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身無分文，生活 21 天，可能嗎？
記住，是生活，不是生存，不是街頭乞討、睡火車站，也不是去偷去搶，而是有舒服的床可以睡，有好東西吃，甚至有頭等艙坐的那種生活。
近日，一個 ” 假名媛 ” 實驗，拋出了這個問題。
但不同於去年靠 ” 拚夕夕 ” 偽裝起來的 ” 假名媛 “，這次的 ” 假 “，是主動公諸於眾、為了獲取某種現象結果的 ”
假作真時真亦假 “。
中央美術學院一名畢業生鄒雅琦，公開了其以 ” 假扮名媛連蹭高奢生活 21 天 ” 為題的畢業設計。
鄒雅琦微博陳述畢業設計《瞬間所有製》的創作理念
以一個 ” 名媛 ” 身份在首都生活，” 首先，你得有一身行頭 “，鄒雅琦花了幾千元買了一個高仿名牌包，花 18
元買了一個假鑽戒，再加上兩條珍珠項鏈，緊接著正式開展 ” 實驗內容
“：在機場貴賓室、火鍋店蹭吃蹭喝，在宜家樣板間睡覺，在母嬰室和五星級酒店的健身中心洗澡，出行靠走路和搭陌生人的便車 ……
21 天後，鄒雅琦把一隻沙發作為成品在畢業設計展上展覽出來，因為當她流連那些高檔場所時，大部分時間都睡在沙發裏。
鄒雅琦睡在酒吧沙發裏
表麵上看，” 假名媛受到優待 ” 似乎映證了是社會學家鮑德裏亞所說的 ” 符號消費
“：即在消費社會中，除了物品，人的身體、心理、觀念、舉止等等一切都可能成為消費品，且通過消費體現著主體的社會地位與身份。
不過，行為藝術也好，社會實驗也罷，鄒雅琦的 21 天，依然不可避免地激宕起了兩極爭議的輿論水花。
有網友認為，這種蹭吃蹭喝的行為，是在宣傳一種並不光彩、招搖撞騙的價值觀，不值得傳播；
鄒雅琦在北京大興機場頭等艙休息室吃免費自助餐
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頗有價值的另樣社會田野調查，值得引導人們探索思考背後的本質意義。比如，當下的社會環境裏，” 富人 ”
身份，或者說帶有 ” 富人 ” 外表標簽的身份，可以為一個人帶來哪些優待資源？
9 月 22 日，鄒雅琦通過媒體回應，稱此設計 ”
是以思考過剩物資概念進行創作，它的影響力比想象中大，同時會擔心作品，最終的傳播有違本意，這是自己需要負責的。”
去年的 ” 假名媛 ” 事件後，” 名媛 ”
兩個字在公共語境內引起了一定的經驗性反感，部分人看來，它成為具有包括虛榮、崇媚男權社會甚至是欺騙等負麵涵義在內的名詞。
去年被曝光的 ” 上海名媛群 “
且讓我們將鄒雅琦的行為斷信為純粹、沒有任何其他目的的社會情景實驗。或許，整件事最終值得深思的，不僅僅是 ” 富人優待 “”
先敬羅裳後敬人 ” 的一次社會學假設。
亞當的支票
一個窮困潦倒的英國人亞當，偶然獲得了一張百萬英鎊的支票，憑借著那張支票，高檔餐廳、酒會、大使館都向亞當敞開了大門。一個月內，即便沒有花一分錢，亞當也享受到了英國上層社會所能擁有的種種高貴待遇。
這是根據馬克 ·
吐溫小說改編的電影《百萬英鎊》裏的主要情節，創作者用一種荒誕現實主義的筆調，諷刺了被金錢蒙蔽雙眼的資本主義社會。
《百萬英鎊》劇照
如果忽視時代背景，單純放在貨幣的語境裏看，亞當手裏的支票，就是鄒雅琦身上的名包和鑽戒，是依附在 ” 購買力 ” 符號上進入 ”
上流社會 ” 的視覺通行證。
支票是未被兌換的貨幣，其象征的符號意義不僅是一般等價物，更是類似現代社會信用卡的信譽證明。
在市場經濟構建的商業社會中，信譽是一種無形資產，因此，不論是支票、信用卡，還是一身足夠讓人信服的行頭和 ” 高貴氣質
“，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為一個人的消費能力提供初階保障，繼而成為類似某種符號的優待通行證。
鄒雅琦的行頭、氣質，也算是一種購買力的證明，是一種商業社會裏心照不宣的 ” 富人 ”
通行證，而她感受到的尊重和優待，都是那些標簽與符號帶來的附加值。
鄒雅琦每天會化上精致的妝容，背著假名牌包，讓自己看上去貼近名媛形象
早在十八世紀就提出 ” 信用就是金錢 ”
觀點的富蘭克林，從一種道德與倫理的角度，闡釋過：一個人呈現出來的狀態、意欲、品性等外表特征都會影響其信用，甚至有的時候隻需靠外表就夠了。
然而，富蘭克林亦同時提醒，” 不要將你持有的一切視為己有 “。
但從鄒雅琦這 21 天的實驗結果來看，的確勾勒出了一幅紙醉金迷的浮世繪，但我們不能忽視這背後一個關鍵心理要素：想象。
不論是舊社會的上流階級，還是現代社會的 ” 名媛 “” 暴發戶
“，這部分人都是占據社會少數部分的資源擁有者。而多數群體對少數群體的認知，多多少少離不開某種想象，比如名媛就是一群戴鑽戒、背名包，舉止談吐驕矜自信的女性。
鄒雅琦的假愛馬仕包，她稱其為：” 既能裝名媛又能裝東西 “。
實驗結束後，鄒雅琦撰寫長文詳細描述了自己這 21 天 ” 紙醉金迷 ”
的感受，她的記錄裏，也帶有著幻想的成分：住在金碧輝煌的五星級酒店，” 覺得那裏至少有兩畝地，還有很多幾千塊錢一束的花，兩三千一捧的、1
萬一捧的都有。大堂裏感覺空無一人，隻有兩個保安和一個保潔，他們就像是我的女仆和我的保安，我就是住在酒店大堂城堡的一個公主。”
用 ” 女仆 “” 公主 ”
這樣的比喻，具有相當鮮明、大膽的階層屬性，而這一切最終指向的結論假說，則是一個建立在社會資源分配之上的隱形 ” 遊戲規則
“：一個人的身家是可以從外表輕易看出來的，姣好的容貌、白淨的牙齒、大紅唇和真皮包都是讓自己武裝成名媛的 ” 戰袍 “，是 ”
亞當的支票 “。
鄒雅琦混入的五星級酒店大堂
不過，文學作品受限於創作時代背景的特殊性，且情節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戲劇性。亞當從穿著窮酸到西裝革履，飯店老板對他的態度也從不屑一顧變成畢恭畢敬。而現實中，我們不能通過
” 光鮮亮麗的人得到優待 “，推理出 ” 衣衫襤褸的人被歧視 “。
如果采取嚴格限定變量的實驗研究法（Experiment Research），這場社會實驗便忽視了鏡像的另一麵。
退一萬步說，或許的確存在 ” 以貌取人 ”
的服務行業人員，但也可能存在《三十而已》裏王漫妮那種對穿著樸素者依然殷切誠懇的聰明人或真誠者。
因此，如果隻看到通過衣裝行頭得到的社會優待，這 21 天的實驗所折射出的，並不是一個真實的、立體的社會。
想象的撕裂
鄒雅琦如此闡述自己產生這一畢設靈感的源頭：作為美院的學生，” 畢業後很難找到工作 ”
等說辭一直圍繞著她，通過大二的一次紀錄片課程，她開始思考——能不能不花錢也能吃到東西，或者不工作也能住上房子？
”
如果自己可以扮演成一個非常富足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靠著薅這些過剩物資的方式，在社會上生存下去呢？我決定在自己的畢業作品中，以行為藝術的方式親身實踐一次。”
且不評價效果如何，從動機可以看出，這場實驗的開端離不開三個字：想當然。
前文說過，不論是 ” 假名媛 ” 還是 ” 真善意 “，這一切得以建立關聯的一個重要紐帶，是想象。
想象一個群體生活的方式，試圖通過模仿去靠近他們，或根據想象中的特征去選擇如何對待他們。
鄒雅琦混入王府井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拍賣會預展現場
” 我就扮成這種物資富足的人，混入其中讓一切都合情合理，和這些‘過剩物資’互利互惠，利用它們蹭它們生活下去。”
究竟什麽是過剩物資？
在這個二十多歲女大學生眼裏，” 過剩的物資
“，是服務行業提供給高消費人群的邊緣物資。是酒店裏的小點心、連鎖火鍋店裏的免費零食和超市裏的試吃品，是家具店的展覽沙發和拍賣會現場的香檳。
鄒雅琦在拍賣會預展現場吃小點心
但實際上，大多數底層的流浪者、奔波者，也許並沒有時間和精力去 ” 蹭 ” 那些東西。
就像鄒雅琦在拍賣預展上遇到的珠寶櫃姐，對方熱情地為鄒雅琦挑選鐲子、戒指，那種對待所有客人無差別的熱情和殷切讓鄒雅琦感到有些內疚，她自己也意識到了，”
她應該是不在乎你會不會當場買的，她隻是在乎你看不看。”
因為向客人熱情、盡致地介紹商品，就是櫃姐們的工作，她們不關心什麽社會資源分配和真假名媛，隻需要盡可能做好自己的分內工作。
鄒雅琦在拍賣會預展現場試戴手鐲戒指
酒店保安、餐廳服務員也一樣，在日複一日的工作時間內，他們隻關心實打實的銷售額，以及勞累一整天後留給自己回家的時間所剩幾何。
真正流落潦倒的人，無家可歸的人，多半沒有多餘的精力和心思去體驗這樣一場社會實驗。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雙方之間所處的心理情感與自我認知差異，導致了一種想象的割裂。
而對於真正的資源分配不均，這 21 天甚至還沒敲響根本問題症結的門。
耐人尋味的是，鄒雅琦最後展覽出來的 ” 作品 ” 是一隻沙發，一種日常語境下給客人使用的家具，一種代表停留、修葺的日常用品。
鄒雅琦作品展現場
這也恰好反映了這場社會實驗的局限性：不管這名學生對社會資源議題有著怎樣深切的關懷，短短 21
天，放在每個人的人生階段裏，並不具有足夠長的參考價值。
這大半個月的時間應該稱作旅遊而非定居，是體驗性質而非所屬性質的。她可以在機場貴賓室灰溜溜地住兩個晚上，但如果住兩個星期，也許就有值班經理來趕走她了；她也可以去參加一場商業盛宴，喝完幾杯香檳後走人，但同一座宮殿，卻不能再踏入兩次。
商業社會具有有限的善意和道德，但亦嚴循著一套相對穩定的運行規則，我們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它，但不能輕易打破它。
真實的善意
話題討論到這裏，便可以追問一句：鄒雅琦能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不花費金錢，保持相對光鮮體麵地生存 21
天，靠的真的是現代人符號消費的勢利嗎？
綜上所述，”21 天假名媛北京生活 ” 的一個重要盲區，在於鄒雅琦采取了一種 ” 身份先行 ”
的思路，去解釋自己接收到的一切善意。
比如，在機場 Gucci 專賣店遇到的櫃姐。鄒雅琦向櫃姐要了一個袋子，並表示 ” 下次有空的話我會來這邊消費
“，櫃姐二話不說就給了她一個嶄新的袋子，隨後一查，這個袋子在淘寶上流通銷售，售價 20 元人民幣。
鄒雅琦向機場 Gucci 櫃姐要來的袋子
通過這一插曲，鄒雅琦想表達的有兩點：其一，奢侈品店開在休息室樓下，因此店裏的櫃姐會默認她是坐頭等艙的乘客，相信她是動輒消費千元萬元的
” 有錢人 “；
其二，提著這個袋子回到頭等艙休息室，旁人會自然覺得她是 ” 真名媛 “，哪怕她隻是用 Gucci
的袋子裝滿了休息室的免費點心。
還有在酒店裏遇到的年輕保安。那個 ” 看起來蠻憨厚 ” 的保安主動替鄒雅琦拍照、拿水、拿咖啡，甚至在同事們勸說 ” 不要影響客人逛展
” 後，仍然主動殷切示好。
酒店保安主動為鄒雅琦拍攝的照片
鄒雅琦認為這個保安 ” 可能覺得我是一個獨自來逛展覽的富婆 “，因此才會主動笑臉相迎甚至噓寒問暖，不管出於什麽目的，” 富婆
“，是鄒雅琦為這段短暫時空內構建的關係找的著陸點。
然而，鄒雅琦自己的實驗經曆也證明了，離開了 ” 富婆 ” 這個先行的身份著力點，一些微小的善意並沒有流失，甚至要更明顯。
比如，在海底撈假裝 ” 等待朋友 ” 時，服務員會給鄒雅琦遞來溫暖的湯和食物，還會在深夜囑咐她 ” 進來睡，外麵冷 “。
當然，你可以說，海底撈是一個主攻服務的商家，並不具有太強烈的代表性。但實際上，在通宵營業的快餐店、暴雨中的臨街小商鋪，都不難看見許多對
” 鄒雅琦 ” 們的善意。
海底撈服務員送給鄒雅琦的仙女棒
一個更容易理解的道理是，這是商人下意識遵循的一種樸素道德本能。在非營業時期的深夜，擁有屋簷者願意去庇佑一個露宿者，不讓客人難堪，適當盡
” 地主之誼 “，可以無關商業利益，可以是一種普遍存在於大多數經營者之中的待客之道，是自傳統社會文化中沿襲下來的 ” 知客律己 ”
之德。
另外，在市場經濟下的現代文明社會，陌生人之間的來往和互動絕大多數時候不會深入，也不會深究，不論是市場零售的買賣雙方，還是同一個空間內的陌生人，人與人之間心照不宣地保持著一種微妙的距離，既能不失禮貌地遞出一定程度的援助，比如幫忙按電梯樓層、給一個並不稀缺的袋子，比如一家店鋪內對避雨或過夜者的接納和照顧。
理想狀態下，那家店可以是均價十元的麵館，也可以是五星級酒店。
這是文明社會提供給人的精神安全感，是當代社會的 ” 流浪 ” 不同於《三毛流浪記》裏那個社會的流浪之間的命運差別。
因此我們可以有充分的信心說，鄒雅琦能夠暢通無阻地在大都市生存 21 天，很大部分靠的是商業社會的包容和善意。
鄒雅琦用 ” 沒有續上房，想在約會之前洗個臉補個妝 ” 的借口拿到五星級酒店浴場手牌
我們目前所生存的社會，雖然早已遠超越了封建時代的身份社會，但卻也並未完全達到理想中的結構型 ” 契約社會
“，而是一種糅合了人情、江湖義氣、多方利益權衡的複雜體係，更接近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 流動的穩定 “。
當然，寫本文不是要批評或肯定一起行為藝術，但如果 ” 鄒雅琦 ” 們的存在，能引導人們更多去思考與探討這些東西，或許比批判 ” 假名媛
“、質疑 ” 真名媛 ” 要更有意義。
我們生活的社會是不完美的，但也能存在驚喜。它殘酷、鋒利，但也可以是詩意的。以上內容由”南風窗”上傳發布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就是她，公然在北京假扮名媛2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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