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生活的第六年，我被確診為對蒿屬花粉過敏的過敏性鼻炎患者。不過敏的人絕無法體會過敏性鼻炎患者的感受。作為一種典型的慢性病，病人隻能在漫長的折磨中度過每一天。而它的凶手，是一種非常常見卻毫不起眼的雜草，土壤越貧瘠，它長得越茂盛，每年7-10月就開出密密小小的花，它的花粉直徑隻有20微米，風一吹就四處飄散。
隻要稍微了解就會知道，全世界都在過敏大流行。我開始對更廣大的過敏世界有了探索的興致。為了尋找過敏原，我踏上了一次漫長的旅途。結果卻意想不到。一旦邁進過敏世界，你就會發現，這個世界的設計如此精密，某一處發生了微小的變化，另一端就可能產生風暴。
關於過敏，人類還有很多不知道的事。而我在這番調研中有了一種“人類共同體”的感受：不隻是已經過敏的人，那些尚未過敏的人也負有責任。正如《過敏大流行》那本書所寫的，“為了對抗無處不在的現代疾病，我們也應該有序地組織起來……盡一切力量緊緊咬住真相不放。”
花粉像氧氣一樣圍繞著我
在北京生活的第六年，一些奇怪的事開始發生在我身上，確切地說，是在我的鼻子裏。
有時一點兒冷風、一點兒揚塵，或者毫無理由的，我的鼻子就開始發癢，然後是一個又一個噴嚏，最後一股透明的液體“嘭”一下湧出我的鼻子。一次回北京的飛機上，飛機正在降落，還盤旋在北京上空時，熟悉的“三部曲”就在我鼻子裏奏響。它不分場合不分時機地突然出現，給我製造過各種尷尬現場，幸好現在出門得戴口罩，哪怕鼻涕橫流，我也可以在人前平靜地假裝優雅，再偷偷擦掉。
起初我並不把這當回事，畢竟誰沒流過鼻涕。我的策略是，忍忍就好。但很快我意識到我的鼻子出現了“巨變”：以前像是一杯水在我鼻子裏傾倒了，現在我覺得我鼻子裏的水龍頭閥門直接失靈了，鼻涕一流起來200抽的抽紙都止不住。當我采取堵塞法——用紙巾堵住鼻孔，時間一長，我整顆腦袋就跟泡在鼻涕裏一樣，連眼睛都是腫的。有時鼻子擤太猛，開始流鼻血，躺下睡覺時，血順著喉嚨進入我的嘴巴，一覺醒來得先吐口血再說。
事態直到2018年9月16日淩晨2點才引起我的高度重視——我被滿腔的鼻涕憋醒了。我的睡眠質量向來極好，從來都是一覺睡到天亮，那晚我的鼻子完全被堵住，根本沒法呼吸，幾乎是自救式地把自己弄醒了。那時我才反應過來：我到底是生什麽病了？
很快我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的耳鼻喉科確診了過敏性鼻炎。幾天後過敏原檢測結果出來了。報告顯示，樹類花粉、豚草、葎草、塵蟎、屋塵、貓毛、狗上皮、蟑螂、黴菌、雞蛋、花生、牛奶、黃豆、魚蝦蟹、牛羊肉等，我的指數都小於0.35（正常指標是0~0.7），獨獨有一項指標突破了兩位數：艾蒿，10.8。我很慶幸自己抓住了凶手，後來還在顯微鏡底下親眼見到了直徑在20微米左右的艾蒿花粉，它被放大150倍，還被染成玫紅色，鏡頭裏它像一隻靜靜蹲著的小青蛙。
過敏之後，我的世界發生了一些微小卻不可逆轉的變化，就像知道空氣裏有氧氣一樣，我感知到了肉眼看不見的花粉。有時一覺醒來，打開窗戶，鼻子微微發癢，我就能斷定：起風了。從封閉、有新風係統的公司打車回家，車窗搖下沒多久，鼻涕就在我的口罩裏漫出（歡迎來到過敏世界）。雖然隻是對在7-10月才開花的蒿屬植物過敏，春天時我的鼻子偶爾也會發癢。我對周圍的環境有了一種敬畏心理，每天不僅要看天氣預報，還會看北京氣象局發布的花粉濃度預報，春季有柏樹、楊樹、榆樹、白蠟、鬆樹、樺木、胡桃的花粉，夏秋季有蒿屬植物、葎草、藜科的花粉——我知道它們就像氧氣一樣圍繞著我。
那一年，我誤打誤撞加入一個叫“北京過敏鼻炎交流群”的微信群。和不過敏的人聊天，我很難抱怨過敏的痛苦，當得知我對蒿屬花粉過敏，他們的第一反應是：那你能吃茼蒿嗎？（它們壓根不是一個屬的。）而在這個隻有60人的群裏，我們知己知彼，雖然不確定每個人是否都做過過敏原檢測，對什麽過敏，但這個平時悄無聲息的微信群，一到7月蒿屬花粉開始散播時，總會有人突然冒出來問一句：有人過敏了嗎？
群主叫吳鵬，他做了過敏原檢測，過敏原就是蒿屬花粉。不久前，吳鵬在長沙準備飛回北京，他在長沙不過敏，擔心回來就中招，他在群裏問：“現在情況怎麽樣的？”“不太美好。”“不吃藥更完。”“說得我想把機票退了。”4個小時後，“我落地了，開始流淚。”
吳鵬是在2013年裝修完新房之後開始過敏的——每個人過敏的契機各式各樣，有人去讀了個大學，回到家鄉就過敏了，還有人生了個孩子，第二年也過敏了。最嚴重的時候，吳鵬連著好幾天都被鼻涕憋到睡不著，隻能坐著睡覺。他睡覺的方式是這樣的：門窗緊閉，空氣淨化器對著他吹，再戴一個帶小風扇的“高科技”口罩，坐著而不是躺著（好讓鼻涕順流而不是逆流），然後在一側鼻子裏塞一團紙巾，睡上個把小時，直到紙巾吸飽鼻涕，作用從一塊海綿變成一個酒塞子，把吳鵬直接憋醒，他再換上一團新的、幹爽的紙巾，繼續睡會兒。
作為一個過敏了8年的老病號，吳鵬覺得自己已經度過了最絕望的時刻，實在被過敏纏得睡不著，就幹脆不睡覺打遊戲，“幹嘛非逼著自己睡，這個心理狀態是慢慢變得，OK，我就不睡了，我接受它。”
但從去年開始，吳鵬患上了哮喘，症狀是一直咳嗽，醫生告訴他，這是過敏性鼻炎引發的。這些年每到過敏季，他就休年假離開北京，有時效果好到一下飛機鼻子就通了。群裏有不少人也這麽做，像候鳥一樣，過敏季就遷徙。唯獨一位群友意誌堅定地帶著家人搬離了北京，理由是他太太也過敏，不確定是否有直接聯係，她患上了抑鬱症，每到過敏季，兩人都睡不好，一言不合就打架，搬到南方之後，一切因蒿花粉的消失迎刃而解。
至於我，完全沒有離開北京的打算，隻好跟蒿花粉抗爭到底了。
人過敏了，你能給它退回去嗎？
“說實話，你過敏的程度沒有那麽重。”北京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的診療室裏，一位年輕的女醫生拿著我的過敏原檢測報告對我說。
今年8月，我第一次掛上變態反應科的號——所謂過敏，就是免疫係統出現了特異反應，而變態反應科就是專門治療過敏的科室。時隔三年，我又做了過敏原檢測。在抽了3管血，以及一口氣紮了22針做皮試之後，檢測報告顯示，我不僅對蒿屬花粉過敏，還對春天才有的柏樹花粉、白蠟花粉，以及貓毛輕微過敏（整個人都不好了）。醫生寬慰我，這很常見，不同花粉之間很容易交叉反應。
我已經過敏4年了，一到過敏季，每天都得吃藥，我想知道有沒有根治過敏的辦法。但醫生很快就結束了我的臆想，“這個是不太可能的。”雖然有脫敏治療，但連醫生都覺得“特別麻煩”，因為一周要打兩針，至少要打三年，還不能保證終身脫敏。而我過敏程度又比較輕（過敏等級分6級，數字越大越嚴重，我是蒿類花粉3級過敏），醫生說，“還是好好吃藥吧。”
就這樣，我拿著新的過敏原檢測報告，稀裏糊塗地離開了醫院。醫學如此發達的今天，雖然可以知道過敏原是什麽，但是過敏的機製——為什麽有的人過敏了有的人不過敏——醫學上仍無法給出解釋，更痛苦的是，一旦過敏了，就一輩子都過敏了。事實擺在麵前，我不得不開導自己，轉換思路，既然沒辦法擺脫過敏，那就回到我過敏的源頭——蒿屬花粉，也許我能摸清楚它的來源和動向。
我找到了給北京氣象局提供花粉濃度預報數據、北京同仁醫院鼻過敏科醫生歐陽昱暉。她是一個看起來很溫柔的女醫生，我們在鼻過敏科僅有的不到10平米的公共休息間裏交談，這天是周六，我們的聊天總是被打斷，一會兒是病人叫她，一會兒是護士喊她，她都耐心回應。
2008年從日本留學回來後，歐陽昱暉在門診觀察到，北京春秋花粉季的過敏患者越來越多，其中，蒿屬花粉過敏患者占55.9%。“人過敏了，你能給它退回去嗎？不能對吧。那麽我就要想，他的過敏是來源於什麽樣的過敏原，提前防護是吧。”
第二年，歐陽昱暉申請了北京花粉濃度監測的課題。為了摸清花粉的種類，她跟著植物學家一塊到北京西郊的山上采摘過植物，帶一個塑料袋，一把剪刀，一個相機就出發了，第一趟沒經驗，她穿了裙子，回來紮了一腿的包。其實，蒿就是那種你一定見過但絕不會留下任何印象的綠色雜草——路邊、綠化帶的犄角旯旮處、長在屋頂的“牆頭草”，以及爬山時不小心踩扁的植物，都可能有蒿。它的生命力之強，哪有點兒土就能在哪冒頭。每年7-10月，蒿就開出密密小小的花，每一朵花至少藏了5000粒花粉，每粒花粉直徑隻有20微米左右，質量很輕，風一吹就四處飄散。
在15個花粉監測點中，有一個就設在昌平區氣象局的氣象觀測場裏。那是一片空曠、不起眼的草坪，一個1.8米高、有點簡陋、像個落地燈似的花粉采集器就矗立其中。每天下午七點，6個氣象員要輪流把塗了凡士林的載玻片放進“燈罩”，再取回前一天早上放了24小時的載玻片，上色後放顯微鏡底下開始數花粉——是的，就是肉眼一粒花粉一粒花粉一粒花粉地數。
一名氣象員告訴我，她的本職工作是監測天氣變化，視野是整個大氣，但她畢業一進氣象台，就需要學習怎麽在顯微鏡底下觀察直徑幾十微米的花粉。這事兒最痛苦的就是“費眼睛”。一個載玻片25×75毫米——比一根手指大一點兒，多的時候有幾千粒花粉，盯著顯微鏡數上一兩個小時，數懵了就得重數，等數完站起來頭都是暈的。
每個月至少有450張粘了花粉的載玻片匯總到歐陽昱暉那兒，她再請幾位植物學家幫忙做進一步的鑒別，“他們也（數花粉）數到很崩潰。”做了11年花粉監測，歐陽昱暉已經能把北京的花粉監測時間鎖定在3-10月，監測點從隻有昌平區擴大到6個區，就像天氣預報一樣，播報前一天的濃度，預測第二天的濃度。雖然該過敏還是會過敏，但歐陽昱暉說，“一些人看到這個花粉濃度高了，馬上就來開藥了，大家心裏都有譜了。”
基本可以確定，北京的蒿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山上，風一吹，花粉就湧進城區。歐陽昱暉說，其實早在1960年代，蒿屬花粉就已經被確認為北方地區最主要的花粉致敏原。2017年她在一篇論文裏做了更細致的比較，以北京、包頭、哈爾濱為例，代表華北、西北、東北，發現包頭的蒿屬花粉濃度是另兩座城市的4倍，濃度最高的一天居然有12914粒/千平方毫米（超過800粒就是花粉濃度最高等級“極高”，超過一萬可以說是爆表了）。
一位來自包頭的鼻科醫生後來跟我說，“這個蒿草啊，它的分子量很小，花粉很輕，你在北京就能保證你吸入的花粉不是我們內蒙的？你想沙塵暴都能過去（北京），何況是我們的花粉呢。”這個假定讓我很震驚，但我隻從一篇2017年發表在一本氣象雜誌的英文論文《北京蒿屬花粉的傳播途徑和來源》（Transport
pathway and source area for Artemisia pollen in Beijing,
China）裏找到相關信息，論文給出的結論是，北京市和河北省的西北部，以及內蒙古，是北京蒿屬花粉的潛在源頭。
我決定去包頭看看。
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九月出發去包頭之前，我有過這樣的擔憂：我對蒿屬花粉過敏，而包頭的蒿花粉濃度比北京還要高，那我去了豈不是自投羅網，如果病情加重了怎麽辦？當我忐忑地抵達包頭，住了好幾天後才感覺到，我在包頭並沒有加重過敏，或許出於某種心理落差，似乎比在北京還呼吸順暢。
包頭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簡稱“包醫二附院”）耳鼻喉科主任醫師秦龍也是一名蒿屬花粉過敏患者。但最初他並不知道自己對什麽過敏。他40歲出頭，是地地道道的包頭人，“我本人將近有快30年的過敏病史。”他說，以前包頭哪有什麽過敏原檢測，大家隻知道，老流鼻涕就是過敏性鼻炎，上藥店買點過敏藥就行。而當時的過敏藥一吃就犯困，有一回秦龍吃完藥，去營業廳交電話費，回來怎麽也想不起來，錢到底是交了還是沒交。直到2018年，秦龍已經是一名耳鼻喉科醫生，醫院引進了過敏原檢測設備，他親自做了檢測，這才知道，折磨了他快30年的過敏原是蒿屬花粉，還是6級重度過敏。
秦龍是那種精力充沛、和病人相處起來就像朋友一樣的醫生。無論什麽時間，在開車還是在接受采訪，都會有病人給他打電話。他建了好幾個患者群，群裏每天都有各種問題，他幾乎每條都會回複。一到雷雨天，他還發朋友圈提醒大家，趕緊關窗，不要出門——理論上雨可以衝掉花粉，但雷雨的雨點大，隻能衝掉10%，剩下90%的花粉則會溶解破碎，從幾十微米變成幾微米，能輕易進入下氣道引起急性哮喘。2016年10月的一天，墨爾本就發生了一次全世界最大規模的雷暴哮喘，有8500人次哮喘發作，其中11人死於哮喘。
也是2018年，包醫二附院從北京同仁醫院引進了花粉監測技術，花粉采集器就放在他們醫院九樓樓頂，幾個醫生輪流值班，但用來數花粉的顯微鏡是一個機齡50年、最大倍數隻有150倍的老顯微鏡，相當費眼睛了。而且內蒙古多風沙，粘花粉的載玻片有時很髒，沙塵顆粒覆蓋了花粉，難以辨認。秦龍說，“包頭周邊有好幾個沙漠，南邊有庫布齊沙漠，北邊有希拉穆仁草原，我們市裏還有一個賽罕塔拉城中草原，這些地方的蒿都特別多。”
自從包醫二附院開始在公眾號上每日播報花粉濃度，有患者一進門就會對秦龍說，“大夫，你不用看，我對蒿過敏。”秦龍說，無論是患者還是當地政府，都開始重視蒿過敏，“從今年開始，市政府在6月份的時候就已經組織大家去拔蒿了，過去有句古話，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我是頭一回聽說拔蒿——就是人工一棵蒿草一棵蒿草一棵蒿草地拔——聽起來有點笨拙，畢竟蒿是雜草，哪哪都有。但拔蒿這事兒今年在包頭市區已經執行了六輪。最後一輪在9月4日，地點是賽罕塔拉城中草原，參加拔蒿的人有200多，當地的一篇報道寫道，“這個季節的蒿草已經具備了非同小可的韌勁，已非單純人力可以拔除，因此本輪蒿草清除作業采用了高效的人機協作模式，負責掃邊機（一種割草機）的作業人員為‘前鋒’，負責手工拔除的人員後方作業（戴著口罩、手套全副武裝），負責清理的人員緊隨其後，及時將蒿草裝袋外運處理，避免草籽灑落。一上午的時間，大家清除蒿草近10萬平方米。”
位於包頭市區、有1萬多畝的賽罕塔拉城中草原是這次拔蒿行動中“重點當中的重點”。那是一個免費的超大公園，大家常去散步、跑步、騎單車，而公園裏就豎了一個牌子：“全民共同治理蒿草，共建清新健康環境”。我從南門進去時，發現沿路有的土地裸露了一小塊，公園的園林科負責人——一位沒有做過敏原檢測、但自認對蒿屬花粉過敏了10年的女士告訴我，那就是拔過蒿的痕跡，但明年蒿照樣會長出來。如果不拔蒿，且不說遊客，她“聞見那個味兒就嗆得不行”（這濃度得多高才能聞到蒿的味兒，我就從來沒聞到過）。公園其實從2018年就開始內部拔蒿了，因為超過60%的工作人員都過敏，“好幾任大領導來之前人家沒有過敏，但是到兩三年全是帶著鼻炎走了。”
在包醫二附院，我見到一位參與過拔蒿、兒子是蒿屬花粉過敏患者的張女士。當時她在朋友圈裏看到有人組織要去山上拔蒿，出於對蒿草的痛恨，她立即響應，“我能拔點是點。”但蒿草的根在土裏紮得深，就算戴著手套也不好拔，得用小鏟子鏟，“這一拔就抖得厲害，花粉撒得滿地都是。”萬萬沒想到，拔完蒿回來，張女士也過敏了，鼻子難受了兩天，吃了兒子的藥才好轉（秦龍醫生：這也是要量力而行啊）。
幾番引薦之下，我輾轉找到了拔蒿的組織者，包頭市住建局的侯科長。他如實告訴我，拔蒿隻是今年包頭市政府“為群眾辦實事”活動中若幹件事的其中一小件，“最近幾年大家都知道蒿草挺煩人的，影響好多人健康。”雖然侯科長最初也有擔憂，拔蒿要是破壞了生態怎麽辦，為此還谘詢了園林專家（專家建議割拔結合，割的話能留下一小茬草，不至於禿了），但後來證明他多慮了，第一輪拔過蒿的地方，下一輪過去又長出新的蒿，“生命力太強了。”
即便蒿再難對付，侯科長覺得今年包頭的拔蒿行動效果顯著，他對比了今年8月和去年8月的花粉濃度，“月平均數對比一下，去年是310（粒），今年是193（粒），是不是很有說服力？”
一趟注定無法找到答案的旅程
其實，包頭拔蒿隻在市內的綠化帶、公園進行，拔掉的蒿隻是極少的一部分。包括包頭在內的整個內蒙古，有“九大草原、五大沙漠、四大沙地”，它們才是熱愛幹旱的蒿屬植物的天堂。而且在這裏，蒿不再是邊緣的雜草，而是當地的“治沙功臣”。
從1950年代起，包括內蒙古在內的西北地區就開啟了防沙治沙工程，後來範圍擴大到華北、東北（統稱三北地區）。我找到了一本2001年由國家林業局宣傳部出版的《防沙治沙基本知識問答》，書裏寫道，在選擇治沙植物時，灌木及半灌木的前兩個選擇，就是油蒿和籽蒿（蒿屬植物的其中兩種，俗稱沙蒿）。它們適應沙地的能力到了讓人驚歎的地步——籽蒿的種子遇水溶脹後，可以粘住沙粒，變成種子團，能抗風；油蒿的生命力更強，種子撒在沙地上，47小時就能發芽，62小時後發芽率達到了81%。
雖然不知道防沙治沙工程中到底種了多少沙蒿，也不清楚三北地區到底有多少蒿屬花粉過敏患者，但這事早被討論過。2017年，第一次在中國舉辦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第13次締約方大會高級別會議期間，有記者提問，過敏性鼻炎高發是否和防沙工程中固沙植物沙蒿相關？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劉東生回答，“沙蒿是我國防沙治沙的先鋒植物種，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沙區就開始大麵積種植沙蒿，但那時候沙區群眾的過敏性鼻炎狀況並沒有現在那麽嚴重……近年來，雖然沙蒿過敏成為沙區個別地區的熱議話題，眾說紛紜，但截至目前，尚未有權威機構證明，沙蒿就是過敏性鼻炎和哮喘病患者的真正過敏原。下一步，將與衛生等部門開展相關研究。”
後來，我認識了“三北地區過敏性鼻炎自救聯盟”的組織者何彥兵。這位今年50歲、對蒿屬花粉過敏了近30年的陝西大漢，因為年輕時總流鼻涕，經常被人嘲笑，“過了10年，嘲笑我的那批人也開始過敏了。”
和過敏打了這麽多年交道，何彥兵吃過虧，他曾試過一種
“偏方”，雖然有用，但身體會浮腫、變胖。現在，他給自己打造了一個隔絕蒿花粉、銅牆鐵壁般的“小南方”——無論在家裏還是在他妻子開的150平米茶葉店，他都裝了全封閉的新風係統，並在後者裏安了一座假山，設計了一條循環水係，種了大量不開花的植物，讓室內穩定在溫度26-28度，濕度60%-70%，就像來到了濕潤、幹淨、少有蒿屬花粉的南方。
一旦非出門不可，何彥兵也盡量把這個時間控製在一兩個小時左右，出門就帶上“豬鼻子”（一種隻罩住鼻子的“高科技”口罩），夏天也長褲長袖（不讓蒿花粉有一絲觸碰他的機會），隨身備著過敏藥和哮喘藥（他已經哮喘了25年）。正是做到這般地步，何彥兵說他已經三年沒吃過藥了。
何彥兵身上有一種讓人不知道該如何理解的執著。2011年，為了證實三北地區有很多蒿，並且真的致敏，在過敏季，他和朋友開著車，從陝西一路向北，抵達內蒙古最北的滿洲裏，再往東南開到山西——西北、東北、華北——他一路過敏，一路吃藥，“基本是憑意誌堅持下來的。”幾年後他在過敏季又往南方開，“過了長江馬上就沒事了。”何彥兵說，“蒿在濕潤的地方就活不了。”
但何彥兵的痛苦不隻是因為他過敏的時間長，而是來自他的家鄉，陝西省最北部的榆林市。當地做過一個小範圍的調查，結果顯示過敏性鼻炎患率21%，比北京高6%。如果稍作了解，就知道榆林可能是整個三北地區在防沙治沙工程中最受益的城市。曆史上，榆林為風沙所迫，曾三次南遷，到1950年代，榆林的植被覆蓋率隻有1.8%。何彥兵說，在他學生時期，學校還會專門停課，讓所有學生去植樹。“在我小時候，榆林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快被沙埋了的感覺，每年一到春天，至少有60到70天的風季，刮風的時候根本看不到太陽，那樣的土地要產糧食，根本不可能的事。”
直到2014年，榆林飛播造林且最終存活的麵積有570萬畝，相當於53萬個足球場，植被覆蓋率到了42%，糧食產糧全省第一，從“沙漠之城”徹底變成了“塞上江南”。
而根據榆林市林業和草原局的說法，在飛播的植物裏，沙蒿的種子占了五分之一，最終沙蒿存活了328.5萬畝，占57%。
現實就是如此矛盾，一定程度上，沙蒿改變了何彥兵的家鄉，讓他如今得以享受藍天、綠水、以及這座全省GDP第二的城市帶來的便利，但沙蒿卻也成了他的過敏原。何彥兵無奈地說，“以前是向環境要生存，現在你得向環境要健康。”
去年，何彥兵作為榆林市政協委員，提交了《關於預防過敏性鼻炎及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建議》，榆林市衛生健康委員終於給了他一個還算滿意的答複：之後會逐步用樟子鬆等喬木樹種替代沙蒿。
我在搜尋資料時發現，北京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主任尹佳曾在2018年去榆林考察，她在一篇論文裏紀錄了對榆林的感受，“登台遠望，昔日塞北荒漠，如今綠野如畫，平靜如湖，高樓櫛比。站在鎮北台，目所能及方圓50km，一片綠色！而過去這裏全是沙漠。”
尹佳還給出了另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答案，“（榆林）政府治沙所用植物皆為本土植物，與數百年來曆史上原生植被的生態相近……雖然過敏原的暴露與特定過敏原的致敏之間有相關性，但不構成人群過敏性疾病增加的根本原因。既往流行病學調查表明，高收入地區及城市人群過敏性疾病患病率，整體高於欠發達地區及農村，過敏性疾病與生活方式關係密切。”
看來，我踏上的是一趟注定無法找到答案的旅程。
更廣大的過敏世界
回到北京後，我從歐陽昱暉醫生那兒得知，北京監測到的蒿花粉，主要是本地產的黃花蒿，和防沙治沙工程飛播的沙蒿並不一樣（但作為一名蒿屬花粉過敏患者，理論上我對所有種類的蒿都會過敏）。
雖然科學上仍無法確定，包頭、榆林的蒿過敏患者和飛播的沙蒿之間有沒有必然聯係，但起碼可以確定，我在北京患上的過敏，和防沙治沙關係不大——勉強也算是這趟旅程的一個收獲吧。
還有一個無意中發生的變化：我開始對更廣大的過敏世界有了探索的興致。隻要稍微了解就會知道，全世界都在過敏大流行，過敏已經成了影響全球22%人口的第六大慢性病。除了花粉過敏，還有塵蟎過敏（我的母親正是一位塵蟎過敏患者）、食物過敏、藥物過敏、金屬過敏……各式各樣。在日本，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對花粉過敏，其中有一半是對春季的柳杉花粉過敏。美國則是食物過敏最嚴重的國家，食物過敏率是6.3-8.6%，最駭人的一則消息是，一個11歲的美國女孩，1歲的時候被檢查出對乳製品有嚴重過敏反應，家長小心嗬護著她，直到她刷了一款含有牛奶蛋白質的牙膏，即使進行了最及時最到位的搶救，女孩依然在2019年去世了。
全世界都無法準確判斷，過敏到底是如何發生，最通行的解釋是“衛生假說”——隨著生活方式的變化，人們從小就很少接觸傳染源、共生微生物、寄生蟲，從而抑製了免疫係統的正常發展，增加了罹患過敏性疾病的可能性。協和變態反應科主任尹佳2017年接受財新采訪時也說，“現在的小孩一出生就開始打各種疫苗、用各種抗生素；他們從小就接觸各種清潔劑比如香波、浴液這種化學合成的東西，這些東西在我們的爺爺奶奶那一輩是不會用到的；然後我們現在吃的東西裏各種人工合成的添加劑、防腐劑也很多。這種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就改變了我們生活的環境因素，這也可能使得過敏的病人數量逐漸增高。”
一旦邁進過敏世界，你就會發現，這個世界的設計如此精密，某一處發生了微小的變化，另一端就可能產生風暴。今年，北京花粉濃度播報時間第一次從4月提前到了3月，就是因為北京春天花季變長了——這意味著過敏的時間也會變長。已經有研究表明，全球極端溫度（最高溫度和最低溫度）的升高延長了季節性花粉的花期，而有研究做了預測，到2041年至2060年，歐洲人對豚草的致敏率將增加一倍以上，多達7700萬人。
從包頭回來之後，我依然正常生活，每天睡前吃兩片過敏藥，白天出門戴好口罩，流鼻涕的情況偶有發生，也不足以造成多大幹擾。等10月過敏季一過，我的鼻子又將恢複通暢，神清氣爽，好像什麽事也沒發生過。是的，我過敏的症狀比較輕，我可以假裝生活一切正常，但我身體裏的“風暴”，我不知道它什麽時候會突然出現嚇我一跳。
作為一名30年的老病號，何彥兵給我提供了一條寶貴經驗：要自律——說實話，聽到這兩字我就失去了耐心，當代生活自律談何容易。他列舉了好幾點，每天用生理鹽水清洗鼻腔，出門一定戴口罩，勤洗衣物，保持家裏幹淨，鍛煉身體，不喝酒，不抽煙，不吃刺激性的食物。在一個近500人的過敏鼻炎患者群裏，何彥兵發了一段話，“再給大家強調一下，過敏性鼻炎不隻是季節性的，一旦得了，我們要有一個清醒的認知，自己是個病人，是一個慢性病人，是一個患了可以並發過敏性哮喘、肝腎病、心腦血管等疾病的慢性基礎病的病人。防九個月，護三個月……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健康地生活。”
我問何彥兵，以後打算怎麽生活？我想的是，也許他會再升級改造一下他的“小南方”。
但他告訴我，他已經50歲了，年紀越來越大，他擔憂一些因過去不恰當治療造成的隱患會一點點顯現在身體上。盡管榆林聲稱要把現有的328.5萬畝沙蒿地逐步替換成別的植物，但何彥兵說，這工程太過浩大，也許30年後，空氣中的花粉量才能有所變化。為了晚年著想，他打算以後去真正的南方城市度過過敏季。
吳鵬也是這麽做的，今年過敏季他就在長沙安穩地度過了。很快，過敏季又要過去了，我所在的幾個過敏群又將恢複平靜。而我，如果你還記得我最新一份過敏原檢測報告，除了蒿屬花粉，我還對春天的一些花粉，以及常年都有的貓毛輕微過敏——我家就有一隻貓。當時，協和的醫生就建議我，遠離貓。這不太可能。在貓和過敏之間，我想總有一天會有一個和平相處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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