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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生最花錢的科目,怎麽不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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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學科相比,中國學子為學英語付出了極高的時間與金錢成本,背了無數單詞,報了無數培訓,但英語顯然沒有給予中國學生同等的回饋。如今英語熱降溫,該反思的不是英語有沒有用,而是如何讓英語回歸其語言本質,把它作為一門工具用起來。

如果把教育比作一種對於未來的投資,那麽對於中國學生來說最不劃算的投資項目是什麽?答案不言自明。

多年來,如果把中國學生花費在英語上的時間和金錢與其獲得的回報相對比,其投資性價比足以讓老股民笑出聲來。

與其他學科相比,中國學子為英語付出的成本也是最大的,背了無數單詞,報了無數培訓,但英語顯然沒有給予中國學生同等的回饋。根據雅思、托福等英語水平測試的官方報告,中國學生的平均水平發揮穩定,常年穩居全球倒數。

我們還有必要花費那麽多力氣學英語嗎?尤其是英語培訓風靡社會以來,英語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成了很多家庭和孩子的負擔,脫離了其語言和教育的本質。

“雙減”之後,教育減負是大勢所趨。我們在這個時間節點上訪談了三位英語學習者,他們有的因為母親是英語老師,早早體驗了一對一的英語家教;有的雖然是出身小城的做題家,卻在小學時享受了堪比一線的英語教育環境;有的經曆了瘋狂英語的年代,但對那種英語熱心生懷疑。

在吵鬧的輿論場之外,學生和家長還在為了破解26位字母組成的密碼遊走於課堂、補習班和家庭教師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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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媽也救不了我的英語

“雙減”政策規定,不得開展麵向學齡前兒童的線上培訓,嚴禁以學前班、幼小銜接班、思維訓練班等名義麵向學齡前兒童開展線下學科類(含外語)培訓。此外,校外培訓機構不得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組織學科類培訓。

但減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涉及教育製度和社會文化的方方麵麵,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竟其功的。目前補習的剛需仍然存在,被包裝成“新家政”的住家老師已經開始出現。據媒體報道,住家老師不僅要幫助孩子學習英語,協助進行家校聯係,還要負責生活起居和生活習慣的培養。

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陳卓覺得有點兒好笑:“這是什麽新家政,這不是我媽嗎?”

陳卓的母親是一名初中英語老師,上世紀九十年代通過高考走出農村到城裏當了英語老師。在陳卓小時候,母親會給她放一些英語動畫《芝麻街》的光盤,並教她學習音標。因此陳卓對英語的最初印象並不是某個單詞,而是“元音、清輔音、濁輔音”這樣的抽象概念。除此之外,母親並沒有讓陳卓比別人更早地正式接觸英語。陳卓說:“我媽可能老覺得她是英語老師,不著急。”

直到小學畢業,陳卓考上了市裏最好的初中,母親才借來了初中教材,趕在開學之前給她填鴨式惡補了一些英語知識,並且主要是一些需要背誦的語法知識和答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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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街》,美國小孩的開心果,中國小孩的黃振龍。

當時在班上其他同學看來,有個一對一的專屬英語老師,陳卓的英語沒理由不好,然而隻有她自己知道,母親並沒有教授她什麽學習英語的獨門秘籍,隻是把原本對著班上幾十個人講的英語考點,又給她單獨講了一遍。

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這讓陳卓很快對英語考試得心應手,對她來說做英語題的快感和玩兒開心消消樂沒什麽不同,即使看不懂文章,也能根據搭配選出那個正確的答案。

上大學以後,陳卓裸考過了四六級,有了想出國看看的念頭,但是嘴裏念叨了無數次的雅思卻遲遲沒有去考,原因仍然是口語。

“隻要還在把英語作為一門考試而不是語言來教,別說什麽小班教學或者一對一家教了,親媽都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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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語巔峰是小學”

口語,往往是中國英語學習者的短板,啞巴英語幾乎是中國學生的通病。如今在國外留學的江嶽覺得,自己現在的口語可能還比不上小學時的水平。

直到1984年重新被納入高考主科,英語才重新在中國教育體係中找回了自己的位置。牽一發而動全身,即使是位於應試教育末端的小學教育也迅速作出反應。當時按照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一般三年級才開始學習英語,但部分發達地區的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學習英語。

為了比學趕超,來自四線城市的江嶽一年級就被送進了雙語班,因此在七歲時就擁有了自己的英文名字,並一直沿用到現在。

雙語班一年要比普通班多交8000元學費,在2002年,這筆錢對於普通工薪家庭來說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江嶽的父母盡管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仍然堅信這是一筆高回報的投資。

當時江嶽所在的小學僅兩個雙語班,每班人數三十六,是普通班的一半,課桌椅均為金屬材質,配備投影裝置,但最大的區別仍然是英語教學。

不隻是提前兩年學英語,江嶽的英語課本也全部采用了進口教材,十幾年過去了,江嶽現在都記得開學時拿到課本的情形,“從頭翻到尾,一個中文字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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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英語》係列經常被各地雙語班當作補充教材。/豆瓣

英語老師在義務教育階段總是校園時尚的引領者,而江嶽覺得他小學時的英語老師簡直是小城裏的時尚風向標。在江嶽小學六年的生涯裏,經曆過兩個英語老師,最初的英語老師休產假時,一位男老師曾帶過他兩個學期的課。江嶽對於這位男老師尤其印象深刻,金黃色短發,戴金屬細框眼鏡,穿破洞牛仔褲配純色T恤,“他不讓我們叫老師,而是叫他周Sir”。

小學時,江嶽最喜歡的課就是英語課,長大以後江嶽看到一些有關大城市素質教育的報道,提倡寓教於樂,江嶽沒想到身為小鎮做題家的自己也體驗過素質教育。在江嶽的印象裏,小學的英語課就是玩兒著玩兒著把英語學了。給英文電影配音,學唱英文歌,雙語班還會專門組織節日活動,“吃著火雞唱著歌,就把英語給學了”。

最重要的還是交流,從一年級開始,老師就使用全英文教學,也鼓勵學生在課堂上用英文交流。“小時候膽子大,中文都說不利索,說錯了也沒人笑話你。”小學畢業的時候,江嶽的英語水平已經遠超同齡人,碰見外國人也敢主動上去搭話。

然而進入初高中後,英語課開始變成應試的一部分,江嶽很快喪失了對英語的興趣,吃了六年老本。如今苦於語言障礙的時候,江嶽總是會想起小學的日子,“早知道當時留級多讀兩年小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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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英語,平凡夢想

一紙高考試卷顯然尚不足以賦予英語超然的地位,語言的特殊意義往往在語言之外,九十年代的市場化讓社會陷入英語熱,其模式卻也為日後的命運埋下伏筆。

1993年,薑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紐約》熱映。“如果你愛一個人,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裏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那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裏是地獄”的台詞讓人們紛紛做起了赴美淘金夢。同年,俞敏洪在自己的宿舍創辦了新東方。三年後,另辟蹊徑的“瘋狂英語”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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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在紐約》,很多人赴美淘金夢的開始。

新東方和瘋狂英語的出現激發了全民的英語熱情,無論你出於什麽目的學英語,總有一碗量身定製的雞湯。與此同時,二者作為中國英語培訓市場化的先驅,也創造了中國英語培訓的基本元素:成功學、感恩教育、高度組織化、封閉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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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李陽再次因為家暴問題引發關注。/新浪微博

沒有被英語培訓班坑過的大學生活是不完整的,新生們的英語焦慮,是最好的商機。

如今已經研究生畢業走入工作崗位的筱婧回想起大一時參加的英語培訓課程仍然引起不適。交完高昂的學費,她被拉到一個遠離城市中心的封閉的校區。訓練營裏隨處可見創始人頭像的海報,上麵還用中英文標注著花樣迭出的勵誌標語。

訓練營規矩繁多:白天學員們需要按要求上交自己的手機和相關電子產品;在食堂、教室、操場等公共空間必須用英語交流,違反的人要罰以兩元的處分;老師提問要積極舉手發言,不積極發言的要上台用英文表演節目……如果按照現在的性格,筱婧覺得自己肯定會投訴,“我是消費者,結果花錢買罪受,也就是忽悠剛上大學的小孩兒”。

接下來幾天,學生們天蒙蒙亮的時候就開始跑步,一邊跑一邊大聲喊著學到的課文。每節課上課之間,都可以看到學生三五成群地聚在操場上,手上拿著包裝精美的教科書大聲念誦。

這樣的氛圍下,即使是本來安靜而羞澀的學員,也逐漸在老師提到感恩,給父母打電話說“我愛你”的時候哭得聲嘶力竭,筱婧一度懷疑自我:“為什麽融入不進去,是我太冷血了嗎?”

但她也慢慢發現,同學們每天起早摸黑背單詞的背後,是一個個平凡中國人的夢想。有人出生在西南的縣城裏,考上985大學,穿衣樸素,敏感而害羞,來這裏是為了將來在外企找到一份好工作,想把父母接到大城市來。有人是銷售經理,想練好英語方便和自己的外國客戶交流。有人高考失誤,被調劑到不理想的專業,想學好英語通過研究生考試改換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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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學生應該很難想象,英語培訓曾經如此瘋狂。/紀錄片《瘋狂英語》

隨著中國的發展,外國、外企不再是最佳選擇,僅憑英語就能改變命運的故事也越來越少見。對於英語教育的質疑也開始出現在輿論中。

2019年3月,作家花千芳就曾在微博上稱英語是一件廢物技能,全民學英語是極大的浪費。鄭強教授雖然肯定英語的作用,但也表示中國的英語教育“過分誇大了英語在成長中的分量,英語耗費了中國青年寶貴的時光”。

近年來人工智能翻譯技術的發展,也解決了相當一部分英語應用場景的需要,不熟諳英語的中老年人到國外旅遊,能夠通過手機看懂標識,甚至與外國人實現簡單的對話。在不遠的未來,通過智能設備實現同聲傳譯,應該不是夢想。

但語言是複雜的,經常是隨機無邏輯的,而人工智能必須有清晰的邏輯和算法。語言是人類文化的總成,在日常交流中,有相當多的文化和情緒是機器無法翻譯的,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精準的外語表達更是必不可少。

因此,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至少目前來看,英語課就在那裏不增不減。即使從功利角度來看,現在談告別英語也為時尚早。英語教育的確還存在許多問題,但因噎廢食並非可取之道。正如經濟學家梁建章所說,弱化英語教育可能加劇教育不公平,因為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在校外甚至家庭中學習,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將永遠失去接觸英語的機會。

當英語熱降溫,該反思的不是英語有沒有用,而恰恰是如何讓英語回歸其語言本質,把它作為一門工具用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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