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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前駐華記者去世 曾自稱“毛粉”親曆“六四”

將一名曆史學家的專業背景融入數十年有關中國寫作中，尤以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期間作為倫敦《觀察家報》(The
Observer)的記者以及《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長期撰稿人為人所知的梅兆讚(Jonathan Mirsky)，於9月5日在倫敦的家中去世，享年88歲。

他的好友、英國前外交官蓋思德(Roger Garside)證實了他去世的消息。

1972年首次訪問中國的時候，梅兆讚還是達特茅斯學院的中國語言及曆史教授。他是一名激烈的反戰活動人士，並自稱“毛粉”，當時是隨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訪華團前往中國，那是一個致力於結束越南戰爭的激進聯盟。

那時的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動蕩之中，但國外很少有人了解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動亂的整體規模。抵達中國南部省份廣東後不久，訪問團就被帶去見一個“典型的中國工人家庭”。會麵給梅兆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戶人家似乎很富裕，家裏布置得不錯。接待的人告訴訪華團，犯罪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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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梅兆讚在附近散步時，碰見了來自那個“典型”家庭的父親。他邀請普通話流利的梅兆讚到他真正的家裏去——一間破舊的寓所，並解釋說，事實上，他們頭天去的是中國當局專門安排給“外國友人”參觀的公寓。這名男子還解釋說，犯罪行為其實並不少見。

“我回到酒店，所見所聞讓我震驚不已，”梅兆讚在2012年出版的《我的第一次中國行：學者、外交官和記者反思他們與中國的第一次邂逅》(My
First Trip to China: Scholars, Diplomats and Journalists Reflect on
Their First Encounters With
China)一書中回憶道。之後，梅兆讚寫道，他開始“對每一個地點、每一次介紹、應該如何理解每件事的說法都持懷疑態度”。

在短短48小時裏，梅兆讚就從“毛粉”變成了一個幻想破滅的懷疑論者，這也預示著美國左傾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看法將發生類似的轉變。

“他對極權獨裁的弊病有著敏銳的洞察，”最近出版了《中國政變：邁向自由的大躍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 2021)一書的蓋思德說。“他開始譴責毛政權的惡行的時候，這種譴責還遠沒有成為一種時髦。”

甚至後來從學術界進入新聞界，梅兆讚也堅守著這種懷疑的立場。

作為《觀察家報》的駐華記者，1989年6月4日淩晨，他就在天安門廣場，當時人民解放軍接到政府命令，對和平抗議者進行血腥鎮壓。淩晨3點左右，梅兆讚在離開現場準備提交一份關於鎮壓的報道時，遇到了一群武裝警察。他們發現他是記者後，對他大打出手，導致他的左臂骨折，數顆牙齒脫落。

梅兆讚設法通過電話口述了他的文章。次日上午，他騎車回到天安門，在那裏看到士兵向試圖進入廣場尋找孩子的父母開槍，那些孩子一直沒有回家。他說他還看到士兵向前來救治傷員的醫生和護士開槍。（對於究竟有多少人在鎮壓中被殺，以及在什麽地方被殺，許多中國學者仍然沒有得出確切答案，估計的數字在幾百到幾千之間。）

“天安門廣場成了一個恐怖的地方，”梅兆讚在鎮壓當天刊發的報紙頭版文章中寫道，“坦克和士兵與學生和工人對抗，裝甲運兵車被點燃，石頭上有一灘灘血跡。”

他因為天安門報道獲得了1989年英國媒體大獎的年度國際記者獎。

梅兆讚於1932年11月14日生於曼哈頓，父親阿爾弗雷德·E·米爾斯基(Alfred E.
Mirsky)是一位傑出的生物化學家，母親芮芭·裴夫·米爾斯基(Reba Paeff
Mirsky)是音樂家和童書作家。他在紐約費爾德斯頓學校(Fieldston
School)就讀，擁有哥倫比亞大學曆史學士學位。他在劍橋大學學習了漢語普通話，於1985年攜妻子貝特西(Betsy)前往台灣，在那裏學習了四年的中文和唐史。

梅兆讚的第一段婚姻以離異結束，而後於1963與英國神經生物學家羅娜·皮爾森(Rhona
Pearson)結婚。1966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得到中國史博士學位後，他開始在達特茅斯學院教書，並成為東亞語言和領域研究中心(East
Asia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Center)的聯席主任。

作為教授的梅兆讚是反對越南戰爭抗議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多次前往東南亞，對北越政府官員進行了長時間的采訪。他參與了會議和靜坐示威，1972年，他和其他達特茅斯教員和學生一起因攔截應征入伍者的大巴而被捕。

梅兆讚沒能獲得達特茅斯的終身教職。於是他和妻子於1975年搬到了倫敦，最終在那裏成為一名記者。除了擔任《觀察家報》的駐華記者，他還曾為包括《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和《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在內的多家報章撰稿。

他繼續在中國各地報道，對西藏尤其感興趣，先後六次前往那裏。他的采訪對象包括流亡的達賴喇嘛，兩人後來成為朋友。

梅兆讚在1991年實質上被驅逐出中國。兩年後，他接受了倫敦《泰晤士報》在香港的東亞編輯職位。1998年，由於相信報社為了保護其所有者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商業利益而減少對中國的批判性報道，他辭去了這個職務。（當時的《泰晤士報》主編彼得·斯托薩德[Peter
Stothard]對此予以否認。）

梅兆讚於1986年與第二任妻子離婚，而後在1997年與澳大利亞調查專員黛博拉·格拉斯(Deborah
Glass)結婚。兩人在2014年離婚。除她之外，梅兆讚的身後人還有他的姐姐芮芭·古德曼(Reba Goodman)。

對於中國的共產黨統治者，以及在他看來為保持經濟關係而無視北京的權利侵犯行為的西方領導人，梅兆讚的批評從無保留。他在職業生涯中經常談到共產黨對敘事控製的關注——在他看來，這對中國社會整體構成了一種傷害。

“對中國人來說，撒謊創造了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這個世界裏，回答問題最常見的方式是‘不清楚’，”他在1993年《觀察家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除了在直係親屬或最近的朋友身邊，基本上沒什麽地方可以肯定什麽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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