊的啊。作為性騷擾者，隻要打開裁判文書網，看到所有的性騷擾案件都敗訴，隻有一起案子是贏的，你也會說你相信法律的。如果我是朱軍的話，我也會說我相信法律，法律不會讓被傷害的人贏，法律要求每個女生隨身帶一個錄音筆，帶一個針頭攝影機。
（來源：弦子微博）
- 歪腦：你和朱軍都要求公開審理，為什麽法院不同意？
弦子：法院不會給你解釋的。包括我們在訴訟過程當中，隻有通知，你得不到解釋。還有很模糊的解釋，也不是一個真正的解釋。
女性如果他在這個過程當中提出意見的話，她很容易就會被打成境外勢力。大家不願意承認司法是需要進步的，需要改變的。好像司法需要改變隻有男性可以提。比如說像正當防衛，之前的標準不對，昆山的“龍哥”反殺案之後正當防衛要改，但是性騷擾的的案子你隻要一提我對判決不滿意，馬上就是在攻擊政府，好像女性就隻能接受，沒有資格去批評政府。
這是一個話術，就是從米兔開始，變成了對女權主義者破髒水的一個方式，還有說你是拉皮條的什麽（指酷玩實驗室抹黑鄭楚然與女權之聲事件），本質上還是大家不接受女性發聲。
他們很輕易地可以把女生（的訴求）變成你在挑釁政府部門，你在挑釁司法，你在挑釁高校，你在挑釁教育部門，他們不承認女性對於自己權利的主張。男性特別牢固地把自己跟體製綁定在一起，像譚維維唱一首歌上BBC和紐約時報都有人會說你在給境外勢力遞刀子。很多人說我接受外媒采訪丟臉，我都覺得很奇怪，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米兔，我接受采訪到底丟了誰的臉？丟了朱軍的臉嗎？朱軍的臉怎麽就是國家的臉了？米兔放在任何的國家都是一個進步，因為你知道這個國家女性的權利意識在覺醒，沒有米兔反而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證明女性沒有辦法說出自己的遭遇。我們把米兔納入到世界的趨勢裏麵是個好事，但是很多男性，那些什麽五毛每天說你是境外勢力，我到目前為止都沒懂這個邏輯。難道中國男性就不允許女性說自己被性騷擾嗎？他們特別雞賊地把自己跟國家形象綁定在一起，好像中國一半的女性不是這個國家的一樣，好像我們女的都沒有國籍一樣。
- 歪腦：理想記暗示你是境外勢力時，我還沒意識到這種話語已這麽普遍。
弦子：我是從對警察的討論意識到這個事的。2018年的時候，微博有一個討論是要求更多女警察，因為很多時候你報告性騷擾，都沒有女警察陪著你，就是男警察接待你，態度也很差。然後這個討論非常快地變成了（我們）在攻擊政府，我當時覺得很奇怪，難道政府全是男的嗎？
他們默認了所有的權利都屬於男性，男性就是國家，你隻要敢挑釁這些男性，他們就要站出來代表政府。這是一個很狡猾的話術。他非常敏感地意識到我們整個社會從文化到家庭，到高校，到職場，都是在特別穩定地給男性提供資源。
所以不管你號召女的不結婚，還是說你要支持同性戀結婚，還是說你要更多女警察，或者是你現在要打反性騷擾的官司，他馬上都會把自己跟國家綁定在一起。你都不知道誰給他們那麽大臉。但是他們確實知道如果這些改變的話，影響到的是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要先把你打到反動的一邊。
這不是個例，他們長期處於優越地位之後，就會把自己和能給自己好處的對象捆綁在一起。
- 歪腦：米兔運動的高潮已經過去。在後米兔時代，你覺得女權運動，或受害者的維權，會麵臨什麽挑戰？你對米兔運動還有什麽期待？
弦子：我們在麵對男權的集體反撲。他們現在采用了各種各樣的話術，男性把自己裝扮成女權運動受害者。然後還有在司法上，很短暫的時間裏麵，你看到一些案子輸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抱一個信心，就是女性的地位一定是隨著女性的覺醒去進步的，而且其中一個很關鍵的事情，就是我們在逐步掌握自己的敘事。
之前女性其實沒有自己來敘述曆史的一個機會。包括你定義你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你自己的遭遇，比如說你被開黃色玩笑，你被摸了一下，到底那個是職場性騷擾，還隻因為你是女性就應該遭遇這些，“很正常”——所有這些敘事的定義權，在過去都是男性在掌握的。不管是對女性的集體的敘事，還是個人的敘事，都是男性在做敘述。
但是米兔它帶來一個非常大的改變，它給了女性一個意識，就是我們要自己去進行自己的敘事。
一時的司法上的敗訴，或者是遭遇施害者的攻擊也好，這個敘事都是不會停掉的。思聰的那個案子輸掉了，我記得朱西西就說，這並不是何謙跟思聰在受到挑戰，是法律，是法院和鄧飛在受到挑戰。我們願意去相信她，我們願意去相信女性的遭遇，我們支持女性把自己的遭遇說出來，這構成了我們自己的敘事，這是一切的開始。敘事的開始是一切的開始。
你找曆史要答案，這個答案誰給你？並不是我們需要找男性要曆史的答案，我們是相信未來的女性，未來支持性別平等的人會給我們一個答案，我們所要求的曆史是一個記述的權利。未來會怎麽樣去判斷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未來會怎麽樣判斷我們現在在打的這個官司？
其實米兔就是一個言說運動，它在鼓勵女生把自己的經曆說出來，不讓我們把判定這個經曆的權力交給別人，不管是交給讓你不要報警的警察，還是交給不承認這個事實的男性，還是交給那些對受害者進行蕩婦羞辱的人。女性什麽時候開始願意表達你自己身體上遭遇，這個是女性曆史，是一個集體書寫的曆史的很重要的開始。越來越多的女性有了這個共識——不管是性別平等還是女權，還有更多年輕的男性，對於女性抱有共情的男性，他們意識到了弱者的尊嚴，我們最基本的身體的尊嚴是要被看見的。
之前我們沒有判斷自己經驗的權利，因為你得不到知識，所有女性的遭遇沒有被納入到一個整體的趨勢當中來，所以你自己的被傷害的經曆隻是你自己被傷害的經曆。
但是我覺得從米兔開始——包括今天我在跟何謙通電話的時候——說我們一定要相信我們的力量在未來會是占據主流的，而不是相信鄧飛在未來會是主流。我們是寫下問題的人，對方需要回答那個問題，不管是法院還是鄧飛還是朱軍，還是14年我去報警的時候麵對的警察。隻要我們願意去做自己的一個書寫，這就是一種精神上的獨立，獨立於男性，獨立於男性組成的集體，你去書寫自己故事。
我們所有的價值判斷都要在敘事當中重新構建，你對所有事情的價值判斷，都要在自己的敘事當中去重新構建。這是一個無法被阻止的事，它無法被攻擊，它也不會被當下的判決影響。而當它已經開始了之後，這樣的敘事會越來越多，會越來越牢固，會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願意去做出自己的判斷。所以對於未來來說，我們在做的事情，隻要它是真實的，它就一定在未來有收獲。真實的敘事它一定是真實的，它不會被當下的審判影響。所以我沒有很沮喪。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朱軍“性騷擾”案 弦子:我是朱軍的話 我也會說相信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